效率优先，兼顾公平

在改革开放初期，针对改革开放以前平均主义盛行下的低效率，邓小平从总结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和社会主义本质的前提下，提出了著名的“双论”——“‘双论’或称‘两论’，指的是‘收入差距论’和‘共同富裕论’”。收入差距论即打破平均，承认个人收入差距的合理性，以提高劳动效率。其包括以下三项：

第一，对按劳分配原则的科学认识。马克思的按劳分配原则中是承认劳动有质量和数量差别的，并将这种差别看成是合理的，是合权利的历史性的。也就是说在真正的按劳分配模式中，在分配结果上会产生适度的合理差距。邓小平具体阐述了对按劳分配原则的科学认识：“按劳分配就是按劳动的数量和质量进行分配。根据这个原则，评定职工工资级别时，主要是看他的劳动好坏、技术高低、贡献大小。”^[35]邓小平重申了按劳分配原则中按劳动数量和质量的差别进行差距分配的合理性和正当性。这是对“文化大革命”期间对按劳分配曲解后的拨正和科学阐述，其有利于打破平均主义，为分配注入按贡献分配的理念和机制。

第二，重视物质利益与物质鼓励，主张收入分配向贡献大的人倾斜。为了改变“文化大革命”期间片面讲求精神鼓励的做法，邓小平认为：“革命精神是非常宝贵的，没有革命精神就没有革命行动。但是，革命是在物质利益的基础上产生的，如果只讲牺牲精神，不讲物质利益，那就是唯心论。”^[36] 因此，主张恢复奖金制度，要有奖有罚，奖罚分明。

第三，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政策一方面对于促进经济发展有着很强的激励效应。因为“一部分人生活先好起来，就必然产生极大的示范力量，影响左邻右舍，带动其他地区、其他单位的人们向他们学习。这样就会使整个国民经济不断地波浪式地向前发展，使全国各族人民都能比较快地富裕起来。”^[37] 另一方面也是基于我国的基本国情下以非均衡的发展战略促进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的体现。但关键是，邓小平强调的“先富”必须是通过合法途径和勤劳致富得来的，但实际的改革过程中，由于机制的不健全，程序正义的缺席而导致了很多不合法、不合理的“先富”。而这一部分“先富”则是分配的不正义的重要原因。

共同富裕论——即社会主义的最终目的是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这可以具体分为两项内容：一是要防止两极分化。在邓小平看来，是共同富裕还是两极分化，这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二是要先富帮后富，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但就怎样实现共同富裕上，邓小平并没有给我们具体的阐释，这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分配正义理论需要进一步予以发展和解答的问题。

邓小平的“双论”是切合中国改革开放之初的实际的，也正是由于这样的分配政策，促进了我国的高效发展。为此，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上，不断丰富分配正义的政策，提出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分配正义口号。早在1987年的党的十三大上就提出：“会给企业主带来部分非劳动收入。以上这些收入，只要是合法的就应当允许。我们的分配政策既要有利于善于经营的企业和诚实劳动的个人先富起来，合理拉开收入差距，又要防止贫富悬殊，坚持共同富裕的方向，在促进效率提高的前提下体现社会公平” ^[38]的政策主张。而在1992年党的十四大上，则是首次提出了在分配制度上要兼顾效率与公平。在1993年的十四届三中全会上，提出个人收入分配要“体现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这是在党的文献中，首次提出了在处理公平与效率关系上应该坚持的原则。从1987年到2010年党的十七大上，“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一直是分配正义的主导原则。实际上，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分配原则是邓小平“双论”中收入差距论的进一步发展，其目的就在于为改革开放注入激励机制，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高效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