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平与效率的权衡

第二节　公平与效率的权衡

虽然福利经济学第二定理表明，只要改变初始的购买力分配，社会就能够达到它希望达到的某一个帕累托最优。但是，在改变购买力的分配的过程中，往往会发生效率的损失，而且即便是从一个帕累托最优到另一个帕累托最优，也依然会有人获益而有人受损。于是，我们要问，从社会的角度看，我们应该做出什么样的选择？我们面临的问题主要有两个，一是公平与效率究竟该怎样权衡（trade－off）？二是不同的帕累托最优比较的依据是什么？这样的分析已经不可能在个人选择的框架里进行，由此我们进入社会选择。

图2－2　亚当和夏娃的效用可能性曲线

一、效用可能性曲线

当苹果和香蕉在亚当和夏娃之间分配后，两个人均有一个效用水平，我们以横轴代表夏娃的效用，纵轴代表亚当的效用，将两个人得到的效用在这一座标上描绘出来，就得到了效用可能性曲线图。如果将资源分配完毕，其效用的组合情况如图2－2所示。从图中我们看到：第一，这条曲线是向右下方倾斜的，这意味着亚当的效用和夏娃的效用是此消彼长的，要增加一个人的效用必定要减少另一个人的效用；第二，这条效用可能性曲线是向外突出的，我们从A点出发，一单位一单位地减少夏娃的效用，我们发现，亚当得到的效用在开始时增加较多，然后增加量逐步减少。这意味着，当一个人的效用较多时，减少他的效用能够增加效用较少的人较多的效用，相反，当不断减少一个人的效用时，另一个人可以增加的效用却不多。效用可能性曲线外凸表明效用的边际转换率递增，即增加一个人效用的损失是递增的。边际转换率递增的原因在于个人的边际效用是递减的。

图2－3描述了亚当的总效用（total utility）和边际效用（marginal utility）。板块A的总效用曲线表明，随着亚当消费的苹果数量的增加，总效用增加，但增加的速度越来越慢，换句话说，每单位苹果数量的增加导致的效用的增量，也就是边际效用是递减（diminishing marginal utility）的。板块B表示了边际效用递减的情况。

图2－3　总效用和边际效用

边际效用递减的另一种表达就是当数量减少时，效用是增加的，因此当一个人的效用不断减少时，他的损失在一开始比较小，然后越来越大。这样，我们就能够理解亚当和夏娃的效用可能性曲线是外凸的。当开始减少一个人的效用时，可以较多地增加另一个人的效用，而随着这一过程的进行，增加的效用就越来越少。因此，我们最初从A出发，稍稍降低夏娃的效用，就可以大大改善亚当的效用，但是，当亚当的效用水平已经提高后，再减少夏娃的效用，能够增加的亚当的效用就很少了。

上面是抽象地将财富在亚当和夏娃之间移动，似乎不需要做任何事情就可以实现。而在现实中，这一过程大体上是将富人的财富向穷人转移，转移的手段主要是向富人征税并对穷人进行补贴。但是，税收和补贴手段的运用，往往会发生效率损失。这种效率损失主要包括两个方面：其一是征税和补贴改变了激励，对富人的征税导致其努力回报的减少，从而抑制了他们的努力。而对穷人的补贴也使他们能够不努力寻找工作，因为一旦通过自身的努力获取了收入，就失去了得到补贴的机会。其二是征税和补贴工作本身也需要支付成本，这在没有收入转移的时候是不必付出的。

如图2－4所示，外面的效用可能性曲线是没有转移成本的，而里面这条是存在转移成本的，这意味着当我们对收入进行再分配时，社会可以达到的效用边界缩小。只有在A点，即不存在再分配的情况下，两条线才是重合的。

图2－4　有成本转移的效用可能性曲线

二、社会无差异曲线

上面的分析表明了选择会改变效用在两个人之间的分配，可以看出改变的程度比较，以及改变可能面临的效率损失，但是并没有最后作出选择。

当我们考虑一个人的选择时，考虑的是个人的效用函数或者无差异曲线，以及这个人的预算约束。同样，当我们考虑在两个人之间以及两个人以上的社会做出效用配置的选择时，我们也要考虑偏好和约束。但是当我们超越一个人而从社会的角度来考虑效用配置的选择时，其约束和偏好也都不再是个人的预算约束和个人偏好，而是社会的约束和社会的偏好。

社会的约束很容易理解，应该是这个社会所能够利用的全部资源的最大产出，而效用可能性曲线正是全部资源或者全部资源的最大产出分配后的效用结果。因此，效用可能性曲线就可以代表社会的约束。

社会无差异曲线（social indifference curve）相对难以理解。我们先简单假定存在着一条类似于个人无差异曲线的社会无差异曲线。如同一个人可以从消费产品中得到效用一样，社会也从其成员获得的效用中获取福利。社会福利函数（social welfare functions）给出的是社会成员获得特定一组效用水平情况下的社会福利水平。社会无差异曲线是指，从社会来说产生相同福利水平的不同人（或群体）的效用组合集，或者说社会福利函数相同的效用组合。

图2－5描述了社会无差异曲线，W1和W2分别代表了两条福利水平不同的无差异曲线，其中W1是一条比W2福利水平低的无差异曲线。每一条无差异曲线上的点，其社会福利都是相同的。从W1上的A点出发向右和向上各画一条线，落在这个区域内的所有点至少有一个人的效用比A点时好，而没有人的效用比A点时差。根据帕累托原则，我们应该选择那些至少可以使一些人境况得到改善而没有人境况变差的资源配置，这个区域的所有点都符合这个要求。因此，如果能够从点A转移到W2上这个区域中的一点，如点C，那么就是一个帕累托改进的选择。在这里，不存在权衡取舍，因为没有矛盾。但是，如果我们比较点A和点B，我们发现，有人境况变好而有人境况变差。那么，我们该如何取舍？社会福利函数给出了一种取舍的标准，B代表更高的社会福利水平。

图2－5　社会无差异曲线

社会福利函数不同，社会无差异曲线的形状也就不同。因此，无差异曲线的形态实际上反映了函数的性质。社会福利函数是建立在一些假设的基础上的。社会对公平和效率的态度直接关系到社会福利函数的特性。如果社会非常关注不平等，只要一部分人比另一部分人富裕，将这部分人的财富转移到另一部分人那里就是合理的，哪怕富人财富的大量减少只换来了穷人财富的极少增加。反之，如果社会对不平等根本不关心，并且认为每一单位财富带给任何人的效用都是一样的，那么追求效率的结果就可能致使改善收入分配的方案不能通过，只要该方案导致了效率的损失，哪怕是很小的损失。

在功利主义者（utilitarian）看来，社会应当使其成员的效用总和最大化，而不管是谁的效用。在两个人的简单模型中，社会福利函数为W＝U1＋U2。这意味着任何人的效用与其他人的效用应当赋予相同的权重。在图2－6（a）中，由亚当和夏娃组合的社会的无差异曲线是一条直线，当其中的一个人损失一些效用时，只要另一个人增加了等值的效用，社会就认为是一样好的。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功利主义的社会福利函数强调的是效用在任何人之间的分配不影响社会福利，但并非对财富或收入的分配不在意，同时也不否认边际效用递减规律。因此，给不同的人增加1单位的收入或财富所带来的效用是不同的，由此社会福利就会不同。功利主义的效用函数强调的是每个人的效用应赋予相同的权重。

与此很不相同的是罗尔斯主义（Rawlsianism）。哈佛大学哲学教授约翰·罗尔斯（John Rawls）认为，社会福利受制于境况差的人的福利。如图2－6（c）所示，在E点，亚当和夏娃的效用一样，如果给其中任何一个人增加效用，社会福利不变。如果增加夏娃的效用至D点，这样，夏娃的效用就高于亚当的效用，但社会福利不变。但如果从D点出发增加亚当——效用低的人的效用，同时保持高效用者的效用不变到F点，结果就到了更高的社会无差异曲线上，社会福利增加。罗尔斯的社会福利函数的形状是L型的。其含义是显然的，就是要最大化最贫穷人群的效用。这是一种极端的观点。

专栏2－1　约翰·罗尔斯

约翰·罗尔斯，1921年生于美国马里兰州的巴尔的摩，1943年毕业于普林斯顿大学，1950年获该校哲学博士学位，以后相继在普林斯顿大学、康奈尔大学、马萨诸塞理工学院和哈佛大学任教。其最有影响的作品是《正义论》。罗尔斯认为一个社会是否公平，乃是最根本的问题所在。正因为公平是社会生活的最高价值，所以剥夺个人自由、歧视他人、以多数为名迫害少数或者坐视个人之间的命运差距，都违反了正义。提出了公平的正义的理论。公平的正义被诠释为在一个宪法民主制社会中人们关于一个健全的、持久的社会合作体系的条件的共同观念，因而是一种内含关于一个健全持久的社会合作体系的观念中的正义观。值得指出的是罗尔斯的正义观将社会主义的实质平等观念的某些要素纳入了公平的正义的理论。在这个理论中，核心的概念是平等的自由。

多数人的观点在上述两种观点之间。如图2－6（b）所示，社会认为在社会福利不变的前提下，效用在两个人之间或两个群体之间是可以相互替代的。但又不是按照功利主义的原则，即任何一个人的效用可以等于另一个人的等值的效用来进行替代的。在两个人的效用大体相当的时候，这种替代是按照1单位替代另1单位进行的。但是，如果其中一个人的效用已经大大高于另一个人的效用，也就是一个人是富人，另一个是穷人，如图中的G点，这时按照功利主义的观点，减少夏娃的效用并等值增加亚当的效用，社会福利不变；而按照罗尔斯主义的观点，增加亚当的效用而减少夏娃的效用，不管减少多少社会福利都减少，因为社会福利唯一地根据穷人的福利决定。但是在多数人看来，此时穷人福利的微小减少，如图中的U1，需要由富人福利的大量增加，如图中的U2，才可以保持社会福利不变。反过来说，富人福利的大量减少只需要穷人福利的少量增加就能够弥补，而社会福利保持不变。进一步推论，富人福利的减少如果有等值的穷人福利的增加，则会使社会福利增加。这意味着，减少富人的福利给穷人是有理由的，因为穷人的效用的权重高于富人效用的权重。

图2－6　多种形状的社会无差异曲线

三、社会选择与争论

现在，我们将社会约束和社会偏好放在一起来进行社会选择。

如图2－7所示，在效用可能性曲线上有两点A和B，在不考虑分配的效率损失的前提下，我们应该选择哪一点呢？在没有分配效率损失的前提下，这两点都是帕累托最优的，无法比较，从而无法选择。但是当我们引入社会偏好以后，我们就可以做出选择。我们引进的一条社会无差异曲线是多数人认为的无差异曲线，也就是图2－6（b）中的无差异曲线。我们看到，在A点，社会无差异曲线和效用可能性曲线相切，这是在社会约束条件下所能达到的社会最高福利水平；而B点，一条更低的社会无差异曲线穿过效用可能性曲线，显然从社会的观点看，在同样所能够达到的效用组合上，A点的社会福利高于B点的社会福利，社会应该选择A点的组合。即便存在再分配的效率损失，我们也可以用同样的方法，借助于社会无差异曲线找出相对较高的社会福利。

但是我们在前面提到，我们的分析建立在一个前提下，那就是社会无差异曲线是已知的，或者说社会福利函数是已经获得的。然而这是一个并没有很好解决的问题。

社会福利函数面临的最为突出的问题是效用的人际比较。要得到好社会福利函数，不仅要比较人际间的效用的大小，而且要知道其大小。在功利主义那里，这个问题是通过直接加总不同社会成员的效用直接得到的。但是如果我们进一步追问，到底从亚当那里转移多少苹果到夏娃那里，才能正好使得亚当所失去的效用等于夏娃得到的效用呢？我们其实还是无法回答这样的问题。

图2－7　社会选择

罗尔斯主义的福利函数面临同样的问题。当社会福利由穷人的福利决定的时候，穷人的福利该如何确定呢？怎样才能知道穷人的福利是多少呢？

由于效用和收入或者资源是不同的东西，它很难用客观的单位来表示，因此经济学家多数认为，效用是不能进行人际比较（interpersonal comparison）的。如果一个富人硬说给他的1元钱的效用比给穷人的1元钱的效用要高，我们如何证明这是错的？

社会福利函数面临的第二个问题是它的真正的性质是什么？个人的无差异曲线反映的是个人对商品组合的偏好，那么社会福利函数反映了社会偏好吗？什么是社会偏好呢？社会偏好是存在的吗？社会福利函数代表了谁的偏好？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肯尼斯·阿罗的研究表明：一旦接受公共选择的五个公理性条件，即个人理性、选择方案的相互独立性、满足帕累托最优、选择集无限以及非独裁，那么只要两个社会成员对于社会状态各有其特定偏好，就不可能存在逻辑上不与个人偏好相矛盾的社会状态选择顺序。这就是著名的阿罗不可能定理，它从理论上论证了，在现行的民主制度下，公共部门很难把社会成员对公共产品的不同个人偏好加总成为一个集体偏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