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群理论的早期研究主要关注外部威胁和内部僵化（Porter，1990）对集群风险的根本影响。Tichy（1987）、Fritz等人（1998）、萨克森宁（2000）认为集群风险是由区域外部经济环境的波动、产品生命周期的完结、区域社会文化的适应性等一系列外部事件引发；Perrow（1994）、Stuart（2000）、Anastasios（2003）等多数学者则基于内部要素视角，指出核心企业风险是导致集群风险的根本原因。近年来，有关网络关系（结构）的研究进一步加深了对集群风险内在机制的理解，Gordon和M cCann（2000）、Lozano和A renas（2007）、Thun和Hoenig（2011）基于供应链要素视角，指出集群可能把企业锁定于非生产性关系，或者阻止企业寻求更为有效的合作伙伴，由此导致集群发展的风险；Birkinshaw（2000）、朱荣（2010）从资金链要素视角出发，认为缺乏创新的金融业务以及沟通不足的银企融资渠道是集群风险传导和扩散的原因；Dalum（2002）、Khan和Ghani（2004）、Iammarino和M cCann（2006）从技术链要素的视角分析企业间技术创新能力的变化，从而明确了集群风险产生的原因。上述研究仅仅对集群风险的产生进行阐释，而对集群风险的传导与扩散问题并未涉及太多。本书认为主要有以下原因：其一，集群风险的产生通常都是由特定事件引起的，是一个随机事件，因此很难对其过程进行观测；其二，集群风险的产生原因、内部组织结构以及不同阶段影响因素的复杂性都使得常规的理论研究很难从中抽象出集群风险的分析框架。实际上，集群遭受风险后的演变就是集群演化的一种形式，而集群自组织研究则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视角（A lbino et al.，2006），因此本书基于自组织理论对集群风险的传导与扩散进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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