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伊拉克：捏造的借口
“女士们、先生们，这些并非断言，而是事实……”
2003年2月6日在联合国安理会上的发言
“现在公开的问题是他们到底有多少违禁武器，如果有，如果他们确实有的话，那么这些武器在哪儿？如果他们没有，那么为什么我们事先不知道？”
——美国前国务卿科林·鲍威尔，2004年1月24日
在“9·11”事件两周年纪念日前夕，《华盛顿邮报》进行了一项民意测验，结果表明：10个美国人中就有7人认为萨达姆·侯赛因直接参与了恐怖袭击。1起诉萨达姆、欢迎他下台的理由众多，但这并不是其中之一。“9·11”事件两年后，美国人对谁应该对美国近代历史中的这起最重大事件负责有明显的误解，这不应是我们大家为之自豪的事。愚昧的民主是脆弱的民主。但这些误解并不令人诧异，它们是美国政府蓄意制造的结果。
这才是本章要讨论的主题，而不是讨论与伊拉克交战的事实真相，也不是讨论这场战争是否可能成功。在一个像中东这样古老而复杂的地方，成功抑或失败只有在很长一段时间后才会显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英国人在伊拉克待了近40年，但出人意料的是，伊拉克于1958年爆发了革命，结束了亲英君主政体。2因此，此刻做出的任何判断都可能是主观猜测。衡量成功就如同新保守主义派试图估计发了多少度电或粉刷了多少所学校一样毫无意义。3证据就在手中，伊拉克战争的主要倡导者，特别是那些在第一次海湾战争结束后就一直倡导这一战争的新保守主义派，没有对美国人民说实话。他们制造了一种轻而易举便能攻下伊拉克的假相，而对其真实意图保持沉默，它涉及一个庞大的计划，即对中东的政治、文化、经济及宗教等方面重新规划：先是伊拉克，接下来便是叙利亚、伊朗和沙特阿拉伯。4他们没有把这一情况告知美国人民并寻求他们的支持，而是以“当时的”理由而不是真相编造了一张欺骗的网。沃尔福威茨后来承认，设想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从来就不是发动战争最具有说服力的理由：“为了政治上的需要，我们就认定一条，即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因为这是每一个人都能认同的理由。”5
我们在本章的主题揭露了这一天大的、如变戏法般的阴谋。我们展示了该阴谋是如何被用于塑造硬让公众把在全球范围内打击基地组织和在伊拉克进行反恐战争联系起来的“政治话语”。我们把这一过程称为“对事实的话语表述”。6在其他人中，哥伦比亚大学安嫩伯格传媒学院院长凯瑟琳·霍尔·贾米森把这一现象描述为“背景”的创造。她指出，总统的权力就在于他能够“详细阐述和传播被媒体和公众接受的背景或解释，并让它们在媒体和公众未意识到的情况下体现我们对政治事件的看法”。7哈佛大学教授皮帕·诺理斯就是运用这个背景分析来看待媒体对恐怖主义的描述的。8
不管用什么词来描绘，新保守主义派的“话语”都极其有效。看上去不受关注，其实伊拉克一直都被看做美国的即时威胁。当然，美国政府有权兜售其政策。每一位政客、外交官及记者都明白，巧妙地展示政策对获得公众的支持非常重要。罗斯福之所以能得到历史学家们的高度评价，就是因为他没有完全披露美国在卷入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援助英国的情况。9但当这一策略彻底蜕变成谎言时，如20世纪70年代秘密轰炸柬埔寨，对其进行批评也是恰如其分的——即使那些未受伊拉克幌子困扰的人也对美国政府的做法提出了批评。10我们认为，美国政府向美国民众展示打击萨达姆·侯赛因的理由的做法远不只是策略的问题。华盛顿的新保守主义派把事先存在的议程（攻打伊拉克）和毫不相干的事件（“9·11”）连在一起，从而捏造了一个完全不同的事实，就像是把一节节车厢接到火车头上，而他们就是火车的秘密操纵者。这个过程能以欺骗的方式拉拢一些有影响的支持者及政府机构，它剥夺了平民百姓对美国政治体制的理解。他们操纵手中的权力，人为地引起美国公众的恐惧，促使他们支持美国政府对中东地区的政治体制实施变革。由于“9·11”事件后美国民众对任何威胁国家安全的行为都变得极其敏感，关于可能的议程也因此变了样。
美国政府不顾民众要求变革的愿望，通过像公共政策一样为攻打伊拉克提出含糊的、变化的理由来误导美国人民，已导致公众信任的破裂。我们已经发现这种欺骗手段对美国的核心政治机构及美国的国际合法性产生了巨大危害。我们公民社会的关系也因此而紧张，与盟国的关系也陷入了困境。这使理解导致战争的话语是如何编造的变得十分重要。我们的目的并不是想用微不足道的矛盾玩一场吸引国家当选领导人眼球的无聊游戏，而是考查政府——特别是政府内部的特殊利益集团所拥有的权力是如何把人们引入歧途的。我们来看看政府说服民众的技巧：利用主流媒体的影响力试图在小范围内对其加以巩固，这种权力本身将给我们的民主治理带来一丝隐忧。
为什么是伊拉克，为什么是现在：新保守主义派掌控了话语权
在“9·11”事件爆发之前，外交政策的观察家们都认为萨达姆·侯赛因政权十恶不赦，但在新保守主义派之外，几乎没有人认为伊拉克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直接威胁，更不用说他们心底里早已把以武力改变这一地区和中东和平进程作为其千禧年的目标这些事了。当他还是一名总统候选人时，小布什就告诉采访者，对付萨达姆及其同伙最现实的办法就是“使其在公众舆论中被孤立起来并联合我们的盟友孤立他们”。11然而，在恐怖袭击发生之后，这一政策突然发生了改变。就在那一周，战争内阁的成员们提出了包括伊拉克在内的第一轮军事打击目标。2001年9月15日，在戴维营的月桂园，沃尔福威茨指出美国不仅要打击阿富汗，更要打击萨达姆·侯赛因。尽管情报部门并没有证据将萨达姆·侯赛因与恐怖袭击联系起来，但沃尔福威茨在两天前五角大楼的新闻发布会上鼓吹不仅要追捕基地组织，而且要进行一场包括“除掉”（萨达姆）和“推翻其政权”的“广泛和持久的战争”的言论，已成为各大媒体的头版头条。12詹姆士·伍尔西不失时机地声称伊拉克应成为被打击的目标，“无论谁应为这次恐怖袭击负责”。13在其试图将萨达姆和1993年世贸中心恐怖袭击案联系起来的文章和书中受到沃尔福威茨、利比和理查德·珀尔的智力和行政支持的劳里·麦尔罗伊，和理查德·珀尔一道与伍尔西步调一致。14她在9月12日的《华尔街日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指出伊拉克与“9·11”事件有关联。15就在同一天，珀尔委婉地用“自负的政府”（large government）来指责伊拉克。16四天后，也就是在9月15日，总统的国家安全小组在戴维营月桂园开会讨论接下来将采取的措施。对有关这次“9·11”之后的会议的书面及口头报告应持有少量的怀疑态度，但达成一致的是：第一，没有证据表明伊拉克牵涉其中；第二，沃尔福威茨强烈主张攻打伊拉克。17会议做出了立即攻打阿富汗的决定并讨论了其时间安排，并且把伊拉克作为一个更大战略的核心因素。18
“9·11”之后的那些日子对于高层制定政策者来说是一段关键时期，它要求他们对国家面临的紧急事件提出与新保守主义派花了12年时间苦思冥想所得到的观点相吻合的具体应对措施。忽然有一天，新保守主义派长期以来试图推翻巴格达政权的愿望与总统对紧急事件采取有力回应的政治需要相一致。利用他在克林顿政府时期关于巴尔干半岛问题的类似经验，韦斯利·克拉克将军评论说：“聚焦伊拉克不过是重提伊拉克资助恐怖活动这个老话题，并且是个把它‘连根铲除的’机会，尽管没有任何证据来表明这一点。我可以想象得到有关于此的讨论。发动战争推翻萨达姆是现实的、可预见的行动。”19
几年以前，这些想法就已经被总统的内阁成员们付诸文件了。早在1992年，切尼、沃尔福威茨和利比就为美国攻打伊拉克创立了理论依据。201997年，他们和拉姆斯菲尔德都成为了新美国世纪计划创立的原则声明的签名者。拉姆斯菲尔德、沃尔福威茨和利比于1998年1月和后来成为布什政府成员的其他七人21在一封致克林顿的名为“推翻萨达姆政权”的公开信上签名。22因此，2001年9月15日讨论的关于打击伊拉克的问题只不过是新保守主义模式的首次公开亮相。早些时候，身为新保守主义派的丹尼尔·贝尔说：“要控制人们的思想意识，你得事先编好理由。”23他可能早已为这一时刻而写作。
到了2003年年初，尽管战争的想法看似已被放弃，但实际上，新保守主义派离他们的目标越来越近了。卡普兰和克里斯托写道，这一战略“显然远非仅指伊拉克……甚至远非只涉及中东的未来”。它将代表“美国试图在21世纪的世界扮演何种角色”。24在新保守主义派看来，伊拉克战争并不是针对恐怖主义的，而是涉及萨达姆·侯赛因和维护美国实力之间的中枢关系。实际上，侯赛因为美国阐明其全球目标和道德标准提供了机会。从老布什政府的实用政策及克林顿政府一厢情愿的自由主义已给伊拉克独裁者掌权留了余地的意义上来说，萨达姆政权的继续存在是苏联解体以来所有与美国外交政策相左的国家的一个象征。25现在，伊拉克是证明新保守主义学说至关重要的信条——军事上先发制人、政权更迭、输出民主的功绩以及“完全卷入但从不道歉”的美国强权——的重要场所。26
在2001年9月15日那一天，新美国世纪计划的发起者将他们在《标准周刊》上的纸上谈兵变为了美国高层的决策。萨达姆·侯赛因再次成为美国的打击目标。但是，如果说新保守主义派的观点令总统及其战争内阁神往的话，那么美国公众则谨慎得多。美国政府不会简单地签署新美国世纪计划关于支持在华盛顿正在建立的世界秩序中确立美国霸权的大胆学说的声明。它不得不使国内选民及国际舆论确信这种战略已被证明是正当的。简而言之，它需要找到一个发动战争的借口。新保守主义派面临的挑战是要以证明战争正当的语言为政府目标制定一个框架，它不仅仅是一长串为什么除掉某人世界将更美好的理由，27而要进入“对事实的话语表述”。
对“9·11”的话语操纵
“对事实话语建构”的提法证实了语言的一个主要功能——提供一个能被理解的概念化框架。社会现实及处于其中的关系、实体和信仰并非事先决定和固定的，而是通过语言并用语言创造出来的。我们对某些事情的理解、它在我们生活中的意义和重要性以及我们赋予它的价值都可以通过话语进行建构，并且随着我们谈及它的方式而变化，也就是说它可以用话语来界定。如何讨论及表述事实极大地影响了我们的反应和判断。
说到这，记住政府在用协调统一、全神贯注的方式行事时所面临的困难就显得非常重要。由于上述原因及政府由众多相互竞争的精英组成，事实上，政府想继续用一种声音说话变得不太可能。虽然如此，认识到新保守主义派在白宫所拥有的权力以及他们不会轻易下台的状况，为保住白宫对他们的好感，各个部门的言论逐渐与白宫趋于一致，这一点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显露出来。
新保守主义派巧妙地作出反应并迅速营造和维持了一个充满不安全因素的国内和国际环境。他们支持把美国在其中领导其他国家向自由和安全的最终理想前进的新世界秩序作为逻辑解决方法。反映了美国政府最大范围的权威的这一言论铭记了一个可以参考的体制，即不管多么牵强附会，官方解释都会从对排除其他更温和的反应的怀疑中获益。28
在“9·11”之后的数天和数周内，这一恐怖袭击演变为抽象的冲突。总统的“宣战”在某种意义上支持了以上概括的更为庞大的战略。如果只是说“19个年轻人或一群恐怖分子甚至二者都已向我们宣战”，那么这一更为庞大的战略就很难维持下去。恰恰相反，美国政府却声称有人已“向美国宣战”，战争已降临“我们头上”，有人已“向我们开战”。尽管当时美国政府认为那个没有多少人知道的基地组织应该对此次袭击负主要责任，但它却逐步夸大这一事件以得出美国的生活方式正遭受攻击的结论。29如果这是小布什的诡计，那么他就是有意的。如果他是缺乏经验和观察，那么他就没意识到他的言辞将把美国及其盟友引向何处。如果总统言词的重要性不能立即显现的话，那么在2002 年1月他第一次发表国情咨文后，全世界对此也就不会有疑问。小布什在国情咨文中宣称国家战争的弹性要延伸到打败所有的邪恶势力。这意味着它不仅包括恐怖组织，也包括了其他国家。30通过媒体，这些观点一览无遗。
强化这一话语战略的是美国政府对安全并非客观概念的清楚理解。政府官员决定什么样的事态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什么时候这种威胁结束，什么时候国民更为安全。正如纽卡斯尔大学国际政治学教授戴维·坎贝尔曾说的那样，危险和据说源于此危险的行为没有必然的联系，被这样解释的东西比其他任何事物都危险。萨达姆·侯赛因被表述为超过所有其他可能的美国安全威胁的超级威胁，就是这种解释的一个例子。31但这远非只是对事实的阐释如何具有改变它的明显力量的问题。话语的影响力还取决于使用它的媒体和阐明它的实体。话语后面的机构的权力不容忽视，因其权威性及对媒体受众的特权，比起其他机构它对事实的描述更可信、更权威。32在分析美国政府如何为其战争计划争取支持的问题上，权力与话语之间的联系尤为重要。从这种意义来说，全球实力不仅仅表现在物质方面。它也是一种阐释其周边环境，加深它对事实的定义并使其被大多数人所接受的能力；它能把某些主观的解释变成被认为唯一有根有据的客观事实。“9·11”之后，新保守主义派拥有了这样的能力。33“邪恶轴心”演讲标志着对事实的话语建构开始到达顶峰。
制造恐慌气氛
后来，一个深谙言语与世界阴暗面之间的关联的约翰·勒·卡雷指出，美国公众不仅仅是被误导了——他们被带入了一个处在精心炮制的恐惧压力下的无知、恐慌的状态。34对恐怖主义的恐惧为其他未经证实的说法、猜想、预言和想法成为战争的理由提供了必要的条件。官方的话语将对假想危险的估计变成了真实危险的确凿证据。美国政府逐步把一个设想变成美国民众必不可少的认识，即反恐战争和伊拉克战争密切相关。35
美国民众遭到一系列世界末日景象的狂轰乱炸。珀尔代表五角大楼国防政策顾问小组预言，如果美国政府不能将其伊拉克政策执行到底，“那么反对我们的恐怖活动的闸门也将随之被打开”。36布什于2002年9月底在玫瑰园告诉观众：“我们国家面临的危险极其严峻，我们国家面临的危险正在加剧。”37尽管伊拉克政府刚刚同意目的是查找那些尚未被发现的违禁武器的联合国武器核查人员无条件返回伊拉克，但当小布什宣称“伊拉克政府拥有生化武器……伊拉克政府正在建造制造更多生化武器所需的设施……伊拉克政府正在寻求核弹头”时，他似乎已能肯定伊拉克确实拥有这些武器。一个月后他再一次声称：“有证据表明伊拉克政府正在重建其核武器计划，用不了一年伊拉克就可能拥有核武器。”如他所强调的：“我们已经经历了‘9·11’这样的威胁，美国决不会对那些不断积累的威胁置之不理。”38他在新保守主义派的据点美国企业研究所向一位听众许诺道：“我们将带领大家完成摧毁伊拉克生化武器这项紧迫而又危险的任务。”39小布什在肯塔基州谈及对伊拉克进行先发制人的打击时用了“如何使我们的国家更安全”的字眼。40他告诫他的听众注意“基地组织、伊拉克和其他地区”，好像恐怖组织和伊拉克独裁政权在同一战争中毫无区别可言。英国一份长达50页的情报汇编为此提供了更进一步的材料，在玫瑰园，小布什总统告诉新闻记者们，“根据英国政府的情报，伊拉克政府能够在命令下达后45分钟内发动生化攻击。”41在指控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时，美国政府把核武器、生物武器和化学武器混为一谈，从而在人们心中产生无差别的恐惧气氛，使他们对战争的得与失的分析几乎不可能进行。42
新保守主义世界末日论的局限性
因此，通过反恐战争，把民众的注意力从恐怖袭击转移到萨达姆·侯赛因身上，这一过程是不间断的。基地组织和萨达姆·侯赛因被视为同样的敌人。但就大的战略环境来说，这种制造恐慌的行为真是煞费苦心。美国政府的话语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伊朗的核武器计划。来自朝鲜的威胁也被视为微不足道，即便当金正日非常自豪地公开宣布朝鲜正在浓缩用于开发核武器的铀时也是如此。43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巴基斯坦身上，尽管其政府机构支持基地组织和塔利班，但美国政府却不置可否。使佩尔韦兹·穆沙拉夫将军掌权的军事政变已经在西方引起对这个试图遏制其社会内部大量受欢迎的反西方势力，包括其明显同情塔利班的情报组织的新生核大国的稳定的关注。如果巴基斯坦众多伊斯兰好战政治力量中的一个想要颠覆穆沙拉夫尚未稳定的政权的话，那么它将在几小时内用核武器打击美国局部及其他地方。显然，美国政府高级官员提出的把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技术转让给恐怖组织的情形至少在巴基斯坦是貌似可信的，因为谁都知道巴基斯坦的高级军事官员对克什米尔的激进分子及其他伊斯兰运动的极端分子（如在伊拉克）抱有极大的同情。这些官员可能早就决定向那些激进分子提供武器或技术了。44但这种严峻的情形却被排除在集中在伊拉克上的话语之外。伊朗、朝鲜及巴基斯坦都给我们提供了政府驾驭“对事实的话语建构”的能力如何能被用于相反方向，即去缓和而不是去激发人们的忧虑的启发性范例。这样危机就将不成为危机，除非政府把它认定为危机。
伊拉克境内假想的、未经证实的事件而不是这些可察觉的危险被放在了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中心。卡根和克里斯托在2002年1月出版的《标准周刊》上列举了一些“无可争辩的”证据。当联合国武器核查人员于1998年年底离开伊拉克时，显然，“他们认为”伊拉克拥有足够的母体化学制剂，可用来制造200吨毒物。卡根和克里斯托问道，谁又会知道那些工厂中到底有多少家正在运转呢？他们声称，“我们只能设想”萨达姆“可能”控制着多少炭疽。他们又进一步问道，如果萨达姆把其中一部分炭疽提供给基地组织这样的恐怖组织的话，那么后果又将如何呢？他们引用一位官员的话称，在萨达姆和本·拉登之间“他们很可能已经在做”这种交易。45这样看来，这一系列没有事实根据的假设就成了新保守主义派智库能够在其旗舰刊物中集结的最佳事例。
提交给联合国安理会的论证
2003年1月，美国国务卿科林·鲍威尔把分别收集的未解决问题、建议及纪实性事件提交给联合国安理会，以作为推翻伊拉克政权的有力证据。尽管他事后承认报告中有些不妥之处，但如他告诉与会者的，“你们所看到的将是事实的累积和令人不安的行为方式。”他说，“这些事实及伊拉克的行为表明，萨达姆·侯赛因及其政权正设法掩饰他们制造更多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努力。”尽管全世界都在等候鲍威尔的有力解释以澄清为一场似乎没有一个正当理由的战争已经有哪些信息和间接的正当理由被混在一起，他却宣布：“我不可能什么都跟你们说。但当把你我都能认同的东西和这几年来我们都已了解的东西结合到一起时，你会发现它是多么的令人不安。”因此，美国政府宣战的高潮是从一个最接近不承担责任的声明开始的。争辩的核心在于插入其中的一个限制性条款，即哪怕那些有代表性的、从来自“各种来源”的“附加信息”中选编的证据不能让我们信服，美国政府仍有不能告诉我们的理由。但令人奇怪的是，与论点的成立有重大关系的情报却被忽略了。46
用鲍威尔自己的话说，他提出的宣战理由就是发生在伊拉克的事情“深深的令人不安”。他列出的大量间接证据经不起法庭检验，更不用说让一个国家参战和在中东的长期军事占领了。他囊括了那些带含糊控诉的电话交谈，如：“那些证据你们一件也没有，对吧？”“我有。”他还问了一些有关计算机硬盘驱动器方面的问题，如：“谁拿了硬盘驱动器？”“它们去了哪儿？里面到底藏了些什么秘密？”他的证据依赖于一些断言，如“很多线人告诉我们，伊拉克不光在隐藏文件和硬盘驱动器，他还在隐藏大规模杀伤性武器。”鲍威尔向全球呼吁，“你们都知道这些事实。”“毫无疑问，萨达姆·侯赛因拥有生物武器，而且有能力迅速制造很多、很多的生物武器。”鲍威尔断言萨达姆将隐藏联合国武器核查人员尚未证实他拥有的武器，他说：“我们都知道萨达姆·侯赛因决意要隐藏他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47
把伊拉克和基地组织联系在一起
美国政府把伊拉克问题提交给安理会部分地与“伊拉克同基地组织恐怖分子网络间存在邪恶关系”有关。这从根本上涉及阿布·穆萨布·扎卡维这个人的活动。这种“邪恶关系”的形成取决于两个因素：扎卡维在巴格达进行过为期两个月的治疗以及他同活动于巴格达控制之外的伊拉克北部库尔德人地区的当地恐怖组织伊斯兰辅助者组织有关联。不为美国中央情报局所认同的鲍威尔对这种“邪恶关系”的断定不但没有为扎卡维和伊斯兰辅助者组织之间的关系的性质提供详细的说明，而且显然相悖于已被大家接受的一个事实，即萨达姆·侯赛因是本·拉登这样的伊斯兰激进分子一生的世俗敌人，而且本·拉登也这样认为。48这些细节只是简单地加起来作为把伊拉克确定为明确的现时危险的根据。
鲍威尔在安理会发言一个月后，《纽约时报》专栏记者莫琳·多德评论道，怪不得美国民众糊涂了，因为美国政府正准备对这样一个国家开战，它没有像基地组织那样在9月11日袭击美国，没有像朝鲜那样拦截美国的飞机，没有像沙特阿拉伯那样资助基地组织，没有像巴基斯坦那样给奥萨玛·本·拉登提供避难所，也不像伊朗和叙利亚那样是恐怖分子的大本营。49在多德以挖苦的言语强调美国政府在这件事上的难处时，杰拉尔德·福特和乔治·H.W.布什的国家安全顾问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也对美国政府论据的构成提出指责。他在《华尔街日报》上的一篇评论中称，把萨达姆·侯赛因和基地组织联系在一起显然证据不足，而将他和“9·11”事件联系在一起的证据更是不充分。他提醒读者，伊拉克独裁者的目标与恐怖分子几乎没有共同之处，也没有什么动机能促使他们联合起来。斯考克罗夫特认为，萨达姆·侯赛因不可能冒险去制造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也不会冒着伊拉克被攻打的风险把这种武器交给恐怖分子用于自己的目的而让巴格达成为报复目标。另外，身为渴望权力的幸存者，萨达姆·侯赛因非常清楚，即使为了勒索而威胁使用武力——更不用说实际使用——也将置他和他的政权于美国这个不畏惧威胁的国家迅速的毁灭性反击之下。50但他还是被美国政府赶下了台。美国政府认为：“野心和仇恨足以把伊拉克和基地组织撮合到一块。”
信任沟
不久，大西洋两岸传来声音，美国政府和英国政府未经受住诱惑，把演讲和谈话中未经证实的或可疑的情报作为对伊拉克开战的证据。当后来发现在国情咨文演讲中一句由16个词组成的话援引的英国情报——萨达姆·侯赛因显然寻求从非洲国家购进铀——是未经证实的时，新保守主义派同情者在《标准周刊》上称之为“假丑闻”。该文章认为，美国政府没有什么可道歉的，因为这些话都是总统的演讲撰稿人加入的，“他们积累了有关萨达姆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证据，以使反对萨达姆的理由更加充分”。文章进一步指出，中央情报局并没有警告撰稿人要谨慎对待该情报。51后来发现这都是错误的，但实际上远非如此。
当美国政府中的众多官员及《标准周刊》的作者们也想把这桩丑闻当做一些大惊小怪和党派争斗而草草了结时，此事不会就此消失。声称伊拉克有铀是美国政府因为其核野心断定萨达姆·侯赛因对美国构成重大威胁的中心部分。52实际上，当国会两院于2002年10月通过决议授权可以对伊拉克使用武力时，有180多位议员把伊拉克可能的核威胁作为投票支持该决议的理由，另外还有很多参议员显然援引了英国关于伊拉克试图购买“黄饼”（核反应燃料重铀酸铵或重铀酸钠的俗称——译者注）的报告。53而且，当2002年12月7日伊拉克向联合国提交了一份有关其违禁武器问题的长达12 200页的报告时，美国政府又把8处重大遗漏算入其中，并补上了“此报告没有把伊拉克试图从尼日尔购买铀包括进去”这个论断。康多莉莎·赖斯也着重援引了这个论断。54因为这项指控关系重大，国际原子能机构要求美国政府提供调查尼日尔案件的证据，但过了6周华盛顿什么也没拿出来，而它却还在为战争继续寻找理由。尽管如此，美国政府巧妙编织的“话语”却十分有效。在美英联军进入伊拉克4周之前，《时代》杂志做了一项民意测验，有72%的美国民众认为这场战争是正义的，因为它将有助于消除萨达姆·侯赛因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55
虚假的证据与悲观的间谍
2003年2月，美国政府对伊拉克的话语从根本上受到英国情报官员对其首相的一次不同寻常的反抗的挑战。在一次前所未有的泄漏事件中，英国国防情报局（Defense Intelligence Staff）的一份文件被披露给媒体。这表明了英国情报官员们对其工作被政治化所感到的不满程度。因为国防情报局的文件是高度机密的，据此可以推测它的发表得到了某个高层官员的许可。该文件的内容表明，英国情报机构认为萨达姆·侯赛因和基地组织间无必然联系，而且由于其相互的不信任和互不相容的意识形态，伊拉克官员和基地组织网络间的接触不会产生什么结果。《独立报》援引一位情报官员的话说：“你不应该只选取那些对你有利的证据而忽略其他的。这是获取情报的基本准则。”华盛顿的一个美国情报提供者也证实了这一点，称“不公平情报的获得就与这些机构息息相关”。56
在鲍威尔讲话后的第二天，一位剑桥大学的分析家透露说，英国政府有关伊拉克问题的卷宗，也就是鲍威尔在其发言中称为“英国政府昨日提供的、详尽记录了伊拉克欺骗行径”的卷宗，是从《国际事务中东评论》（Middle East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杂志一篇10年前的文章及《简氏情报评论》（Jane’s Intelligence Review）中的两篇文章中抄袭来的，甚至于连其拼写错误也照搬不误。57对伊拉克宣战的缘由净是从因特网上复制和粘贴来的，抄袭后的证据也只是稍稍做了些修改，这种情况令问题越来越糟。而阿拉斯泰尔·坎贝尔的私人助理艾莉森·布莱克领导的唐宁街小组还对此做了些润色，使其更具戏剧性。58
兜售战争，忽视中央情报局
对伊拉克发动战争的可能使美国民众越发感到震撼，此时，坚定地支持新保守主义议程的话语就显得至关重要。如果伦敦的人们对报界所披露的情报的真实性还持有疑问的话，那在华盛顿也有越来越多的人怀有同感。鲍威尔自己把国情咨文演讲中关于伊拉克试图从非洲国家购买“黄饼”的断言从其联合国讲话中删掉了，因为他认为该断言的力度不足以“向世界展示”。59再让我们来看看有关尼日尔的卷宗吧，这可不只是个矛盾的问题。它以实例说明，情报官员和美国政府专家虽再三提出警告却并未受到重视，因为他们的观点与当前向战争靠拢的话语和势头不符。
有关伊拉克购买“黄饼”的说法始于2001年年底，当时意大利政府得到6封信函及其他一些文件，声称伊拉克的政府机构试图从尼日尔政府官员处购买“黄饼”。这一情况随即被告知英国和美国的情报部门。2002年2月，中央情报局派遣前国务院官员约瑟夫·威尔逊前去调查。返回后，他以口头形式向中央情报局及国务院官员汇报，称他无法证实这一情报。此时距国务院情报与研究局把驳斥意大利情报的备忘录送到鲍威尔手中已有9天。60
此事本应该就此结束，但6个月后，这种主观臆测又再度兴起。2002年9月24日，布莱尔政府发表了一份卷宗，声称“伊拉克已从非洲国家购进了数量可观的铀”。此时，白宫发言人阿里·弗莱彻突然称，“我们同意他们的观点。”6个月后，这种说法便出现在总统当年最重要的演说辞中。尽管这对国情咨文演讲很有利，却不利于正前往联合国的鲍威尔，也不利于中央情报局局长乔治·特内特，因为6天后，他要在参议院讨论会上加以证实。
国情咨文演讲后，这种认识并不能一下子为美国政府高官所理解。重要的是，特内特的观点在国情咨文演讲前就已经传到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2002年10月，特内特以个人名义打电话给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副助理斯蒂芬·哈德利，建议他删去小布什总统即将在辛辛那提演讲中涉及伊拉克有铀的那一行文字。同月，中央情报局官员又在一份长达99页涉及伊拉克武器计划的分类评估报告中提到了这一问题。不同于新保守主义派辩护的做法，中央情报局在评估报告中加上了脚注，说铀的问题“很可疑”，这一点就连白宫演讲撰稿人也没有注意到。国情咨文演讲6个月后，真相终于暴露了，原来白宫首席演讲撰稿人迈克尔·杰森和哈德利及其他人都收到过一份发自中央情报局、日期是2002 年10月5日的备忘录，该备忘录要求在白宫演讲稿中不要提及铀的问题。话语的设计者们知道情报机构对此有疑问，但在政治面前，这些疑问统统被忽视了。61
赖斯替美国政府辩护道：“倘若中央情报局，倘若中央情报局局长说过‘把这一问题从讲话中删除’的话，毫无疑问，那一定会被删除掉。”62但第二份日期为2002年10月6日的备忘录又以个人名义送到了赖斯和哈德利手中，其中清楚地提到不要指控伊拉克有铀，并强调说“证据不足”。63正如哈德利向记者们所说的，“我应该记得……在铀的问题上大家意见不一。”但奇怪的是，仅仅过了不到两个月，当起草总统国情咨文演讲稿时，哈德利却把中情局的警告忘得干干净净。64
对伊拉克发动战争是由像声称伊拉克有铀这样的众多相互没有联系的断言和想象得出的结论，而其中许多这种断言和想象被证明是牵强附会的或未经证实的。在小布什断言“我们知道伊拉克在20世纪90年代末就有好几个流动的生物武器实验室”时，中央情报局和国务院情报分析家却对它们是否是实验室无法达成一致。再如小布什说：“我们获得的情报表明，他（萨达姆·侯赛因）试图购进可制造核武器的高强度铝制炮管。”而此话源于一件事：12年前，也就是在1991年，一位伊拉克科学家把制造离心机的设计图埋在了自家花园里。但迄今为止没有任何证据能够证明伊拉克正在制造核武器。美国政府就是这样一句话一句话地把伊拉克同“恐怖”这个词联系在一起。这不仅可将军事手段合法化，还可以避开可能已经作为合法手段使用的非军事解决办法。
信徒时刻
美国政府以绝对道德准则的名义向伊拉克开战，使其政策的争论性也因此少了不少。在“反恐战争”中，萨达姆·侯赛因被视为好战分子，除了武力解除其武装，其他任何建议都显得过时，都将被视为绥靖政策。美国民众逐渐习惯生活在一个被“我们”和“他们”的两极化身份定义的危险世界之中，“他们”排斥就那些与已变成完全不能相容的实体的东西有关的问题或这种实体之间的问题进行对话。讨论的基础有限。如今，任何试图质疑该政策的人都将被视为站在理性、道德及爱国主义的对立面。65在把美国外交政策的目标定义成“捍卫自由”和“寻求安全”中，美国政府已能够把围绕2001年9月的恐怖袭击环境建设成一个从其发动先发制人打击的广泛道德平台。66
这可能是源于“9·11”事件的新保守主义影响中最危险的一面。美国政府以战争解决问题的方式阻碍了对伊拉克进行的系统核查和协调。在战靴尚未踏上伊拉克领土之前，对它的核查和协调原本可以带来诸多急需解决的问题。但美国政府并没有提出什么重大的问题，因为在支持新保守主义议程中，其决策文化已变得高度政治化。决策者们要么“赞同这一计划”，要么被打发出局，如经济顾问劳伦斯·林赛和军事顾问埃里克·辛赛基将军。这是一个重大的公共机构失误，特别是像国家安全委员会这样的机构。国家安全委员会没有承担起自己的责任，协调好各部门的关系，避免争夺国家资源的情况发生。它也没有解释清楚国务院和国防部的不同角色，遏制特殊利益议程，如新保守主义议程。鉴于不同的观点众多，而持有这些观点的人职位又高，这项工作做起来确实不容易。虽然如此，由于其工作不完善而造成政府政策链条中出现了一个本不该出现的失误，这一点我们将在本章结论部分再进行讨论。
人道主义的外衣
当为伊拉克百姓创建一个和平的市场——民主国家成为美国政府话语中的一个特征时，它只是在“9·11”后驱使美国政府的更大野心——重塑中东地区的一部分。正如卡根和克里斯托所言，“对萨达姆·侯赛因进行致命一击，然后由美国人重建伊拉克，并把伊拉克领向民主统治的道路，这将对阿拉伯世界产生天翻地覆的影响——朝着越来越好的方向……一旦伊拉克和土耳其这两个中东地区最重要的国家都加入亲西方阵营中，那么较小的国家可能决定随波逐流就有了合理机会。”67
由于某些原因，克里斯托、珀尔、沃尔福威茨及其他新保守主义派所支持的民主化进程只局限于中东地区。卡普兰和克里斯托写道，美国政府的“国家安全战略使美国走向了捍卫人类尊严的道路……其方法是创造有利于人类自由的力量平衡”。68但新美国世纪计划的设计者们已完全意识到，美国并没有足够的资源去占领每一个需要改变政权的国家。69这也并非他们要做的事情。在讨论推广民主时，他们没有谈及中亚地区或津巴布韦愈演愈烈的独裁主义及沉重的政治压迫。在他们论及“美国的使命”的书中，卡普兰和克里斯托所指的国家并不包括古巴和朝鲜。70严刑拷打，严格限制媒体，肆意关押百姓，折磨和监禁反对派领导人，查封反对派报纸以及既非自由亦非公正的选举，当这些情况发生在乌兹别克斯坦或吉尔吉斯斯坦时，新保守主义派并不觉得那有什么大不了。克里斯托所说的“人类的尊严”和“人类的自由”与发生在缅甸、不丹的事情无关。赤道几内亚和土库曼斯坦发生的一切在小布什总统“崇高的道德事业”及“伟大的战略目标”等信条中却寻觅不到踪迹。71此外，这种对“违反人道主义”现象的选择性关注埋下了对美国战略不利的隐患。美国政府放纵中亚地区无度的暴虐行为也将给它带来如新保守主义派诋毁中东地区的那些问题，在那儿，美国的政策在很大程度上促使独裁政府追求支持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反民主政策。
沙拉比和自负的新保守主义中东和谐模式
照卡普兰和克里斯托的话说，萨达姆·侯赛因被击败后，“在巴格达建设一个正派的民主政府对美国而言”是件“轻而易举的事”。在他们书中所援引的估计中，只需要75 000名士兵维持战后治安，每年的开支也只有160亿美元。随着伊拉克政府接手重建其经济及政治制度，部队的人数“在一两年后”就可削减至“几千人”。但遗憾的是，新保守主义派的预测是以最乐观的情形为依据的，并且完全忽视了阿拉伯国家对美国的态度。
如沃尔福威茨所言，第一个阿拉伯民主政权能够开辟的远景将会是绝妙的。卡普兰和克里斯托援引卡南·马基亚的话说，这可能是自奥斯曼帝国倒台后发生在中东地区的最大一件事。伊拉克的自由民主法则的实验“可能增加德黑兰的宗教领袖们感到的开放社会的压力”；伊拉克“可能取代沙特阿拉伯成为美国在该地区的主要同盟国及石油来源地”。在那之后，一个“民主的伊拉克也将激励该地区那些已经自由化的政权，如卡塔尔、摩洛哥及约旦的政府，继续他们的民主之路”。卡普兰和克里斯托声称：“的确，庇护流亡者的伊拉克国民议会已经在致力于巴格达战后政府的组建了。”72
如果他们指的是伊拉克国民议会领导人艾哈迈德·沙拉比的话，那么他们说的是一个在外流亡了40多年的人，他在伊拉克的权力基础尚未经历过考验，而他也是一个完全依赖西方国家庇护的人。73
早在20多年前，艾哈迈德·沙拉比就与新保守主义派确立了同盟关系。当他还在芝加哥大学学习数学时就遇见了沃尔斯泰特，到了1985年，沃尔斯泰特又把他引见给珀尔，哈德逊研究所有人把他描述为一个既“沉湎于阿拉伯世界”而“本质上又属于西方国家的人”。沙拉比随后在五角大楼中东政策办公室的官员中找到了一批重要的支持者，其中名气最大的是沃尔福威茨，其他颇有名气的还有道格拉斯·费思、彼得·罗德曼及戴维·乌姆瑟尔等。74沙拉比于20世纪90年代获得了华盛顿亲以色列智库华盛顿近东政策研究所和犹太国家安全事务研究所坚定的政治支持，成为他们座谈会上的常客，并得到了那些与新保守主义派有关联的重要人物，如切尼、拉姆斯菲尔德、沃尔福威茨和伍尔西的广泛支持。
沙拉比于1945年出生在一个富有的什叶派教徒家庭，他家与1958年费萨尔二世被一个军官联盟推翻后逃亡在外的哈桑王朝有着关联。75沙拉比大部分时间是在美国和英国度过的。20世纪90年代对他来说并不顺利。1992年，他创办于20世纪80年代的私人银行倒闭，在缺席审判的情况下，他被一个约旦法庭指控犯有非法侵占罪，被判22年监禁。3年后，他试图在库尔德人控制的伊拉克北部地区组织起义，结果以失败告终，死亡数百人。76 20世纪90年代，沙拉比创立了伊拉克国民议会，这是一个旨在把伊拉克领向民主之路的反政府力量的广泛联盟。但在反政府运动中，几乎没有人认为他在伊拉克国内有自己的权力基础，甚至在伊拉克国民议会内部也是如此。当有人问及在巴格达是不是有人听说过沙拉比时，华盛顿的伊拉克国民议会办公室主任恩提法德·坎巴尔争辩说：“他们或许不知道这个人，但他代表了他们的观点。”77
然而，尽管在战前大家都清楚沙拉比在伊拉克国内缺乏权力基础，但他还是得到了新保守主义派及国防部的青睐，认为他是战后把伊拉克带入民主之路的最佳人选。卡根和克里斯托竭力主张：“美国应该支持艾哈迈德·沙拉比和伊拉克国民议会。”78拉姆斯菲尔德拒不接受其他伊拉克团体指责美国政府偏袒沙拉比的说法。2003年7月13日，由25人组成的伊拉克管理委员会成立，其中有9名成员随即被选举轮流担任该委员会主席。这个9人集团与五角大楼于2002年2月怂恿成立的流亡领导人委员会几乎一模一样。因此，从本质上说，卡根、卡普兰和克里斯托所倡导的民主模式就是把他们喜爱的伊拉克人径直送上该国政治体系的中央舞台。79
新保守主义范式：一个现实检验
从沙拉比这样的人那里获得的那种毫无根据的乐观态度再加上认为轻而易举就能处置好伊拉克使第一批到达伊拉克进行民事管理的美国官员的工作变得极其复杂。伊拉克国内到处是掠夺。美国政府计划使用的伊拉克前政府部门的21栋办公大楼中就有17栋遭到了破坏，价值数百万美元的设施和物资要么被偷要么被毁。80
况且，以“低代价战争”（war lite）政策进驻伊拉克并没有得到美国各国防机构的支持。民事分析家和高层军事专家就此也有过公开的争执。美国陆军参谋长埃里克·辛塞基将军于2003年2月25日告诉参议院军事委员会，战后伊拉克将需要成千上万的士兵来维持治安。他重复了18个月前其他防务分析家提出的观点。81拉姆斯菲尔德和沃尔福威茨立刻对此做出回应，指责辛塞基并且认为他的估计无关紧要。在两天后的一个国会听证会上，沃尔福威茨说辛塞基提出的数据“太离谱”。82他们的这种反应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位将军的观点与五角大楼新保守主义派领导人的意愿相悖。他们想要表明的是，借助于高技术，完成这项计划的代价甚微。如参议院军事委员会的参议员们所注意到的，美国政府不能进行一场辛塞基所说的战斗结束后仍需再投入兵力的战争，除非得到联合国安理会的支持。83但严格遵照新保守主义派没有多边组织支持的单边行动设想就是伊拉克政策的中心所在。因此，在他们眼中，辛塞基的观点无疑是错误的。
新保守主义派欲使其使命表面上确实可行的压力使他们忽略了美国政府内部关于向战后伊拉克提供经济援助的重要建议。如沃尔福威茨于战争初期告诉国会的，“我们在和一个实际上有经济能力重建自己的国家打交道，这一天很快就将到来。”在巴格达被攻陷的那一天，切尼断言，到2003年末，伊拉克的石油产量每天可达到300万桶。但这些假设伊拉克的石油财富而非美国纳税人将承担伊拉克的重建费用的乐观表述，与几个月前为了研究伊拉克的石油工业而设立的一个政府特别工作组所做的评估报告相抵触。因为它与新保守主义派的干涉模式格格不入，那份详尽的研究报告又一次被他们所忽视。政府特别工作组曾是战争计划部门的一个组成部分，他们提交过一份厚厚的报告，其中描述了伊拉克石油工业因长达10年的贸易禁运的损害，其石油生产能力已是极其有限。84
如战后不久被任命为伊拉克最高民事长官的保罗·布雷默于2003年年底在一个参议院听证会上所说的，“在过去的20年中，伊拉克石油产业急剧下滑，过去10年的制裁是其部分原因。”但在华盛顿掌管伊拉克政策的人中应当没有谁会对此感到诧异。战前，五角大楼管理民事的领导就被清楚地告知，伊拉克的石油并不能成为重建所需资金的现成来源。作为战前向政府提供咨询的专家，埃米·迈尔斯·贾菲是休斯敦赖斯大学詹姆斯·贝克尔三世公共政策研究所一项能源计划的带头人。她的研究小组已于2002年12月得出结论，伊拉克的石油税收肯定无法弥补其重建的费用。而且，联合国在过去5年中所做的报告也清楚地记录了伊拉克石油体系损毁严重这一事实。联合国于1998—2001年所做的报告表明，要使其石油生产能力恢复良好，伊拉克石油工业需要投入巨额投资。
然而，沃尔福威茨于2003年3月27日向众议院拨款委员会保证说，重建伊拉克的大部分费用将由其石油收益予以填补。国会被告知，在接下来的两三年中伊拉克的石油税收将达到500亿美元至1000亿美元。沃尔福威茨争辩说：“到时会有很多的钱用于伊拉克重建，它不会是美国纳税人的钱。”这种说法被证明是错误的，但如美国国际开发署署长安德鲁·纳齐奥斯告诉美国广播公司《夜线》（Nightline）栏目的，“美国人用于这方面的开支将达17亿美元。我们尚无继续投入资金的计划。”纳齐奥斯说，剩下的费用将来自国际社会的捐助和伊拉克的石油财富。85
2002年9月，总统首席经济顾问劳伦斯·林赛估计，伊拉克战争的花费将高达1000亿~2000亿美元。美国政府很快驳斥了林赛的估算。管理和预算办公室主任米奇·丹尼斯不相信林赛算的这笔账，认为“很可能偏高”。而美国政府官员们估计的数目是在500亿美元以内。开战后不久，美国政府管理和预算办公室向国会和新闻记者们提供了一份报告，声称伊拉克不会需要大规模的长期援助，因为它拥有丰富的石油资源。拉姆斯菲尔德告诉参议院，伊拉克的重建将由其政府的财力而并非美国纳税人来负担。但是，正如战前政策制定者们获得的建议和信息表明的那样，这种说法被证明是错误的。86
特别计划办公室和新保守主义派对决策权的控制
然而，战后伊拉克的许多麻烦并非简单地由于缺乏远见造成的。在五角大楼高级民事官员领导和副总统办公室及国家安全委员会一些官员的支持下，新保守主义派得以控制伊拉克政策制定进程，在排斥和边缘化持不同意见的专家——包括数量可观的参谋长联席会议的高级官员的同时，把这个国家带入战争。正如美国外交关系协会（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优先军事行动中心副主任、多个战前准备研究小组的参与者戴维·菲利普斯所言，说美国政府没有战后伊拉克规划是错误的。在对伊宣战的前一年，国务院和其他17个联邦机构就致力于被称为“伊拉克的未来”项目的庞大工作，它涉及了与从经济和农业到政府结构等主题有关的数百位来自各民族、各宗教团体及各阶层的伊拉克人，最终形成了一份长达13卷的报告。87预计了终将困扰战后伊拉克的诸多问题后，参与者们致力于为填补安全真空、恢复政府部门的运作并使之过渡到民主政府制定计划。该项目为通过改善和提高生活条件以赢得普通伊拉克人的人心制定战略，强调与伊拉克现有技术专家合作以保证水和电力的正常供应。作为该项目民主原则工作组顾问的菲利普斯声称，在大多数公职人员是伊拉克复兴社会党成员的情况下，该工作组主张并不是所有的伊拉克复兴社会党党员都是战犯，这些人是重建伊拉克进程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88
但取而代之的是，五角大楼民事领导层对沙拉比和伊拉克国民议会的意见更感兴趣。五角大楼负责政策事务的国防部副部长道格拉斯·费思和他的幕僚有意对国务院筹划长达一年之久的伊拉克战后计划置之不理，并且阻止国务院该计划的负责人托马斯·沃里克前往伊拉克。沃里克已在欧洲和美国招募了大约240名伊拉克流亡者，他们在诸如刑事审判、经济和石油等众多领域有丰富的专业经验。他们拟订了一份有关伊拉克重建的各个方面的蓝图，但五角大楼新保守主义领导层简单地将他们拒之门外。89如同前中央情报局分析家朱迪斯·雅夫2003年夏天告诉新闻记者的，“费思和五角大楼的其他鹰派不希望国务院卷入其中。”90
当“伊拉克的未来”项目的具体工作被搁置时，伊拉克国民议会中沙拉比的支持者们向美国政府保证，他们控制着一个可以支援联军并保障安全的庞大地下网络。他们坚决主张整个伊拉克军队必须立即解散，大多数伊拉克复兴社会党成员都可能是战犯，应该被排除在伊拉克重建进程之外。五角大楼采纳了伊拉克国民议会的观点而忽视了已经为战后伊拉克制定计划的其他美国联邦机构为之所收集的建议及专家意见。正如菲利普斯所说的，沙拉比承诺的网络没能出现，结果导致的权力真空直接促成了使伊拉克基础设施瘫痪的蓄意破坏和掠夺行为。根据伊拉克国民议会的建议，伊拉克复兴社会党被取缔，其党员被免职，此举使数百万伊拉克人缺水、断电。在此期间，美国国务院的工作组声称，流亡者并不能代表所有的伊拉克人，伊拉克国内外的讨论都必须形成一个合法的、具有代表性的过渡结构的基础。尽管如此，沙拉比在五角大楼的新保守主义支持者成功地确立了沙拉比及其联盟作为伊拉克“准过渡政府”的地位，并在伊拉克战争进行到一半时，适时地将他及其在美国接受过训练的700名准军事组织成员空运至纳西里耶。91
费思在后“9·11”时期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一开始作为专门机构在费思领导下的特别计划办公室后来成为了非正式的新保守主义政治代言人网络的核心，他们规避了正常的机构间渠道以将国家推入战争。92特别计划办公室最初由拉姆斯菲尔德和沃尔福威茨在“9·11”事件后为调查萨达姆·侯赛因和基地组织间可能存在的关系而创立。但是，它与五角大楼近东和南亚事务署一道发展成为一个更广泛的致力于更迭伊拉克政权的新保守主义官员网络协调点。93
近东和南亚事务署及特别计划办公室的负责人分别是助理副部长威廉·鲁特和亚布拉姆·舒尔斯基。鲁特原来是纽特·金里奇的门生，而金里奇曾是众议院共和党发言人，目前是国防政策顾问小组的成员。被任命为这两个办公室工作人员的还包括前美国企业研究所成员迈克尔·鲁宾和前华盛顿近东政策研究所的戴维·辛克。在费思的领导下，特别计划办公室和国防政策顾问小组中的阿德曼、金里奇和伍尔西等人密切合作，把其分析结果公布给意气相投的福克斯新闻网和《标准周刊》等媒体。这是一个为美国民众精心策划有关伊拉克话语的过程。94
在机构间的商讨中，费思和这两个办公室与其他机构中志趣相投的支持者进行了大量的沟通，而没有和与其对等的官员交换意见。他们很少和中央情报局交流，却与金里奇和切尼等高层官员交换思想。根据中央情报局的国会证词，这些人的视察对给分析家施加支持其政治目标的压力有一定的作用。国务院、中央情报局和国防情报局的一些退休官员认为，特别计划办公室与近东和南亚事务署在把消息传达给白宫和媒体之前，操纵并夸大了有关伊拉克的情报。95
伊拉克战争对真正的反恐战争的不利影响
到2002年9月，本·拉登仍杳无音讯，依靠当地部族的支持，他在阿富汗和巴基斯坦东部与世隔绝的地方已经躲藏了一年。96在入侵伊拉克的计划开始时，华盛顿调集了许多特种部队，他们一直在海湾地区搜寻本·拉登的踪迹。一位美国高级官员告诉《时代》：“他们都已整装待发。”精英小组队员带着许多高技术装备离开了，取代他们的新部队大部分人是预备役军人，在说俄语和西班牙语的国家接受过训练，但并不了解有关伊斯兰的事情。尽管有人警告美国政府，换防毫无疑问将缓解被搜寻者的压力，但是对伊战争仍优先于其他所有的事情。97美国和英国的官员们都相信，这一变化将使本·拉登和他在最初藏匿的几个月中幸存下来的很多同伙一起逃离阿富汗和巴基斯坦边境地区。98
在华盛顿因其为尼克松、福特和老布什政府效力而广受尊敬的退休将军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在战前为《华尔街日报》撰文称，攻打伊拉克将损害全球反恐运动。他认为单从经济的角度，美国政府的单干策略将带来巨大的财政费用，它会对全球反恐运动可利用的资源施加不可接受的限制条件。斯考克罗夫特同时强调，在这一地区导致的后果将非常可怕。伊拉克是美国在中东地区的一块心病，而这一地区自己则一直备受巴以冲突的困扰。如果无论正确与否，美国只是尽全力征服伊拉克，而对解决巴以冲突采取漠不关心或视而不见的态度，那么它将会激起中东地区的强烈不满。华盛顿将会从根本上被视为为了满足在这一地区狭隘的美国利益而忽视穆斯林世界甚为重要的利益。美国人可能经历的恐怖主义程度也将因此而大大增加。99
斯考克罗夫特也竭力主张，同样重大的花费将严重削弱美国与国际社会的反恐合作。当然，跨越国界共享情报和信息的有效方法是任何控制国际恐怖主义活动的一个主要因素，它要求政府间在每一级行政部门都公开信息来源并采取合适的外交手段。
注定失败的外交努力
不顾人们对维持国际合作的关注，伊拉克战争表明在华盛顿外交手段已经过时。回顾过去半个世纪的共识驱动（consensus driven）外交政策，美国显然不需要支持。由于新保守主义议程不可改变，在伊拉克战争的问题上很难获得国际合作。在伊拉克战争爆发之前，美国政府吹嘘有大约50个国家组成的联盟支持它，其中包括如密克罗尼西亚和所罗门群岛在内的一些太平洋岛国。但是，残酷的现实是，除了来自澳大利亚的些许支持，美国和英国几乎完全被孤立。100尽管在宣战前的6个月里，大西洋两岸在联合国安理会已为一些事情有许多相互中伤，但至关重要的外交的失败实质上是因为其他大国断定美国将不顾他们的意见发动战争。2002年11月8日的第一份安理会决议之所以达成了一致，是因为它模糊了两个不可调和的立场，而且联合国长时间的辩论并没有打乱五角大楼同时进行孤立于外交努力之外的军事部署时间表。对法国、德国和俄罗斯而言，1441号决议后的想法是使联合国武器核查人员重返伊拉克继续寻找违禁武器。对美国政府来说，如果联合国武器核查人员在伊拉克成功发现了违禁武器，它是可以接受的。不然，它也为美国提供了一个在继续进行军事准备的同时静候的机会。美国希望萨达姆·侯赛因错误估计形势而使其获得合法的国际支持。
华盛顿发动战争的依据绝大部分来自于联合国武器核查小组负责人汉斯·布里克斯博士提供的报告中的结论。联合国将根据这份报告来决定是否发动战争。但是，对国际社会的其他成员而言，这并非理由。101布里克斯一月份的报告无法给出美国政府所希望的开战理由，国际舆论开始怀疑伊拉克是否构成紧迫的威胁，在伊拉克是否能找到违禁武器。同时，华盛顿和伦敦宣称，基于本章已讨论过的情报和伊拉克过去不履行联合国决议的行为，引发战争的“实质违反”情况已经出现。在一次又一次的外交冲突中，双方的立场似乎都很强硬，特别是在法国外交部长多米尼克·德·维尔潘和德国外长约瑟夫·菲舍尔与鲍威尔2003年1月在联合国会晤后（后来鲍威尔称这次会晤是个圈套）。
事实上，美国在联合国的整个外交进程因其并不来自于真正的多边进程的观念而有缺陷，该多边进程被设计用来客观评价萨达姆·侯赛因是不是一个确定无疑的现时威胁。美国政府官员从一开始就明确表示，他们没有放弃先发制人的学说并准备在1441号决议含糊不清的框架内继续下去。美国政府有它自己的证据和理由，如果迫不得已的话，它将奉行自己的外交政策。在联合国的外交努力充其量不过是为伊拉克战争争取国际支持的一种尝试，如果可能的话，也满足美国政府内部和公众中的温和派的要求，正如一位美国外交家狡猾地表达的：“这样做是为了帮助我们的朋友托尼·布莱尔。”
然而，美国给布莱尔提供的任何帮助都只是暂时的，而且绝大部分不起作用。不幸的是，布莱尔已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如勒·卡雷所写的，“在所有的这一切中，对托尼·布莱尔的角色最宽容的解释就是，他相信只要骑在虎背上，他就可以操控它。”遗憾得很，他所能做的不过是给伊拉克战争提供“一个虚假的合法性和一种圆滑的声音”而已。102英国下议院议长罗宾·库克的辞职很好地说明了布莱尔的窘境。库克宣称欧盟已被分化，联合国安理会陷入了僵局，英国政府没能说服英国人民相信萨达姆·侯赛因确定无疑地构成英国的现时威胁，英国人民希望能给核查一次机会，他们怀疑他们被有它自己的议程的美国政府太快地推进一场冲突中，并对英国“将因参与没有广泛的国际联盟、被英国传统盟国敌视的军事冒险而陷入孤立”深感不安。103
欺骗的后遗症
如阿斯顿大学语言及欧洲研究学院的研究主任保罗·奇尔顿所称，“一个国家的外交政策针对的并不是外部世界，而是外交政策制定者心中的外部世界形象。”104实际上，伊拉克战争正是过去10年就已在新保守主义派心中形成的外部世界形象的有形表现。许多年以来，在这场战争的设计者中可能就已有解决伊拉克问题的口头决定，但“9·11”事件为新保守主义派把其想法变成可行的政策提供了政治条件。伊拉克战争是新保守主义意识形态变得完全可行的一个转折点。它不再依靠华盛顿智库的学术座谈会而得以维持，它拥有受其支配的历史上最强大的军事力量的全部威力。美国政府对伊拉克的干涉，它所犯下的错误及付出金钱、生命和国际合法性的代价，是新保守主义影响力统治下的美国政策制定机制中的系统性弱点的象征。
不过，这场战争也在政府的目标和通过捏造话语事实为它们营造有利氛围的能力之间的关系中开创了前所未有的先例。套用奇尔顿的话来说，这场战争不仅仅是政策制定者心中外部世界形象的延伸，它也是已在美国公众心中形成的外部世界形象的延伸。把在国家战争中创造一个抽象的敌人的手段作为在保证国家安全名义下推翻萨达姆·侯赛因的正当理由，使将来干涉任何国家成为可能。充斥着众多不确定的恐怖因素的后“9·11”时代人为制造的恐惧症构成了将关于伊拉克的根本不同、未经证实的信息碎片拼成具体的威胁和危险的基础。埃斯特拉达认为，美国政府在“9·11”后的官方话语为在21世纪重建国际体系及创建新的国际秩序奠定了基础。105它是新美国世纪计划1997年原则声明的翻版。但是，不求助于隐藏其真实目的话语捏造，新保守主义派就不能使美国人民相信如此赤裸裸的野心。
许多政府反对者已对美国政府支持发动战争的论证提出强烈的、尖锐的批评。106他们和我们并非同一阵营。我们关心的是达成国家重要决策所用的方式。我们的出发点是美国人有权知道真相，任何政府基于事实所做出的决策很可能比那些基于欺骗的决策维持得更长久。我们的观点是关于伊拉克，欺骗占据上风，这可能非常的不必要，因为如果适当地说明情况的话，美国人很可能会支持这件事。从这一事件至少可以得到这样一个经验教训：如果要寻找一个理由的话，政府及政府内的倡导者应该真实地表述，而不是用在我们推倒柏林墙时我们认为我们将遭到世界的谴责那样的大众说服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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