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十大预测看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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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商业健康保险：寻求制胜之道

Claudia Süssmuth Dyckerhoff

Alexander Ng

Florian Then

72

奢侈品市场无边界：不断升级的中国消费者

Yuval Atsmon

Max Magni

Diane Ducarme

吴宜蒨

80

基础设施生产力：如何每年节省1万亿美元？

Jonathan Woetzel

Herbert Pohl

Richard Dobbs

87

2013年十大预测看中国

Gordon Orr

Claudia Süssmuth Dyckerhoff

Alexander Ng

Florian Then

随着中国逐步过渡到全民基本医疗保险时代，公立医保体系的局限性逐渐凸显出来。面对迅速扩大的市场需求，商业保险公司将如何发展？如何在市场中发挥其作用？这不仅是商业保险公司应该思考的问题，也是政府和社会各方共同关注的问题。

中国医疗保险市场存在着相互矛盾的两个特点：一方面，基本医疗保险几乎已经实现全民覆盖；另一方面，基本医保距离为民众提供足够的安全保障还存在明显差距。老百姓大量储蓄，以确保当自己或家人突发大病时能够支付高昂的医疗费。面对这样的挑战，政府在不断加大医保投入的同时，也在积极寻求公共保险以外的渠道，以期实现更加完善的医保覆盖。

全民医保现存的缺口为商业保险公司进入中国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市场提供了诱人的机会。但是面临复杂的市场格局，商业保险公司进军中国市场前还有很多艰巨的准备工作要做。

为了深入了解中国医疗保险市场的现状，我们首先分析在医保几乎实现全民覆盖的情况下，个人仍难以承受高昂医疗费的原因。接着审视中国商业健康险的市场格局，并探寻为何商业保险公司在面对巨大市场机会的同时面临重重挑战。最后，我们讨论了商业保险公司在当前制定中国战略时应该考虑的几大关键问题以及成功要素。

剖析现状

通过对当前医保制度的分析，我们发现如下局限性：医疗费个人支付比例过高、很多药品不包括在医保报销范围之内，以及保险条款不够灵活等原因，使得医保的保障功能大打折扣。

自付比例过高

毫无疑问，新医改在扩大医保覆盖面，以及政府对三大公共医保体系的资金投入方面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绩。然而，病人自身仍然需要承担很大比例的医疗费。

住院病人的医疗费用，尤其是涉及复杂、昂贵的检查或专利药品时，很容易就会达到个人年收入的几倍。对于像糖尿病这类主要在门诊治疗的慢性疾病，当前的报销比例仍然较低。尽管各个城市和地区之间差距较大，但总体来讲，医保的自付比例都是相当高的。对于新农合的参保人员，自付比例甚至超过90%。由此导致罹患慢性疾病的参保人群常常没有被及时诊断，治疗不当，以及引发并发症等。与此同时，过低的报销总金额上限，也很可能造成急性或慢性的重症患者不得不自己支付医疗费用的很大部分。

最后，医保的报销药品的清单经常将最新的药品和治疗方法排除在报销范围之外，或者限定很低的报销比例。比如，对于治疗自身免疫性疾病或恶性肿瘤的新型生物药就属于这种情况。

据估计，医疗费的自付比例一直居高不下[1]，约占全国医疗总支出的35%。而且这个数字仍可能低估了问题的严重程度，因为很多病患会因为保额不足而过早放弃了必要的预防和治疗措施，致使自费比例很高的那部分医疗服务被人为抑制，没有得以发生。

医保政策灵活度低

全民医保的条款缺乏灵活度，参保人无法按照自身需求和支付意愿更有针对性地选择保险产品。如单间病房被排除在报销范围之外，即使病人愿意自付单间病房价格超额的部分，医保的政策也是不允许的2。

全民医保的上述局面在中短期内不太可能有很大改变，这实际上反映出政府对于建立一个可持续发展的社会福利体系的能力还缺乏足够的信心。例如，即便在一些富裕城市，城镇职工医疗保险目前有很大的盈余的情况下，由于人口老龄化和相对较早的退休年龄，医保仍然面临资金短缺的压力，估计到2017年左右，盈余将可能演变为赤字。事实上，北京和上海的城镇居民医疗保险已经出现赤字，而上海规模更为庞大的城镇职工医疗保险也已经呈现负结余的局面 [3]。

面对全民医保赤字的隐忧，商业保险将很有可能在解决这一问题上发挥重要作用。这与政府的规划也是高度吻合的：全民医保覆盖基本医疗服务，商业保险来满足市场上的多元化需求。政府还制定了积极发展商业健康险的目标，并鼓励企业和个人加入商业健康保险计划。2012年3月，国务院在“十二五”医改目标中, 进一步强化了这一政策。

商业保险的市场概览

中国的市场环境为商业健康险公司的进入提供了独特的机遇。麦肯锡研究表明，目前中国城市中大约30%的居民已经购买了部分商业健康险种，而另外20%左右的居民计划在不久的将来购买某些形式的商业健康险4。在大众市场（家庭月收入低于4500元人民币），商业健康的险渗透率为27%，在中上收入阶层（家庭月收入在4500元~1.1万元之间），渗透率增至近40%，而大众富裕人群（家庭月收入超过1.1万元）中的渗透率则增至50%以上。

这些数字乍一看非常可观，但实际上，健康险市场并不像数字显示的那样完善，无论是保险公司还是消费者均不够成熟。个人购买的商业健康险产品往往是作为附加险购买的，即作为储蓄产品、人寿保险或意外险捆绑产品的一部分。

我们在近期对1000多名消费者进行的医疗相关问题的调查研究进一步表明，大多数消费者并不了解其购买的商业健康险的具体细节，只有不到20%的受访者认为他们完全理解其保单的内容。这个问题并不应归咎于消费者的无知, 而是因为保险公司极少采用以消费者为中心的业务模式，真正用消费者能够理解的语言来解释其保险产品的价值。保险公司感到，在销售比较复杂且保费较高的健康险产品时遇到很大的挑战，很多的中国消费者不能完全理解健康险需要长期持续投资的概念，向他们解释该类产品的价值非常困难，因而这类险种的市场接受程度普遍偏低。

对于医院，商业健康险的重要性逐渐显现出来。由于很多医院受到医保总额控制的局限，医生们在选择诊疗方案时，往往很受制约。而商业保险给医生提供了很大的自由度。在麦肯锡近期对公立医院的100多名医生进行的调查中，大约有2/3的医生表示商业健康险更利于他们为患者提供最佳的诊疗方案。

最后要提到的是，雇主和员工双方都认为商业健康险是工作待遇的一个重要组成。很多雇主已经改善了员工的健康福利制度，以吸引国内的顶尖人才。

为何商业保险公司仍举步维艰?

既然四个主要的利益相关方 (政府、消费者、医院和雇主) 一致认识到商业健康险的优点，为什么中国的商业健康险市场不能得到蓬勃发展呢？中国商业健康险年总保费仅为560亿元, 而同期的寿险为1万亿元，意外险为790亿元5。加之当前健康险的盈利情况普遍不尽如人意，即使是行业领先公司也很难盈利，使得商业健康险市场的前景更加具有挑战性。

对于商业保险公司而言，目前中国健康险市场的困境可以归纳为以下几大因素：

对客户需求缺乏了解

中国大多数的健康险产品仅针对有限的疾病种类提供一定程度的财务保障。例如，对于重大疾病，保险公司只为参保人支付一笔一次性的费用，而不是从长期帮助保障健康的角度提供价值。这类产品往往并不成功，因为它不能满足客户的两大需求：

获得高质量的医疗服务：麦肯锡在2012年的病人及医生调研中发现，对于较富裕（也最有可能购买健康险）人群而言，经济补偿并不是他们唯一的考量，甚至未必是最重要的考量[6]。2/3的受访者提到了对公立医院医疗服务水平以及价格的不满。然而，目前大多数的商业健康险并没有就医疗服务水平推出有针对性的产品。

获得全面无忧的保障：目前的全民医保制度，让消费者在重大疾病面前无法做到 “高枕无忧”。加之很多消费者并不完全理解商业健康险产品，进一步加剧了他们的不安全感。

目前这些未被满足的市场需求说明，商业健康险公司需要实施根本性的变革，为`中国客户提供有价值的产品，不但要满足他们实际的需要，还要赢得他们心理上的认同。只有那些深入了解客户并真正解决其问题的产品才能把握住市场先机。

缺少标准化数据和医疗保险专业能力

成熟的医疗健康市场应能够提供全面且标准化的数据体系以及健全的病历系统，保险公司因而能够有依据有针对性地推出健康保险产品，更好管理承保的风险，建立妥善的理赔和报销流程，甚至对参保人员的健康进行管理。但是上述条件在当前的中国医疗卫生体系中尚不具备。

产品差异化不足

由于缺少高质量的数据，导致保险公司无法提供差异化的产品和服务，所有的公司开展同质化竞争。例如，人保、平安、昆仑以及和谐健康保险等大型本土公司，全都提供类似的产品组合，包括 “重大疾病”险（如恶性肿瘤）、住院补贴、报销险，意外险，以及高端险种（如可以使用医院“特需”的医疗设施和服务），缺乏真正的差异化，让消费者无从选择。因而，保险公司之间只能靠降低价格和保险经纪人提成进行竞争，最终损害的是其自身的利润。

销售模式成本较高

大多数商业健康险公司依靠自身庞大的销售团队或保险经纪人为主要的销售渠道。拥有自身销售团队的保险公司很难招到合适的销售人员，而且需要承担工资快速上涨所带来的成本压力。那些靠保险经纪人进行销售的保险公司则必须支付高额的提成，因为无论是在进入市场还是扩大市场份额方面，经纪人都起着非常关键的作用，在价格谈判中占据优势。

医院缺乏合作的动力

中国的三级医院是提供高质量医疗服务的主要支柱。他们拥有庞大的病患人群，按项目收费，通过药品、医疗器械加成和医疗检查服务获取收入。因此，这些医院没有动力采用在许多西方国家通行的做法，与保险公司合作，优化医院运营，吸引病人，包括增加患者流量、调整病例组合、缩短住院时间等。目前，政府正在探索支付方式改革，促使医院采取低成本高效率的运营模式。尽管至今上述改革的成效尚不显著，但给保险公司和医院之间建立协作关系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基础。

缺少税收激励

与大多数成熟的商业健康险市场不同，中国市场并未提供税收优惠政策来鼓励雇主购买员工健康险。因此，对于除跨国公司以外的其他潜在客户群体，企业团体健康险这个产品的大规模增长目前受到很大限制。

出于以上原因，中国的商业健康险市场未能如人所愿真正地实现繁荣、创新和多元化发展。

即便是那些在成熟市场拥有完善商业健康险产品和专业技能的跨国公司，大多数在进入中国市场后也无法施展拳脚，未能成功地在发挥其核心竞争力。只有少数公司填补了某些特殊市场的空白，这些市场虽然诱人，但规模却很有限。例如，美国信诺集团（Cigna）、联邦医疗保险（Aetna）和万欣和（MSH）纷纷推出了高端的健康险产品，但其针对的客户主要是在华的驻外人员。上述产品依托于高端医院的成熟网络，以及将参保人送到其他国家接受尖端治疗的机会。尽管迄今为止，还没有一家跨国保险公司在综合性商业健康险领域实现大规模增长，但这些公司仍在继续扩大其产品范围，力图拓展在中国市场的渗透。

抓住机遇

对于商业健康险公司而言，尽管中国市场存在着几大显著的挑战，但商业健康险公司仍然可以探索几种不同的途径来抓住机遇开拓市场。

塑造游戏规则

在2012年3月14日出台的医改计划中, 国家发改委明确表示了要进一步发挥商业健康险的作用——从此开启了保险公司与监管机构积极协作的大门。在国家、省及城市的层面上，保险公司应主动尝试从不同方面去影响保险市场的未来发展，其中包括建立税收优惠政策，简化对保险公司业务操作流程的要求(例如，允许通过电子签名以无纸化方式终止保单)等。在国务院近期宣布的医改目标当中，明确提及了“实施税收优惠政策” 和“简化理赔结算”这两个课题。保险公司现在应做的是与监管机构合作，将上述目标转化为真正的监管格局的改善。我们期待，那些已经与监管部门建立了良好关系的保险公司将在市场中寻求到良好的合作伙伴，并对市场的“基本规则”产生巨大影响。

建立医院网络，提高医疗服务的可及性和医疗质量

为了提供真正全面的商业健康险计划 (而非仅仅充当全民医保的补充产品)，保险公司必须建立高质量的医院网络，为患者提供目前大多数商业健康险产品所缺失的关键要素：便捷、可靠并且高质量的医疗服务。这一点必将成为保险公司核心竞争力的来源，因为大规模开发医院网络，以及建立关键的系统和流程（比如直接报销系统）所需要的能力和关系很难被其他保险公司迅速复制。

医改政策在高效运营和控制医疗费用两方面给医院带来了很大的压力，因此医院今后很可能更愿意与保险公司合作。那些能够给医院带来明确价值的合作方案，如能够增加病人流量或提高医院管理水平等，对医院而言会有很大吸引力。很多跨国保险公司在其本土市场都具备这种能力，如果可以将这些能力引进中国，这些跨国公司会很受广大医院欢迎。事实上，几大跨国公司已经开始建立其医院网络，其中最突出的万欣和（MSH），迄今已将大约180家医院纳入其报销网络。在过去的两年里，美国信诺集团和招商信诺（信诺和招商银行的合资公司）也已经建立了包括约150家医院在内的网络。保柏（BUPA）则为上海和北京的八家顶尖医院提供医疗质量认证 ，以便了解这些医院的运营情况，作为保险公司在选择医院建立网络时的参考。

有效利用医疗数据

尽管医保及报销制度的大规模铺开还处于比较初期的阶段，但此过程中已经产生了大量的宝贵医疗数据，这将对分析医疗服务的市场需求和风险提供十分有益的帮助。然而，保险公司目前还不能对数据抱有过高的期望，这些数据尚未达到发达国家数据的标准，无法对全国范围内的发病率和健康风险做出全面而具体的评估。尽管如此，保险公司仍应着手同社保部门合作，研究如何能够更好地利用这些数据了解市场，为中国未来的医疗数据管理奠定基础。

探索新渠道

中国消费市场的最明显的趋势之一是互联网应用的崛起：全中国大约有5亿人上网[7], 1.8亿人网购，3亿人使用社交媒体8 。从这些方面讲，中国已经超越了很多成熟市场目前的发展阶段，这为保险公司提供了一个开发网络营销新渠道的独特机会。通过电话、网络和手机等方式，保险公司可以克服依靠庞大内部销售团队或保险经纪人所带来的问题。从欧洲和部分亚洲市场的经验看来，保险直销模式已经相当成熟。我们预期网络营销渠道不久也将在中国健康险的销售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考虑向相邻领域拓展业务

保险公司应该不断以创新的心态，在中国的医疗卫生系统中寻找商业机会。这些机会可能是与政府就数据和理赔管理等方面开展合作；参与电子病历和电子健康卡的开发、试点和实施; 或者进行纵向产业延伸，扮演医院、地区性卫生系统管理者或疾病管理者的角色。由于政府已经取消了对外商投资医疗服务领域的限制，这些领域的机会也变得越来越现实。

最后要提到的是，保险公司应统观中国医疗卫生市场的全局，考虑哪些公司、机构关注医疗保险且具备经济实力和市场拓展能力，并与之合作，以取得市场突破。例如，很多制药和医疗器械生产企业意识到只有将其昂贵的专利产品转变为广大消费者能够负担得起的产品，才能真正开发中国市场的潜力。积极地尝试与这类公司展开合作，探索变革性的合作模式，为更多公司进入市场奠定基础。

中国的医疗卫生体系正在经历转型，这为商业健康险公司带来了全新的市场机会。为了切实抓住这一机会，商业健康险公司应该努力更加细致地了解市场，深入理解主要利益相关方的需求，在能力建设、积累市场知识方面加大投入，以将中国的健康险市场进一步带向成熟。鉴于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所代表的巨大商机，我们预期本土企业和跨国健康险公司都将进一步推陈出新，开拓市场，旨在为超过13亿的中国人口提供全面、成熟的医疗保障。

Claudia Süssmuth Dyckerhoff（苏慕佳）是上海分公司的全球资深董事；

Alexander Ng（吴文达）是麦肯锡香港分公司的全球副董事；

Florian Then（唐华）是麦肯锡上海分公司的咨询顾问。

麦肯锡公司版权所有©2013年。未经许可，不得做任何形式的转载和出版。本文经麦肯锡中国公司授权出版。

Yuval Atsmon

Max Magni

Diane Ducarme

吴宜蒨

当前，中国消费者的奢侈品开支正在以远超预期的速度增长，这一增速超过了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

中国人目前在境内外的奢侈品消费额占到全球消费总额的1/4以上，取代了日本，成为世界头号奢侈品消费大国。尽管目前中国放缓的经济增速抑制了国人奢侈品消费，加之政府对企业向官员赠送高价礼品行贿的打压力度加大，使得中国消费者变得谨慎起来。但是，中国人在全球奢侈品消费份额仍将持续上升，预计到2015年将超过1/3（见图1）。奢侈品厂商若能切切实实调整自己的市场营销战略，服务于不断升级的中国消费者，就有可能在奢侈品消费日渐风行的中国市场获取丰厚利润。

中国晋升为全球头号奢侈品消费大国的驱动因素

首先，中国奢侈品市场的快速增长主要来自于非常富裕家庭(家庭年可支配收入超过100万元人民币)。这群消费者的数量在未来的3年内将以每年约20%的速度增长。到2015年，这一数字有可能翻番。这个群体除了数量在增长，还呈现出消费升级的趋势：喜欢购买更加昂贵、更加奢华的产品。到2015年，该群体的奢侈品消费总额将占到中国市场的28%。

与此同时，奢侈品消费增长也受惠于奢侈品新买家。他们中的大部分属于快速壮大的中产阶层(家庭年可支配收入在5万~25万元人民币之间)。虽然单个中产家庭的消费金额远低于普通的富裕家庭, 但他们的数量增长十分惊人。我们预测到2015年新增奢侈品消费总量中，中产家庭的贡献将举足轻重。许多奢侈品新买家来自于中国的二线城市。虽然中国最大和最富有的12座城市仍将贡献约60%的全国奢侈品消费，但更快的市场增速将很可能出现在较小城市。

图1　中国在全球奢侈品消费总额的占比将从2012年的27%增至2015年的34%

还有一个增长驱动因素不容忽视，就是中国消费者对未来收入增长的信心世界第一，特别是中国的高收入群体。在被问及未来五年其家庭收入是否会大幅增长时，中国较高收入消费者(家庭年可支配收入超过25万元人民币，约合4万美元)中有74%表示认同或高度认同，而两年前这一比例为68%，46%的富裕的美国人(家庭年可支配收入高于15万美元)相信未来五年收入将大幅增长。

中国奢侈品消费还有一个重要的驱动因素，就是女性购买力的逐步提升。几年前的中国奢侈品消费还是男性占主导，但女性消费者后来居上、势不可当，目前已占到近60%的市场份额。

中国人购买奢侈品不都是自己用的，“人情消费”从来都是、也将继续是奢侈品市场持续扩张的重要驱动力。由于媒体和政府更严格地监督官员收受名表和珠宝等豪华礼物，无疑这会导致企业之间的送礼行为暂时减少。但是，企业之间的送礼行为不应与中国人的人情送礼行为混为一谈。礼尚往来在中国的人情社会根深蒂固：送礼在节日或庆祝活动中必不可少，被中国人视为培养和维护人际关系的一种方式，其重要性不可能很快减弱。

最后，生活方式的变革也是驱动奢侈品消费的因素之一。收入较高的中国人更经常与圈子里的朋友出入于高档酒宴和聚会等社交场合，为展示他们的高档服装、鞋子和手袋等“行头”提供了机会。

中国步入奢侈品消费转型期

首先，随着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走出国门，境外奢侈品消费在快速增长：2010年，只有36%的中国人境外旅游时购买了奢侈品。到了2012年，这一比例飙升至63%。境外购物主要发生在香港和澳门，但欧洲的吸引力也在与日俱增。这一趋势的强劲动因是，中国公民出境游的井喷式发展——说到底归因于收入增加、签证政策的放宽，以及人民币升值。在境外购买奢侈品的价格诱因足够打动人心：奢侈品在中国的课税约为20%~70%，这直接导致了境内外零售价格鸿沟，如果考虑到汇率因素，这个价差更大。由于欧元目前对人民币贬值，一些最受热捧的手袋在中国的售价高达几千美元，而在巴黎购买可便宜约40%。但奢侈品厂商面临着一个棘手的问题：中国现行税法可能出现重大变动。尽管官方对此尚无统一口径，但一些官员强烈支持大幅度降低进口关税，以刺激境内消费。奢侈品厂商自身也盼望缩小境内外的价差——既然已经在中国大量投入扩展门店，自然是希望能服务、吸引更多的中国买家。根据我们的调查反馈，奢侈品的境内外价差如果缩小到20%或更低，会导致3/5目前在境外购买奢侈品的中国买家们转而在境内购买。就目前而言，要将价差缩小到20%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目前，超过10%的中国奢侈品买家只锁定境外购买，但多数人既在境内也在境外购买，他们占中国境内外奢侈品消费总额的60%以上，而且这一比例正在不断上升。这类不在乎购买地的消费者通常是时尚和潮流的领军者。这支大军中3/5为女性，至少一半是不满35周岁的年轻人，家庭年可支配收入超过50万元人民币，有超过5年的奢侈品购买经验。比起只在境内或境外购买奢侈品的消费者，他们更经常地被别人咨询关于产品的看法，他们也喜欢比别人更早地发现新的品牌和款式。由于他们更偏爱欧美风格的奢侈品，只有20%表示非常喜欢具有中国元素的产品，所以侧重中国风的品牌不大可能很快风靡开来。要赢得这群消费者，奢侈品厂商需要确保采取强有力的客户关系管理计划来服务他们。在我们的调查中，有超过2/3的消费者希望通过中国境内的门店获取有关新产品和促销的信息，即使他们并不在境内购买奢侈品。

其次，与中国的经济腾飞一样，中国奢侈品买家的成熟速度之快出人意料。富裕阶层的奢侈品消费经验不过才短短几年，炫耀大牌商标的偏好开始悄然变化，转向彰显品位的商品(见图2)。在被问及是否喜爱低调、不张扬的奢侈品时，2012年的调查中有2/3表示同意或非常同意，而两年前这一比例只有1/2。2012年有51%认同或高度认同“炫耀奢侈品是没品位的体现”，和日本的数据相同，比2010年的37%提高不少。这很容易理解：有10年以上的奢侈品购买经验的老买家更可能欣赏低调、高雅之美，从而能体现个人品位差异的产品中获得情感上的满足。与购买经验不足两年的奢侈品“新人”相比，他们更加认同购买奢侈品“和炫耀毫无关系”。目前确实有很多成熟型买家正是因为某些奢侈品牌太受欢迎沦为大众品牌，转而选择它们的竞争品牌。好在奢侈品“新人”队伍在迅速膨胀，目前他们对这类耳熟能详的奢侈品大牌的追捧尚无消退的迹象。但是，奢侈品牌一味主攻“新人”的风险是很大的，因为他们会以超乎预想的速度追随那些引领消费潮流、经验丰富的老买家。

图2　越来越多消费者开始喜欢低调不张扬的奢侈品

再次，店内体验对中国消费者决定购买奢侈品是极为关键的一环。在被问到哪个因素对其决定购买奢侈品影响最大时，超过半数的人提到了和店内体验有关的因素，如试穿/试用产品、与店内导购的交谈等。今日的冲动性消费或者几乎不假思索就埋单的情况更为多见，使得店内体验日趋关键。在谈及上次购买手袋和钱包的经历时，37%的受访者承认在产生购买欲望后的一天内就出手了，而在2010年这一比例只有24%。在购买高级成衣的受访者中，39%是冲动驱使下购买的，而两年前这一比例为29% (见图3)。越是老买家，也就越在意自己在店内的体验及感受。超过5年奢侈品购买经验的被访者中，52%表示喜欢“设计华美的大店面”，而不足五年的人群中这一比例为42%。

图3　决定购买奢侈品的时间越来越短，很多人冲动消费

最后，虽然就消费品整体而言，中国网络购物的占比高于美国，奢侈品的网购还只能说处于试水阶段。目前已有一小批“网购先锋”开始通过互联网购买奢侈品，而且增速很快。但是，对于绝大多数的消费者来说，互联网还只是他们了解品牌和产品的渠道。在我们的受访者中，网购买家（过去一年中至少网购过一次奢侈品的消费者）的比例从2010年的2%提高到2012年的8%，网购奢侈品的金额占奢侈品总消费的比例从2010年的1%提高到3%。对奢侈品网购买家而言，网购图的是省钱，就像在境外购买一样。通过互联网购买手袋比国内实体店平均便宜32%，成衣平均便宜58%，鞋子平均便宜36%，珠宝平均便宜37%，手表平均便宜47%。淘宝网和优众网是网购平台的两大巨头，而品牌官网只占奢侈品网购总金额的4%。目前已有奢侈品企业积极投身于电子商务。2011年3月Burberry启动了中国的电子商务网站，Armani集团也于2011年启动了由Yoox运营的电商网站。

赢得中国奢侈品消费者

上述发现对奢侈品商家有哪些启示？我们认为，要在中国市场上取得成功需要做到如下几点：

聚焦核心竞争力，发挥传统优势: 既要保持增长又要维护高端定位；既要吸引更多消费者又不能丢掉传统积淀，这在中国市场是比其他任何地方都更难做到的平衡术。对某个热门品牌而言，尽管受到蜂拥而入的新买家的追捧，但成熟型客户可能不再忠诚于它，因为他们现在更热衷于小众品牌和个性产品。最糟糕的情况是，新买家会追随成熟型顾客的潮流，导致某些变得大众化的奢侈品牌最终被新老客户同时抛弃。品牌需要传承传统优势——比如，强调杰出工匠的技艺或强调品牌的悠久历史——来强化品牌优势。此举并不意味着彻底避免引入新产品线，而是要在强化核心优势的过程中进行扩张。品牌广告要主攻品牌的核心价值，专注于标志性的产品，不要全系列平均发力。而且核心产品要有足够丰富的款式和创新性，才能保证消费者的持续购买且越买越贵。

按照与品牌宣传、产品生产和全球形象相一致的公司战略制定价格:价格在中国有着重大的市场信号作用。价格决定了人们对价值的认知，所以一家公司的经典产品决不能打折出售。无论对谁都不打折，可确保有效提升品牌的尊贵度，尤其是品牌的经典产品更是不可打折。在保持经典产品价格稳定的同时，其他产品可以视库存管理需要调整售价，以防压货过多。对于某些通过开拓新的分销渠道（如工厂店、奥特莱斯或品牌网站）来扩大市场布局的品牌而言，降低某些产品的售价有可能吸引到那些对价格更加敏感的消费者。在对部分产品的降价促销力度上，降价不应对贵宾客户半遮半掩。总而言之，经典产品或主打品类绝不打折，在价格战略上应与其他产品严格分开对待。

在店面数量和品质之间寻求合理平衡: 多数奢侈品牌近年来在中国大举扩张门店，现在到了思考如何优化其销售布局和提高现有门店销售水平的时候了。有些品牌为了实现扩张最大化，对店面选址的档次和营业面积打了折扣。结果是弊大于利。我们建议，这些品牌应重新装修、升级其现有门店，以确保其境内店面的外观和氛围与所有门店保持统一。好些成功的品牌还在一些相对落后、竞争对手尚未涉足的二、三线城市扩张。有些品牌厂商则开始减慢了扩张步伐，它们希望能集中精力做好核心的一线城市业务。

服务好那些既在境内又在境外购买的奢侈品消费群体：随着中国人的足迹遍布世界各地，保持品牌和产品形象在世界各地门店的一致性就变得至关重要。店面选址应考虑最大限度地吸引中国游客，并在这些门店配备会讲中文的销售代表，产品也要有中文的价格标签。中国人不再只是去香港或澳门，他们开始更多去周边的亚洲国家或者欧洲旅游。这一趋势意味着客户关系管理策略应着眼全球，而非仅仅是中国。从更高的层面来说，企业的组织架构应体现中国市场的重要性。跨国公司应该理顺总部和中国区业务之间的工作流程，实现直接沟通，从而做到对中国市场最新的发展和趋势在第一时间做出反馈。

实现卓越的客户关系管理: 这种策略取得成功的基础是将一系列客户关系管理举措切实地贯彻到底。核心是技术，是对数据的使用，特别是从消费者交易行为中提取的数据。商家可以借此提高营销效率和有效性，以及提升商战能力。交易数据库的增大、社交媒体的普及，使得企业可以通过更大规模的数据、在更细化的层面上了解消费者。客户关系管理对于奢侈品商家更为重要，它能帮助商家为客户量身定制服务或提供限量的产品来吸引他们、打动他们。一旦能够从更细微层面了解消费者，就能更好地与消费者打交道。小规模、小范围地针对最优质客户提供贴心式服务，往往是最佳的途径。

把握网购的机遇: 从长远来看，网络平台将不局限于为奢侈品消费者提供信息和与之沟通。即便店内体验对促成奢侈品购买举足轻重，但消费者的决策受网络信息的影响也越来越大。对于打算通过网络平台进入中国市场的奢侈品厂商，关键是要了解中国网购人群的特点。社交式购物——查看其他用户或名人明星的评论——是中国消费者网购的典型方式。同时，还要看到中国消费者对产品真伪和支付安全的担忧。充分考虑这些因素之后，奢侈品厂商应开始为做好网销渠道、打开相关电子商务渠道做好准备。奢侈品牌可以利用网络上的表现来加强消费者认知或正面指导消费者在社交网站上的有关评论，也应该利用这个优势来促进其实体店或互联网上的销售。

满足高端富裕群体的需求：高端富裕消费者青睐于定制的、低调的产品，所以需要为他们量身定制品牌和产品组合，可以采用限量版发售以制造稀缺和专属的感受。针对这群消费者的客户关系管理策略的要求要比一般的高得多得多：必须要有熟悉他们喜好、了解他们个人情况的店长来专门为他们提供服务；另外应配备专职销售团队积极培育与高端富裕人群的关系，在其消费决策过程中为其提供个性化的专业建议。中国的高端富裕消费者更喜爱而且很认可那种“人上人”的贵宾待遇和体验。门店的销售手法和服务模式也必须满足这类重点客户的专属性、私密性需求。所有品牌都要千方百计服务好这类消费者，邀请其参加高端专属的活动。

要切实落实上述战略举措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而且成本不低。但是对于奢侈品商家来说，认清本报告中提及的市场挑战是至关重要的：中国买家的奢侈品消费越来越走向境外；他们的奢侈品消费行为正在以惊人的速度成熟起来；他们购买奢侈品的方式或渠道正在慢慢发生改变。奢侈品商家必须实时对其战略做出相应的调整。

本报告全文请见：http://www.mckinseychina.com/

Yuval Atsmon（安宏宇）是麦肯锡伦敦分公司全球董事；

Diane Ducarme （杜迪妍）是麦肯锡上海分公司资深顾问；

Max Magni（马思默）是麦肯锡香港分公司全球董事；

吴宜蒨（Cathy Wu）是麦肯锡上海分公司项目经理。

本文作者谨向曾颖思、李丽华、陈红、金春芳、张悦、刘佳、Glenn Leibowitz（王磊智）和Paul Blustein为本文所作的贡献表示感谢。

麦肯锡公司版权所有©2013年。未经许可，不得做任何形式的转载和出版。本文经麦肯锡中国公司授权出版。

Jonathan Woetzel

Herbert Pohl

Richard Dobbs

推广现有的最佳做法和充分利用现有基础设施，各国的基础设施生产力因此将提高60%，相当于每年可节省1万亿美元投资。

应对全球庞大且不断增长的基础设施挑战对增长和发展至关重要，这些挑战对人类的日常生活将产生重大影响：有多少地球公民将获得水源？谁能找到工作？每天会堵车多长时间？等等。毫不夸张地说，让规划、交付和运营基础设施的方法尽善尽美是我们的道义责任。

麦肯锡全球研究院（MGI）预测，目前到2030年之间基础设施需投资57万亿美元才赶得上预估的全球GDP增长。该数字包括了运输（道路、铁路、港口和机场）、水、电和通讯所需的基础设施投资。

然而，在各国普遍采取财政从紧的时代，基础设施的投资变得越来越困难。与其讨论如何融资，不如研究如何在节省成本的同时，获得更多和质量更高的基础设施。

根据我们与各国政府部门、民营企业的合作、大量文献研究和400多个案例形成的洞见，麦肯锡预测，假如普遍采用已通过验证的最佳做法，全球因此而提高的基础设施生产力会降低40%的成本。换言之，最佳做法的广泛应用将在未来8年内年均节省1万亿美元。

未来18年需增加约60%投资

根据我们的计算，以2010年价格计算，为了支持目前到2030年的预期经济增长，全球基础设施投资在57万亿美元到67万亿美元之间，涵盖道路、铁路、港口、机场、水务与电信，但不包括社会基础设施，如学校或医院（见图1）。

图1　我们使用三种方法得出类似的需求预测

基础设施投资面临着一系列挑战，包括公共预算有限、缺乏放贷能力及银行体系更加严格的管制。无法满足基础设施需求将抑制全球GDP及就业增长，并损害欠发达国家对人类发展的努力。我们的分析同时显示，对基础设施的投资增加相当于GDP的1%，可以在印度创造340万个直接或间接的额外工作岗位，美国150万个，巴西130万个，印度尼西亚70万个。虽然民间金融可助一臂之力，但并非灵丹妙药。公私合营（PPP）仅占总体基础设施投资的较小部分——2006年至2009年，该数字在欧盟（EU）为0~12%，而英国若想在2011年至2015年间实现其雄心勃勃的目标，那么应达到22%。如果机构投资者对基础设施融资的分配额提升至目标水平，那么至2030年将会有2.5万亿美元额外的基础设施投资资金。这笔巨款也只能满足全球基础设施投资需求的一小部分而已。因此，我们要从其他方面入手，寻求彻底的解决方案——即提升全球基础设施投资的生产力。

每年可节省1万亿美元

通过在选择和建设新基础设施项目时推广最佳实践，并更充分地利用现有基础设施，各国可以在节省40%资金的情况下获得等量的基础设施。也就是说，基础设施生产力提升了60%。这就意味着，在过去18年，投资30万亿美元可建成价值相当于48万亿美元的基础设施（不包括电信，因为我们未将电信包括在最佳实践的案例研究之中），相当于每年节省1万亿美元（见图2）。

图2　每年1万亿美元的生产力提升机遇

实现基础设施生产力的提升并不需要突破性的创新，所需的仅仅是运用全球现有的且行之有效的实践。由于未能系统性地解决效率低下及生产力停滞的问题，因此在推动生产力提升方面存在巨大潜力。整体看来，许多国家仍然投资于考虑不周的项目、审批时间过长、错失以创新方式实现项目的机会，并且在选择建设昂贵的新项目前并未考虑充分利用现有资产。多年来，许多国家的基础设施项目选择、建设与运营流程没有任何改进，包括本可推动优化的治理体系也没有丝毫改变。例如在建筑行业，尽管其他行业的生产力已稳步改善且效果显著，但20年来就连许多发达国家该行业的劳动生产率也几乎是在原地踏步。

我们认为，以下三大杠杆能极大节省成本。

提高项目选择准确率，优化基础设施组合

通过对全球最佳做法的分析，我们发现保证项目结构合理是降低整体项目成本最有效的方法之一。一方面，很多投资项目无法真正解决实际需求，或者没有实现预期效果。另一方面，决策者往往单纯依靠增加实体建设的容量（例如：拓宽某条城市主干道路）“头痛医头”，而非考虑用其他方案解决资源瓶颈“多策并举”满足需求（例如：优化用地规划、改善公共交通，合理管理需求）。如果能提高项目选择准确率，优化基础设施组合，全球一年可以节约2000亿美元。

为实现如此大规模的成本节约，项目负责部门必须使用精确的筛选标准，保证拟建项目符合具体目标；同时利用以事实为基础的透明决策机制对项目优先排序。

例如：对于公共交通项目，新加坡政府制定了明确的筛选标准：所有相关项目必须能够有助于公共交通实现70%的使用率，以支撑这个人口密集的城市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目标。在智利，“国家公共投资系统”使用统一的格式、程序和衡量指标来评估所有拟建项目，项目否决率高达35%。该组织使用的成本效益分析还会考虑非财务性成本，例如：交通时间成本、社会折现率（当资源用于资助某个基础设施项目时该国的机会成本）。智利财政部掌控最终项目审批权，根据成本效益分析和国家目标双重因素决定资金的配置。

提高项目交付效率

提高项目交付效率不仅可以加快项目进度，而且每年可以节省成本4000亿美元。项目时间（或者项目超时）的主要驱动因素之一就是项目许可申请和土地征用过程，因此加快审批和征地对提高项目交付效率至关重要。在印度，由于征地困难，90%以上的公路项目都会比原计划时间拖延15%~20%。英国为了提高审批效率，英格兰和威尔士地区采用了一站式申请流程。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通过明确决策权限、协调相关机构决策流程，引进绩效评估等方式，一年内将审批时间缩短了11%。此外，英国和澳大利亚均设立了特别法庭，加速处理征地法律纠纷。

项目负责部门在制定合同时，可以鼓励承包商多多采用降本方法，包括利用“按成本设计原则”制定“最精简的技术方案”——以最低成本满足既定要求和规格，而不是一味地避免风险。还可以鼓励承包商采用先进建筑技术，包括在统一建筑标准和规格的基础上使用预制化和模块化建造，以及使用适合于建筑的精益制造方法。承包商管理一直是基础设施主管部门的软肋。强化承包商管理有助于减少项目延期、避免项目超支。最后，政府应当支持建筑业的升级转型。建筑业多年来面临组织不规范（易滋生腐败）、能力欠缺、培训不足、法规标准不健全、创新资金乏力等多重问题。要提高基础设施项目的产能、质量和时效性，必须实现建筑业全面升级。

充分利用现有基础设施资产

各国政府可通过充分挖掘现有能力应对部分基础设施需求，而无需花大钱投资新建项目。根据我们的估算，通过提升资产利用率、优化维护规划和扩大需求管理应用，每年最多可节约4000亿美元。例如，公路、铁路和港口智能交通系统可使资产利用率提高两倍或三倍，而投入成本仅相当于新建类似项目所需投资的很小一部分。减少供水和供电传输和分配的损失(部分发展中国家的损失率甚至超过供水和供电量的50%)的成本，往往不到相当于新建项目的3%，并可大大加快完工速度。

可通过考虑资产全生命周期费用的总持有成本(Total Cost of Ownership)和寻找平衡长期升级和短期维护的最佳方式来优化养护规划。根据一项估计，如果非洲国家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公路养护上增加120亿美元投入，其后续重建成本[9]可节约450亿美元。为优化维护计划，各国应对需求进行评估和登记分类。例如，伦敦市建立了人行道20年老化的模型。丹麦则通过采取总持有成本减少了10%~20%的公路养护费。

最后，政府需更大胆地利用可管理需求的工具和收费。技术进步正拓宽需求管理方法的范围和提高其有效性。为全面挖掘需求管理潜力，政府需采纳综合方法和运用全部可用工具。例如，首尔市正通过合并改善后的巴士营运、限制出入部分路段以及与综合交通管理系统联网的不停车收费系统应对交通拥堵。被广泛视为减少拥堵和新增运力需求最为有效的措施，尤其在发达经济体，可与智能交通解决方案搭配，以取得更大效益。

升级基础设施治理体系　实现潜在节约效益

要提升基础设施效率和实现可观的节约效益，需要采取四种重要的务实方法升级基础设施治理和交付体系。

首先，负责不同类型基础设施的主管部门之间需要对广泛的社会经济目标以及各资产类别的作用形成共识，并以此为原则开展密切合作 。例如，瑞士环境、交通、能源和通信部通过统一各相关行业的方法制定全国基础设施战略，它不仅包括该国空运政策和信息社会政策，也囊括空间开发和运输业规划，以及能源战略等政策。

其次，必须明确区分基础设施的政治和技术责任；政府制定政策目标，但应该让技术专家创建具体项目和制定实现这些目标的计划。这种各司其职可采取不同的形式。香港的地铁公司和加拿大安大略省基础设施局都拥有自主经营权，新加坡的陆路交通管理局则遵循非常明确的责任划分。

第三，政府必须清晰界定公共和私营企业的责任分工，明确市场结构、监管、定价与补贴、所有权和融资。许多国家正通过扩大私营企业在基础设施行业的参与实现价值，不仅局限于项目融资和项目交付，甚至让私人企业对发现项目和明确范围发挥积极作用。一些国家制定了鼓励和管理主动倡议的框架。简言之，政府应超越具体项目的PPP，转向更广泛的公私企业合作。

第四，整个流程需要利益相关方基于信任的参与，以避免次优解决方案和不必要的延误。

最后，高效的基础设施体系需要两项关键因素促进，即：日常监督和长期规划所依据的可靠数据，以及横跨基础设施规划、交付和运营等价值链各环节的强大的公共部门能力。

私营企业同样需要在三大主要阵线发挥作用。它们可以通过自身的运营推动效率提升、与公共部门的利益相关方进行建设性对话，并通过总结失败教训来制定业务和承包模式。

2　我们将公路、铁路、机场、港口、供水和环卫、供电和电信列为基础设施资产类别。

我们发现，一系列实际做法可使基础设施效率提升60%，相当于每年节省1万亿美元。现实可能比这更令人乐观。在财政从紧和需求膨胀的时代，世界不仅需要关注基础设施缺口以及填补缺口所需要的资源，而且还要关注如何以更少的投入获得更多、更优质的基础设施。

Jonathan Woetzel（华强森）是麦肯锡上海分公司全球资深董事；

Herbert Pohl是麦肯锡迪拜分公司全球资深董事；

Richard Dobbs是麦肯锡首尔分公司全球资深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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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rdon Orr

2013年中国会带给世界哪些悬念？麦肯锡亚太区董事长欧高敦给出了十大预测。

银行业表现欠佳

过去的十年，受益于资本重组和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中国银行业的复兴令世界侧目。然而，随着经济增长放缓，两大问题凸显出来： 2009年刺激经济方案产生的大批不良贷款；个人投资者为追求高收益大量抢购理财产品。正如结构性产品在全球金融危机一开始就给西方国家带来困扰，这些理财产品也可能成为中国银行挥之不去的麻烦。

2013年标志着将持续数年的根本转型拉开大幕。由于业务增长率远超过权益回报并且资本消耗速度过快，大部分银行终于意识到需要改变现有的经济和业务模式。按照目前的趋势，银行在未来五年的新增资本必须达到1.3万亿元人民币。

银行业将从争夺客户和“增长至上”的战略转变为以利润为核心的差异化战略，许多银行还未做好迎接这一挑战的准备。赢家将是那些提供优质服务，且运营能力出众的银行——最重要的是具备强有力的风险应对策略。例如，未来如何应对中国银监会的规定必须成为银行更加战略性的举措。

猪肉或鸡肉价格涨一倍

中国的粮食供应吃紧多年。中国人吃掉了全世界一半的猪肉，蛋白质尤其是猪肉需求高涨正挑战着国内粮食供应的极限。2011年7月，猪肉价格上涨57%，原因包括2010年初之后养猪户不断退市以及2010年末、2011年初的疫情等。类似上涨极有可能再度上演且更严重，因为养猪场供应不力以及冷链极不完备，再加上进口量又不足以填补国内供应缺口。最近食品安全事件频发，民众很可能出于恐慌囤积替代品而抬高价格。尽管未来粮食供应链会有所改善，但需花费数年。

民众环境维权兴起

2007年6月，由于公众反对，厦门地方政府取消了当地的一个新建化工厂项目。从那以后，中国民众的环境维权使得更多的焚烧和化工项目取消、延期或修改。2012年下半年，环境群体性事件数量翻了一番，“别建在我家后院（即邻避效应）”深入民心。由于投资项目需通过社区许可的规范流程暂付阙如，民众往往会通过社交媒体的影响力表达意见。而当地政府通常只有强力介入、妥协或是放弃三种选项。

2013年，反对新建污染项目的环境维权将愈演愈烈。公众对于健康和环境的担忧正在超越经济增长的渴求，迫使地方政府放弃更多破坏环境的项目。

基础设施投资力度加大

2012年北京首都机场的旅客吞吐量突破八千万人次大关，全球最大的收费公路和高铁网络在中国，世界十大集装箱港口中国占据六席。尽管如此，过高的物流成本表明中国需要建设更多的运输基础设施。中国政府更是坚信建设宜早不宜迟。

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的正规机场数量太少：作为世界人口第一大国，中国仅有452个机场，巴西有713个，美国更是多达5194个。人口过百万的中国城市中，有44个仅有公交车这一种公共交通工具。此外，中国的农产品供应链还停留在初级阶段。

最重要的是，除了一线城市外的多数城市居民还缺乏现代的居住条件，而现有住宅改善项目只完成了不到一半的目标。此外，1980年代建造的住宅质量不佳，寿命远短于设计年限，使得建设任务更加严峻。

2013年的制造业将迎来强劲投资。中国的资本密集型制造业将继续保持良好收益，技术投入不断提高各行各业的生产率，但对就业来说恐怕不是个好消息。

基础设施投资将在2013年继续驱动经济增长，其中绝大部分资金将用得其所。然而许多项目的资本效率落后于全球领先水平。

一家老牌实体店宣告破产

目前为止电商还未导致实体店破产。前些年的高速增长让线上线下的市场参与者皆有利可图，但时移世易。中国三、四线城市的现代零售业还未成熟，电商在产品种类和价格上都占得先机。由于手机等消费电子产品的成本分摊和利润空间较小等因素，电商正加紧渗透到其他城市“时间不够”的中等收入家庭。电商的魅力不仅在于低廉的价格，还有送货上门的便捷服务、值得信赖的支付系统，退货迅速等。实体零售商正竭尽全力转战网络，但对大部分实体商家而言，电商的业务模式大相径庭，而且它们缺乏电商的执行技巧和盘根错节的网络足迹。

阿里巴巴已然成为庞然大物，2012年销售额超越1500亿美元大关，增长率超过60%。2013年服装和电子类产品网购的增长或将又刷新纪录。所幸不少实体零售商坐拥地产，所属集团规模巨大，可以暂时应付过去。但退出中国市场的跨国企业可能会增多（重蹈家得宝（Home Depot）、美泰（Mattel）和欧倍德（OBI）的覆辙）。

中产阶级移民潮

中国官员子女赴海外深造早就不是新闻。过去四年中，申请英美私立学校的中国学生数量上升近两倍。许多欧美学校仅靠中国生源就可以完成招生计划。中国父母这么做，一方面是想让孩子逃离应试教育，另一方面为孩子的未来提供一条后路。

民营企业家能够通过国际投资和并购成功移民。在澳大利亚、加拿大和新加坡等国投资数百万美元就能获得永久居留权，这正在成为越来越多企业家的选择。这几年温哥华的移民潮与1997年港人大量涌入相似。中国人在海外可投资的资产类别有限，房地产是为数不多的几项之一：据估计，中国人是伦敦豪宅第二大买家。如其他的“群体思维”一样，这轮浪潮不大可能会很快偃旗息鼓。

欧洲球队投资中超联赛

2012年，有政府背景的中超联赛由于德罗巴和阿内尔卡而星光熠熠，两人都加盟了战绩不佳但雄心勃勃的上海申花队。除非中超联赛真正做到公平公正，并且球员和教练的水平长足进步，否则中超联赛还是无法完全发挥潜力。在许多其他（通常是奥运）运动项目中，中国引进了最好的教练和运作模式，但足球没有。

新一届中超领导着力促使俱乐部私有化，并欢迎国际投资参与到一项长期改革项目之中。这将允许球队所有者像现代足球俱乐部一样有权创收并保留各种来源的收入。欧洲国家的众多国际球队将投资顶尖的中国球队并进行中欧间的球员交换。

投资海外农业是“下一件大事”

在中国，最初的涓涓细流往往一夜间汇成洪流。比如，大宗商品和优质农产品的境外投资将在2013年达到转折点：中国的农产品贸易曾经进出平衡，但很快就变成净进口，目前逆差已接近400亿美元，并以每年50%的速度增长。这一变化反映了牲畜数量增长所带来的基本谷物需求量的猛增，然而国内行业重组速度慢，无法跟上需求。中国现已成为世界第二大大米大麦进口国和玉米前十大进口国。中国在阿根廷和哈萨克斯坦等国租借了几十万公顷良田用以种植大豆。

进行境外投资的企业也在关注中国优质果蔬匮乏所孕育的巨大商机。我指的不仅是那些手里有闲钱的国有企业，还有众多民营企业家。从房地产到高科技行业涌现了一大批成功企业家，他们将食品供应链视为下一件大事。除了上述理由，海外投资日益吃香的理由还包括：实现资产的多地域分散投资，国内粮食流通环节资产定价过高。比如，过去几个月，一直投资于上海房地产业的上海中福集团转而投资（约7.28亿美元）西澳大利亚的甘蔗项目。2012年12月，在北京的一个大型会议上，中国的私募投资企业与美国食品公司的高管和来自于美国多个州的农业局代表共同探讨了中国如何在美增加农业投资等方面的话题。

一个三线城市的财政危机

中国地方政府仍然将卖土地作为主要收入来源，土地收入在很多情况下占到地方政府总收入的30%，甚至是50%以上。然而，优质地段的土地资源供应是有限的。有的城市的土地价值正在下降，尤其是那些制造业逐渐衰落的地区，这些城市为投资项目而采用的融资工具已经失去意义。近期信托公司解救陷入困境的地方房地产企业的事件释放出危险的信号，说明这些地方政府财政举步维艰。如果没有中央政府支持，它们将无力偿还债务，而继续向国有企业提供延期贷款绝非长久之计。

黄金周被取消（但愿如此）

准确地说，这只是我的希望而非预测。15年前黄金周出台时，中国的经济情况与现在迥乎不同。当时大家都相信，如果没有法定假日，人们根本无法得到假期，也没有时间花钱。诚然，那时在春节期间人流数亿，但进城打工的人数远没有现在那么多，负担得起出国旅游的人也少得多。从这方面看，那时的中国与20世纪70年代规定黄金周的欧洲国家非常相似。

如今，黄金周只会令中国的基础设施不堪重负，还减少了人们在旅行和相关服务上的开支，因为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宅在家里。壮大的中产阶层比起过去更能游刃有余地安排出游。以前很多国有和私营企业不遵守带薪休假规定，而随着社交媒体的蓬勃发展，现在连普通工人都能揭发不守法的企业了。

但愿法定黄金周被中国官方正式废除。

Gordon Orr（欧高敦）是麦肯锡亚太区董事长，常驻上海分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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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国卫生部近期有关2011年自付医疗费的一次讲话。

[3]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2010年统计数字；麦肯锡分析。

[6]麦肯锡2012年病人和医生调研。

[7]《互联网世界》统计数据，截至2011年12月。

[9]《1994年世界发展报告》；《开发基础设施》，世界银行1994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