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体层次分析

个体层次分析

个体层次分析属于分析国际关系的微观方法，其主要工作是认识人类决策的复杂过程，包括决策者如何搜集情报、分析材料、确定目标、寻找选项和完成决策。可以从三个方面来阐述个体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人性普遍的基本特征、决策群体的组织行为和具体决策者的特性。

●人性

人性分析的主要问题是：基本的人类特征如何影响对外政策？人类的理性终究是有限的，即便是千挑万选出来的优秀领导人，也免不了七情六欲，这种感性很容易影响他们的判断和决策。古今中外都不乏“冲冠一怒为红颜”之类的故事。1961年古巴导弹危机前，赫鲁晓夫曾经向肯尼迪信誓旦旦地保证，“绝对不制造麻烦”。但当肯尼迪看到苏联在古巴部署导弹的照片时，勃然大怒说道：“他怎能如此对我！”（“He can’t do that to me”）这种愤怒使得肯尼迪最早作出的决定不仅止于空袭，而是“用其他手段彻底摧毁导弹”^[54]。幸运的是，幕僚和内阁成员们成功阻止了怒不可遏的总统。否则，古巴导弹危机未必会以那么理想的方式收场。为了研究这种感性因素对对外政策的影响，我们将逐次讨论决策过程中的认知、心理和生理因素。

认知因素有时又被称为“有限理性”。包括对外政策在内，人们做任何决策都是在所知有限的前提下进行的，而不可能在掌握了一切所需的材料之后才作决定，因为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所以，认知限制了决策者们的行动。他们可能会寻求认知的一贯性，忽视那些令人不安的消息；他们可能充满希望地思考，乐观地期待良好局面的持续，比如二战之前张伯伦对希特勒的盲目信任；他们可能只进行微小的调整和渐进的变革，“大事化小小事化无”；他们还可能以类推的方式来判断朋友和对手，比如美国基于新教精神而反对倡导无神论的共产主义，又比如二战初期的法国基于一战壕沟战的经验而龟缩在马其诺防线之后。

心理因素也是解释对外政策的变量之一。“挫折—攻击”理论认为，有时候受到挫折的社会会变得有集体攻击性^[55]。一战后的德国便是一例。一战结束时，德国在凡尔赛会议上被强加以极度苛刻的政治和经济条款，德意志人对英美法等国强烈不满。希特勒正是利用了这种心理，激发了德国人对英美法等国的愤恨之情，从而使德国成为二战的策源地。事实上，按照历史学界的研究，19世纪末中国的义和团运动在某种意义上也是这一理论的现实表现。在华传教士享受“治外法权”，其教民多受庇护，一旦发生冲突最后吃亏的都是乡村平民，如此长年累月积怨深深，最后爆发为大规模的流血冲突实属正常。

生理因素是从生物学角度出发，探讨人类先天本能对行为的影响。人类毕竟是一种高级动物，我们不能否认人类身上还保留部分动物的先天特征。生物学家认为，“获得、维持和保护自己的某块地盘”是一种动物的本能，而人类作为自然界的一部分，同样具有一种与生俱来的保护自家领土的欲望。这就是史上连绵不绝的领土争端的重要来源之一。学者们已经证明，大多数战争是在相邻国家之间进行的，边界争端极有可能引发国际战争^[56]。有的领土争端在外人看来似乎不难理解，因为这些领土通常具有丰富资源或重要的战略位置；但有些领土争端并不能找到如此理性的解释。这种现象的出现更大程度上是因为人具有保护自己土地的本能。“我的地盘我做主”——在研究生理因素的学者们看来，这不仅仅是一句好玩的广告词。

●组织行为

个体层次分析的另外一种方法是考察人们组织起来之后的行为。人们所处的位置和所归属的群体会对他们的行为产生影响。人们的组织行为可以从两方面考察：

第一个方面是角色行为。每个人都扮演着许多角色，不同的角色会对同样的事务产生不同的反应。比如曾经用于讽刺国内应试教育的一句谚语“考考考，老师的法宝；分分分，学生的命根”，前后两个分句所指的都是考试成绩，但教师和学生会对之有完全不同的看法。角色来源于自我期望和他人期望。比如说，领导人一般处理问题时，都会想：我是领袖，所以要自信刚强；别人也会想：你是领袖，自然不能软弱可欺。角色在国际关系领域发挥作用是司空见惯的事情。所谓“屁股决定脑袋”，在政府内部，商务部长可能会维护国家的贸易利益，希望增加出口以扩大顺差，可国防部长可能会基于国家安全考虑限制某些高技术产品的出口，即使它们可能获得丰厚的利润。

第二个方面是群体决策行为。被组织起来的人们的行为与他们单个时的行为大不一样。孙中山曾说中国的农民是“一盘散沙”，但有了共产党的领导、组织和发动之后就能变成驱逐日寇的八路军、新四军、游击队。在决策方面，影响政策形成最重要的群体决策行为是群体思维的倾向。比如说为了避免同僚的排斥会选择随大流而不坚持自己的意见，比如说为了尽快取得共识需要多数决定的决策方式，比如说在集体决策中政策的改变难度大、速度慢，比如说习惯于采取“最大公约数原则”，最终做出的政策选择一般是大家所不反对的，但也不是最合适的。简而言之，群体决策最后的结果经常是妥协。

●特性行为

个体层次的第三种方法聚焦于具体个人。这种方法假设少数领导者的特点对政策的形成起决定作用。因此它强调的是政治领袖的特征，认为即使面对同样的情境，不同的人也会作出不同的选择。从这一起点出发，采用这一方法研究对外政策的学者经常考察政治领袖的“心路历程”，注重与他们有关的新闻报道、采访、回忆和传记。当然，影响决策者作出决定的心理因素非常多，所以本书只介绍以下几个基本特征：个性、健康、经历和观念。

对领导人个性的分类方式有很多，比如说是主动还是被动。主动型的领导人会倾向于主动革新政策以追求进步，被动型的领导人则较为保守，倾向于萧规曹随，只有当形势发生改变时才被动地调整政策。19世纪法国的拿破仑三世和德皇威廉二世显然都属于迫切希望改变原先对外政策的领导人。中国东晋名臣王导，“辅佐三世，无日用之益，而岁计有余，末年略不复省事”，自叹曰：“人言我愦愦，后人当思我愦愦。”^[57]他显然属于被动型领导人。

领导人的身体是否健康，心理是否正常，也是一个影响领袖决策的重要因素。有学者发现，国际关系史上重大事件中的政治领袖常有身体和心理异常的表现。比如，罗斯福晚年身体欠佳，已经完全不能承担美国总统的重任，这种不良状态是否影响了他在国际舞台上的外交表现，与他对苏联作出的让步有无关系？^[58]历史学家唐德刚曾怀疑，1900年的慈禧太后由于对洋人的深刻恐惧感和厌恶心理，才令人匪夷所思地同时向全球最强的八个国家宣战，因为当时慈禧在廷议上竟然情不自禁地喊大臣为“诸公”（这是自秦始皇以降两千多年未有之事）^[59]。

不同的人生经历对领导人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即便是在同一国家、同一体制、同一时代下，经验不同的领导人所采取的政策可能也会大相径庭。有人认为，领袖的更迭也许应该为冷战的起源负上一定的责任，因为和罗斯福相比，杜鲁门完全没有任何外交经验，对苏联和斯大林的了解更是远远不如罗斯福，所以他和斯大林之间的对话会有什么样的后果简直可想而知。

观念类似于使光线产生折射的透镜，可以使政治领袖对现实的看法有所偏差。领导人依据这种可能歪曲现实的观念而不是客观真实的状况来行动。十月革命之后，由于列宁判断世界革命即将到来，因此支持欧洲各地的共产党组织发起武装斗争，这种行动直到苏联红军兵败华沙城下才宣告结束，列宁也承认自己对革命的看法有误。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由于毛泽东认定“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而且“东风压倒西风”的大好形势已经到来，中国采取了一系列极“左”的对外政策。

●从个人层次分析美国为什么发动伊拉克战争

从伊拉克方面说，首先，萨达姆被美国认为是个邪恶的领袖，他对伊拉克人民犯下滔天罪行，并挑衅西方和整个世界。其次，萨达姆是非理性的，否则他应该屈服于美英联盟的强大力量，应该向英美和联合国妥协。总而言之，像萨达姆这样一个充满暴行的不理智的领导人会对他的国家和国际社会造成危害。

从美国方面说，主导着布什政府的安全与防卫政策的是以副总统切尼、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以及副国防部长沃尔福威茨构成的所谓“鹰派集团”，他们大多是老布什执政时期的重要官员，而且直接分管安全和外交事务。这些东山再起的美国政要保留了大量的冷战思维，大多强调军事力量的作用。他们要求布什政府在防务方面采取更为强硬的立场，增加军费，为了自身的安全必须先发制人，并加快在全球推行民主政治的脚步。

图2．3　布什和拉姆斯菲尔德在交谈

另外，小布什的“牛仔个性”也使得他倾向于使用极端手段来解决伊拉克问题。来自得克萨斯的小布什有着“非白即黑”的二元对立世界观，认为在正义和残暴之间、在无辜者和罪人之间无中立可言，美国对邪恶绝不妥协，绝不留情。加之第一次海湾战争结束后，萨达姆多次威胁老布什的生命安全，这更加剧了小布什对萨达姆政权的仇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