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群体促进优势反应？

群体影响_心理疏导技术

●　什么是群体？

●　社会助长作用

●　社会懈怠现象

●　去个体化现象

●　群体极化现象

●　群体思维及其风险

●　少数派影响和领导力

什么是群体？

群体动力学家肖（Shaw，1981）认为所有的群体都有一个共同点：群体成员间存在互动。因此，他把群体定义为两个或更多互动并相互影响的人。另外，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社会心理学家特纳（　Turner，1987）认为，群体成员把自己群体中的人看做是“我们”而不是“他们”。所以，就此而言。一起长跑的同伴们的确可以称得上是一个群体。而群体的存在可能有许多理由——为了满足归属的需要，为了提供信息，为了给予报酬，为了实现目标等等。

如果按照肖的定义，在计算机房上机，各自做自己事情的学生不能称做一个群体。虽然他们也是在一起，但他们只是一群人而不是一个互动的群体。不过，其中的每个人却可能是某一网上聊天室这样一个无形群体的一员。

我们将先介绍有关集体影响的三种实例：社会助长作用、社会懈怠和去个体化。这三种现象都可以在低限交互的情况下（在我们称之为“低限群体情境”下）发生。然后我们将探讨在互动的群体中有关社会影响的三个例子：群体极化、群体思维和少数派影响。

1.　社会助长作用

一个多世纪以前，一个对自行车赛感兴趣的心理学家特里普利特（Triplett，1988）注意到：自行车手在一起比赛时，他们的成绩要比各自单独和时间赛跑时的成绩好。在把自己的直觉发现公布于众（他人在场能提高作业水平）之前，特里普利特进行了首例社会心理学实验室研究。在实验中，他要求儿童被试以最快的速度在渔用卷轴上绕线，结果发现，当儿童们在一起做这件事时要比单独做时快得多。

随后的实验发现他人在场能够提高人们做简单乘法和划销指定字母等任务的速度，同时证实了他人在场能提高人们完成简单动作任务的准确性。这种社会助长作用（social facilitation）也同样会发生在动物身上。当有同类在场时，蚂蚁能挖掘出更多沙子，小鸡会吃更多的谷物，交配中的老鼠会表现出更多的性活动。

另一些研究发现，在完成某些任务时，他人在场会妨碍当事人的成绩表现。有同类在场时，蟑螂、长尾小鹦鹉、金丝雀学会走迷宫的速度都比较慢。这种干扰效应在人类中也会发生。他人在场会降低人们学习无意义音节、走迷宫游戏以及演算复杂乘法问题的效率。

1.1　纯粹他人在场

他人在场问题是社会心理学最基本的问题之一。对于该问题的早期研究发现，观察者或者共事者的存在会提高个体的作业成绩。另一些人则发现他人在场会降低个体的作业成绩。到1940　年为止，这个领域的研究几乎停滞不前，并且一直沉寂了25年之后，扎伊翁茨用一个知名的实验心理学定律把这些发现融合了起来。这个定律即是：唤起能促进优势反应。由于他人在场能引发唤起状态，所以，观察者或共事者在场，会提高简单任务（其优势反应是正确的）的作业成绩，但会降低复杂困难任务（其优势反应是错误的）的作业成绩。

他人在场，会唤起促进优势反应，接下来的区别在于，既能够促进简单行为，也能够削弱复杂行为。

1.2　众多他人在场

当面临压力的时候，身边拥有一个伙伴可能是令人安慰的。可是，他人在场时，人们的出汗量会增加，呼吸加快，肌肉收缩次数增加，血压升高并且心跳加速。在完成有挑战性任务时，甚至一群支持性观众的在场可能会引发个体做出比平常更差的表现。有时候庞大的观众群体所激起的唤起状态和有意注意甚至会干扰熟练掌握的、自动化的行为，例如讲话。在极大的压力情境下，我们很容易哽住。当口吃者面对一大群听众时，会比只对一两个人讲话时口吃得更加厉害。大学生篮球运动员在球场座无虚席的情况下会处于高度唤起状态，这时，他们无防守投篮的准确率会稍差于球场几乎无人的情况。

“处在人群之中”对个体的积极或消极反应都会有增强作用。当人们在一起坐得很近时，友善的人会更受人欢迎，而不友善的人会更令人讨厌。在拥挤房间里的高唤起趋向于给个体增加压力。然而在分隔成许多空间的房间里，个体能够退回到其私人领域，故而拥挤所带来的压力会小一些。一个35人的班级坐在正好能容纳35人的教室里，会比散坐在一个能容纳100人的教室里感觉更温馨更活跃；但是做复杂题目时候更容易感觉烦躁。部分原因是由于当我们和别人坐得近时，我们会更容易注意别人并且融入到他们的笑声和掌声中去；另一方面，拥挤也会增强唤起状态。使人在完成复杂任务时更容易出错。由此可见，拥挤能增强唤起状态，而唤起能够促进优势反应。

1.3　为什么我们会因他人在场而被唤起

在他人面前时你会受到激励而把自己擅长的事情做得更好（除非你已经过度唤起或者处于自我意识状态了）。然而在同一情景下，你原本觉得困难的事情就会显得更不能实现了。那么，他人在场是如何引起人们唤起的呢？有证据表明可能是以下三个因素：评价顾忌、分心以及纯粹在场。

【评价顾虑】

科特雷尔（Ni。Kolas Cottrell）猜测观察者在场使我们忧虑的原因在于我们想知道别人怎么样评价我们。为了证实评价顾忌是否存在，科特雷尔及其同事给观察者蒙上眼睛，结果发现与可以自由观察的观众不同，仅仅是这些蒙上眼睛的人的在场并没有产生预期的反应。

其他实验也证实了科特雷尔的结论：如果人们认为自己正在受在场的人评价，那么他们的优势反应提高得最明显。有这样一个实验，实验者是加利福尼亚大学的长跑者，这些长跑者在跑道上跑步时会遇到一位坐在草地上的女士。如果这位女士是面对着他们的，那么与她背对着他们相比，长跑者跑步的速度会更快一些。由此我们可以解释以下问题：为什么当与比自己稍微优秀一点的人一起共事时，人们的表现最好。为什么一个高层领导小组的唤起状态会在意见无关痛痒之人加入时有所降低。

受评价顾虑引发的自我意识也会干扰我们熟练掌握的自动化行为。如果篮球运动员在投非常关键的一球时自觉主动地分析自己身体的运动，那么，他就很可能无法命中。

【分心】

当考虑共事者在做什么或者观众会怎么反应的时候。我们已经分心了。这种注意他人和注意任务之间的矛盾冲突使认知系统负荷过重，于是就引起了唤起。一些实验表明，不仅他人在场会引起社会助长效应，有时其他非人的分心物的出现，比如光线的突然照射，也会产生这种效应。

【纯粹在场】

前面提到过非人类的动物社会中也存在社会助长效应。这暗示我们天生的社会唤起机制在动物界中是十分普遍的。动物们也许并不能有意识地关注别的动物对自己的评价。在人类社会中，许多长跑者都会因为有人跟他们一起跑而得到激励，即便那些一起跑的人既不是他们的竞争对手，也不会对他们进行评价。

（值得思考一下：在许多新写字楼里，用一些低矮的隔离物划分出的宽敞、开阔的办公区域已经替代了私人办公室。意识到他人在场是有助于个体提高熟练任务的作业成绩，还是会干扰其对复杂问题的创造性思维？你还能想到其他可能的应用案例吗？）

2.　社会懈怠

社会助长研究的是个人作业成绩能得以单独评价的任务中人们的行为表现。然而，在许多工作情境中，人们汇集个人的努力以实现一个共同的目标，而个人的努力却无法单独被评价。研究表明群体成员在完成这样的“集体任务”时，就不会那么努力了，这种个体成员搭群体便车的现象，被称作社会懈怠。

在社会懈怠实验中，个体认为只有在他们单独操作时才会受到评价。群体情境（拔河、喊叫等等）降低了个体的评价顾忌。当人们不单独为某事负责或者并不对其努力程度进行单独评价时，所有小组成员的责任感都被分散了。相反地，社会助长实验则增强了个体的评价顾忌。一旦成为注意的焦点，人们就会自觉监控自己的行为。所以规律还是一样的：一旦受他人观察，个体的评价顾忌会有所增强，这样社会助长作用就发生了；一旦消失在人群中，个体的评价顾忌就会减小，社会懈怠就发生了。

激励小组成员的一种策略是使个体作业成绩可识别化。有些橄榄球教练通过录像和对运动员进行个别评价的方法来达到这一目的。无论是否在一个小组中，当个体的行为可以单独评价时，人们会付出更大的努力。在大学游泳队的队内接力赛中，如果有人监控大家并且单独报出每个人所用的时间，那么整体游泳的速度会有所提高。一个对流水线工人所做的小实验发现，一旦可以对个人的行为进行单独评价，即使没有额外的报酬，工人们生产的产品仍然增加了16%。

2.1　日常生活中的社会懈怠

前苏联集体农场里的农民们今天耕作这片土地，明天耕作另一片土地，对任何一块特定的土地都没有直接的责任感。因为农民们自己只有一块很小的私有土地。调查分析发现，虽然农民的私有土地只占全部耕种面积的1%，产出却占全苏维埃农场产出的27%（H．Smith，1976）。在匈牙利，农民的私有土地只占农场总面积的13%，但其产量却占了总量的1/3（Spivak，1979），自从中国开始允许农民在上交公粮后，可以出售富余的粮食，其粮食产量以每年8%的速度暴涨——是前26年的年增长率的2.5倍（Church，1986）。

这暗示了对于社会懈怠的另一种可能解释。如果不管个人对群体做出多少贡献，都是平均分配报酬，那么付出单位劳动所得报酬多的人就等于是搭了集体的便车。因此，人们就会想在自己的努力无法被单独监控或者单独评价的时候偷懒。

当然，集体性质的工作也不总是引发个体的偷懒。有时候，群体目标极具吸引力，又十分需要每个人都尽最大的努力，这时团队精神会维持并且增强个人努力的程度。在奥运会划艇赛中，划手在参加8人一组的团体划面艇赛时会比单人划或双人划时更不卖力吗？答案是否定的。研究发现：当任务具有挑战性、吸引、引人入胜的特点时，群体成员的懈怠程度就会减弱；面临挑战性的任务时，人们可能会认为付出自己的努力是必不可少的。假设人们认为小组中的其他成员靠不住或者没有能力做出多少贡献，那么，他们也会付出更大的努力。对群体实施激励性措施或者让群体为一个有挑战性的目标而奋斗也可以提高整体的努力程度。只要团体成员坚信高的努力程度能够取得好的作成绩并且会带来回报，他们就会努力工作。如果小组成员彼此都是朋友而非陌生人或成员都很认同自己的群体，那么懈怠就会有所减少，甚至是有想与某人再见面的愿望也能提高团队的效率。

2.3　集体主义文化中的社会懈怠

研究人员在日本、泰国、中国台湾省、印度和马来西亚重复了他们的实验。他们发现了结论是社会懈怠在这些国家和地区同样非常显著。不过，在亚洲进行的17个后续研究显示：集体主义下，人们表现出的社会懈怠的确不如个体主义文化下强烈。

3.　去个体化

社会助长实验表明群体能引发人们的唤起状态。社会懈怠实验表明群体能扩散责任。一旦唤起和责任扩散结合到一起，常规的约束就会变小，后果可能令人震惊。从轻微的失态（在大餐厅里扔掷食物，怒骂裁判，在摇滚音乐会上尖叫）到冲动性的自我满足（集群破坏公物，纵酒狂欢，偷窃），甚至具有破坏性的社会暴力（警察暴力、暴动、私刑），人们都可能干得出来。1967　年发生过这样一事件，200名俄克拉荷马大学的学生聚集在一起围观一个声称要从塔顶跳下来的同学。下面的人起劲地同声呼喝着：“跳！跳！……”最后那个学生真的就跳下来了，当场身亡（UPI，1967）。

2003　年4月美军抵达伊拉克后，从萨达姆的高压政策下“解放”出来的掠夺者活动猖獗。在这“疯狂的掠夺”中，医院损失了床位，国家图书馆损失了上万册珍贵的手稿，大学也损失了大量的电脑、椅子，甚至灯泡。巴格达的国家博物馆在48小时内被掠走了几千件珍品——尽管大部分珍品在这之前就已被运送到安全的地方（　BurnS，2003a，b；　Lawler，　2003C）。

3.1　去个体化现象

这些失控行为有一个共同点：它们在一定程度上是由群体引发的。群体能产生一种兴奋感，那是一种被比自己更强大的力量吸引住的感觉。很难想像，单独一个摇滚迷会在一个私人摇滚音乐会上发狂地叫喊，单独一个俄克拉荷马大学的学生会试图诱劝他人自杀，或者，单独一个警察会暴打一个手无寸铁的乘客。在某些群体情境中，人们更可能抛弃道德约束，以至于忘却了个人的身份，而顺从于群体规范——简言之，也就是变得去个体化。

什么环境会引发这种心理状态？

【群体规模】

歹徒团伙的规模越大，成员越有可能失去较多的自我意识，他们就更乐于去干诸如纵火、砍人、肢解等暴行。从体育观众到用私刑的暴徒，所有这些例子中个体的评价顾忌都降到了最低水平。因为“每个人都如此行为，”因此，所有的人都会把其行为的责任归因为情境而不是自己的选择。

【身体匿名性】

淹没在群体中足够达到匿名效应，更容易去个体化。津巴多（1970，2002）从他学生那里获得了实验的灵感，那个学生问他，在戈尔登的《蝇王》里那些本来很善良的男孩，为什么会在脸上涂上东西以后然间变成了恶魔呢？为了实验这种匿名性，津巴多让纽约大学的女学生穿上一样的白色衣服和帽兜（与三K党成员非常相似）。让她们按键对另一个女性实施电击，结果发现她们按键时间要比那些可以看见并且身上贴着很大名字标牌的女生长一倍。

为了准备作战，一些部落中的斗士（像一些狂热的体育迷一样）会用油彩或者面具装扮自己的身体和脸孔，使自己去个体化。战斗结束后，有一些部落会杀死、折磨或者摧残任何幸存的战俘；而另一些部落会让战俘活着。那些去个体化的斗士部落几乎都会对其敌人施以暴行。

身体匿名性是否总能引发人们释放最邪恶的冲动呢？所幸的是，答案是否定的。在所有这些情境中，人们显然是对一些反社会的暗示线索作出了反应。在佐治亚大学进行这样一项实验，即是要求女被试者在决定给别人实施多大程度的电击之前穿上护士制服。在实施电击时，这些穿护士制服的被试即便得以保持其匿名性，她们的攻击性远不如说出自己名字和身份时的情况大。

结论是这样的：匿名性使人们的自我意识减弱，群体意识增强，更容易对情境线索作出回应，无论这线索是消极的（三K党制服）还是积极的（护士制服），一旦提供利他的线索，去个体化的人们甚至会施舍更多的钱财。

【唤起和分心活动】

群体表现出攻击性之前常常会发生一些较小的引发人们唤起状态或者分散其注意力的事件。集体喊叫、高歌、鼓掌、跳舞既可以令人们热情似火又能减少其自我意识。

3.2　自我觉察

无自我意识、去个体化的人更不自控，更不自律，更可能毫不顾及自己的价值观就作出行动，对情境的反应性也更强烈。

自我觉察是去个体化的对立面。自我觉察的人，以站在镜子或者摄像机面前的人为例，会表现得更加自控，这时他们的行为也能够清晰地反映他们的态度。比如：如果人们在镜子面前品尝各种奶油干酪，就会挑那些低脂肪的。照这样看来，也许节食者们应该在厨房里安一面镜子。

自我觉察的人也不太可能做出欺骗行为。自我意识的个体，或仅是受他人驱使而产生暂时性自我意识的个体，他们在情境中会有更大程度的言行一致性。这些个体也会越来越理智，因此，就不太可能受有悖于自己价值观的呼声影响。

怎样增强自我觉察呢？

生活中喝酒之类的情境会降低个体的自我觉察，从而增强个体的去个体化。而能够增强自我觉察的情境，比如：镜子和摄像机、小镇、明亮的光线、很大的姓名标签、凝神静思、个性化的着装和房屋情境都可以降低个体的去个体化。一个十几岁的孩子去参加聚会时，父母可能会这样说：“玩得开心，还有要记住你自己的身份。”这是父母在孩子临行前给的最佳忠告。也就是说，和大家伙享受欢乐的同时要保持自我觉察；保持自己的身份，而不被去个体化。

4.　群体极化现象

群体讨论会引发改变的新观点启发了研究者们，他们在实验中组织人们讨论大多数成员都赞同的观点或大多数人都反对的观点。在群体中进行的这种谈话，会像在两难决策情境中那样加强成员最初的倾向吗？在群体中，是否冒险者会表现得更加冒险，顽固者会更为顽固，乐于助人者会更加乐善好施呢？研究发现，群体讨论倾向于使群体成员的初始观点得到加强。研究者们提出了一个“群体极化”的概念：讨论通常可以强化群体成员的平均倾向。

实际上是讨论加强了原本的主导观点。在日常情境中也同样，群体交流会强化观点。群体极化现象为研究者观察群体影响打开一扇明窗。研究者证实了两种群体影响：信息影响和规范影响。从讨论中收集起来的信息大多有利于大家最初的选择，因此会强化对其的支持。而且，如果人们在比较了各自的立场后，惊奇地发现其他人都对自己最初的意向持支持态度，那么，他们就会表现得比以前的意向更胜一筹。

4.1　日常生活中的极化现象

在日常生活中，看看你自己的朋友圈就知道了，人们往往是和与自己观点相似的人交往。与这些观点相似的朋友之间的日常交流是否会强化大家共同认可的观点呢？这样是否会令讨厌的人变得更为可憎，纯真的人变得更为纯真呢？

的确如此，男孩群体和女孩群体的性别隔离能够加强他们最初中度的性别差异。男孩们在一起游戏时，会渐渐变得更加富于竞争性并做出行动取向。而女孩们在一起则会越来越倾向于做出关系取向。

【学校中的群体极化】

与实验室的结果相一致的一个现实生活现象是教育研究者称之为的“加剧现象”：随着时间的推移，大学生群体之间最初的差异会被扩大化。如果X大学的学生最初就比Y大学的学生善于思考，那么这种差异多半会在大学期间扩大。类似地，和各种群体以及姊妹会的成员相比，无党派人士更可能持自由主义的政治态度。研究者认为，这个结果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群体成员会强化他们彼此共有的倾向。

【社区中的群体极化】

极化现象也发生在社区中。在社区冲突中，想法相似的人们会逐渐联合起来，使他们共有的倾向得以加强。在相邻团伙相互强化的过程中，犯罪团伙便产生了，他们的成员往往具有共同的品质和敌意性人格。缺乏监管的同龄人群体是预测一个社区的犯罪受害率的最有力指标。而且，实验发现将未成年违法者和其他违法者放在同一个群体中，会增加问题行为的发生。

【互联网上的群体极化】

互联网为群体建立和交流提供了一种便利条件，使相同目的的人集结起来，令分散的敌意更加明确，也能够动员致命的武装力量。随着宽带的普及，由互联网产生的极化也越来越多，已经深刻影响了人们的社会生活。

5.　群体思维

社会心理学家贾尼斯（Irving Janis，1971，1982）想知道这些现象是否能帮助解释20世纪的美国总统及其顾问怎样作出好的或坏的群体决策。为此，他分析了几次大的失败决策的过程。

决策一，珍珠港事件。众所周知，倘若美军司令官们对那条日本可能袭击珍珠港的消息予以重视而不当作“笑话”，历史可能就不是这个样子。

决策二，入侵猪湾。1961年，总统肯尼迪及其顾问们试图用1400名由CIA训练过的古巴流放者来袭击古巴，以此推翻卡斯特罗政权。几乎所有的袭击者都被杀或是被抓获，美国颜面尽失，而且古巴与苏联更为团结了。在得知后果以后，肯尼迪大呼：“我们怎么做出了如此愚蠢的事呢？”

决策三，越南战争。在1964年到1967年之间，由总统约翰逊及其政治顾问组成的“周二午餐团”决定扩大对越南的战争，因为他们预测美国的空中轰炸、空降以及搜索捣毁任务会迫使北越接受和谈，而南越人民出于感激也会支持和谈。尽管政府的情报专家以及所有美国的盟国都对他们提出警告，但他们还是继续将战争扩大化。这场灾难使58000多美国人和100万越南人丧生，美国人变得极端化，总统被迫下台，庞大的财政赤字加速了20世纪70　年代的通货膨胀。

从历史记录以及参与者和观察者的回忆来看，贾尼斯列出了八条群体思维的症状表现。这些症状集中反映了对异议的排除，表面上看来就是群体成员在遇到威胁时，会努力保持他们的积极群体感。

【无懈可击的错觉】

贾尼斯所研究的群体都表现得过分自信，以致蒙蔽了眼睛，看不到危险警报。当珍珠港的海军总指挥基梅尔得知他们已经与日本航空母舰的无线电失去联系后，还开玩笑说或许日本人打算绕檀香山转一圈。事实上日本人确实这样做了，但基梅尔对这种想法的嘲讽使人们认为这不可能是事实。

【对群体道义无可质疑】

群体成员接受了其所在群体内在的道义，却忽略了伦理和道义上的其他问题。肯尼迪等人知道基辛格顾问和富布赖特议员对于袭击一个小小的邻国在道义上持保留态度，但整个群体从没接纳或讨论过这些道义上的疑虑。

【合理化】

群体以集体将决策合理化的方式来减少挑战。比起自省和重新考虑以前的决定，约翰逊总统的周二午餐团花了更多的时间来使扩大战争的决策合理化（对其进行解释和找出合理的理由）。每个行为都变成了掩饰和合理化。

【对对手的刻板印象】

陷于群体思维的人们往往会认为自己的对手不是太难于协商就是太弱小愚蠢，以至于难以抵抗他们的计划。肯尼迪等人自认为卡斯特罗的军事力量很薄弱，其支持势力也很弱，因此仅仅一个旅就能推翻他的政权。

【从众压力】

群体成员会抵制那些对群体的设想和计划提出疑问的人，而且有时候这种抵制并不是通过讨论而是针对个人的嘲讽。有一次，当约翰逊总统的助理莫伊斯抵达会场时，总统嘲笑他说：“噢，‘阻止爆炸的先生’来了呀！”面对这样的讥讽，很多人都选择了从众。

【自我审查压力】

由于异议往往会令人不舒服，而且整个群体似乎表现出一致性，所以人们往往会将自己的疑虑压制下来。在猪湾袭击之后的几个月，施莱辛格自我谴责说他在“内阁进行的那些重要会议中保持了沉默。即使提出反对意见也无济于事，我仍将被人们厌恶，这样的念头压倒了我的愧疚感”。

【一致同意错觉】

不要去破坏一致性的这种自我潜意识压力会导致一致同意错觉。而且，这种表面上的一致性更坚定了群体的决策。这种表面上的一致性在上述的三次大失误中十分明显，在其前后的其他失误也是如此。斯皮尔（Speer，1971），希特勒的顾问之一，把希特勒周围的氛围描述为，从众的压力压制了一切异议。

【心理防御】

有些成员会保护群体，使那些质疑群体决策效率和道义的信息不会对群体构成干扰。在猪湾袭击之前，肯尼迪把施莱辛格叫到一旁，告诉他说：“不要把话题扯远了。”国务卿腊斯克作为外交和情报专家所应提出的反对袭击的警告也就此打住。就这样他们完全服从于总统的“心理防御”作用，使他没受到不同意见的侵扰，但却无法保护其身体不受到危害。

群体思维的各种症状表现会阻止群体成员对相反信息以及问题的各种可能性的探寻以及讨论。当领导主张某种观点而整个群体又排斥异议时，群体思维可能就会产生错误的决策。英国心理学家纽厄尔和拉格纳多认为群体思维还可能解释伊拉克战争。他们指出，无论是萨达姆还是布什，身边都有一大群和他们具有同样目的的进言者，这就迫使反对者闭嘴，而令其只过滤支持自己假定的信息：伊拉克的假定是对入侵者进行反抗，而美国的假定则是成功地入侵会带来短暂而和平的领土占领和今后长期的民主统治。

如何抵御群体思维的决策风险？

凝聚力比较高的群体规范既能够导致意见统一（从而造成群体思维），也可以进行批判性地分析，以避免出现群体思维。而一个组织严密的部门学术伙伴彼此分享手稿时，他们想要的就是批评：“尽你能地来给我挑毛病吧。”在自由的氛围中，团结会提高团队工作的效率。在开明的领导方式下，有凝聚力的团队精神的确有助于决策。有时三个臭皮匠真的能顶一个诸葛亮。

为了找出产生良好决策的条件，贾尼斯分析了两个看起来比较冒险的成功事例：杜鲁门政府为了恢复二战后欧洲经济而实施的马歇尔计划，以及1962　年肯尼迪政府对于苏联意欲在古巴建立导弹基地一事的处理。贾尼斯提出预防群体思维过程：

A.　公平——不能偏向任何立场。

B.　鼓励批评性评价。设置一个“魔鬼代言人”。如果能有一个真正的反对者就更好了，这会刺激原发的想法并使群体对反对意见持开放态度。

C.　有时可以将群体划分成几个小组，然后再重组在一起表达不同的意见。

D.　欢迎局外的专家和伙伴提出批评。

E.　在实施之前，召开被称为“第二次机会”的会议，让大家畅所欲言。

6.　少数派影响和领导力

许多社会运动开始时，一小部分人有时会成为主导，接着甚至会演变为大多数。“所有的历史，”爱默生写道，“都是关于少数派力量的写照，以及只由一个人组成的少数派的写照。”想想哥白尼、伽利略……还有在野地里寻找野生水稻的袁隆平。美国民权运动也是由一名美国黑人妇女帕克斯（　Rosa Parks）点燃的，她在阿拉巴马蒙哥马利的一辆公共汽车上，拒绝让出自己的座位。是什么使得少数派具有如此的说服力呢？施莱辛格为肯尼迪等人考虑其对袭击猪湾的疑虑应该做些什么就好了呢？

【一致性】

比起摇摆不定的少数派，那些坚持自己立场的少数派更具有影响力。实验表明，经验也证实：不从众，特别是一直坚不从众，结果往往很痛苦。那可以用解释少数派缓慢效应——相对于多数派而言，少数派往往更慢地表达他们的观点。尽管如此，多数派公认少数派的坚持比其他任何东西都更能促使他们重新考虑自己的立场。少数派或许可以通过这种方式刺激创造性的思维。从自己群体内所产生的异议中，人们可以获得更多的信息，以新的方式重新思考，并且常常会做出更好的决策。

一些成功的公司已经认识到创新有时候是由少数派的观点引起，然后可以带来新思想，同时也激励同事们用一种新的方式思考问题。以崇尚“尊重个体的原创力”而闻名的3M公司就鼓励员工进行大胆的想像。可粘贴的便笺纸就是西尔弗（Spencer Silver）尝试创制强力胶失败的产物。

【自信】

一致性和坚持性是自信的表现。而且，少数派表达自信的任何行为（例如：坐在桌子的上座）都会使多数派产生自我怀疑。通过坚定有力的行为表现，少数派明显的自我支持会促使多数派重新考虑他们的立场。当事关观点而非事实的时候，尤是如此。

【造成叛离】

坚持己见的少数派会打破任何的一致同意错觉。当少数派对多数派的判断力提出质疑后，多数派的成员往往能更加自由地表达他们自己的疑虑，甚至会倒向少数派的立场。如果少数派中的某个人是从多数派中“投奔”过来的，那么他会比那些自始至终居于少数派的人更有说服力。在研究者的实验中发现，一旦开始出现叛离行为，其他人常常也会紧紧追随，产生滚雪球效应。

6.1　领导是否属于少数派影响？

有些领导是正式任命或选举产生的，而有些是在群体交流中非正式地产生的。怎样能产生好的领导往往取决于情境，领导工程队的最佳人选可能并不是销售人员的好领导。有些人能出色地担任任务型领导——组织工作、设置规范、聚焦于目标的实现。而另一些人能出色地担任社会型领导——建立团队、调解矛盾、表达支持。

【任务型领导通常是支配型的】

如果领导能够睿智地发出指令，就能很好地完成工作。由于是目标取向的，这样的领导会将群体的注意力和努力都放在任务上。实验表明：特定的、有挑战性的目标再加上周期性的进程报告会促进高成就的实现。

【社会型领导通常具有民主风格】

他们代表了权威，接纳团队成员的意见，并且避免出现群体思维。很多实验表明这样的领导有利于鼓舞士气。群体成员在参与决策时通常表现出更高的满意度。如果对员工们的任务控制，他们也会更受鼓舞去获取成就。

【一度流行的“伟人”领导理论】

所有的优秀领导都有某些特质——被人们抛弃了。现在我们知道，有效的顷导风格会随情境而改变。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的人们可能会讨厌任务型领导，但不知道的人们也许会对此表示欢迎。但是，最近社会心理学家们又开始关注：是否可能存在某些品质，是很多情境下的优秀领导都具有的？英国社会心理学家史密斯和泰博报告说，在印度、中国台湾和伊朗进行的研，都发现不同性质组织的优秀主管们，在任务型和社会型领导上的得分都很高。他们既主动关注工作的进展，同时对下属的需要也很敏感。

研究还表明，许多实验室群体、工作团队和大型公司的有效领导，都表现出了能令少数派观点具有说服力的行为。这样的领导靠不懈坚持自己的目标来赢得信任。他们常流露出自信的领导气质，来贏得下属的忠诚。具有领导气质的领导们通常对所希望的事件状态有一种引人注目的洞察力，能用简单明晰的语言与其他人就此进行交流，并有足够的乐观精神和团队信念来使他人信服自己。由此，人格测验显示有效的领导大多是外向的、充满活力的、正直的、易于相处的、情绪稳定的和自信的个体，对此我们也就不足为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