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历史任务

在前一节中，我们已经谈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特质及其现状，在阿尔都塞看来，这就要求马克思主义哲学必须完成如下三个领域的“历史任务”：

首先，马克思主义哲学必须与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意识形态歪曲的理论做斗争；也就是说，要与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解释所带来的影响做斗争。与这些歪曲的理论做斗争在今天看来尤其重要和急迫。

其次，马克思主义哲学必须有助于历史唯物主义内部科学的进步。当今，历史唯物主义的发展依赖于重大理论问题的解决，既有科学的也有哲学的问题，这些问题的提出和解决只有依靠辩证唯物主义的帮助和介入才能实现。

再次，马克思主义哲学必须将在“人文科学”或“社会科学”的名义下发展出来的原则置于尖锐的批判之中……在它们的情形下，大部分原则现在是处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控制中。它们必须彻底地检查并建立在它们仅有的、真正的原则之上：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82]

前文已经提到，阿尔都塞所指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辩证唯物主义，所以，这三个领域的任务，说到底就是辩证唯物主义的任务。显而易见，辩证唯物主义要完成以上三个任务，必须在现有理论的基础上，结合历史唯物主义发展的要求，自觉地通过理论实践的方式，为问题的解决提供基本的原则。而这些基本原则的获得，仍然是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基本要求，理论实践的过程本身亦是如此。而这也是阿尔都塞认为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辩证唯物主义应该承担的基本任务及其得到发展的基本前提。

1．理论实践与理论政治

阿尔都塞认为，正是因为哲学与科学之间的脱节，使得马克思发现了“历史科学”的大陆之后，马克思主义哲学即辩证唯物主义却远未成型。因此，如何在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层面发展出一套新的哲学概念来把握现实则显得尤为迫切。虽然马克思本人没有为后人提供一套成理论的哲学，但是，阿尔都塞认为，这种寻求哲学表述的努力在《资本论》中以一种“实践状态”的形式呈现在给了我们。所以，阿尔都塞在《读〈资本论〉》中指出：“应该赋予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的存在以一种对这种实践的存在和对我们来说都是不可缺少的理论的存在形式，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践的存在本身只是以实践的状态存在于分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科学实践即《资本论》中，存在于工人运动史上的经济实践和政治实践中。”^[83]也就是说，马克思通过具体分析资本主义的历史情境和现实形势，以理论的方式，创造了一套新的哲学范畴来言说和把握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阿尔都塞认为，我们现在所要学习的正是马克思的这种“理论实践”，并通过其而生产出新的概念来把握现实。

“理论的生命力在于理论实践，在于通过新理论概念的生产而实现新知识的生产。”^[84]阿尔都塞认为，当前亟待解决的问题在于通过理论实践来发展辩证唯物主义，只有这样，历史唯物主义才能使用自己的概念来驱逐原先占领此“历史大陆”的旧哲学意识形态，才能真正获得作为科学对象的“历史大陆”的科学知识。因为“马克思在先前只有历史哲学的地方创建了历史科学”^[85]。而历史哲学的概念对于历史唯物主义来说，仍然是一个巨大的理论障碍，这就需要辩证唯物主义的理论描述来消除历史哲学的旧残余。所以阿尔都塞说，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以“实践状态”的形式完成了这种论述，但这只是一种“实践状态”而已。如果要为历史唯物主义论述历史科学提供了“纯洁”的环境，就需要理论实践的创造。当然，这种理论实践不是面对一般的普遍现实，而是面对变化的具体现实。所以，在阐述“理论实践”的过程时，阿尔都塞还引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的一段话来论述这种理论实践的过程，“具体总体作为思维总体、作为思维具体，事实上市思维的、理解的产物；但是，绝不是处于直观和表象之外或驾于其上而思维着的、自我产生着的概念的产物，而是把直观和表象加工成概念这一过程的产物”^[86]。可见理论实践的对象是“具体总体”，成果是新的概念。

可见，理论实践不仅仅是一种理论领域的探索，同时也是结合当时的形势和现实，在现实状况的基础上，生产出一套新的观念，从而为实践提供保障。在此意义上，理论实践本身就与社会实践（经济的、政治的和意识形态的实践）紧密相联。这也是理论实践之为“实践”所要求的，阿尔都塞认为，列宁和毛泽东就是这种“理论实践”的具体践行者，也正是他们的“理论实践”不断地发展和完善辩证唯物主义的谱系。

马克思针对工业资本主义所做的完整论述在《资本论》中得到了呈现，而列宁根据资本主义的新发展，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思想，得出了“帝国主义”的概念，以此来把握资本主义发展的特殊性。“帝国主义”概念及其内涵表现了当时资本主义在全球范围内的存在形式以及俄国所面临的具体国际形势。因为“列宁在政治实践中所遇到的帝国主义，是以现实存在的形式，即作为具体的现在而出现的。历史论家或历史学家所接触的帝国主义，则是以另一种形式，即以非现实和抽象的形式而出现的……他在1917年革命中的对象不是一般的帝国主义，他面对的是俄国具体的形势和环境，是据以确定他的政治实践的‘现阶段’”^[87]。针对此问题，列宁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文中，集中论述了帝国主义在政治、经济、国际形势等领域的表现。这种理论实践，一方面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概念，分析具体的现实和形势，得出帝国主义概念；另一方面，列宁将帝国主义概念运用到政治实践中，指导俄国革命运动。可见，“列宁不仅仅是参与到理论实践中，而且还将理论实践与政治实践相结合，因此他是将理论实践与现实发生关系，而这个现实同时又构成了理论实践的条件，并为理论实践提供具体的对象，即他将理论实践引向工人运动的实践”^[88]。

由此，阿尔都塞指出，列宁的理论实践所得出的“帝国主义”概念及其与工人运动的实践相结合，进一步发展和完善了辩证唯物主义。这使得列宁在与第二国际的理论家（诸如考茨基等）做斗争时，便牢牢地抓住了俄国的具体现实，并成功地指导了1917年的革命运动。而这个政治实践的前提便是列宁的理论实践，因为“列宁这些著作的不可替代的价值在于，它们分析了一个具体环境的结构，并把这个结构中的各种矛盾转移和压缩成一个奇特的统一体，而这个统一体就是1917年2月到10月的政治行动即将进行改造的那个‘现阶段’”^[89]。这表明，列宁的理论实践正是切中了俄国的社会现实。同时，我们亦不难看出，只有通过列宁的理论实践而得出的“帝国主义”概念，使得俄国革命及其所依据的社会现实能够在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中得到合理的阐述，这在很大程度上是进一步完善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和科学。

同样，“毛泽东思想”作为中国革命的指导思想，亦是毛泽东通过将马克思列宁主义运用于中国现实国情而产生出来的一个哲学概念。这无疑也是“理论实践”的一个范例。所以莱文在《辩证法内部的对话》中指出，“实际上，毛泽东创造了一个新的革命范式，一个与东方世界相符的革命范式”，并且认为“在亚洲，毛泽东主义在哲学层次上使辩证唯物主义的遗产继续下去”。^[90]在此，莱文基本上是把毛泽东思想纳入到了辩证唯物主义的谱系之中，而这源于其理论实践所形成的革命范式。在“毛泽东思想”的形成中，我们不难发现，在面对中国现实的现实困境时，毛泽东发表了一系列有关中国阶级分析、中国革命策略、民族抗战以及国家建设等方面的论著^[91]，破除了革命行动中一系列的理论困境，并成功地指导了中国革命运动。正如毛泽东在《实践论》中所指出的：“依社会运动来说，真正的革命的指导者，不但在于当自己的思想、理论、计划、方案有错误时须得善于改正，而且在于当某一客观过程已经从某一发展阶段向另一发展阶段推移转变的时候，须得善于使自己和参加革命的一切人员在主观认识上也跟着推移转变，即是要使新的革命任务和新的工作方案的提出，适合于新的情况的变化。”^[92]在此，理论实践本身亦是革命运动的一部分，而且关涉到对当前形势和现实的科学把握，为革命实践运动提供可靠的理论分析，这也是理论实践的本质所在。这种理论实践与政治实践相结合的方式，使得毛泽东在复兴马克思主义事业上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莱文指出：“由于毛泽东首先是政治舞台上的活跃人物，由于毛泽东关心的主要是能改变环境的行为理论，因此，毛泽东的行动主义本身就教会了他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提纲的第十一条中所提倡的观点，即实践—批判活动可以改变世界。由于这一洞察，毛泽东在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引回到它最重要的源泉方面出了一份力，并为当代马克思主义思想复兴做出了贡献。”^[93]

可见，“理论的生命力以生产出新的理论概念为特质”^[94]。也正是在此意义上，阿尔都塞认为，辩证唯物主义必须在理论实践及其与社会实践（政治的、经济的和意识形态的实践）的结合中不断地得到发展，并为历史唯物主义提供正确的理论支撑，这也是辩证唯物主义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性所在。

也许，作为“实践状态”的辩证唯物主义才是其本身的特质所在，马克思本人以及整个辩证唯物主义的谱系，都是在分析具体社会现实时，以无产阶级的革命实践为导向，不断地开展理论实践，以寻求对世界理解的新逻辑。这也是辩证唯物主义的本质要求所在，辩证唯物主义本身并不是一项一劳永逸的理论创作，其自身的发展必须依托现实世界的发展与变化，也只有在这种发展与变化中，不断地激活辩证唯物主义的理论实践。

而阿尔都塞看来，理论实践是与理论政治密不可分的，尤其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因为阿尔都塞认为，辩证唯物主义任务的实现就在于理论实践，而理论实践只有在理论政治的原则下才能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提供切实有效的理论支撑。更重要的是，阿尔都塞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任务的提出亦是有赖于理论政治，“明确这些任务就是要明确我们称之为理论政治的原则，即我们在理论领域中必须执行的行为的基本路线：设定战略和战术目标的路线，在当前的理论形势中，将‘决定性的联接’与相应的行为方式等同起来的基本路线”^[95]。在此，阿尔都塞强调理论政治的目的，显然是为了保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政治性和革命性，因为这关涉到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的身份问题。只有在理论政治的原则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任务才能制定，并且为理论实践行为提供理论的坐标系。

那么，理论政治的基本原则如何获得？阿尔都塞认为可以在如下两个层面来分析：

第一，对一般的政治、意识形态和理论形势的分析，而马克思主义理论则必须在这形势中通过斗争才能得到建立和发展自身。这种分析不得不引出具有主次因素的形势的结构。它不得不引出政治、意识形态与理论问题之间的复杂的有机关系。它不得不研究理论领域中意识形态与科学力量之间的平衡。最后，它不得不准确地描述出意识形态和理论斗争的策略问题。^[96]

这种一般的分析，在于说明马克思主义理论发生和发展的背景。在这种分析中，不仅要考虑理论本身的问题，还必须考虑政治与意识形态的问题。阿尔都塞的一个著名论断就是“哲学是理论中的阶级斗争”，在这场“斗争”中，马克思主义理论必须思考当前理论因素中的结构问题，这有助于认清理论的形势，并且在政治和意识形态的策略问题上，为马克思主义理论提供显示可行的方案。

第二，对当前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国家中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现状的分析，即关于当前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强项和弱点的平衡表的分析，对造成这些后果、成功、失败以及缺点的原因做批判的、历史的和理论的分析。^[97]

前文的分析是关于一般理论及其外部环境的分析，此分析则关乎马克思主义理论内部分析。当前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现状分析可以就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面临的问题做实质的分析。当然，就阿尔都塞认为马克思主义理论遭受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侵蚀而言，这项分析更能就马克思主义理论内部的问题及其发展策略做系统的分析。

由此得出的结论是：“当今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代表了一种‘决定性的联接’，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未来就依赖于此，这种‘联接’是指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工人运动的‘正确’联接。”^[98]阿尔都塞通过理论实践和理论政治的描述所要达到的目的仍然是理论与实践的相统一，这事关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未来，这也意味着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辩证唯物主义将在这项工作中承担起更重要的任务。阿尔都塞认为，“当前的理论形势要求我们将关注点投向马克思主义哲学。”^[99]因为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辩证唯物主义，其任务就在于依据形势而生产出新的概念，因为“理论的局限最终依赖于哲学的概念，科学便在这些概念中思考新的对象”^[100]。

这也许就是阿尔都塞一再强调辩证唯物主义的地位和作用的原因所在，因为这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得以发展的理论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