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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术任务

时间:2022-11-28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事实上提出了一个更高的学术要求,确切些说,提出了一个具有原则高度的学术要求,这个原则高度是以通达社会现实的尺度来确定的。在这里就会出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术研究”和“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术研究”之间的差别。

三、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术任务

在前面的讨论中我们指证了与主题相关的两个基本要点:第一,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一个本质重要的学术向度;第二,这个学术向度的根本任务和根本目的就是深入到社会现实中去。因此,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来说,其学术必以社会现实为旨归。如果没有其学术的向度,马克思主义哲学就不可能揭示并切中社会现实;反之,如果不能揭示并切中社会现实,就没有也谈不上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学术。关于前者,我们可以设想一下,马克思何以能够成为《资本论》的作者,何以能够如此这般地成为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家?如果没有其划时代的哲学学术,马克思在最好的情况下也就是一位凄楚哀婉的浪漫主义批判家,而根本不可能在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过程中使当下的社会现实被揭示着前来同我们照面。关于后者,众所周知,无论是马克思还是恩格斯,对于那些执历史唯物主义之名的拙劣赝品是从来毫不容情的,这些赝品部分是黑格尔主义的,更多的则只是从属于主观意识的外部反思。伽达默尔曾经说过,海德格尔的那种富于激情的大刀阔斧的批判——从哲学上对自由主义的虔诚文化和流行的学院派哲学的总批判,决不是某种外行的鲁莽行为。对于马克思来说同样如此。虽然和尼采一样,马克思也时常被看作是学院以外的哲学家,但这与其说是由于其学术的薄弱,毋宁说倒是证明了其学术的优越:马克思经常以轻蔑的口吻谈论“哲学教授”,他是有理由这么做的,因为那些教授们的学术确实已经完全陈腐了。

既然切中社会现实构成马克思主义哲学学术的拱心石,那么,这种哲学学术就必然拒绝下述的那种分裂倾向:其一端执学术之名遗忘现实,其另一端则执现实之名鄙薄学术。然而,如此分裂对峙的两端却实际地分享着共同的理论前提,即哲学与时代的分离隔绝,学术与现实的漠不相关。正是马克思(在某种意义上还有黑格尔)使上述理论前提分崩离析,并从这种分崩离析中开启出“回到社会现实本身”的学术向度。如果说,马克思的哲学在瓦解现代形而上学之际已将所谓“纯学术”的本质性导回到社会现实,那么,这一哲学本身的学术向度就必然是依社会现实的揭示来制订方向的。就这一点而言,按照一般学术的尺度来衡量马克思的哲学学术几乎完全无效,尽管这种哲学学术在上述尺度下依然可以是纯正的、标准的学术。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事实上提出了一个更高的学术要求,确切些说,提出了一个具有原则高度的学术要求,这个原则高度是以通达社会现实的尺度来确定的。指出这一点是重要的,因为如果只是依循一般学术的尺度来做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那么这种做法尽管可以是学术的,甚至可以是很学术的,但却已然错失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学术的原则高度。在这里就会出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术研究”和“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术研究”之间的差别。后者诚然可能采取有差别的学术立场,但前者在学术立场上却具有“反身的”特征,亦即站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的学术立场上,来做一切哲学的研究,包括来做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术研究。

那么,具有反身特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将面临怎样的学术任务呢?换句话说,在现有的学术状况下,以及在这种状况下所需强调的东西能够被具体化的背景下,最为基本也最为迫切的学术任务有哪些呢?这样的任务也许可以被表述为如下三项“对话”,即与经典著作的积极对话;与当代哲学的积极对话;以及与时代状况或时代课题的积极对话。我们在这里之所以把这种学术研究任务突出地表述为“对话”,不仅是因为我们在这些方面的实际对话和对话能力还相当薄弱,而且是因为非常有必要将我们所面临的任务理解为一个过程,理解为一个马克思主义哲学学术在其中得以展开的实际过程,而这一过程的基本样式是:一系列的问题及其不断深入的应答。

首先是与经典著作的积极对话。这一任务时而也被表述为“文本解读”,但是,在这里应当特别强调的既是返回经典,又是解释学意义上的对话式研究。所谓返回经典,决不意味着一个类似于原教旨主义的步骤,而毋宁说是一切真正的学术研究——特别是严谨而深入的学术研究——始终必须经常采取的实质性步骤。就像一个依然具有活力和创造性的文明在遭遇重大挑战时有能力去反思其历史并从为其奠基的原始智慧中汲取新的动力一样,一种依然活着并且能够不断进取的学术必然始终与其源头保持着紧密的内在联系,并且始终使这种联系能够生动活跃地显现出来。这里的重点倒不全在于“第一手的”经典在学术上具有不可比拟的优越性。问题不是表面上的学术重要性,而是所谓“经典”的意义以这样一种方式得到揭示:哲学经典作为学术典范,集中地并且深刻地反映着时代的精神状况和人民生活的重大变迁——笛卡儿的哲学学术是如此,康德、黑格尔的哲学学术是如此,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学术同样如此。

然而尽管如此,哲学学术自身的“形式方面”依然会保持着,并且依然会作为某种“学术规律”显现出来。缺失或丧失这种形式方面,此间的对象可以是任何别的什么东西,但唯独不再是哲学学术了。在这种情况下,虽说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学术在现实的历史实践中有其深刻的根源,但其更加直接和切近的来历却表现为某种在哲学思想史中的逻辑联系。因此,与经典著作的积极对话根本不会局限于马克思主义哲学领域的内部,它势必将扩展为一种从中枢向外延伸的“阶梯”:就像不理解斯宾诺莎和费希特就无法理解黑格尔一样,不读黑格尔和费尔巴哈就不能真正读懂马克思的经典。在这一度上,我们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术研究必须有迅速的和持续不断的深化;对于这一度的遗忘,无异于在学术上的自我打击。顺便说说,我们之所以特别强调与经典著作的积极对话,是因为这样一个基本事实:文本解读理所当然地要求着的“客观意义”,根本不可能被幽闭在孤立的文本内部,而是在对话的解释学循环中被历史地构成的。就此而言,德里达说得对:“如果遗产的可阅读性是给定的、自然的、透明的、单义的,如果这种可阅读性既不要求同时也不对抗解释,那我们就没有什么可以从中继承的东西了。”[13]

其次应当提到的是:与当代哲学的积极对话。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学术不可能“孤立主义”地得到发展,那种以自我封闭为前提的自夸大狂,以及作为这种自夸大狂之补充的怠惰无为,只是使这种学术本该具有的当代性质湮没无闻,使其生命力销蚀殆尽。马克思主义哲学只有在与当代哲学思潮的积极的、批判性的对话中,方能使其当代意义得以昭彰显著,方能使其学术话语空间获得真正的开拓和巩固。从根本上来说,当代哲学思潮也无非是当代社会生活及其问题的理论表现,无论这种表现采取多么迂回曲折的形式。因此,依照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术立场,这种对话之积极开展的重要性也不全在于一般所谓的知识扩张和学养积累,其根本的主旨倒是在于:通过这种积极的对话,在当代问题的核心之处,开启出马克思主义哲学学术的意义领域。

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当代哲学的对话必然是批判性的,这无疑是一个艰巨的任务。就哲学学术而言,对话的前提是理解和把握对方的立场,而对话之所以能够是批判性的,取决于不丧失自身的立场,以及这一立场本身在原则高度上是批判的。因此,无论是提问还是应答,这里所要求的对话总是只有在批判地阐明当代哲学之理论立场的同时,使自身的哲学立场得到充分而深入的阐明。举例来说,如果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本质上决不囿于现代形而上学,因而也决不囿于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立场(以及二者之任何一种“比例”的混合),那就必须使这一点在存在论的基础上得到最深刻的阐明。鉴于这一点迄今为止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蔽而不明的,鉴于当代哲学对此的判断在很大程度上也仍然是晦暗混乱的,因而我们主张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当代哲学的批判性对话——它应当切近地深入于存在论的根基处,以便使一种寻根究底的学术阐释能够通达马克思主义哲学之当代意义的敞开状态。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是与时代状况及其问题的积极对话。很显然,这一要求是与我们在前面已经做了详尽阐述的基本论点——马克思主义哲学最本质的学术向度就是揭示并切中社会现实——密切相关的。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术而言,无论是与经典著作的积极对话,还是与当代哲学的积极对话,归根结底都服务于揭示并切中当下的社会现实这一主旨,因而必然开展出与时代状况及其问题的积极对话。只有通过这种经常不断和循环往复的对话,生活世界的地平线才有可能渐次显现出来,我们这个时代所谓问题所在的那个核心也才有可能充分绽露出来。虽然任何一种真正的哲学都植根于它所生活于其中的那个时代,但唯独马克思主义哲学才把揭示出来的社会现实理解为哲学思想的深刻基础,并把自觉地面向这一基础的任务标示为哲学学术的根本。在这个意义上,与时代状况及其问题的积极对话甚至构成马克思主义哲学学术的生命线,离开了这条生命线,就既无马克思主义哲学可言,也无这一哲学的任何学术可言。

关于这一基本方面,我们已经讲了很多。这里只需补充一点,即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术向度从根本上来说要求着这一哲学与时代状况的积极对话,但这决不意味着这种对话可以任意地摆脱哲学自身的学术方式,也不意味着围绕着这一核心对话而被使用的其他学术工具可以一概剪除。事实上,与时代问题的自觉对话以及这种对话的多重方式共同构成马克思主义哲学之学术向度的总体,而推进与深化这一总体的发展则构成马克思主义哲学学术研究的基本任务。

【注释】

[1][德]梅林:《马克思传》,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638页。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7页。

[3][德]柯尔施:《马克思主义和哲学》,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第32~37页。

[4]《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3卷,北京三联书店1962年版,第776~777页。

[5][匈]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12~13页。

[6][德]梅林:《马克思传》,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653页。

[7][德]梅林:《马克思传》,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647~649、675页。

[8][德]伽达默尔:《哲学解释学》,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版,第113页。

[9][德]黑格尔:《小逻辑》,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第34页。

[1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2页。

[11]《海德格尔选集》上卷,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383页。

[12]《晚期海德格尔的三天讨论班纪要》,《哲学译丛》2001年第3期。

[13][法]德里达:《马克思的幽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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