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十年中国经济预测与国际比较

李雪松、娄　峰、刘　妍、张荣霞^[2]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的30多年，中国经济经历了年均10%左右的高速增长，取得了巨大的成功。然而国际金融危机后，在发达经济体低速增长的国际环境和国内新增劳动力减少、资源环境约束日益突出的背景下，中国经济未来的增长潜力如何?过去30多年的成功或经济奇迹是否意味着未来还能保持平稳、较快增长?这是各方面都十分关注的问题。

从文献上看，不少中外学者对中国经济中长期的发展趋势进行了预测，既有2009年之前进行的预测，也有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进行的预测。

Jianwu He and Louis Kuijs(2007)采用DRC－CGE模型，对2045年的中国经济的增长趋势进行了预测，研究结果表明，中国GDP年均增长率在2005—2015，2015—2025，2025—2035及2035—2045年间分别为8.3%，6.7%，5.6%和4.6%。Louis Kuijs(2009)认为尽管资本深化的规模依然可观，但由于劳动人口和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速将会放慢，因此未来十年潜在GDP的增长速度可能会放缓，并利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计算出中国经济2015年增速为7.7%，2020年为6.7%。李善同和刘云中等(2011)利用DRC－CGE模型，分别按照基准情景、发展方式转变较快情景以及风险情景等三种方案对2030年中国经济发展的前景进行了预测，在基准情景的各项设定下，该研究预计“十二五”期间中国经济年均增长7.9%，2016—2020期间年均增长7.0%，2021—2030期间年均增长6.2%。

Go1dman Sachs(2009)通过计算，认为中国的GDP增长率在2011—2020，2021—2030，2031—2040和2041—2050年间被预计分别在7.9%，5.7%，4.4%和3.6%左右。

HSBC(2012)基于调整了的巴罗增长模型(Barro's grow th mode1)，预测中国经济未来四十年可以保持大于5%的年均增长率，其中2010—2020年间GDP年均增长率约为6.7%，2020—2030年间约为5.5%，2030—2040年间约为4.4%，2040—2050年间约为4.1%，该报告预计2010—2020年间中国的经济增长在全世界基本是最快的，但自2020以后，亚洲不少国家增长率会开始陆续超过中国。

PwC(2008)基于包括资本存量、劳动力、人力资本和技术进步四个要素的增长模型，预计2007—2050年基于美元市场汇率中国经济年平均增长率在6.8%左右;按购买力平价则在4.7%左右，并且指出由于受到人口快速老龄化等因素的影响，尽管中国在接下来的几年中是金砖国家(BRICS)中经济增长速度最快的经济体，但其增长率很可能在2015年就会被印度超越，2025年被巴西超越。

Dw ight H.Perkins and Thomas G.Rawski(2008)认为，2005—2025年间中国经济仍能保持快速的增长，预计实际GDP的年均增长率大约在6%—8%之间，其中2005—2015年要实现这一速度的经济增长是比较符合现实的，但2015—2020年间要达到这个增长速度的上限几乎是不太可能的。

胡鞍钢(2008)认为，中国GDP在2006至2020年期间的年均增长率在7.5%—8.5%之间，未来经济的增长率主要取决于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如果全要素生产率能够保持过去30年的增长速度，那么中国GDP增长率可能会超过8.5%。胡鞍钢、鄢一龙、魏星(2011)进一步给出了对中国在2010—2030年间经济增长趋势的估计:中国GDP潜在增长率区间为5.9%—9.2%，在考虑这些生态变化约束以及中国政府不再追求高速增长而是追求增长质量的变化时，2011—2030年间的适度增长率为7.5%，其中2011—2020年约为8.0%，2020—2030年约为7.0%。

王小鲁、樊纲、刘鹏(2009)利用一个扩展的卢卡斯式增长模型，对经济增长率按贡献因素进行了分解，预测在“基于各贡献要素当前变动趋势的延伸”情景下，2008—2020年间中国经济平均增长率约为6.7%;在“做了三个乐观但可能性很大的假设”(包括未来的政治体制改革抑制了政府管理成本的膨胀，教育条件的改善提高了人力资本的增长率以及通过一系列政策抑制了消费率下降的趋势)情景下，2008—2020年间的中国经济增长仍能继续保持在9.3%左右。

Ping Zhang and Hongmiao Wang(2011)在综合考虑能源和环境等自然约束以及城市化和技术进步这两个驱动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之后，基于中国总量生产函数对2010—2030年间中国的经济增长进行了预测，结果显示，2010—2015年间中国经济的潜在年平均增长率在9.5%左右，2016—2020年间在7.3%左右，2020—2030年间在5.8%左右。

从以上的文献中可以看出，国际金融危机发生之后进行预测的不少学者和机构趋于谨慎，认为未来15年中国经济年均增速将低于8%，例如Louis Kuijs(2009)预计2015年中国经济增长率为7.7%，2020年为6.7%，HSBC(2012)预测2010—2020年间中国经济增长率约为6.7%，2020—2030年间约为5.5%。但也有部分学者表达了对中国未来经济发展的乐观态度，认为中国未来几十年的增长速度仍能保持在8%左右。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RobertW.Foge1(2007)认为受未来30年产业间人口转移以及教育对劳动力素质提高等因素的影响，预计中国在2000—2040年间GDP的年均增长率为8.4%左右，高于美国、欧盟、日本、印度等经济体。同为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的Robert A.Munde11(来自《证券时报》)在2008年第四届东北亚经济合作论坛上发表讲话时指出，中国GDP年均增长在未来15到20年间应该不会低于8%，到2030年也仍会实现较快增长，到2050年将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林毅夫于2011年11月在旧金山发表演讲时表明，中国经济有潜力在未来的20年仍保持8%的增长速度。林毅夫表示中国大陆2008年的水平相当于1951年时的日本，1977年的韩国以及1975年的中国台湾地区，而日韩以及中国台湾地区在之后20年分别维持了9.2%、7.6%和8.3%的高速增长。同时林毅夫也表示要实现经济高速增长这一目标，中国也面临着解决经济和社会失衡等问题的挑战。姚洋(2012)在为英国《金融时报》的撰稿中也表示，通过与其他国家的横向比较，综合考虑中国青年受教育水平的提高、研发投入的加大等因素，2020年前中国经济增长维持在8%水平上的可能性较大。

综上所述，不同学者和机构对中国经济中长期发展趋势的预测结果差别较大，尚未在中国中长期潜在经济增长率上达成共识。本文考虑国内外多种影响潜在产出的因素及其传导机制，运用中国宏观经济计量模型，基于较新的数据，对中国经济未来十年的经济增长进行进一步的研究，并与国际主要发达经济体及其他金砖国家未来的经济增长进行对比，以期能够为勾勒出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路径提供参考。

二、影响潜在产出的主要因素及其传导机制

本文运用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中国宏观经济年度模型(2012年版)进行研究。该模型具有如下特点:(1)运用协整理论，对各方程进行协整性检验，并引入误差修正模型，使得模型不仅包含经济理论中隐含的长期均衡关系，而且能反映变量短期波动之间的关系;(2)以“LS－LM模型+菲利浦斯曲线”为理论核心，依次估计了中国消费需求函数、投资需求函数、净出口需求函数和货币需求函数而建立中国的LS－LM模型，通过拟合附加预期的菲利普斯曲线而建立卢卡斯函数形式的中国AS函数模型，并且引入中国税收政策规则和货币供应规则，从而将总供给和总需求有效地联系起来;(3)纳入了更多金融变量，加入反映中央银行和商业银行的行为方程，加强了金融模块，有助于对货币政策的作用与效果进行分析;(4)适当减少了虚拟变量，尽量避免方程拟合过程中自由度的损失。

新版年度模型(2012年版)分为产出、价格、收入和消费、政府税收、金融、贸易、人口和就业、投资及储蓄共九大模块，包括153个变量、116个方程、37个外生变量。

为了对2025年的中国经济进行预测，我们对一些重要经济变量如TFP、城镇化、国际经济环境等因素对潜在经济增长影响的传导机制设定如下。

(一)全要素生产率与潜在经济增长

本文首先应用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估计中国GDP方程，该方程为生产函数的长期均衡方程:

ECMGDPCt=LOG(GDPCt/LTOTt)－TFPt－0．7152×(TKCt/LTOTt)

其中，GDPCt为t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1980年不变价)，LTOTt为t年就业总人数，TKCt为t年资本存量(1980年不变价)，ECMGDPCt为t年协整误差调整项。

根据经济学理论，以GDP历史值减去GDP长期均衡估计方程中非常数项部分，即可得到全要素生产率(TFP)的时间序列，然后以此序列为被解释变量，构造出全要素生产率方程:

其中，TFPt为t年全要素生产率，RUBt为t年城镇化率，即城镇人口与总人口的比值，该解释变量的经济内涵在于:根据中国实际情况，第一产业的劳动生产率低于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劳动生产率，随着城镇化比率的不断提高，越来越多的农村人口会不断转移到城镇，从第一产业转向于第三产业或第二产业，这样，总的劳动生产率将趋向于继续提高;RRDt为t年研究与开发(R＆D)经费实际增长率，根据经济学理论，研发投入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有效途径，是影响全要素生产率的显著因素;RFDIt为t年外商直接投资在总投资中的比重，一般说来，外商直接投资在给东道国提供资金的同时，也会从管理和技术两个途径对东道国产生“正向溢出”效应，从而提高东道国的全要素生产率，外商直接投资占比越大，这种“正向溢出”往往越强，因此，本文用该变量用来反映国外资本技术对中国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FEDUGDPt为t年财政性教育经费在GDP中的比重，根据人力资本理论，教育是提高劳动者素质、增加人力资本的有效途径，一个国家的教育经费在GDP中的比重往往可以衡量该国的人力资本的强弱，而人力资本是影响生产率的显著因素，但由于中国缺乏家庭教育经费的可靠数据，因此，本文用财政性教育经费在GDP中的比重来衡量教育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

应用协整理论，构造出生产函数的短期波动方程，也即生产函数的协整方程:

(二)城镇化、国际经济环境对投资、资本存量及潜在产出的影响机制

国内城镇化进程将对中国未来的基础设施投资产生重要影响，国际经济变化将首先影响中国的出口进而影响中国制造业的投资。综合起来看，国内城镇化进程与国际经济变化都将影响中国的投资、资本形成与资本存量，进而影响中国的中长期潜在经济增长。我们将投资方程设定如下:

其中，INVCt为t年固定资产投资(1980年不变价)，INVCt－1和INVCt－2分别为固定资产投资的滞后一期和滞后二期，反映固定资产投资的惯性。RUB是城镇化率，由于近年来和今后相当一段时期，中国的城镇化率将不断提高，而城镇化的推进，势必需要道路、交通、房地产等设施的大量投资和建设，城镇化水平将直接影响着未来中国固定资产投资。另外，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快速进展，世界经济对中国经济的影响越来越显著，世界经济通过影响中国的出口，从而影响中国制造业的投资，投资方程中加入世界GDP变量(WGDPCt，1980年不变价)以反映这种国际因素对中国投资影响的传导机制。国内城镇化、国际经济状况通过影响投资从而影响资本存量，并影响长期潜在经济增长。LOANTTt为t年贷款总额，是国内城镇化、国际经济状况之外影响投资的变量。

以上方程均通过自相关、异方差及多重共线等检验。

三、主要外生变量与情景设定

本文数据来源于历年的《中国经济统计年鉴》、《中国教育统计年鉴》、《中国科技统计年鉴》、亚洲经济数据库(CEIC)以及世界银行等。国内生产总值、第一产业增加值、第二产业增加值、第三产业增加值、投资、消费等时间序列均处理成1980年不变价序列，资本存量的计算采用永续盘存法^[3]。

表13－1给出了基准情景、乐观情景与悲观情景三种情景设定，主要涉及人口增长率、城镇化率、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的比率、研究与开发(R＆D)经费实际增长率、外商直接投资增长率、世界GDP增长率、人民币汇率等七个外生变量。

(一)人口增长率

人口数量及其结构是反映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资源分配、社会保障等方面的重要指标。中国人口数量从1980年的9.87亿人上升到2011年的13.46亿人，但中国人口增长率不断下降，从1987年的1.67%持续下降到2010年的0.48%。本文在中国历年育龄妇女生育率、各年龄段人口死亡率、新生儿性别比等统计数据基础上，假设各参数继续遵循其历史变化趋势，经计算:2011—2015、2016—2020和2021—2025三个时期中国人口年均增长率分别为0.428%、0.311%和0.176%。由于中国人口增长趋势稳定，短期内一般不会发生剧烈变动。所以本文的基准情景、乐观情景和悲观情景中人口增长率均保持一致。而劳动力总人数、行业就业人数是人口总数量的函数。

表13-1　三种情景设定

续表

(二)城镇化率(RUB)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镇化快速发展，城镇化率由1978年的17.9%提高到2010年的47.5%，提高了29.6个百分点，年均增加0.92个百分点，有两三亿人口从农村迁往城市。其中，2000年到2010年的10年间，城镇化速度进一步加快，城镇化率提高了11.3个百分点，年均增加1.13个百分点;2011年，国家公布了“十二五”规划纲要，预计到2015年，中国的城镇化率由2010年的47.5%提高到51.5%，年均提高0.8个百分点。结合“十二五”规划和中国城镇化发展现状，并借鉴国外相关发达国家的城镇化进程发展的基本规律，我们在基准情景中，假定2012—2015城镇化率每年提高1.0个百分点;2016—2020每年提高0.7个百分点，2021—2025每年提高0.6个百分点，即2015年城镇化率达到52.5%，2020年城镇化率为56.0%，2025年为59.0%。在乐观情景中，假定城镇化率在2012—2025年期间每年均比基准情景高0.1个百分点，即2015年城镇化率达到53.0%，2020年为57.0%，2025年为60.5%;悲观情景中假定城镇化率在2012—2025年期间每年均比基准情景低0.1个百分点，即2015年城镇化率为52.0%，2020年为55.0%，2025年为57.5%。

(三)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的比率(RFEDUGDP)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财政性教育经费在GDP中占比呈现先减少后增加的变化趋势，其中1980—1995年期间，该比率逐步下降，从1980年的5.1%下降到1995年的2.3%，年均下降0.18个百分点;自1996年以后，随着国家大力加强了教育支持力度，财政性教育经费在GDP中的占比开始稳步上升，到2010年已经达到了3.57%，年均提高0.08个百分点。考虑财政性教育经费在GDP中占比的历史变化规律，我们在基准情景中假定:2011—2015年财政性教育经费在GDP比重介于3.5%—4.0%，逐步有所提高，2016—2025年期间该比率维持在4.0%水平;在乐观情景中我们假定:2012年即可实现财政性教育经费在GDP中占比为4.0%的目标，2013—2025年一直保持这一比率。在悲观情景中，假定2012—2025年财政性教育经费在GDP比重介于3.5%—4.0%，逐步有所提高，2025年该比率为4.0%。

(四)研究与开发(R＆D)经费实际增长率(RRD)

1980—2011年研究与开发(R＆D)经费实际增长率有两个高峰时期:1982—1986年为第一个高峰期，该时期内最高增长率为13.8%;1997—2002年为第二个高峰期，该时期内最高增长率为29.3%。总体来看，1980—2011年期间，研究与开发(R＆D)经费实际增长率平均增长11.8%;然而，自2005年以来，该增长率呈现下降的变化趋势，2011年已经回落到13.4%。

对于该增长率在2012—2025年的未来变化趋势，本文基于国家“十二五”规划中的研究与开发(R＆D)经费在GDP中占比2.2%的目标，基准情景假定“十二五”实现这一规划目标，即2015年R＆D经费在GDP中占比2.2%，并且经过试算，若实现这样的规划目标，需要2011—2015年研究与开发(R＆D)经费实际增长率平均增长14.6%;另外，考虑到其他国家的R＆D经费在GDP中占比的发展基本规律，假定基准情景在“十三五”和“十四五”期末，该占比均提高0.1个百分点，即2020年和2025年研究与开发(R＆D)经费在GDP中占比分别为2.3%和2.4%。类似的，在乐观情景中，2015年R＆D投入占GDP比率为2.3%，比“十二五”规划目标高0.1个百分点，2020年为2.4%，2025年为2.5%。在悲观情景中，2015年R＆D投入占GDP比率为2.1%，比“十二五”规划目标低0.1个百分点，2020年为2.2%，2025年为2.3%。最后，根据各情景设定目标，经过试算可以得出不同方案各时期的研究与开发(R＆D)经费平均实际增长率(详见表13－1)。

(五)外商直接投资增长率(FDI，现价美元)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外商直接投资保持高速增长，其中1985—1986年为第一个高速增长时期，增长率高达60%以上;1992—1993年为第二个高速增长时期，1993年的增长率为102.9%。整体看来，1980—2011年期间，我国外商直接投资增长率呈现不断下降的变化趋势，“十一五”期间，外商直接投资年均增长率为5.3%。在综合考虑未来世界经济(美国经济增长动力不足，家庭开支“去杠杆化”长期制约;欧债务危机短期内很难解决)，以及我国的制造业成本持续上升等因素，基准情景假定2012—2025年外商直接投资增长率年均增长3.5%，乐观情景假定2012—2025年外商直接投资增长率年均增长5.0%，悲观情景假定2012—2025年外商直接投资增长率2.0%。

(六)世界GDP实际增长率(WGDPC，不变价)

根据世界GDP的历史变化规律，以及国际金融危机后未来世界经济面临的挑战和机遇，基准情景假定2012—2025年按照汇率折算的世界GDP年均实际增长2.5%，乐观情景假定2012—2025年世界GDP年均实际增长2.8%，悲观情景假定2012—2025年世界GDP年均实际增长2.2%。

(七)人民币汇率(EXRA)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国际贸易持续快速增长。2009年，中国超越德国成为全球最大出口国，出口份额占全球近10%;进口份额占全球8%，仅次于美国，位居世界第二。同时，我国外汇储备也从1978年的1.67亿美元增加到2012年的3.3万亿美元，居世界第一位。考虑到未来我国进出口将逐步走向基本均衡，假设未来十年人民币汇率将保持小幅升值的总体趋势，年均升值1.5%。

四、未来十年中国经济增长与结构变化预测

表13－2给出了2011—2025年中国经济主要指标预测。可以看出，尽管中国经济增长率呈现逐渐下降的趋势，但整体上中国经济仍然能够保持平稳、较快的发展态势。在基准情景下，2011—2015、2016—2020和2021—2025三个时期GDP年均增长率分别为7.9%、7.1%和6.4%。在乐观情景中，如果中国加强研发投入，提高产品附加值，促进制造业转型与升级，增强产品国际竞争力，并且进一步加大财政性教育经费在GDP中的比重，提高劳动者素质，稳步推进城镇化，那么中国在2011—2015、2016—2020和2021—2025三个时期，也可能保持年均8.2%、7.5%和6.9%的较快增长率。在悲观情景中，2011—2015、2016—2020和2021—2025三个时期的GDP年均增长率分别为7.7%、6.7%和6.0%。综合考虑基准、乐观与悲观三种情景，2011—2025年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区间为6.0%—8.2%(见图13－1)。

表13-2　2011—2025年中国经济主要指标预测(%)

图13-1　2011—2025年中国经济增长潜力情景预测(%)

从居民收入上看，在基准情境下，2011—2015、2016—2020和2021—2025三个时期，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率分别为7.9%、7.3%和6.6%，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实际增长率分别为8.8%、7.7%和6.9%;到2015年、2020年和2025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为27 946元、39 777元和54 748元(2010年不变价)，分别是2010年的1.46倍、2.08倍和2.86倍;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分别为9 018元、13 046元和18 222元(2010年不变价)，分别是2010年的1.52倍、2.20倍和3.08倍。

2020年，悲观、基准和乐观情景中的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为38 562元、39 777元和41 034元(2010年不变价)，分别为2010年的2.02倍、2.08倍和2.15倍;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分别为12 630元、13 046元和13 477元(2010年不变价)，分别为2010年的2.13倍、2.20倍和2.28倍。因此，十八大报告中提出的到2020年“实现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的收入倍增计划预计可以实现。

2011—2025年期间，中国的固定资产投资和资本形成的实际增长率将呈现逐步下降的趋势，但2011—2020年固定资产投资和资本形成仍将保持较高的实际增长率。在基准情景中，2011—2015、2016—2020和2021—2025三个时期，固定资产投资的实际增长率分别为14.6%、13.6%和12.3%，资本形成实际增长率分别为12.2%、10.6%和8.7%。

2011—2025年，最终消费实际增长率将呈现逐步小幅提高的发展趋势，在基准情景中，2011—2015、2016—2020和2021—2025三个时期，最终消费实际增长率分别为10.5%、11.3%和11.9%。

考虑到国际金融危机后世界经济面临的挑战和机遇，2011—2015、2016—2020和2021—2025三个时期，预计中国出口名义增长率分别为:10.6%、10.3%和9.3%，进口名义增长率分别为:12.8%、11.3%和9.4%，中国的进口增速将略高于出口增速。

表13－3给出了基准情景下2010—2025年中国经济结构的变化趋势预测。从三次产业结构变化趋势来看，2011—2015、2016—2020和2021—2025三个时期，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都将逐渐降低，第三产业增加值占比将逐渐提高。从支出法GDP构成上看，最终消费比重在2011—2025期间将逐渐提高;资本形成比重在2011—2020期间继续有所上升，但在2021—2025期间将开始有所降低;货物与服务净出口比重逐渐降低，对外贸易将基本平衡或有小幅逆差。

表13-3　基准情景下2010—2025年中国经济结构变化预测(%)

五、未来十年世界经济预测与比较

为了比较未来十年中国与欧盟、美国、日本以及其他四个金砖国家(巴西、俄罗斯、印度、南非)的经济增长情况，我们根据这些国家的历史数据，对它们未来增长情况进行了设定(见表13－4)，其中的中国经济增长率是基于上一节中的基准预测。从未来各个经济体的经济增长趋势来看，五个金砖国家作为新兴经济体，其经济增长速度将高于世界平均水平，美国、欧盟、日本等发达经济体的经济增长速度将低于世界平均水平。

表13-4　2011—2025年世界经济体GDP年均增长率的设定(%)

根据对2011—2025年GDP年均增长率的设定，基于2010年不变价，我们按照世界银行计算GDP的两种方法分别计算了2011—2025年各个经济体的GDP总量，以及它们相对于世界GDP的占比情况。第一种方法是按照购买者价格计算的不变价法(汇率法)，即采用某一年的官方汇率将国内货币转化为美元，本文以2010年不变价美元计算。第二种方法按照购买力平价(PPP)计算的不变价法，即采用某一年的购买力平价将以本币计量的GDP换算为以国际元计量的GDP(国际元的购买力与美元在美国的购买力相当)，本文以2010年不变价国际元计算。

基于2010年不变价美元，按汇率法计算的2010—2025年各经济体的经济规模如表13－5所示。2010年中国GDP为5.9万亿美元，占世界GDP的9.4%左右，分别相当于欧盟和美国的37%和41%(中国GDP相对于其他经济体GDP的倍数见表13－6);到2015年中国GDP将达到8.7万亿美元，占世界GDP总量的12.2%，分别相当于欧盟的51%和美国的54%;到2020年中国GDP将达到12.3万亿美元，占世界GDP总量的15.2%，分别相当于欧盟的69%和美国的70%;到2025年，中国GDP将达到16.7万亿美元，相当于世界GDP总量的18.3%，分别达到欧盟的89%或美国的86%。除中国外，其他四个“金砖国家”的经济规模也有较大幅度地提升，其中，巴西、俄罗斯、印度三国的GDP占世界总量的比重也都将会有较为显著地提高。

表13-5　2010—2025年世界经济体的经济规模及占比(按汇率法计算)

2010年数据来源:Wor1d Deve1opment Indicator，Wor1d Bank.

表13-6　中国GDP相对其他经济体GDP的倍数

2010年数据来源:Wor1d Deve1opment Indicator，Wor1d Bank.

基于2010年不变价国际元，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2010—2025年各经济体的经济规模如表13－7所示。2010年中国GDP为10.1万亿国际元，占世界GDP总量的13.3%左右，低于欧盟和美国的经济规模(分别相当于它们的64%和70%);到2015年中国GDP将达到14.8万亿国际元，占世界GDP总量的16.5%，相当于欧盟的87%或美国的93%;按购买力平价衡量的中国GDP将在2017年超过美国，2018年超过欧盟，2020年分别相当于它们的1.2倍左右，达到20.9万亿国际元，约占世界GDP总量的19.8%;到2025年，中国GDP将达到28.6万亿国际元，占世界GDP总量的23.0%左右，相当于欧盟或美国的1.4～1.5倍。相对于2010年的GDP水平，印度、俄罗斯、巴西以及南非等新兴国家也都有大幅度的增长，其中印度2025年的GDP水平可能会提升到2010年3倍左右，占世界GDP的比重也会接近10%。

表13-7　2010—2025年世界经济体的经济规模及占比(按购买力平价法计算)

2010年数据来源:Wor1d Deve1opment Indicator，Wor1d Bank.

基于世界银行WDI数据库的人口基数，以及世界银行HNP数据库、联合国《世界人口展望》(2010年修订版)对人口增长率的预测(见表13－8)及人口预测(见表13－9)，本文测算了2011—2025年各个经济体的人均GDP以及中国人均GDP相对其他经济体人均GDP的比重(见表13－10和表13－11)。

表13-8　2011—2025年世界经济体人口年均增长率预测(%)

数据来源:中国人口增长率为作者预测;欧盟人口增长率采用欧洲人口增长率近似代替，来源于Wor1d Popu1ation Prospects:The 2010 Revision，United Nations;其余数据来源于Hea1th Nutrition and Popu1ation(HNP)Stats，Wor1d Bank。

表13-9　2011—2025年世界经济体人口预测(亿人)

数据来源:中国及欧盟数据为作者预测;其余数据来源于Wor1d Deve1opment Indicator，Wor1d Bank;Hea1th Nutrition and Popu1ation(HNP)Statistics，Wor1d Bank;Wor1d Popu1ation Prospects:The2010 Revision，United Nations.

表13-10　2010—2025年世界经济体人均GDP预测

基于汇率法，按照2010年不变价美元计算，到2025年，中国的人均GDP将达到11 916美元，相当于2010年人均GDP水平的2.7倍。基于汇率法的中国人均GDP将在2025年达到世界平均水平，但2025年只相当于美国的五分之一或欧盟的三分之一。

基于购买力平价法，按照2010年不变价国际元计算，到2025年，中国的人均GDP将达到20 342国际元，是2010年人均GDP的近3倍。基于购买力平价法的中国人均GDP将在2018年达到世界平均水平，但2025年只相当于美国的36%或欧盟的53%。

表13-11　中国人均GDP相对其他经济体人均GDP的比重预测(%)

总之，过去30多年，中国经济取得了巨大的成功，2025年之前是中国经济进一步扩大规模和调整结构的关键时期。面对发达经济体可能低速增长的国际环境以及新增劳动力将逐渐减少的国内情况，2011—2025年中国经济要实现乐观情景增长，必须加强研发和教育投入，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力度，提高投入效率和全要素生产率，推进技术进步和制造业的转型与升级;必须加快推动财税金融体制改革和收入分配体制改革，推进城镇化进程和第三产业发展。

【注释】

[1]本项研究得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工程项目“经济预测与经济政策评价”、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十二五”时期宏观经济运行动态监测分析研究”(项目批准号10zd＆010)、中国社会科学院重点学科建设工程项目“数量经济学”以及“经济政策与模拟重点研究室”资助。

[2]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

[3]具体计算方法见张军、吴桂英、张吉鹏:“中国省际物质资本存量估算:1952—2000”，《经济研究》2004年第10期以及邹至庄《中国经济转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