杉浦势之
前 言
高举结构改革大旗，2001年成立的小泉政权赢得了国民的压倒性支持，将邮政民营化作为政策的中心，推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小泉政权成立后，采取了真正的新自由主义政策，稳定泡沫经济破灭造成的不稳定的金融系统、推进陷入长期萧条的日本经济的复苏，也实现了作为“改革的城堡中心”的邮政民营化及财政投融资改革。因此，普遍认为日本经济的结构改革是不折不扣的新自由主义政策的贯彻。但是即便如此，日本经济的结构改革=自由主义政策这一定义仍有很多地方需要探讨。日本经济是在战后秩序中形成的增长体系范围内产生的，要求结构性改革固然没错，但问题是它是否由新自由主义政策来实现的？对这一问题的探讨必须在明确21世纪世界经济课题的前提下，来解答“只有新自由主义是我们采取的唯一道路么？”这一在全球化的潮流中断断续续出现的疑问。
一、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历史脉络
从历史脉络来看，所谓新自由主义政策是指，在战后各国间的不均衡增长和凯因斯主义、福利国家化的进展中，逐渐失去国际竞争力的发达国家、尤其是曾为世界体系中心的有经验的英国和美国，旨在一面继续维持自己建立的国际经济秩序框架，一面恢复国际竞争力而推行的英美流的“产业政策”。其中心课题是，由于劳动工会的弱化而导致的工资无法下调的僵持状态、为保护产业而进行的规制缓和以及国营企业实体的民营化。以前未必明确，新自由主义政策并非是和福利国家论并行的政策选择，其出发点是特定时期特定国家提出的维持国际竞争力的政策主张。
20世纪90年代，克林顿政权推行IT革命，在金融系统、企业管制、企业间交易或者白领的就业结构方面发生了戏剧性变化，推行产业结构转变即信息经济化。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激增的国际资本流动，在20世纪90年代的IT 革命、IT泡沫经济破灭后，支撑着21世纪的金融技术革新，出现了经济全球化。在信息经济和金融资本主义的浪潮中，产业结构转变滞后的欧洲各国、新型工业国也相继采用新自由主义政策。20世纪70年代以后，以劳资协调见长的日本经营模式由于其灵活的生产体系，使日本维持了相对的高速增长，但到了20世纪90年代，泡沫经济的破灭造成其金融系统极端不稳定，冷战结束后市场经济化的世界性发展（原社会主义国家、中国、亚洲各国）弱化了日本的国际竞争力，欲纠正日本经济高成本体质的财界和企业界，主动积极地要求实施新自由主义政策。
二、日本民营化的特征
新自由主义政策是通过修正福利国家政策来维持国际竞争力，它在日本的推行极为复杂。因为战后日本推行的政策主要是均衡财政主义与增长优先，日本企业主要流行以终身雇佣、年功序列以及企业工会为代表的所谓日式经营模式。同时，中小企业、传统产业或农业主要靠产业政策、以邮政储蓄为资金源的政策金融即财政投融资制度支撑，通过公共投资纠正地区间差异并实现收入再分配。这些政策作为收入再分配机构发挥作用，同时也成为支持保守政权长期执政的手段。因此，通过坚韧的企业体系以及利益诱导型政治模式，日本的福利国家化体系非常虚弱。可以说，20世纪80年代的日本不具备实施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必然条件。
日本在20世纪70年代后虽然经济仍然保持相对良好，但由于增长率停滞不前，税收减少，财政恶化。作为财政投融资支柱的公共投资即基础设施发展也在成本效益上超出了合理范围，不得不无视公营企业的低效率及经营恶化。首先是国铁的经营恶化，其次表现为高速道路网的经营恶化。中曾根政权推行的“小政府”即行政财政改革，即是通过国铁民营化及邮电民营化来应对这种局势。应该注意的是，“小政府”理论即是在很多地方学习了正在推行的英美新自由主义的政策体系，但并不意味新自由主义政策的采用。改革中重要的问题是：身为非自民党主流的中曾根首相为了对抗官僚，想借财界之力推进改革；其次是通过改革官工厅工会尤其是国铁工会来弱化1955年体制以来成为其对立面的社民党的势力范围。它可以被看作战后日本政治体系中最早来自政党内部的修正行为，也是政府修正与日本经济现状极为不协调的公营企业行为的尝试。
通过财政经济结构调整来解决政治上的课题体现出日本战后政府开发主导模式的基本特征。中曾根政权进行的行政财政改革的手法及模式，在其后小泉政权的新资本主义政策中再度出现，其手段是财政投融资改革及邮政民营化。小泉改革的特征是“由官到民”，即坚持推行市场主义的结构改革。民营化就是在这样的历史阶段中产生的，其意义和作用各不相同，其特征简单归纳如下：
1.国铁民营化=交通体系转换产生的低效率的修正政策。
2.电电民营化=技术变化产生的竞争结构变化的对策。
3.邮政民营化=官到民的资金流动产生的市场经济化政策。
三、所谓结构改革
政策评价的难点在于事前意图和事后效果未必一致。日本的民营化政策，从其与政权的支持基础有直接关系上看，是通过极为复杂的政治意图来推进的。同时，改革还要应对各个时期日本经济结构变化的经济课题。从这点来看，日本的民营化即改革与经济发展不协调的公共部门并非通过政权交替实现的，而是通过各势力间围绕主导权争夺的重叠过程来推进的。这一特征给日本行政财政改革带来了更为复杂的因素，随着20世纪90年代日本经济国际竞争力的下降，到了小泉政权，明确地说，新自由主义政策的性格开始显现。
日本经济存在的问题不只限于增长停滞、国际竞争力下降。日本经济最大的问题在于丧失支撑经济高速增长基础的人口增长，日本正由高龄少子化走向人口减少社会。人类历史上罕见的这一极速的人口动态变化才是日本社会结构变化、日本经济增长变化的动因。可以预见到今后在东亚这一变化也会极速进行。随着支撑战后高速增长的“团块一代”逐渐到了退职年龄，作为经济增长基础的储蓄率会下滑。如果将此现象冠以战后政治总决算或是战后经济转型来形容的话，我们必须清楚的是，日本的结构改革是否需要从整个亚洲发展的战略中来审视，从这一意义上说，日本或许能继续保持亚洲经济的领航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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