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的收入差距、城乡差距和行业差距就呈现逐步扩大的态势，为此，在十六届三中全会上，强调：“整顿和规范分配秩序，加大收入分配调节力度，重视解决部分社会成员收入差距过分扩大问题。以共同富裕为目标，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调节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39]直到2010年，党的十七大对效率与公平的矛盾关系才有了新的变化：“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是社会公平的重要体现……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40]从党的十七大对初次分配和再分配中效率与公平关系的描述来看，我们已经进入了对收入差距的调整时期，走效率与公平并重，并更加凸显公平的科学发展道路。
党的十八大则进一步具体地指出：“实现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必须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努力实现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41]在2013年，国务院批转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关于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若干意见的通知（国发〔2013〕 6号）中也进一步指出：“坚持注重效率、维护公平。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兼顾效率和公平，初次分配要注重效率，创造机会公平的竞争环境，维护劳动收入的主体地位；再分配要更加注重公平，提高公共资源配置效率，缩小收入差距。”[42]
由此可见，从十六届三中全会开始，关于效率与公平的矛盾关系的处理就进入了一个新的调整时期。在分配的价值取向上，更加注重维护公平，并从初次分配和再分配两大领域给予不同的价值取向引导。应该说这样的政策定向是十分符合当今中国的分配实际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分配制度的。综上所述，按要素分配必然导致对劳动的剥削，而在中国劳资博弈和市场供求状况下，初次分配必然会出现劳动力工资价格过低。因此，在初次分配领域中也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要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建立企业职工工资正常增长机制和支付保障机制。再分配则必须更加注重公平，扩大各种转移支付。唯有在初次分配领域和再分配领域都实施相应的调整政策，才会形成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缓解分配不公产生的差距。
从上面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不同时段对效率与公平这一对矛盾关系的处理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分配正义思想是随着生产和分配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发展的。从早期打破平均主义的效率优先论到后面收入差距扩大化以后的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兼顾效率和公平，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效率与公平的矛盾关系总是在实践中有着不同的凸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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