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罗地亚为案例

张全义　王巧兰　徐侠民　潘　羽^[2]

摘　要：政治风险分析涉及东道国政治、经济、外交及国际关系等因素，本文选取地缘政治与国内政治两个变量，其原因是这两个变量因素在东欧国家所遇到的政治风险中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尤其是其可能对我国“一带一路”倡议产生重要挑战或影响。尽管中国与上述两国目前的政治、经济、贸易关系发展正常，但未雨绸缪，围绕其进行政治风险分析具有现实意义。

关键词：罗马尼亚　克罗地亚　地缘政治　经贸关系　政治风险

一、罗马尼亚、克罗地亚与我国政治、经贸关系概述

1.罗马尼亚与我国政治、经贸关系

罗马尼亚从地缘政治上属于东欧国家，其国境西侧分别与匈牙利和塞尔维亚接壤，南接保加利亚，北侧为乌克兰和摩尔多瓦，东侧有一段黑海海岸线。罗马尼亚目前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成员国，并于2007年1月1日加人欧盟。

1989年12月22日的罗马尼亚革命后，齐奥塞斯库政权被推翻，救国阵线委员会随后接管了国家的一切权力，将国名由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共和国改为罗马尼亚。

罗马尼亚的总统为国家元首，总理为政府首脑。罗马尼亚政府具有行政权，立法权同属国会与政府，司法权独立于行政与立法机构。其中，罗马尼亚国会实行两院制，上院为参议院，下院为众议院，参众两院议员四年一届经选举产生，总统选举周期为五年，总理由总统任命，内阁人员再由总理任命，并需经议会通过。作为世俗国家，罗马尼亚并无国教，境内多数人信奉罗马尼亚东正教，少数人信奉罗马天主教与新教。据2014年的人口统计，罗马尼亚人口总数为21640168人，在其人口构成中，罗马尼亚人占了全国人口的84.1%，匈牙利人占了5.4%，此外，罗马尼亚还居住着一定数量的罗姆人，即通常所说的“吉普赛人”。

就目前而言，罗马尼亚与中国的双边关系相对于其他东欧国家而言显得稳定。中国与罗马尼亚的经贸往来始于20世纪50年代，两国的双边贸易此后始终持续稳定发展。罗中贸易关系近10年来始终处于上升阶段（2015年以来略有下降）。据欧盟统计局统计，中罗两国双边贸易额在2013年达到32.7亿美元。其中，罗马尼亚在近年的对华贸易中呈现出逆差增大的趋势。2014年罗马尼亚与中国的双边贸易额为38.7亿美元，增长18.2%。中国是罗马尼亚排名第23位的出口目的地和第六大进口来源地。“冷战”中，出于反美抗苏的考虑，在20世纪60、70年代，为巩固两国间的政治联系，中国对罗马尼亚实行了较大规模的机械制造厂援助建设。这一基于政治关系展开的对罗援助事实上打开了中国对罗马尼亚在各类制造业、加工行业以及基础设施建设的项目投资。

进人21世纪，由于欧元区频频爆发欧债危机，传统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的国内经济开始逐步陷人危机，其投资周边国家的能力也有所削弱，这从客观上推动了中国企业对中东欧投资力度的加大。中国商务部、国家统计局等公布的相关数据显示，中国对罗马尼亚的直接投资呈稳步上升的状态。同时，中国外交部、商务部发布的《对外投资国别产业导向目录》显示，罗马尼亚在欧盟27国中对中国投资的吸引力排名第二，仅次于德国，其主要吸引中国投资者的领域集中于工业与服务业。近年来，中国在高新技术产业领域对罗马尼亚的投资成果喜人，诸如华为在内的大型技术企业均将罗马尼亚视为中东欧的重要市场之一，高科技领域的对外投资成果同时可以视为中国出口产业转型的一个重要契机。

2.克罗地亚与我国政治、经贸关系

克罗地亚全名为克罗地亚共和国，位于欧洲东南部，地中海及巴尔干半岛潘诺尼亚平原的交界处。首都及最大城市为萨格勒布，行政区划分为20个县及萨格勒布市。克罗地亚领土面积为56594平方千米，气候多样，以大陆性气候及地中海气候为主，克罗地亚在亚得里亚海海岸还有超过一千座岛屿，并构成了潜在的发展新空间。克罗地亚人口约428万人，大多数为克罗地亚人，主要宗教信仰为天主教。克罗地亚在1991年从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宣布独立，实行议会共和制，2013年7月1日起成为欧洲联盟成员国。

基塔洛维奇2014年成功当选为克罗地亚历史上第一位女总统。克罗地亚政治形势总体稳定，但经济形势依旧严峻，加人欧盟在一定程度上成为提振克罗地亚经济的一个契机。

克罗地亚与中国双边关系发展良好，高层互访频繁。2014年8月30日，克罗地亚议长莱科访华，与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张德江举行了会晤。张德江委员长强调，2015年是中克建立全面合作伙伴关系10周年，期望双方良好的政治关系转化为更多合作成果，推动中克关系取得新的发展。两国领导人曾在贝尔格莱德举行会晤，双方商定2015年的“16＋1”旅游部长会议在克罗地亚举办。克方认为第三次“16＋1”会晤是规划未来新领域合作的良好平台，目标是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和建立共同遵守的规则。因此，参与“16＋1”框架合作，是克罗地亚对外经贸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据笔者在克罗地亚的调研，克方的一些公司对于与中国开展基础设施项目合作非常感兴趣，毫无疑问这将拓展中国与其在航空、公路和铁路方面的联系，也将有助于加强中克经贸和旅游合作。

二、政治风险分析

政治风险分析涉及东道国政治、经济、外交及国际关系等因素，本文选取地缘政治与国内政治两个变量，其原因是这两个变量因素在东欧国家所遇到的政治风险中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尤其是其可能对我国“一带一路”倡议产生重要挑战或影响。尽管中国与上述两国目前的政治、经济、贸易关系发展正常，但未雨绸缪，围绕其进行政治风险分析具有现实意义。

1.罗马尼亚政治风险分析

罗马尼亚位于黑海地区，其复杂的地理方位、政治结构、周边局势的不稳定性以及罗马尼亚国家转型带来的潜在危机都极有可能引发地缘政治危机。

（1）关注地理或战略地位引发的危机。罗马尼亚在黑海的地理位置举足轻重，北侧与乌克兰接壤，北部地区与俄罗斯有领土纠纷，其康斯坦萨港又与乌克兰隔海相望，罗马尼亚地缘政治随时可能发酵，尤其是美国决定在罗马尼亚布防战略导弹，在目前所谓的紧张态势或俄总理发出的“新冷战”话语下，它势必引起俄罗斯的反感与警惕，并有可能加剧地区紧张局势。

2014年来，乌克兰国内爆发了举世瞩目的政治危机，罗马尼亚外长科尔泰勒安（Titus Corlatean）曾表示，乌克兰局势已经对国际和区域安全构成了严重威胁，并要求北约军队进驻罗马尼亚。作为西方和俄罗斯博弈的关键地带，罗马尼亚国内各个政治派别亦可能受到政治意识形态的驱动而爆发一些潜在的政治危机，这一点值得高度关注，如果北约军队进驻罗马尼亚，必然对罗马尼亚的地缘政治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

（2）警惕美国因素可能对罗马尼亚的地缘政治带来的冲击。正如前述，与北约之军事关系及乌克兰给出的教训促使罗马尼亚对美欧有了一层多余的期待。美国当下是北约责无旁贷的领导力量，而罗马尼亚在“冷战”中受到挤压促使其之后坚决回归西方，并甘心成为美国的附庸。罗马尼亚曾不顾俄罗斯反对同意美国在本国境内部署反导系统正是这一情况的表现。然而，美俄在地缘政治与战略层面的争斗将不可避免地将罗马尼亚牵涉进来，尤其是在黑海与乌克兰军事布防问题上。因此，美俄关系的恶化将直接影响罗俄关系，如发生危机，它将极有可能影响罗马尼亚的政治、经济稳定及其国家战略的实施。

（3）重视地区政治或经济对地缘政治的影响。就目前而言，罗马尼亚与欧盟的关系对其战略影响意义重大。由于罗马尼亚在欧盟中所处的弱势地位，其在劳动力与外汇上对欧洲有很强的依赖需求。罗马尼亚在欧洲发达国家尤其是德国、法国有大量的劳动力，这是其外汇收人的重要来源之一。因此，欧盟问题，包括欧洲一体化进程的可持续发展、成员国政策及国内危机、恐怖袭击事件、地区问题（如中东问题、乌克兰问题）等诸多因素，均可能引发潜在的地缘政治风险，如擦枪走火，将进一步导致地缘政治发酵。

（4）警惕意识形态因素对罗马尼亚地缘政治的影响。意识形态虽然在目前看来对罗马尼亚政治、经济及外交产生不了重大的影响，但是，就中罗关系而言，意识形态因素曾与地缘政治交织在一起，并一度影响了中罗关系的亲疏远近，在此做简单梳理。

“冷战”中，中国曾借重罗马尼亚服务于反美抗苏的战略需求。20世纪70年代，中罗关系基于意识形态与反对苏联霸权主义的需要，为巩固两国间的政治联系，中国对罗马尼亚实行了较大规模的机械制造厂援助建设。基于政治关系的对罗援助事实上开了中国在罗马尼亚各个领域投资的先河，使我国当年打破了美苏的战略封锁，并增强了我国与两个超级大国在地缘政治上的博弈力量。

1989年是中罗关系史上关键的一年。1989年12月罗马尼亚推翻了齐奥塞斯库政权，并逐渐向西方靠拢。出于地缘政治与经济战略的考虑，我国在处理与罗关系时，淡化了意识形态。后来罗政党几经分化组合，形成了现多党制体系下的几个主要政党，主要包括救国阵线、国家农民—基督教民主党、国家自由党、罗马尼亚社会民主党、罗马尼亚匈牙利族民主联盟和社会主义劳动党。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罗马尼亚民选政府开始逐渐修改国家的政治路线，成为社会民主主义国家，事实上正是政体的改变促使西方开始接纳罗马尼亚。

故之，如果罗马尼亚政党战略发生变化，或者右翼的、亲美的或鹰派人物上台，这极有可能引发罗马尼亚对我国“一带一路”倡议的具体实施。对此，笔者将在下文对罗国内政局的分析中进一步展开。

2.克罗地亚政治风险分析

就政治风险而言，克罗地亚的地缘政治及其历史、宗教、文化背景可能引发的危机同样值得高度关注。克罗地亚地处欧洲的东南部，地中海及巴尔干半岛潘诺尼亚平原的交界处，拥有较长的亚得里亚海海岸线和众多天然良港。北部邻国是斯洛文尼亚和匈牙利，东面和南面则是匈牙利、塞尔维亚与波黑，西南部隔狭长的亚得里亚海与意大利相望。克罗地亚还拥有漫长而复杂的历史，其重要的地理位置历来是周围的大国向外扩张的必经之路。显然，上述地理位置与特点彰显了其在欧洲地缘政治的重要性。美国曾以各种直接或间接的、或明或暗的方式施展着对克罗地亚的政治、经济、文化、外交和军事的巨大影响，尤其是在“冷战”结束前后，美国对克地缘政治及国内政治发挥了举足轻重的影响。从地缘安全出发，为了国家的生存，克罗地亚一向不得不致力于与大国、强国的外交，与此同时，克罗地亚也努力发展与邻国的友好关系。

克罗地亚于2013年7月1日正式加人欧盟，致力于与欧盟在各方面亲密合作，希望获得来自欧盟的各种援助和投资，国民希望有更多移民西欧、北欧等发达国家的机会。克罗地亚是作为西巴尔干地区的榜样国家被欧盟吸纳为成员国的，它也力图在帮助其他西巴尔干地区国家加人欧盟中发挥积极作用。就当下而言，与欧盟保持良好的关系是克罗地亚国内外政策的基轴。作为欧盟最年轻的成员国，克罗地亚竭尽所能地在国内政治、经济进程上迎合欧盟，然而，克罗地亚的经济走势使其在欧盟面前尴尬万分。

由于近年来欧盟深陷经济危机，东扩进程受阻，加之克罗地亚与其他国家特别是塞尔维亚的矛盾尚未解决，导致这一进程出现一定波折。随着欧洲力量的衰弱，克罗地亚在这一进程中可能面临来自俄罗斯的影响。

值得一提的是，在分析东欧的政治风险中，历史、宗教、文化等因素可能引发的危机需要高度关注，克罗地亚显然是一个绝佳的案例。

文化、语言因素向来是酝酿冲突的一个重要变量。对于克罗地亚而言，与德语区的关系、与意大利的关系、与塞尔维亚的关系意义重大。从官方到民间，从历史到现在，克罗地亚与德语区一直保持着非常密切的关系。德语区在克罗地区投资巨大，各种产品特别是德国汽车性价比高、口碑非常好、市场占有率高。克罗地亚的老年人一般会德语。克罗地亚西南部沿亚得里亚海一线深受意大利文化的影响。夏季，海边城市都是前来度假和享受阳光海滩的意大利人，饭馆和酒吧里到处听得到意大利语，饮食上也有浓郁的意大利风格。克罗地亚人与塞尔维亚人曾经在20世纪数次（“二战”、独立战争）相互杀戮，但语言、文化和历史深刻交融。目前克罗地亚保持着与塞尔维亚的友好关系，而民间仍然对血色残杀彼此记忆犹新，民族矛盾颇深。此外，克罗地亚国内有少数民族穆斯林，他们在天主教国家克罗地亚享有平等权利，穆斯林的一些重要节日也是克国的法定假日。所以，克塞两国的历史纠纷一旦重燃，极有可能导致危机丛生。

引发地缘政治问题的一个值得关注的因素是难民危机。东欧的难民问题夹杂着宗教、意识形态及历史、领土纠纷，并极易引发危机发酵。近年来，东欧、中亚等地区复杂的政治局势以及黑海地区的各类民族运动使不少难民涌人，甚至有恐怖分子与组织牵涉其中。比如，乌兹别克斯坦曾公开表示，该国逃亡国外的难民中存在恐怖分子，他们大多属于极端宗教组织的成员。恐怖分子存在的可能性为东欧本身相对欠稳定的政治社会环境又增加了某种不确定性。

在难民问题上，克罗地亚所面临的挑战尤其值得高度关注。2015年，克罗地亚发生了严重的难民危机，它不仅对克罗地亚的国内秩序与民众生活产生了影响，而且波及其周边关系与地缘政治关系。

第一，对克罗地亚自身的影响。作为一个天主教国家，由于低迷的经济状况以及对国家安全的考虑，克罗地亚不可能允许大量的穆斯林难民滞留在本国，它势必要尽快“送客”出境。官方和民间对此会有大体一致的认同。退一步说，即使民间会有人道主义者仍然以各种形式表示对难民的关心甚至挽留，但大多数难民的最终目的地是西欧和北欧的富国，例如低生育率的德国。无论如何，它将增加克罗地亚的经济负担，尤其是关闭陆上口岸也使国际物流和贸易受到一定的影响；再者，可能引发民间或非政府组织对政府的不近人情或“非人道主义”做法的不满，如克罗地亚的反对党借难民危机制造对政府的不信任情绪，加之媒体的不断渲染，极有可能给克罗地亚现任政府的内外政策以及国家战略实施造成负面的影响。

第二，南欧的历史、边界、民族纷争错综复杂，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与该地区的民族、种族纷争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联。斯拉夫人内部历来有民族纷争，而克罗地亚与塞尔维亚在20世纪末还发生过战争。对难民问题的相互推诿和责备将把原本的“面和心不合”推到台面上，它将不可避免地引发克罗地亚与周边国家之间的矛盾。20世纪90年代南斯拉夫地区的内乱与战争造成大量难民危机的教训犹在。如处置不当，不仅仅会引发国际关系的危机，而且极有可能给国内治理并给民族团结带来麻烦。这种情势下，难民问题已不仅仅是国内问题，邻国对难民问题的措施势必形成回溯效应，进而会波及克罗地亚全境及周边国家。在2015年的危机中，斯洛文尼亚政府曾切断了与克罗地亚的铁路交通，并严格规定只有进行了登记注册才会被放行；匈牙利对难民过境采取了更加严厉的措施，在边境架起隔离设施。克罗地亚与匈牙利因此产生外交纠纷已是不可争议的事实，而克罗地亚的周边还有其他国家，如果因此引起地缘政治发酵，其后果将难以设想。

三、国内政局变化带来的风险

地缘政治对我国投资战略影响重大，而政局、政情的变化对我国投资的影响同样不可小觑，尤其是对于像罗马尼亚这样的国家而言。

其一，警惕政局变化给投资或国家战略带来的冲击。罗马尼亚的政治情势向来是判断中罗经济或投资关系走向的晴雨表。第一代国家领导人与罗马尼亚领导人之间保持了比较亲密的关系，罗马尼亚总统及议长频繁访华，周恩来总理也亲赴罗马尼亚，这在当时很少见，其目的正如前述，与当时的地缘政治、大国争霸息息相关。

1989年的罗马尼亚革命后，罗马尼亚作为其中唯一以暴力形式完成整体转轨的国家，其政党政治的演变具有很强的“突变性”。从1989年至今，罗马尼亚的政体经历了种种阵痛，期间经历了混乱的多党制以及各个不同政治意识形态取向政党的分化组合，1996年《政党法》的颁布和实施标志着罗马尼亚多党制政治体系开始逐步走上正轨，结束了高度集中的一党制并转而形成相对稳定的多党制政治体制，或可称为“准民主政体”。

这种情势下，我国第二代、第三代领导人从战略与经济利益出发发展与罗马尼亚之间的政治关系，胡耀邦、江泽民、李鹏等先后访罗，而罗马尼亚获得了我国在粮食、白糖、工业设施等方面的援助或投资，同时，我国从罗马尼亚进口木材、钢材等产品，中罗关系在这个阶段发展呈健康稳定态势发展。

2013年，李克强总理访罗并针对发展中罗贸易关系作出了规划，“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罗马尼亚总统、总理及议长多次来访我国，尤其是罗马尼亚总理蓬塔对中罗贸易投资关系表现出极大的热情。对于我国而言，指导当下中罗关系的准则主要基于经济利益、地缘政治、大国战略等综合因素的考虑。但是，这并非说中罗关系不会受到其领导人变更的影响，尤其是罗马尼亚国内政权斗争给我国投资带来的潜在影响。

2015年年初，前总理蓬塔在总统大选中一度领先，但因为海外选民投票一事戏剧性地反转，败于现总统约翰尼斯，使其掌握全部权力的尝试宣告失败，这埋下了他与现任总统分道扬镳的伏笔。

在总统一方力量的左右下，蓬塔在2015年6月被罗马尼亚检方以涉及贪腐为名被调查，民调不断走低。但在10月初，蓬塔利用其所在政党在议会中的多数，在微弱的优势下，通过了对自己的信任案，从而避免了自己提前下台。

然而，2015年10月底，罗马尼亚首都布加勒斯特夜总会的一场火灾事件，导致30多人死亡，它迅即终结了蓬塔的政治生涯。11月初，蓬塔被迫辞职。不难看出，火灾事件仅仅是一个导火索，它是党派斗争与政治危机发酵所致。

诚然，除了与现任总统不和存有政治歧见，蓬塔下台还有以下原因：一是自身存在的贪腐问题，罗马尼亚检方对罗马尼亚开展了大规模的反腐调查行动，蓬塔及其亲信涉及其中，严重破坏了蓬塔以反腐形象上台的政治形象；二是罗马尼亚自2015年以来，经济发展陷人一定困难，民众对蓬塔不满情绪骤增；三是欧盟特别是德国支持的约翰尼斯（此人系罗马尼亚德意志族聚居区领导人），凭借较好的经济业绩和实干形象获得民众的支持，在一定程度上催化了辞职事件的发生；四是右翼势力的推波助澜，右翼支持者大多为知识分子与市民阶层，而蓬塔的支持者多为农村人口，两者话语权迥然不同。

就中罗贸易而言，20世纪90年代以来，罗马尼亚曾多次根据其市场的需求对中国的贸易及商人进行“突袭式”检查，在市场准人、关税及劳动力输人、商品（尤其是纺织品）进行刁难与限制，在罗马尼亚的商人几乎都有过此番经历。这其中不能不说没有罗马尼亚右翼势力的影响。

所以，在蓬塔所在的社会民主党推选的看守总理候选人未能被议会通过后，由右翼党提出的技术型候选人达安奇·乔洛什最终被议会通过。当下，社会民主党及蓬塔本人在遭受到一系列打击的情况下，出现力量涣散的情况。加之右翼反对党正在不断谋求提前大选，罗政坛很可能出现全面右转的情况，这将极有可能对中罗关系以及中国在罗投资造成影响。

其二，警惕政治腐败可能对国家整体的政治生态产生的负面影响。这是由其政治与经济制度转型所引发的阵痛所致，笔者对此深有感触，从一般贸易到金融投资，从合资工厂到海关放行，腐败行为无所不在。^[3]尽管经历了20多年剧烈的政治和经济转型，罗马尼亚加强了国内的制度建设，尤其是建立了一系列的制度规范和有效的法律约束机制，但是在实践中腐败行为仍然屡禁不止。比如包括两任前总理蓬塔、纳斯塔赛在内的多名高级别官员均受到了各类腐败问题的指控，蓬塔还被正式指控犯下欺诈、逃税、洗钱三项罪名，尽管其本人坚决否认这一指控，但某种程度上这也导致了其在2015年11月份被迫辞职。罗新总理乔洛什虽然试图扭转这一负面影响，但积重难返，腐败不可能一时被彻底消除。在旧的政治秩序和新的政治体系对接过程中，政治经济领域腐败问题的出现有其客观性，然而这一既有的问题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外国投资者对公平与法治环境的期待。尽管中国的商人早已熟知这一恶性环节，但在现实中仍增加了投资企业额外成本，延缓了工程进度。

克罗地亚腐败问题同样十分严重。一方面，自其独立以来，相关制度建设仍较为落后；另一方面，欧盟此前为接纳其进人欧盟，主要依赖克罗地亚国内的精英而未对其进行充分改造，这是欧盟最为人诟病的一点。这不仅影响欧盟对克罗地亚的进一步吸纳，也影响克罗地亚执政当局的稳定，同时也会对中国在克罗地亚的投资造成不利影响。

其三，关注国内经济恶化可能引发的政治危机。这其中不仅须警惕前文所提及的难民危机对政局产生的催化作用，而且须关注经济的稳定程度对政局的影响。罗马尼亚与克罗地亚经济都存在着问题，尤其是克罗地亚财政赤字高涨、失业率较高，通缩严重。这主要是克罗地亚经济的结构性问题所导致的。目前，克罗地亚在加强自身改革的同时也在努力寻求欧盟援助资金的支持。这一方面使克罗地亚产生对中国资本的需求，另一方面也导致我国对克罗地亚的投资面临较大的风险。

结　语

综上所述，学者与相关人士必须高度关注罗马尼亚、克罗地亚的地缘政治、政治情势、经济走势（经济危机）对“一带一路”倡议实施的潜在影响，尤其是中东欧16国国内政局的发展态势（比如政治强人或对华鹰派人物的出现）、右翼势力对我国投资与贸易进行限制的影响。

就重大议题而言，难民问题交织着地缘政治、历史、宗教、文化等因素，如难民问题持续发酵，势必激发潜在的国际矛盾，或引发欧洲内部更深层次的矛盾，客观上将对中国的“一带一路”战略造成负面的影响。难民问题的产生与人道主义援助不可分离，而在人道主义救助问题上有所作为，不但可以展示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的形象，而且可以提升在伊斯兰世界中的威望，增加在中东欧的影响力，消除“一带一路”战略的潜在风险。

本着未雨绸缪的立场，在此建议我国外交部门或民间外交组织对欧洲难民危机以适当的方式或程度介人。在此基础上，尚需要在战略上坚持一些原则，趋利避害，逢凶化吉，这是政治风险分析的核心，也是目的。具体而言，须把握以下原则。

一是要坚持理性。在原则、准则、机制、规范的指导下发展双方经济贸易关系，切不可仅考虑历史上的友好关系，而忽略了新地缘政治情势。

二是综合利益第一，不可偏颇。不同于以往中国与中东欧之间的关系基于意识形态或战略利益，当下我们对中东欧发展关系须定位于综合利益的获取，且保证其可持续性。在投资战略上，保持多元化，除了在石油、港口投资领域谋求合作外，还要在农业、林业的附加产品加工领域寻找渠道。

三是积极克服差异，寻求认同。罗马尼亚、克罗地亚与我国在历史上保持了比较友好的关系，但双方存在差异是事实，为此须在差异中求认同，尤其需要关注文化差异。在投资中，我国境外公司不能唯利是图，须特别关注绿色产业与慈善事业的协调发展。

四是和平发展。和平发展的要义在于和谐与共荣，在此，笔者将其概括为“PEACE”（和平）一词，可以扩展理解为：be patient（耐心）、be easy（平和）、be active（进取）、be considerate（全面）、be earnable（共赢）。

五是本地化战略。这是国家影响力向外传播的重要途径，也是我国对外投资生存与发展的基本战略，而这恰恰是需要引起我们重视的一点。对当地的国情、政情、法律制度、文化、语言、风俗习惯等需要进行深人调研，比如，任用当地员工，给当地带来福祉，历来是企业对外投资与扩大经营的成功路径之一。

易言之，未雨绸缪，关注罗马尼亚、克罗地亚地缘政治、政治情势给我国投资战略带来的影响意义重大，它不仅关乎“一带一路”建设，更重要的是与促进中欧合作、大国关系乃至全球治理关系密切，因此值得做深人、细致的研究。

参考文献

［1］刘从德．地缘政治学导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2］王义桅．“一带一路”机遇与挑战［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

［3］厉以宁．读懂一带一路［M］．北京：中信出版社，2015．

［4］赵江林．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目标构想、实施基础与对策研究［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

［5］金立群．“一带一路”引领中国：国家顶层设计与行动布局［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15．

［6］刘作奎．新形势下中国对中东欧国家投资问题分析［J］．国际问题研究，2013（1）：108-120．

［7］龙静．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关系：发展、挑战与对策［J］．国际问题研究，2014（5）：37-50．

［8］邱立成，殷书炉．外资进人、制度变迁与银行危机—基于中东欧转型国家的研究［J］．金融研究，2011（12）：115-130．

【注释】

[1]本文部分内容已在《经济要参》第42期（2015年10月21日）发表，这里有增扩，故相关注释不再标出。本文所引用相关数据，均来自外交部官网及其他公开出版资料。

[2]张全义，男，1 9 6 2年1 2月出生，浙江万里学院教授，兼任浙江大学非传统安全与和平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政治心理学、宗教政治。王巧兰，女，浙江万里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对外汉语、国际政治。徐侠民，男，1977年4月出生，宁波海上丝绸之路研究院副院长，主要研究方向：技术经济及管理。潘羽，女，2011年毕业于伦敦政治与经济学院随机与风险专业硕士，浙江万里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国际文化与交流。

[3]笔者曾于20世纪90年代在罗从事易货贸易，罗马尼亚从上到下无不出现腐败现象，一方面这是由于其政治、经济转型所致，更重要的原因是其在管理上缺乏防止腐败滋生的机制或法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