效率与公平关系问题

1、经济层面：效率与公平关系问题
——效率公平统一论

（1）对贫富差距形势的新看法：黄灯警戒论

对于中国贫富差距问题，有两种各执一端的看法：

一种看法，可称为“绿灯无忧论”，认为中国现有贫富差距没什么，很正常，很健康，甚至还不够，完全可以高枕无忧，不继续拉大差距，就无法进一步发展；

另一种看法，可称为“红灯告急论”，认为改革开放二三十年，使中国贫富分化、两极对立问题，已经严重到不能再严重了，中国国内已经出现了“第四世界”，现在就应该把社会公平问题，作为压倒一切的中心问题、首要问题，集中解决。

我既不赞成盲目乐观、无动于衷的“绿灯无忧论”，也不赞成盲目悲观、惊慌失措的“红灯告急论”，在这里试着阐发“黄灯警戒论”的新观点：

现在应该亮起黄灯，发出警戒，并采取重大措施，通过重大的理论创新与体制创新，在新形势下更好地解决效率与公平关系问题。

现在开始高度重视，采取措施，贫富差距问题也仍会自然扩大，至少到2010年后，才会出现拐点；要到2010-2020年间，才能得到逐渐缓解和逐步解决。

如果现在还不采取重大措施，那么两极分化趋势就会愈演愈烈，几年之后，难免酿成动乱。

（2）首先需要观念创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义利统一价值观

改革开放前30年，多半以传统计划经济为主，尤其是十年动乱中，“左”的东西流行一时，集中表现为“左”倾空谈的价值观：只讲道义，不计功利，实质上是只讲空头政治、不讲实际利益的单纯道义论价值观——这种价值观只能适应传统计划经济，根本不适应社会主义新型市场经济。

改革开放近30年，尤其是1992年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近15年来，“左”倾空谈症的价值观已经逐渐没有了市场，单纯功利主义价值观又流行一时：只讲功利，不讲道义，至少是强调经济效益优先，公平道义重视有所不足——这种单纯功利论的价值观，或多或少适应了初期市场经济需要，却不能真正适应社会主义新型市场经济需要。

2006年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问题，列出了这个体系的四大要素——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爱国主义等等但这里留下一个有待解决的根本问题，就是核心价值体系的核心价值观念，应当是也只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义利统一价值观，既超越传统的单纯道义论价值观，也超越近年来流行的单纯功利论价值观，——这是价值观念上的一大创新。

（3）一个重大政策创新：从“效益优先，兼顾公平”，走向“效益公平，有机统一”

1987年十三大，在讲到“我们的分配政策”时，提法是“在促进效益提高的前提下体现社会公平”；

1992年，十四大的提法是，“在分配制度上，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其他分配方式为补充，兼顾效率与公平”；

1993年十四届三中会全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首次提出“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收入分配制度”；

2002年十六大的提法是：“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发挥市场作用，鼓励一部分人通过诚实劳功、合法经营先富起来；再分配注重公平，加强政府对收入分配的调节职能，调节差距过大的收入。”

从2005年十六届五中全会起，不再提“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开始强调更加注重社会公平，问题还在争论之中。

十七大在此问题上，应有一个重大的理论创新、政策创新。

效率与公平的关系问题，实质是一个哲学问题，价值观问题，似应分三个层次来加以解答：

第一层，在总体层面，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和劳动实践活动总体层次，应强调效益与公平统一论，二者不是此长彼消的替代关系，也不是优先与兼顾的主次关系。

效率与公平，这是人类文明、社会进步的双重目标和双重尺度：公平侧重于生产关系尺度——人与人社会关系方面，公平侧重于生产关系方面——人与人社会关系的方面。没有效率的公平，没有公平的效率，都是片面性的、不足取的，即使一时存在，也难以持久。效率与公平的有机结合，以提高效率保证社会公平，以社会公平促进提高效率，这才是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历史抉择。

第二层，在生产与分配两大领域，应当讲效益原则是生产的首要原则，公平是分配的首要原则，而不应把二者混杂在一起讲。

正如效率是生产的首要原则一样，公平应当是分配制度、分配活动、分配领域的首要原则。在这里不应当再讲什么“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也不应仅限于讲“注重社会公平”、“更加注重社会公平”。应当“注重到什么程度呢？就是应当把公平作为分配的重要原则，最重要、最根本的原则。

第三层，不应把公平原则仅限于“马后炮”的“再分配”领域，它应当贯穿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运行的全过程之中，特别是“资源配置——市场机制——社会再分配”三大环节之中。

第一个环节是资源配置，也是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所有制前提，最终产品分配的前提条件，在这里就有社会公平问题。必需防止权力与资本的非法勾结，垄断土地、矿产、能源、房产等稀缺资源，以便哄抬物价，谋取暴利。特别是注意防止某些人把手中权力与私人资本、外国资本非法勾结，侵吞国家经济命脉。怎样解决农民对土地、工人对工厂的所有权问题，值得探讨。

第二个环节是市场机制，这里也有一个市场公平、交易公平的问题，为此必需提出防止资本垄断、行业垄断、权力垄断的问题。北京等地的房价，为何如此居高不下，国家出台的宏观调控政策屡屡失效，就存在着这一类严重问题。

第三个环节，是社会再分配，必需要有一系列体制创新、制度创新，采用法律的手段，“节富济贫”，有力遏止两极分化趋势，对巨额收入加收累进税，对广大贫苦群众给以切实资助。

（4）体制创新重点：着力创立健全中国特色社会保障系统

社会保障系统的建立，是社会化、现代化市场经济的题中应有之义，更应是中国社会主义新型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支柱。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趋势，不仅应包括国家的宏观调控这一基本要素，而且应把社会保障系统也作为一大要素包括进来。把市场经济与社会保障融为一个有机整体，是德国、瑞典等一些发达国家保持社会相对稳定、经济持续发展的成功之路。

缺少社会监督保障系统的单纯市场经济，几乎必然导致两极分化、社会不安。市场经济是铁面无私的竞技场，在这里必然要区分出强者与弱者、成功者与失败者。

市场经济，本质上是鼓励强者的竞争机制；社会保障，则是保护弱者的补救措施。这种社会保障系统，至少应包括以下六个方面：老年退休的社会保障制度，疾病患者的社会保障制度，待业者的社会保障制度，残疾人的社会保障制度，妇女的社会保障制度，儿童的社会保障制度。

社会监督保障系统有利于我们化解先富与同富的矛盾，走出一条在新型体制下共同富裕的康庄大道。通过市场经济，可以保证经济搞活。并使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如果再加上社会监督保障系统，就可以进一步保证广大劳动群众走向共同富裕之路，使社会保持稳定。这两手加起来，就使我们找到一条把“先富之路”与“同富之路”衔接起来的可靠路径。

可以说，社会监督保障系统，是新型体制中的自我纠偏系统、自我补漏系统、自我保健系统。这种自我校正系统，应成为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显著特征之一。有了这套系统，我们就可以更加充分大胆地发挥市场作用，使市场功能的正效应发挥到最大程度，而使其负效应降低到最小程度。有了这套系统，我们也就可以使市场经济的社会作用和谐化、最优化、获得效率与公平、速度与稳定的双重效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