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拉克因素

第二节　伊拉克因素

许多专家认为，伊拉克内部进程的发展在2003年美英联军第二次入侵之后，同以色列—巴勒斯坦调解的前景一样，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将是中近东军事政治安全领域里局势发展的系统形成的中心因素之一。这些进程的破坏性和建设性的发展方向对这一地区其他国家的内部政治进程，对它们彼此之间的关系和总的地区安全将会产生重要影响。

对于伊拉克局势的破坏性发展来说趋势是十分明显的。这首先是严重的内部武装冲突。这个冲突是随着来自许多穆斯林国家的国际志愿者结成联盟而进行的。在这个冲突活动中联合起来的有已经转入地下活动的萨达姆·侯赛因政权制度的追随者，有反对美国强占国家的势力，以及同正在形成中的世俗政权作斗争的伊斯兰教派激进主义的拥护者们。一些简单的以追求发财为目的的暴力刑事犯罪也同这场冲突客观地混合在了一起。这个武装威胁的危险性之所以在不断地加深，是因为这逐渐地越来越多地从公开的军事反抗斗争转向利用捕获和处决人质的恐怖主义手段的方法。在萨达姆·侯赛因政权倒塌之后的两年中，美英联军损失了超过2千名士兵。平民中受害者人数估计在2万人左右。被抓获做人质的外国人超过150人，其中被杀害者有数十人。对石油管道和其他经济基础设施项目定期地进行破坏活动。据估计，在伊拉克的抵抗部队和外国恐怖志愿者的总数有将近3万人。

隶属于巴格达的伊拉克新政权的正在形成中的武装力量、警察局和其他安全机构，在推翻侯赛因政权之后的头两年当中，实际上还未能承担起制止武装起义和恐怖主义运动的任务。这表明了试图吸引伊拉克新军队去镇压费卢杰的逊尼派教徒和穆赫塔·阿尔·萨德尔领导下的部分什叶派教徒的大规模的武装行动。镇压抵抗力量和恐怖分子的对抗活动的重担主要落在了2005年末约有15万人的美英联军的肩上。

民族之间以及教派之间矛盾激化的远景和由于这个分裂路线而导致的国家分裂将是主要的威胁。这个国家居民由约60%的居住在东南地区的什叶派教徒，20%的居住在中部地区的逊尼派教徒和20%的居住在东北部的库尔德人组成。在萨达姆·侯赛因专政的几十年间逊尼派教徒是其政权的主要支持者。无论是来自库尔德人还是来自什叶派教徒的任何有关自治的要求都受到了残酷的压制。根据比例代表制的原则形成的新国家管理制度不可避免地在国家管理中提高了什叶派教徒的作用而降低了逊尼派教徒的作用。民族之间和教派之间摩擦的增加可能会加深库尔德人历来就有的分裂主义思想和建立独立国家的企图。

然而前面指出的问题也具有建设性的意义。尤其是在恐怖战略加强的情况下，在更大的程度上成为武装反抗运动受害者的不是占领伊拉克的那些国家的士兵，而是平民百姓和国家安全部队的新生力量。这就不可避免地减少了来自老百姓，特别是什叶派教徒和库尔德人对抵抗运动的支持。希望加入新的武装部队、警察部门和其他安全机关的伊拉克人具有很高的百分比例就证明了这种趋势。美国人和英国人尽了很大的努力并且投入了巨额资金准备建立伊拉克新的强大政权。最近越来越多的美国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欧洲盟友积极地参加到培训新的伊拉克军队的行动中，其中也包括那些曾经坚决反对入侵伊拉克的国家。2005年末伊拉克新武装部队的人数已达6万人之多。武装部队的作战能力也正在逐步提高。

在各民族之间和不同宗教之间的矛盾急剧尖锐化的时候，这些矛盾不应当予以夸大，因为不应该忽略的是所有居民群体的全伊拉克共同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情绪。甚至在伊拉克—伊朗战争期间，伊拉克的什叶派教徒在对待巴格达的态度上也表现得十分忠诚，而且也不存在什叶派教徒军人转投到德黑兰方面的行为。同样，库尔德人也意识到，尽管他们有想要脱离伊拉克的意图，但到头来仍然会处在巴格达中央政权和伊拉克北部邻邦，首先是在土耳其的军事压力之下。在继续抵制新中央政权的情况下，逊尼派教徒也可能会更多地缓和自己在管理国家方面的立场，尤其是考虑到这样的事实，即伊拉克的主要石油产地分布在北方的库尔德地区和南方的什叶派教徒居住地区。此外，许多观察家发现，尽管民族和宗教属性不同，在经过了25年连年不断的战争和长期的国际经济制裁之后伊拉克人民期望获得和平稳定的生活。考虑到伊拉克是仅次于沙特阿拉伯居世界第二位的石油储藏国，国内的稳定局势为国家经济的发展开辟了良好的前景。

外部因素对这些国内矛盾产生了影响。由于渊源关系，伊拉克的什叶派在宗教和文化方面更加亲近于什叶派的伊朗。实际上伊拉克库尔德人是居住在土耳其、叙利亚和伊朗毗邻地区的库尔德民族的分支。这些国家，尤其是土耳其担心从伊拉克分裂出来的库尔德斯坦可能会成为引发居住在它们自己国家领土上的库尔德少数民族问题的导火线。同样，伊拉克的逊尼派教徒也可能会指望得到来自邻国沙特阿拉伯、叙利亚和约旦的同情和帮助。

虽然并不否认对伊拉克的某些宗教和民族团体有影响，但邻国对伊拉克的分裂并不感兴趣，因为分裂不可避免地会导致为了争夺“巴格达遗产”的武装斗争激化，从而有可能致使该地区已经形成的力量平衡遭到严重的破坏。此外，该地区几乎所有国家都希望美国武装部队和其他同盟国家的军队尽快地从伊拉克撤出，哪怕是那些将会以某种形式留下来作为未来伊拉克的统一和稳定的保障人的国家也应该撤出。伊拉克局势的稳定将会使沙特阿拉伯有可能彻底拒绝美国武装部队在沙特阿拉伯的领土上建立驻地，因为利雅得曾于20世纪90年代初被迫接受美国驻军是为了防卫不受到萨达姆·侯赛因企图的侵略。同样，这也有可能部分地减少来自伊斯兰教派的极端主义者和恐怖主义者对王朝家族关于允许“美国十字军”进驻在供奉有伊斯兰教圣物的圣地的指责。美国人撤离伊拉克或是根据这个国家的稳定程度来缩小他们的驻军规模将会减轻美国对周边的伊朗和叙利亚的直接压力。最终，许多阿拉伯政府希望伊拉克局势能稳定下来，并期望在总体上能使该地区的和自己国家里的伊斯兰激进主义的温度得到降低。可以肯定，只有在伊拉克的国内局势稳定进程达到一定的程度，而且是在这之后局势不会再倒退的一定的保证条件出现的情况下，美国和其他主要的同盟国家才可能削减或结束它们在伊拉克的驻军。

对于小布什总统行政当局来说，伊拉克的未来已经成为了2001年9月11日之后检验美国全部对外政策正确与否的指示剂，其中也包括检验要在整个中近东地区逐步实现民主化和现代化的学说理论。在这个学说中伊拉克被撤销了试验方案的资格。对伊拉克的稳定表示关注的还有世界上其他一些主要国家，而不管它们最初对以美国为首的同盟国入侵伊拉克的态度如何。伊拉克的和平发展和波斯湾地区总体上稳定的局势保障了向印度、中国、日本、西欧畅通无阻地供应石油，上述国家超过50%的石油恰恰依靠这一地区供应。伊拉克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为外国公司向这个国家进行有利的投资创造了机会。

许多观察家非常怀疑小布什当局关于向伊拉克灌输民主制度和在穆斯林社会，其中包括在阿拉伯社会中建设民主制度的思想。由于持续了将近3年的战争，美国自身也渐感疲劳。越来越多的美国人要求美国从伊拉克撤军。美国外交部感到越来越难以说服自己的同盟国继续留在伊拉克驻军。越来越多的评论家们认为华盛顿及其同盟国将在2006年不得不开始从该国撤出自己的武装力量。

另一些分析家们则比较乐观地看待这一局势。他们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联邦德国和日本实现了民主化，土耳其也逐步实现了民主化的过程，20世纪70年代中期之前黎巴嫩的民主制度也成功地发挥了作用。使他们特别乐观的是，2005年1月举行了历史上首次全伊拉克国家立法机构的竞选活动。尽管多数逊尼派教徒害怕或是拒绝参加选举，然而什叶派教徒和库尔德人出席选举活动的人数之多(占全体选民人数的60%)证明了分析家们的有关局势在这个方向上正不断地朝积极方面发展的观点。在乐观主义者看来，2005年10月15日为制定伊拉克新宪法方案而举行的全民公决的结果是非常成功的，超过60%的选民参加了选举。当伊拉克新军队的战备水平、警察以及其他安全部队的效率提高后才有可能使联军在伊拉克和该地区的稳定局势不致再遭到严重破坏的情况下逐步撤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