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结构与集群风险

前面文献中论述集群网络结构是影响集群风险的关键因素。现有网络结构与集群风险的研究主要从两个方面展开：第一，网络关系与集群风险，集群网络结构可以用集群中企业之间的关系连接（包括连接强度）来表征（Xavier，2009），集中反应了集群组织内层次（网络结构）与组织间层次（外部网络关系处理）两个方面（Burt，1992）。第二，网络结构属性与集群风险，有学者引进了网络密度、网络中心度一系列网络结构属性指标来研究网络结构与集群风险，例如：Nahapiet和Ghoshal（1998）、Scott（2007）、史晋川（2004）等。在这个基础上，更有学者对网络结构与集群风险鲁棒性进行分析，例如：Saxenian（1994）、Markusen（1996）、Lozano（2007）等人。

1.网络关系与集群风险

网络关系是构成集群网络结构的基础，集群中的网络就是由一群相互依赖、相互分工的企业所组成（Johanson&Mattsson，1987）。因而，社会网络也是企业重要的社会资本（Coleman，1988，1990），社会资本代表了与其他组织和个人的关系，是寓于人际关系之中的，反映了一个组织或个人的社会关系。社会资本对网络关系的研究最早起始于Granovetter（1973）对个人求职行为和结果的研究，认为求职者更容易通过弱关系而非强关系寻找到合适的岗位。Brown（1997）逐渐发展并拓展了社会网络学派的观点，从系统论的视角研究社会资本的关系要素。Adler和Seok-Woo（2002）将微观层次和中观层次的社会资本合称为“外部社会资本”，而宏观社会资本则被称为“内部社会资本”，并以社会结构关系的研究范式构建了社会资本框架，认为“外部社会资本”是由社会网络成员的外部社会关系所产生的，其有助于社会网络成员获得外部资源；而“内部社会资本”是由社会网络成员内部的关系所形成，其有助于提升群体的集体行动水平。张其仔（1997）也认为社会资本从形式上看就是一种关系网络，一方面把社会网络视为一种最重要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又把社会网络视为资源配置的一种重要方式。边燕杰（2004）从社会资本的视角论述了社会行动者之间的关系网络，并认为社会资本在社会行动者之间是可以转移的资源。同时，其他学者也从经济学等其他角度对网络关系进行了总结，Landry等人（2002）认为集群中的社会网络主要扮演了提供信息、知识等资源。Powen（1990）以交易成本的视角，解释了网络关系是介于市场和企业内部管理之间的交易方式，通过网络成员之间彼此互助、互惠和相互合作而形成。因此，从以上对社会资本文献的梳理来看，集群网络关系实质上是一种资源（这种资源包括物质、资金、技术、信息等有形资源和无形资源）的连接及分配的方式，然而这种连接关系的强弱直接影响了资源分配的有效性。从企业风险传导与扩散的文献研究来看，风险实质上与这些资源的流动有着密切的关系。因此，有关网络关系强度与集群风险的研究得到越来越多的学者的关注：网络关系强度是刻画集群网络关系特征的重要指标。它反映了集群企业间联系的频率和交换资源的数量（Shulman，1976；Van&Ferry，1980）。根据现有文献可以将集群企业间关系强度分为强关系和弱关系两种（Uzzi，2003）。强关系的概念是由Granovetter（1973）提出的，他认为衡量强度的指标包括：联系频率、关系维系的历史、关系维系的持久度、关系交流的数量和互惠情况等，强网络关系有利于提高组织对风险的鲁棒性（Lundvall，1992；Gulati，1995a；K rackhardt，1998）。同时，Granovetter（1973）在枟The Strength of Weak Ties枠一文中提出弱关系的概念，并认为弱关系区别于强关系的关键在于联系的频数，强关系是指每周联系两次及以上，弱关系是指每周联系少于两次，但每年大于一次的关系。根据Granovetter的研究，弱关系也有利于提高组织对风险的鲁棒性。因此，本书研究网络结构与集群风险之间的关系，就是分析企业如何合理分配这种强弱关系（即网络关系适应性）来提高集群风险鲁棒性的。

2.网络结构属性与集群风险

①网络中心度是社会网络理论中研究集群网络结构的主要特征变量。根据经典的社会资本理论，网络结构是个体之间连接的模式，包括网络联系、网络配置布局（特别关注以密度、连通性和层次等描述连接形式）（Nahapiet&Ghoshal，1998）。Bavelas（1950）最先对中心度的形式特征进行研究，并定义了中心度的概念。网络中心度反映的是点的相对中心度，具有局部中心度和整体中心度之分，局部中心度反映了某点在其紧邻的环境中与很多点有关联，整体中心度反映的是该点在网络的总体结构上占据重要位置（Scott，2007）。②网络密度是社会网络理论中研究集群网络结构的另一类主要特征变量。根据经典的社会资本理论，网络结构是个体之间连接的模式，包括网络联系、网络配置布局（特别关注以密度、连通性和层次等描述连接形式）（Nahapiet&Ghoshal，1998）。网络密度与集群网络结构的关系历来是研究者所关注的焦点，网络密度既是集群抗风险能力的一种表现，又是引发集群风险的一个原因。例如：Coleman（1990）强调高密度结构下的积极作用，认为高密度网络容易产生一致性的社会准则和规范从而提升信任和合作。Oliver（1996）认为紧密联结的网络中的企业成员，更容易形成相同的行为预期，因此这有利于网络中行为规范的形成和实施。同时，萨克森宁（1999）从实证的角度分析了硅谷产业集群中高密度的网络关系促进了集群的发展。与之截然相反的观点，Uzzi（1997）从网络嵌入性的视角认为高密度网络会抑制有效的经济活动；Burt（1992），Grabher（1993）也从各自的角度提出网络密度对网络结构产生的副作用。Glasmeier（1991）和Grabher（1993）从瑞士钟表业和鲁尔钢铁业集群的研究中证实高密度的网络关系导致集群出现风险。同样国内学者王缉慈（2001）从东莞的IT业集群发现，低密度的集群网络结构不利于集群的发展；史晋川（2004）从温州的轻工业集群中证实高密度的网络结构特征是造成该集群困境的主要原因。鉴于网络中心度与网络密度两个变量具有一定程度的相似性，本书因为主要以焦点企业作为研究对象，研究集群风险自组织，相对而言选取网络中心度作为本书的关键变量更有意义些。

综上所述，网络结构与集群风险间存在密切的关系，本书就是从网络关系适应性和网络中心性两个维度研究集群风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