兼得和兼顾

理论和实践告诉人们，平等和效率之间似乎存在对立统一的关系，这种关系的存在也是市场经济运行机制所决定的。在市场经济中，效率的发挥是建立在社会不平等的基础上的。不平等就是有差别，有差别才有运动，才有发展变化，才有效率。这种情况甚至在自然界也是如此。水流的条件是水位落差，空气流动的条件是气压差，热运动的条件是温差。没有差别，就没有运动和变化。同样，在市场经济中，不平等或者说差别是竞争存在的条件。人们赛跑总得有个第一、第二，不允许有名次就不可能有比赛中的拼搏和创新纪录，就是说不可能有效率。劳动生产率是在竞争中不断提高的，不允许一部分人通过发挥才能先富起来，谁肯勤奋工作和刻苦钻研？不允许企业通过改善经营管理实行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而是统统由国家大包大揽，哪一个企业能努力经营？允许有差别，有物质利益上的差别，你追我赶，相互竞争，才会有进步。可见，不平等的存在对效率起着重要的经济作用。但是，不平等的经济作用又存在上下两条界限：上限是不平等的差别过小；下限是不平等的差距过大。效率赖以发挥的不平等须保持在这上下限之内。如果不平等突破上限，差距过小，向完全平等靠拢，就会产生干与不干，干多干少，能干不能干一个样的绝对平均主义，严重伤害效率。相反，如果平等突破下限，差距过大，向绝对不平等靠拢，社会上一部分人极富有，大部分人及其贫穷，基本生活毫无保障，则穷人势必铤而走险，扰乱社会秩序，造成社会动荡，危及正常的市场经济秩序，同时，社会财富和收入分配差距过大，会影响劳动力再生产，工资劳动者如果穷得活不下去，会使市场经济存在的基础受到削弱和破坏，这时候别说劳动者受教育、培养和训练成为不可能，而且饥寒交迫会严重影响他们的体质和精神。可见，市场经济运行机制本身就要求有一点平等，但又不能过分平等。平等和效率难以兼得，但要兼顾，兼顾原则有以下三条。

第一，在效率优先原则下兼顾平等。在历史上，只有当效率提高到产生剩余产品后，社会才会出现分配是否公平或平均的问题。在效率极低、根本没有剩余产品的情况下来奢谈公平显然没有任何意义。可见，效率先于公平或平等而发生，而非相反。再从平等的走向来看，平等也只有在效率提高过程中才会逐步实现。在农业社会，人口中1%或者2%的处于最高层的人通常获得不低于国民总收入的一半，而在工业社会，一般说来，人口中处于最高层的2%的人获得税后个人现金总收入的10%左右。当今世界现状也表明：穷国在财富和收入分配上通常比经济发达国家更不平等。

可见，效率优先不等于不顾平等原则而让差距越来越大，而应该在效率优先的原则下尽可能考虑平等的要求，让差距保持在一个比较合理的限度内。在我国现阶段，一方面应当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另一方面也要照顾左邻右舍。

第二，要善于抓住平等和效率这对矛盾在不同阶段所存在的不同的矛盾主要方面，抓住问题的主要倾向来协调两者关系。当公平问题显得更重要时，要多强调平等；当效率问题更严重时，更要重视效率。我国前些年针对长期中主要倾向，改革开放初期强调打破“大锅饭”制度。随着经济改革和发展，我国城乡人民贫富差距又迅速扩大，社会矛盾相当复杂。2004年我国人均GDP已达到1　268美元，而从国际经验看，人均GDP从1　000美元到3　000美元的阶段，是社会经济的激烈变动时期。为构建和谐社会，现在必须高度重视缩小贫富差距问题。

第三，要寻找一些能以尽可能小的不平等牺牲换取尽可能高的效率，或以尽可能小的效率损失换取尽可能大的平等的途径，以降低效率与平等替代的成本。例如，在劳动就业方面，应该进一步深化改革，增加劳动力流动性，打破就业中的部门限制、城乡限制和地区限制，杜绝一切走后门、拉关系以及搞特殊化的不正之风，这既有利于实现公平，也会增进效率。在社会保障方面，既要取消一些大锅饭式的补贴，又要加强对退休职工、残疾人、孤儿和无依靠老人的困难补助和救济；既要扩大社会保障覆盖面，又要根据各地实际情况因地制宜，不能搞一刀切。在财政税收方面，当前要努力完善税制，严肃税法税纪，切实解决偷税、逃税、漏税的问题。还要鼓励富人捐款建立公益性或慈善性基金，用免除捐款所得税等办法鼓励富豪承担社会责任。如何兼顾效率和平等，要在实践中不断探索。两者是否妥善兼顾，要看绝大多数人的积极性是否调动了，社会生产力是否能进一步发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