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构主义的安全观

建构主义的安全观

现实主义认为人类不可能实现永久和平，自由主义认为人类有可能实现永久和平。建构主义并没有直接回答人类能否实现永久和平的问题，而是解释了人类在什么条件下会发动战争，在什么条件下会实现和平。也就是说，建构主义认为“安全困境”和“永久和平”的可能性同时存在，关键是要了解人类为何会陷入“安全困境”和人类如何走向“永久和平”。

建构主义认为现实主义所预言的人类“安全困境”并不是人类的唯一未来。建构主义首先对现实主义理论的假设提出质疑，认为现实主义所指的“无政府状态”，即混乱无序的状态不是先验的、固定的，而是国家造成的。从理论上讲，无政府状态的国家之间有可能存在三种关系——敌对关系、竞争关系、朋友关系，并在此基础上形成相应的三种文化——霍布斯文化、洛克文化和康德文化。国际社会到底会是哪一种文化，取决于世界体系中国家共有的知识和期望；正如心理学研究所证明的那样，如果你把对方当作朋友，他就会成为你的朋友，如果你把对方当作敌人，他就会成为你的敌人。建构主义认为，国家之间如果彼此都把对方当作敌人，他们就是敌对关系，世界体系就是霍布斯文化，世界就永远处于现实主义所预言的“安全困境”。而如果国家彼此视对方为朋友，世界体系就是康德文化，世界就会实现永久和平。所以，安全困境和安全共同体都可以在无政府状态下产生和存在^[20]。

同时，建构主义也不认为人类可以像自由主义所期望的那样，顺利走上通往永久和平的康庄大道。在建构主义者看来，自由主义通向世界安全的三条路径——民主化、强化经济相互依存和建设有效的国际制度，都不能保证人类最终走出安全困境，实现永久和平。因为这三种方式归根结底都属于物质层面，而只有观念的改变才是最可靠的。这就好比一个国家可以暂时通过严刑峻法来杜绝违法犯罪现象，但只有人人自觉遵守法律和道德约束才是社会稳定的长远之策。同理，改变国家的安全观，比改变国家在安全上的收益更为根本也更为重要。

建构主义者认为，能否实现国际安全关键在于国家之间是否建立了集体认同。比方说，在一个邻居间能和睦相处的小区内，防盗门和铁栅栏的需求就会大大降低。如果国家都能建立类似英美或美加那样的“特殊关系”，那么国家就不会将其他国家的举动视为威胁，从而避免安全困境。于是，建构主义者提出了一种建设集体认同的办法——多元安全共同体。

阿德勒（Emanuel Adler）和巴纳特（Michael Barnett）认为，多元安全共同体内的国家和人民都不愿意将暴力作为解决国家间争端的手段。而共同体内部的国家行为之所以会遵守这一规则，不是因为有外力或者法律的强制，而是国家已经将这一规范内化到自己的行为之中，就像人服从潜意识一样理所当然。阿德勒和巴纳特认为，建立安全共同体主要经过以下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共同体的初始时期。一方面，科学技术进步、人口流动和经济发展，提高了国家之间的互动频率和机会，促进了彼此之间共同利益的形成。另一方面，国家面临的外部威胁和降低相互恐惧的愿望，驱使国家建立联盟来增进彼此的合作。尽管此时国家的安全合作是出于物质利益的考虑和现实的需要，但国家间联系的加强毕竟为相互信任提供了可能。例如，东盟的建立主要是因为当时印尼的政治动荡直接威胁这一地区的经济发展和稳定，同时，这些国家试图以联盟的形式来对抗所谓“共产主义的威胁”，并加强彼此的联系来争取更大的国际市场和更多的经济繁荣。

第二阶段是共同体的发展时期。一方面，共同体内的强国既可以利用其强大的力量来迫使其他国家采取集体行动，又可以通过自己的成功和进步获得其他国家的欣赏和认同，使弱小国家心甘情愿地接受它的安排，并建构起成员国之间的共同感。法德轴心在欧洲共同体中就曾起过这样的作用。另一方面，共同体内的国家可以通过实践和互动来重新确定自己的身份和利益，从而获得相互信任和集体认同。这种互动主要包括：国家之间广泛的政治、文化、物质和人员的交流，国际制度在国家间传播政治和文化方面的国际规范，共同学习核心国家的成功和发展的经验等。

第三阶段是共同体的成熟时期。此时共同体内的国家已经实现了集体认同，尽管国家仍不能确定其他国家的意图、动机和信息，但却相信其他国家将会按共同的规范和观念行事。此时，相互信任已经水到渠成，而不必仰赖于具体的国际组织。例如，当法国1965年退出北约、保留独立核力量时，并没有引起其他北约成员的恐慌，因为这些国家并不把法国的举动理解为对它们的军事威胁。这时，国家之间已经建立了相互信任和集体认同，不再使用暴力来解决它们的争端，也意味着安全共同体的最终形成^[21]。

建构主义关于多元安全共同体的思路层层递进、十分清晰，在实证中也有欧盟和东盟等案例的支持，这是否意味着人类可以由此通向世界安全的康庄大道呢？实际上，“多元安全共同体”只是指出了通向世界安全之路的思路和途径，而要实现多元安全共同体所确定的每个阶段的目标则是非常艰巨的事业，需要具备诸多条件，绝非轻而易举就可实现。比如，国家之间联系的加强只是为国家间的合作和互信提供了可能性，不可排除国家也会因相互联系的加强而产生对对方的厌恶。比方说，全球化下的经济相互依存一方面可以促进国际合作和增强相互理解，但同时也会使原先联系较少因而矛盾也较少的国家因贸易摩擦或其他原因而发生冲突，甚至直接影响到两国民众之间的感情。近年来欧洲一些大量使用“中国制造”产品的国家中产生的“中国威胁论”便是一例。同时，多元安全共同体构想的第二个阶段目标涉及国家内部的政治、经济等制度和运行机制。一个社会动荡、政权不稳甚至内战频仍的国家无论如何都不可能与共同体内其他国家有良好的互动关系，进而获得共同体内其他国家的信任和认同。而共同体内的强国和核心国家对这些国家传播国际规范，使之学习其成功经验也绝非易事。所以，建构主义的多元安全共同体只是给我们展示了一幅美好的前景，人类要实现这个目标还任重道远。

综上所述，安全是国际关系学关注的焦点，各种国际关系理论都以实现世界和平与安全为研究重点，但所有理论都承认，人类要实现永久和平与安全绝非易事。那么，当今世界安全面临哪些重大的威胁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