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集群的文化要素研究

第二节　产业集群的文化要素研究

一、产业集群与文化的关系研究

文化与产业集群的关系引起了很多学者的研究兴趣。宾奇（Bianchi）、米勒（Miller）和贝蒂尼（Bertini）（1997）指出，产业集群是一种本地化现象，成功的集群是根植于一个地区的社会环境中的，包括当地的历史传统、经济和社会的组织方式等，因而并不能简单地在地区间复制。任何想促进集群发展的尝试必须建立在这些本地特色的基础之上。^[5]

多尔（Dore，1988）分析了文化和集群的关系，指出区域经济发展源于地区的学习能力，传统、文化、习惯等的作用就在于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学习的过程^[6]。库克和施因斯多克（Cooke＆Schienstock，2000）在阐述集群发展过程决策的作用时，也强调文化的作用，认为决策的基础深深地受到地区的社会文化背景的影响，文化形成了地区内人们的基础性价值观念^[7]。

魏江（Wei Jiang，2003）^[8]以知识外溢（knowledge spillovers）为出发点，使用了实证研究的手段，通过实地调查研究了文化根植性与产业集群的关系。魏江提出，产业集群处于一个无形的文化网络之中，成员的经济行为不仅与集群结构有关，而且受到当地文化环境的影响，这就是产业集群的文化根植性。文化因素从两个方面对知识外溢产生基础性的影响：一个是积极的方面，文化通过影响外溢知识的来源、集群内人员的流动和知识外溢的主要贡献者，促进集群的学习和知识外溢；另一个是消极的方面，文化也会带来集群的封闭和僵化（rigidity）。源于既有的能力和技术会阻碍集群内技术的进一步演化，而文化也会由于惯性的力量而导致集群的封闭性，阻碍集群从外部获取知识的能力，而且当集群的成员都对过去的环境产生适应性之后，就会达到一种平衡，产生了文化的惯性，阻碍了进一步的创新。

难能可贵的是，魏江研究的数据主要来自对中国东部地区技术性集群的调查研究，特别探讨了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和关系文化在中国产业集群中的深刻影响，从而形成有中国特色的产业集群内部的运行机制，在国内同类研究中是具有开创性的。

大卫·A.沃尔夫（David·A.Wolfe，2002）^[9]对先进区域的分析认为，社会的资本和文化要素最重要的作用是使人们形成一种共同的、本地特有的沟通方式，促进集体学习，而集体学习和互相学习的过程又会反过来强化这种创新的文化。在欧洲发达的集群地，有联系的企业之间的关系并不一定依靠产业链，而是存在大量的非贸易性互依（untraded interdependency），甚至是竞争对手之间的联系。在这些地区，看似矛盾的社会结构实际上是受到社会资本和信任的维系，而当局必须考虑到这两者的状况，才能够制定出行而有效的区域创新政策。

格兰迪（Grandi，2005）^[10]在对新产业区理论进行总结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文化是产生集群动力的必要但非充分条件。新产业区理论总结的集群的七个要素并不完整，而应该再加上一条，就是文化同质性（cultural homogeneity）和历史传统，格兰迪分析框架中的文化主要指这两个方面。他认为文化是集群发展的一种关键的资产，虽然很多研究都认识到了这一点，但是在相应的集群发展政策中却经常忽略对文化的考虑。文化一致性促进了合作，进而促进了创新，产生更多的知识，而历史传统沿革演化出的产业氛围带来知识的外溢，使得创新迅速扩散。格兰迪以叙利亚阿洛普（Allepo）的纺织集群和意大利的同类集群的比较研究为例，说明发展中国家的集群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创新的动力不够，从而很难成为有竞争力的集群，而最根本的原因在于缺乏产业氛围和文化一致性。虽然目前仍不清楚能否通过外在干预来克服这个问题，但是如果干预能够使某一地区积累够临界值的知识和文化存量，则有可能开创一个有活力的产业区域，构造在长期中可以自我发展与强化的集群。格兰迪也注意到了集群文化的负面作用，即路径依赖的问题，他提出，地方文化中的企业家精神有助于克服这个困境。

冉庆国（2005）^[11]认为社会文化特征是企业集群最重要的特征，表现为五个方面：

第一，信任。这是企业集群社会文化特征的核心，能够加强企业之间的交流与合作，使企业之间建立起紧密的合作关系，降低集群内部的交易成本。企业之间的赊账和延迟付款、在工艺技术上可以相互模仿、在合同订单上互借互助等都是信任的表现。

第二，企业集群内特有的交流模式。

第三，创新的氛围。可以导致企业之间的模仿和攀比。由于距离接近，企业家可以迅速获取其他企业的新思路、新方法。企业家之间这种默契的思想交流很容易在区域内营造一个创新环境。

第四，历史传统。如浙江宁波“奉帮裁缝’’的传统技艺、意大利东北部地区的小手工业传统等。

第五，共同的价值观。如硅谷对创新活动的普遍认同和对失败的宽容。

二、产业集群中的文化要素研究

（一）信任

马库斯·斯坦利和苏珊·赫尔普（Marcus Stanley＆Susan Helper，2003）^[12]的研究焦点在社会网络对集群的影响上，他们综合以往文献中的观点后提出了假说：集群内基于社会网络的学习是集群企业竞争力的来源，社会网络的作用主要是由于社会资本的存在。他们的假定包括：如果在同一地域范围内的共享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网络和信任的产生，那么集群化就有利于信息流通网络的形成：如果集群中的企业能更容易地实现互惠的模式，那么将更容易排除机会主义行为的威胁，就信息共享达成一致。

马库斯·斯坦利和苏珊·赫尔普利用调查问卷的方式验证这两个假说。他们在问卷中设定了两个变量commextent和commvalue，前者用来衡量公司间网化和交流的程度，后者用来考察公司间网络和交流价值的主观感受。但是，对调查数据做回归分析的结果没有通过这个假定，即从问卷中得不到社会资本是企业集聚收益的来源。但是，从现有情况来看，还没有对集群化收益来源的更好解释。两位学者认为产生这个结果的原因可能有两个：第一，企业之间的交流和互动主要依赖于现代化的通讯技术或行业组织的成员身份来获取信息和构建网络，而不是依靠地理接近；第二，就是调查对象的身份使结果失真，因为此次调查的对象均为公司的CEO，他们更倾向于建立国际的关系网络而不是地区内的，如果把调查对象设定为各个公司的技术人员，可能得到的结果会大相径庭。

克里斯蒂娜·博利（Cristina Boari，2001）^[13]在研究意大利北部产业集群的时候强调信任的作用。在存在大量转包、分包关系的意大利北部地区，核心企业（focal firm）通过其掌握的客户需求和市场趋势信息的优势，以及和和其他组织之间的战略性关系，确立了自己的市场领导地位，从而建立了信用。而分包商则以它们的技术和管理水平建立自己的信用。博利认为推动信任和协作产生的是长期而频繁的交往。

卡尼尔斯和罗米金（Caniels＆Romijn，2003）^[14]分析产业集群的竞争优势认为，既不能忽视传统的成本节约的研究路径，也要重视本地知识外溢（local knowledge spillovers，LKS）的作用。制度厚度（institutional thickness）是本地知识外溢的前提条件，诸如信任等社会制度对信息和公司间隐含经验类知识的传递有着重要的影响，特别是隐含经验类知识的作用。产业的本地化是知识外溢的重要条件，产生信任和其他有利于知识外溢的社会制度和文化的条件很可能源于人们对来自同一社区或组织的归属意识。

格特勒（Gertler，2003）^[15]认为产业的集中为思想的交流和信息的流通提供了地理条件，但是仅此未必能够进行知识和信息的有效流通，特别是隐含经验类知识。在产生新思想或复杂创意的过程中，持续的面对面交流十分重要，但是这需要交流各方的互相信任，确信对方不会把交流的信息用于机会主义。共同的语言、特有的交流方式、共有的习俗和惯例、基于过去成功的合作或非正式互动得来的个人知识这些人际共性，能够促进信任的产生，进而促进隐含经验类知识的交流。

布朗、麦克雷—威廉姆斯和洛维（Braun，McRae-Williams，Lowe，2005）^[16]以世界不同地区的若干集群为案例，说明基于相近的社会价值观形成的信任和互惠是产业集群的特征之一（区别于生产网络）。集群内的信息共享和互相学习要以区域内已有的信任作为基础，以消除对机会主义行为的忌惮，促进经济的发展和大规模经济行动的展开。总之，信任是产业集群化的先决条件之一，是产业从集中向集群化发展的关键要素之一。

（二）互惠

奥拉·奥尔森（Ola Olsson，2002）^[17]的研究以集群克服市场失灵为切入点。传统的经济学中对经济人的假定是自利和理性的，根据这个假定，虽然可以在不考虑外部性影响的私人物品的生产中实现最优的资源配置，但是对于知识这种具有明显外部性的物品，会出现市场失灵的现象，即生产不足。但是在具有竞争力的产业集群中观察到的却是存在大量的知识溢出现象，知识的生产远比用传统微观经济学方法估计的理论值要高，市场失灵的情况在这些地区得到了克制，至少是部分克制。

奥拉·奥尔森认为，上述地区文化中存在的利他主义（altruism）可能是解释这个现象的关键。根据演化行为学的研究成果，真实的人应该是有限理性的，并且所追求的目标并不一定总是经济利益最大化，包括追求心理满足等都有可能成为人的行为动机。因此，奥拉·奥尔森使用的效用函数是基于相对水平的效用（reference—dependent utility），把人的偏好分为三类，利己（atomistic）、嫉妒（keeping up with the Joneses）和利他（altruistic）型，在这样的偏好下，集群中的投资决策者会付出不同的资源量来进行知识的生产。得到的产业集群中知识生产的均衡表明，地区文化中具有利他主义倾向的地区个人最优的知识产量最接近社会最优的产量，资源配置效率接近于帕累托最优解。

奥拉·奥尔森的研究有两个未解决的问题。第一，偏好在传统模型分析方法中都被看作是一个稳定值，依赖于社会文化和传统沿革。但是这种思想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很多社会学者认为偏好也像语言一样是可以习得的，但是究竟如何把这一思想模型化，即把偏好作为一个依时间的变量，仍有待进一步研究；第二，模型中反映利他主义的参数并不能说明利他的性质，目前很多集群中呈现出的利他性都是一种互惠的利他，如果在一个充满针锋相对（tit-for tat）氛围的社群中，博弈关系是一种无限期博弈的话，那么互惠性利他很可能是一种反复互动的结果。

罗森菲尔德（Rosenfeld，2005）^[18]把产业集群看作一种协调的环境，互惠作为一种非正式的规则，有助于维护集群内企业之间的关系和建立更高层级的非贸易性互依，如社会资本等。而具有雄厚社会资本的地区，技术和创新扩散的速度很快，个人和企业能够在不经意间利用个人关系获取很多关于市场、技术、服务等方面的隐含经验类信息和知识。并且，罗森菲尔德认为互惠是产业集群内协调成员间行为和达成一致的基础，这种文化是在信任的基础上形成的，根源于集群当地的社会结构。

久利亚尼和贝尔（Guiliani＆amp;Bell，2008）^[19]收集了智利主要葡萄酒集数据，采用定量研究的方法考察了互惠对产业集群中企业间联系的贡献。结果表明在资源（主要是知识、信息等）丰富的情况下，互惠和其他一些社会机制的存在对企业间的信息和知识的流通有很大帮助，推动创新的发生；但是在资源贫乏的情况下，即使存在互惠，企业之间的往来仍然较少。互惠是对产业集群竞争力有重要贡献的一种社会文化机制，但只有建立在一定的知识和信息存量的基础上才能发挥作用。

（三）开放

萨克森宁（Saxenian，1994）对美国硅谷和128公路地区半导体工业的发展状况进行了比较研究，认为造成两个地区走上不同发展道路的原因主要在于不同的地区文化造就了不同的生产方式。128公路地区是美国的老工业基地，有着良好的基础设施和雄厚的资本、技术能力。128公路地区的文化是工业化时期遗留下来的严格的等级观念，竞争对手之间很少往来。硅谷半导体行业早期的很多创业者都来自解体的仙童半导体公司，这种准家族式的关系形成了硅谷既竞争又合作的氛围，整个地区弥漫着一种开放交流和合作的氛围，甚至可以向竞争对手求助技术问题。这两种地区文化影响着两个地区半导体产业的模式：128公路地区的企业规模比较大，往往独自承担一件产品或服务的整个流程，企业的独立性强，以正式交往为主；而硅谷虽然也有大企业，但是整个产业的基础却是网络化的生产体系，虽然竞争激烈，但是依然不妨碍公司之间实行广泛的分工与合作，企业之间有着频繁的非正式交往。半导体工业这种技术变革迅速的产业，需要企业快速地对市场需求作出反应、快速决断、灵活适应多变的市场需求变化，而硅谷切合了这种要求，显示出了比128公路地区在工业化时代取得成功的生产方式更强的适应性，成为竞争的胜利者。（中文版，1999，32～92页）^[20]

Shaowei He（2006）^[21]建立了一个社会结构的网络模型，认为集群所在的社会网络中有两种力量相互作用，第一种是内部联系（closure），第二种是外部联系（range）。内部联系主要产生于产业集群的社会根植性，是人们长期接触和互相影响的结果，这种内部联系产生了属于地区特有的互惠行为、信任、社会规范等非正式制度，即地方特色的社会文化环境，是一种有利于合作的制度安排；而在社会网络模型中还有一股相反的力量，就是外部联系，它的发挥依托网络中的结构孔（structural holes），作为集群外部连接的纽带，结构孔为集群源源不断地从外部输送新的信息和技术进入集群，促进产业集群的升级，保持集群的竞争力。这两种力量可以相互转化，它们的构成比会随着外部环境的变化而变化，达到不同的均衡。不同类型的集群乃至同一集群的不同阶段的均衡点都不同。

Shaowei He的模型还存在于定性研究的阶段，并没有带给我们具体的操作方法上的指导，这是这个研究不足的地方。不过，该研究给我们的启示，要同时兼顾内部联系与外部联系的思想，还是给制定合理的集群政策提供了一个原则性的启示。

葡萄牙学者塞拉（Felnando A.Ribeiro Serra，2008）^[22]对开放式集群和封闭式集群的比较研究，他的结论可以归结为两点：①开放式集群比封闭式集群可能产生更多的创新；②开放式集群比封闭式集群可能具有更强的企业家精神^[23]

（四）企业家精神

王缉慈（2001）^[24]认为，企业集群的自主创新活力是区域发展最根本的内在动力，这种创新活力来源于地方文化中蕴含的企业家精神，以及有利于地方创新主体竞争与合作的制度和社会结构。创新可能破坏旧有的社会结构，因此往往面临极大的阻力和风险。不屈不挠的企业家精神就是挑战阻力和风险的精神。而较为宽容的社会文化和具有弹性的社会结构则有利于创新思想的成长与传播。更重要的是通过制度创新，形成和维系本地健康的竞争和合作关系。企业集群形成机制基本的方向是自发的或者说是市场的，因此在缺乏产业经济基础和创新的社会文化基础的地方，不可能在短期内人为地生造出产业集群来。

格勒文和伯格丹（Glavan＆Bogdan，2007）^[25]认为企业家起飞阶段的市场失灵。“在一个没有宾馆的地方建设机场不会带来旅客，但是在没有机场的地方建设宾馆也是无利可图的”，很多产业的发展需要相关配套产业的一致行动。但是仅仅依靠市场机制下的经济理性往往做不到这一点，出现了上例那种进退维谷的困境，解决它就需要企业家的出现。Glavan和Bogdan认为集群的产生是一种企业家行为的结果，企业家精神起到了关键作用，在产业的初始阶段面临协调行动的不确定性时敢于冒险，这种一致行动的结果给产业集群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

里博尼克，梅特加，德玛斯蒂亚和克洛斯林（Rebernik，Mateja，Dermastia，Kroslin，2003）^[26]认为产业集群与企业家精神是互相促进的：一方面，企业家精神驱动人们承担更多的风险，创立新的企业或把原有企业做大、做强，是区域发展和产业集群产生的重要推动力；另一方面，集群内部企业的互补性降低了单个企业投资的风险，反过来促进了区域内企业家精神的形成。着眼于区域发展的目的，政府应该设计并实施一套政策来促进地方文化中的企业家精神。

（五）传统与文化的一致性

波特（中文版，2002，第143页）^[27]指出，客户、供应商和关联产业之间频繁流动的需求和技术的信息，是国家钻石体系和产业集群的运作基础。但是，由于彼此间存在差异和利益的互相冲突，产业集群内的企业并不必然发生互动，或导致信息流通时的限制和偏差。家族或准家族关系、地缘关系、校友关系，拥有相同的价值观念、社会规范以及目标来源一致等关系，都有助于建立起互动机制。如果存在良好的互动机制，就能使信息的流通更顺畅，缓和经济利益的冲突，替垂直或水平联结的公司创造合作与信任的空间。

拉科什·巴森特（Rakesh Basant，2002）^[28]在综合了若干理论成果的基础上，归纳总结出产业集群竞争优势的主要来源，其中一个方面是社会根植性，“社会文化的一致性有助于形成信任、互惠和社会制裁（social sanction）机制。”拉科什·巴森特从知识流动的角度入手，认为地理集中的最大好处在于知识，特别是隐含经验类知识的传播与共享，主要是通过员工流动和组织之间员工的非正式交流而实现。因而，在集群中，“最重要的资产已经不是有形的，而是关系性的”。这种关系性的资产包括：互惠、信任、企业间和人际的天然联结；过去与现在约束人的惯例和习俗以及企业文化；行为的合理性，以及集体学习和适应的认知基础。如果这些在一个地域内存在，那么它们就能促进学习，提升集群内企业的竞争力。

拉科什·巴森特认为，这种关系性资产和社会资本的概念是重合的，“社会”一词告诉我们，这种资产根植于社会网络，它的获取是通过社区成员的身份，在相互接触和学习的过程中获得。并且实证研究表明，某些隐含经验类知识的交流发生在那些拥有相同价值观、相同文化背景和对技术及商业难题有相似理解的地区。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可以观察到这种现象，社会资本在某些集群的起始阶段对减少交易成本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如印度尼西亚的农村，社群关系和组织确保了社会控制和稳定性，富有的农民和交易者寻找机会投入他们的劳动和资本剩余，逐渐建立起家庭网络，来吸引额外的劳动力，这些农民企业家逐渐建立起一系列的卫星企业。沿着这个演化的路径，这样的网络促进信任，进而维持长期的转包关系。因为社会资本能够减少交易成本，促进了知识流动，进而有利于创新的产生。因此，可以显著地看到，产业集群内和产业集群外部比较，知识流动量更大，效率也更高。

张东风（2007）^[29]认为集群是一种社会经济概念，不能单纯地从经济角度来理解。集群内往往存在一个共同的文化传统、行为规则和价值观，集群内的企业、企业家、工人具有文化上的认同感。密集的社会网络使集群内的经济关系具有较强的社会根植性。这种社会文化环境促使集群内形成一种相互依赖的关系，大大减少了交易费用，使企业合作和劳动分工得以顺利进行。但是，张东风也认为，社会文化环境模型过于强调依赖关系产生的社会基础和集群的同质性。事实上，随着企业集群的成长，依赖关系建立的基础也会从社会继承转向从经济交易中产生，即基于经济理性的合作是依赖关系得以维持的重要原因。集群内部既有同质性又有差异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