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知识分子赞扬跨界时，真正的跨界者

关于边界和界限的各种各样的经验实在是太复杂、太多样了，根本无法统一在一个简单的标题下面。甚至是这样，哪里的界限明确坚固、围栏高耸，就说明另外一边就是生存之道。这就是政治经济流动性的一部分。地理上的流动性是社会流动性的一个关键。在协调边界问题时，融杂的双边文化知识和文化的转型都获得了生存的价值，能够“适应”各种不同的环境成了生存的技能，这也适用于那些大型的、日益增长的、跨界的非正式部门，其中的草根移民企业家，把这些界限都转化成了他们自己的利益。

而弗里德曼的观点与此相反。“但是人们有可能问，对谁来说这种文化上的转换轮回是现实的?在后殖民地的跨界行为中，正是那些诗人、艺术家、知识分子支撑着这个转换，并且在印刷品中将之具体化了。但是，谁阅读了这些诗作?在社会现实的底层发生着的那些另类的认同是什么?”(Friedman，1997，p.97)。［在其他地方，“这位作者就像所有的融杂意识形态的拥护者一样，求助于文学”(1999，p.247)］这与普通经验非常不同，因此，对英国和德国大部分城市的研究发现，准确地说，正是底层社会的年轻人、第二代移民发展了新型的、混合的生活方式(Rthzel，1999，p.213)^[11]。弗里德曼也承认，在柏林的土耳其人也是如此，但是他随后又主张“身份认同的内在动力和世界定义的目标是连贯性”，而将立场中立化了(1999，p.248)。为什么不能是这样呢?融杂反对的是同质化、均质化，而非连贯性。严格来说，均质并不是连贯的必要条件。当弗里德曼认同融杂的时候，他实际上已经偷换了概念。“现在把文化的各要素结合在一起称为融杂，但它对这个过程却语焉不详。”(1999:248)这个过程实际上可能很不相同，也有可能存在着某种融杂的模式，比如世界流行音乐标签的融杂模式。

弗里德曼对融杂的反驳是前后矛盾的，而且常常不着边际，因此不值得继续追踪。弗里德曼还认为，所有的文化都是混融的，而边界并没有消失，这两个看法本身很难统一在一起。他认为，关于融杂的讨论是毫无价值的，除非它是一种身份识别，但是如果融杂只是身份识别的一部分，它就会被连贯性所支配，那我们就应该检验其过程。然而，如果所有的文化向来都是融杂的，那么问题就不是融杂，而是边界了。各式各样的边界怎么会在历史上和社会上都那么重要呢?还有为什么会这样?当边界在历史的洪流中连续不断地改变时，对边界的盲目崇拜却依然存在，甚至在社会科学家当中也是如此。如果融杂是真实存在的，而各种各样的边界也是显著的，那么融杂怎么能够成为自我身份的认同呢?在一个充满边界和界限的世界中，还为政治上和文化上跨越边界的身份认同，留下什么样的空间和合法性呢?

如何安置那些反对融杂的争论呢?在某种层面上，它只是对“后现代主义”批评的一个环节，大概每十年左右就会带着不同的观点重新出现。在目前的潮流中，一个有争议的重点就是“马克思主义对抗各种文化研究”，这明摆着是一个大靶子。在另一个层面上，这些争论表明了一种对多元文化的不安和忧虑。当两条线索交汇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就有了一种与马克思主义的新的结合方式。按照这种观点，多元主义就是一时的风潮，从阶级斗争以后就减弱了下来^[12]。一种积极肯定的解读是，它重新把焦点对准了政治经济学、阶级、社会正义和硬邦邦的政治，汀克贝尔(Tinkkerbell)这个关于后现代主义的观点无疑是很有价值的，同时，这是在象征性的政治中展开在一幅狭窄的画布上的练习，因为它主要关系到它在学术界的位置。这就能够解释为什么有很多东西在争论中失落了吗?在那些最基本、最重要的考虑中，在反融杂的激烈反应里，缺失了的正是融杂的历史深度，更重要的问题仍然是环境，在其中边界和界限都成了生死问题，不能认识到融杂、不承认融杂其实也是生活中的政治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