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群风险演化研究

对集群网络及其演化特性研究主要集中在集群网络组织、集群网络演化两个方面。第一，集群网络组织研究。蔡宁和吴结兵（2006）通过社会网络分析方法，考察集群组织间关系网络的密集性质及其功能机制，并运用系统论和社会网络分析工具（蔡宁等，2006），对集群企业网络结构与网络体系的建构进行了初步研究。他们认为集群企业网络体系是集群系统的核心层次，其结构特征可以通过网络变量进行刻画。吴结兵和徐梦周（2008）以2001—2004年9个浙江纺织业集群为样本的实证分析表明：网络密度显著促进了集群效率的提高，但不利于集群效益的提升，并通过网络结构和网络动态能力讨论了产业集群竞争优势形成的微观机制（吴结兵，郭斌，2010），明确了网络结构在集群竞争优势发展中的作用（Baptista&Swann，1998；Baptista，2000）。第二，集群网络演化研究。Steinle和Schiele（2002）阐明了产业集群形成过程中集群网络形成条件与影响因素。Chiles等人（2004）从复杂理论角度建立分析框架，考察了集群演化过程，提出集群内组织间相互作用、共同演化是集群形成和发展的根本动因。谭劲松和何铮（2007）的研究表明，集群演化所呈现出的涌现、路径依赖、复杂性和共同演化等特征正是复杂适应性系统的典型特征。集群演进过程实质上是系统自组织过程，系统内每个企业的具体行为表现出集群特定的成长轨迹（谭劲松，何铮，2009；黄纯，蔡宁，2012）。黄纯（2012）以集群风险自组织为理论视角，分析了平湖光机电产业集群（中卫型）、绍兴纺织产业集群（市场型）、建德化工产业集群（混合网络型）的风险传导与扩散的过程。

集群风险演化是基于集群演化基础上的一个前瞻性问题。由于集群风险传导与扩散是一个时间的函数，风险传导与扩散过程必然伴随着集群内部或者集群外部环境变动所导致的网络结构的演变。集群风险传导与扩散最初的研究是从企业风险传导与扩散研究开始的，自奈特（1921）发表枟风险、不确定性与利润枠以来，风险及其管理问题受到很多学者的普遍关注，并开始由静态的研究向动态的处理转变。

集群风险传导与扩散的研究大多都是从单个核心企业（焦点企业）开始，Morrison和Rabellotti（2005）发现在集群网络中存在“核心企业”，这些企业与集群内部其他企业在关系结构上具有显著区别。越来越多的研究也表明，这些“核心企业”在集群的成长中起到了关键作用（Schm itz，1995；Lazerson et al.，1999）。集群风险传导与扩散大多数带有阶段性特征，学者Berger（1980）、Piore和Sabel（1984）、Perrow（1994）论述了在产业集群的早期，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生产方式——焦点企业采用现代化工艺生产和中小企业采用传统型手工艺生产，这使得大批小型企业在集群发展的早期被焦点企业所淘汰，从而导致市场的负效应。再如，在集群发展的初期，由于环境的不确定性，组织（企业）的技术难以理解，当目标模糊时组织（企业）就会根据具有更高合法性的和更成功的类似组织（企业）来塑造自身（DiMaggio&Powell，1983）。而焦点企业由于其本身快速成长性、网络联系多向性和行为示范性的特征，在集群中具有标杆作用，使得其成为其他企业的模仿对象。这种模仿可能是无意识的，间接地通过员工调动、更换而传播的，也可能是明确地通过咨询公司或行业协会等组织传播的（DiM aggio&Powell，1983）。随着集群的进一步发展，集群内其余企业会有选择地模仿那些已经被其他“成功”企业所采用的实践，而这种模仿实践可能给企业带来正向的效益，如在经济和技术的研究中认为组织模仿其他组织所采用的已经产生明显经济价值回报有效率的实践（Griliches，1957；Mansfield，1961；Reinganum，1981），也可能给企业带来负面的效益，譬如：Meyer等人（1977）认为一种创新在组织间的扩散会达到一个阈值或极限，当超过这个阈值或极限，一个组织采纳这一创新为其提供的主要就是合法性而不是直接增进其经济绩效。在对集群衰退期特征研究中发现，对于集群中个别组织而言是理性的策略，一旦为集群中广大组织成员采纳，就可能是非理性的了（迪马吉奥等，1983），正是因为这个特征而导致集群衰退。如其他组织的规模或以往的成功来源于那些在目前的环境中而言是不适当的或有害的时间所采用。当这种带有负面影响的焦点企业特质通过集群网络中结点（焦点企业）和边（企业间关系）扩散到整个集群并成为集群中企业的普遍特征时，集群风险就通过网络传导与扩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