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经济风险演化为政治风险

有学者提出，2000年时中国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达到2.85∶1，并且基尼系数持续上升，已超过0.4的国际通用警戒线，因此应当高度重视贫富差距拉大状况下社会矛盾的化解。于是，江泽民认为不但要研究风险防范中党的建设需要重视的问题，还要从社会整体的角度提出防范风险的根本措施——发展，他在《在新世纪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继续推向前进》中说:“继续解决我国经济社会生活中存在的矛盾，提高我们抵御各种风险的能力，实现第三步战略目标，要靠发展；解决台湾问题，完成祖国统一大业，要靠发展；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履行我们维护世界和平和促进各国共同发展的国际责任，不断增强我国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也要靠发展。”^[100]尽管在“发展”以外我们仍需扎实地推进各个方面的工作，但是抓住发展这个主题就抓住了风险管理的主要矛盾。在此基础上，江泽民得出结论:“发展是硬道理，这是我们必须始终坚持的一个战略思想。对这个问题，不仅要从经济上看，而且要从政治上看。二十多年来，我们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得到全体人民的拥护，我们经得起国际国内各种风浪的考验，我国的国际威望和影响不断提高，都与我国社会生产力的迅速发展、综合国力的显著增强和人民生活的不断改善密切相关。”^[101]风险实践的历程的确证明了这一点，一个国家如果不能夯实自身的物质基础，不能发展自己的先进文化，那么这个国家也难以有较强的风险抵御能力。当然，社会的发展，尤其是文化的发展，不能偏离“四项基本原则”的要求。

商品运输工具与金融业的巨大发展，使得资本具备了全球扩张的物质条件。在这种情况下，资本并不满足于经济领域的扩张，而是由经济领域的扩张延伸至文化领域的扩张。于是，经济风险的传播带动了文化风险的蔓延。在经济全球化趋势日趋显著的当代社会，这种蔓延的步伐不断加快。对于中国社会而言，“美国大片”、“洋节日”、“互联网”所表征的西方价值观日益冲撞着中国人的既有价值观体系。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敏锐地发现了这个问题，并把它作为社会风险管理需要解决的问题之一。2001年，江泽民在《推动我国信息网络快速健康发展》中首先强调了信息网络风险对于社会整体稳定的重要作用:“对信息网络安全的保障和管理工作做得好不好，关系到国家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关系到国家的利益和安全。”^[102]为了加强网络监管、防范信息网络风险，必须采取及时有效的管理措施，建立全面可靠的管理机制。江泽民列举了具体的几条措施:“要建立和完善信息网络安全保障体系的法规以及有效防止有害信息通过网络传播的管理机制，制定通过信息网络实现政务公开和拓宽公民参政议政渠道的法律规范，形成通过信息网络引导和鼓励全社会弘扬中华优秀文化的有效机制，等等。”^[103]概括起来，网络信息风险防范机制的建构实际上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预防有害信息传播、探索网络民主形式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

2001年，江泽民在《关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中再次强调了坚持和贯彻党的基本路线对于应对社会风险的重大意义，他认为这条实践证明正确的基本路线，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路线，任何时候都不能离开这个正确的方向，所以能否在实际工作中坚决贯彻党的基本路线，是对各级领导干部政治水平与领导能力的真正检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所以能够团结和带领全国人民经受住各种困难和风险的考验，保持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稳定，一条重要经验就是坚持全面、正确、积极地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104]由此可见，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看来，政治风险、社会稳定与经济发展始终是不可分离的三个要素，必须处理好它们之间的辩证关系，实现社会的全面发展。

维护社会公共领域的稳定，防范社会公共风险，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进程中所必须要推进的工作。2002年11月，广东、香港等地陆续发现“非典”疫情，2003年以后，这些疫情迅速在全国范围内扩散。直至2004年6月世界卫生组织解除北京旅游禁令时，中国内地的“非典”抗击才以胜利告终。必须承认，“非典”作为一种公共风险引发的公共危机对当时的中国社会造成了巨大冲击，为中国的公共风险管理提供了来自实践的经验和教训。同年，江泽民在《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掌握主动》中进一步明确了国有企业以改革创新增强风险防范能力的具体措施，亦即建立规范的现代企业制度:“国有企业都要进一步深化改革，尽快建立适应发展社会化大生产和市场经济要求的现代企业制度，增强市场竞争能力、技术创新能力和抵御风险的能力。”^[105]防范经济全球化带来的风险因素，不仅企业要积极行动起来，作为风险主要管理者的政府部门更要采取相关措施。江泽民说:“领导干部必须努力掌握在开放条件下管理和驾驭经济发展全局的本领，在工作中要全面考虑国内和国外两种因素，善于同时利用好国内国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善于把国际市场可能给我们带来的风险降低到最小程度，更好地促进我国现代化建设。如果还是用老一套的方式和办法去应付，那肯定是不行的。”^[106]这就说明，政府的领导者必须在长期的经济实践中学习管理经济运行的方式方法，不拘泥于旧有经验，乐于接受各种新生事物，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推进风险管理工作。那么，经济管理的新生事物有哪些呢？江泽民认为“利率市场化改革”就是其中一个:“稳步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优化金融资源配置，加强金融监管，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使金融更好地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107]总之，在中国经济迅速发展的道路上，包括经济风险在内的各种社会风险问题不断涌现，政府、企业、民众等社会主体必须在风险实践中学习风险防范，推动社会的全面、健康发展。

文化风险并不局限于网络信息领域，而是存在于意识形态、心态、风俗习惯等组成的整个精神生活领域。2003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小说《尘埃落定》被纳入“中学生课外必读书”，但其中的“涉性内容”引发争议。对此，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相关负责人认为，不能以“断章取义”的方式否定《尘埃落定》的文学价值，它是一部优秀的当代文学作品。同年，中国文化部、公安部以及国家工商总局联合发布《关于制止在公众聚集场所进行裸体的人体彩绘表演活动的通知》。这项通知明确规定任何单位及个人不得在公众聚集场所开展裸体彩绘，同时也不得发布裸体、半裸体和三点装束的媒体广告。也是在这一年，李长春在《在文化体制改革试点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充分说明了文化风险防范的重要性:“建设廉洁高效的政务环境、民主公正的法治环境、公平诚信的市场环境、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舒适便利的生活环境、健康向上的人文环境、可持续发展的生态环境等，都取决于人的素质，都与文化建设息息相关。”^[108]文化生活作为人的日常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是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如此，在当代国际社会国与国的竞争中间，文化软实力也具有一席之地，李长春在《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着重强调了这一点:“面对日趋激烈的国际文化竞争，增强我国文化竞争力、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的任务尤为突出……如何在更加开放的环境中不断发展壮大中华民族优秀文化……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努力确立并发挥我们自己的文化优势，增强文化竞争力，捍卫国家利益……是宣传思想工作必须认真解决的重大课题。”^[109]这直接关系到广大人民群众尤其是青少年对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认同与自信，关系到防范国家文化风险、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等重大历史任务。

意识形态风险防范在整个文化风险防范中占据中心地位。2004年，李长春在《巩固成果，抓住机遇，努力开创宣传思想工作新局面》中着重突出了军队意识形态建设中抵御腐朽文化入侵的重要意义:“在对外开放和经济体制转变的过程中，各种错误思想倾向不可避免地会对部队产生冲击，各种腐朽思想文化对干部战士的侵蚀也不可低估。”^[110]抵御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腐朽文化，必须正确处理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与西方思潮的辩证关系，既不能将西方的思想不分优劣拿来就用，也不能一味排外，完全否定西方思想家的精神产品。2005年，韩国电视剧《大长今》在中国大陆热播，由此掀起了新一轮的“韩流”。这部电视剧不仅在文化领域独占鳌头，而且带动了众多相关产业，如韩国旅游业、韩国饮食业、韩国服装业、韩国网游业等等，这些现象引起了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深思。这一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与西方文化的关系进行了阐释:“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确保国家文化安全。……对外开放坚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文化观念上决不照抄照搬，发展模式上决不简单模仿，既要学习引进优秀的外来文化，又要抵御西方不良思想文化渗透，努力维护和保证国家文化安全。”^[111]换句话说，在文化建设中，要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主体地位，对于西方文化必须一分为二地看待。对于不良文化的渗透要坚决抵制，而对于优秀文化成果也要在批判的基础上加以借鉴和利用。

同年6月26日，安徽池州突然发生一起残暴的群体性事件。在某些犯罪分子的鼓动下，部分不明真相的群众集体冲击当地派出所，并且进行打砸抢烧的违法活动。在池州市党委和市政府的努力下，这一事件在当天晚上得以平息。与这一事件类似的群体性事件还有定州市“6·11”屠杀事件、浙江新昌县万人“游击”战争、广东汕尾东洲村征地群体事件，以及广东汕尾东洲坑村电厂警民冲突事件，等等。这一年，胡锦涛在《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中阐明了社会公共稳定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之间的关系:“没有社会稳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就无从谈起。”^[112]正是从二者的辩证关系出发，胡锦涛进一步提出了防范社会公共风险的具体措施:“要进一步落实维护社会稳定的工作责任制，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要大力加强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完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机制，依法打击各种犯罪活动，切实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要抓紧建立健全社会预警机制，建立健全突发事件应急机制和社会动员机制，提高保障公共安全和处置突发事件的能力。”^[113]明确责任和前瞻性机制建设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防范社会风险的两个有效方法。此外，在同一年，胡锦涛《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暨国务院第四次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的讲话》又提出，民族团结是防范社会风险的有力保障:“全国各族人民的大团结，过去、现在、将来都是我们能够经受住各种困难和风险的考验、不断胜利前进的重要保证。”^[114]巩固和发展全国各族人民的紧密团结，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顺利前进的保证。胡锦涛说:“民族关系是多民族国家中至关重要的社会关系。正确处理民族问题，使各族人民和睦相处、和衷共济、和谐发展，对于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与和谐社会，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115]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不仅看到了经济风险全球扩张所引发的文化风险全球扩张，而且还探索出一条可行的防范路径——文化软实力建设。2006年，“草根文化”成为热门的文化关键词，上一年的“超女”在这一年风光无限，借中央电视台《星光大道》栏目走红的歌手——阿宝，也频频出现在各大媒体的娱乐活动中。自称“非著名相声演员”的郭德纲凭借其“草根风格”赢得了众多观众，从而一炮打响，成为相声界的后起之秀。同年，李长春在《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深入推进文化体制改革》中进一步论述了防范文化风险对于社会整体稳定的重要性:“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是维护国家战略安全的迫切需要。”^[116]并且，他还指出了防范文化风险的具体措施。在当代国际社会，世界各国经济、政治与文化领域之间的交往与融合日益密切，各种文化范式彼此融通，但是境外反华势力也加紧了对中国社会的文化入侵与渗透，因此，“面对我国文化市场资本和投入日益多元的复杂局面，大力弘扬民族优秀文化传统，巩固和扩大社会主义先进文化阵地，增强国有文化资本的市场控制力、影响力和带动力，关系到民族精神与文化力量的丰富和增强，关系到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巩固和完善”。^[117]

通过国有文化资本控制和引领文化产业的发展，是一条市场经济条件下防范文化风险的可行路径。只有这样做，才能切实维护国家的战略安全，并保护世界文化的多样性发展。李长春进一步补充说:“这就要求我们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在继续鼓励和引导非公有资本进入文化领域的同时，进一步巩固文化领域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和民族文化的主体地位，形成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文化产业格局和以民族文化为主体、吸收外来有益文化的文化市场格局。”^[118]在重视公有制文化资本的同时，鼓励和引导非公有文化资本有序发展，可以最终形成较为合理的文化产业格局，为防范文化风险奠定经济基础。只有采取了这样的措施，才能尽快提升我国文化的整体软实力，达到抵御外源性不良文化的目标，实现国家和民族的根本利益。胡锦涛《在中国文联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作协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也认为:“面对当今世界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的大潮，面对国家发展和人民生活改善对文化发展的要求，面对社会文化生活多样活跃的态势，如何找准我国文化发展的方位，创造民族文化的新辉煌，增强我国文化的国际竞争力，提升国家软实力，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大现实课题。”④要解决这一课题，需要政府部门与文化界人士的通力合作，也需要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调动各种有利于文化软实力建设的积极力量参与到文化活动中来，推进人民文化生活水平的跃升。

中华传统文化是中国当代文化产业的宝贵资源。易中天、于丹等学者在2006年走上中央电视台的《百家讲坛》，传播中华传统文化，不仅改变了普通大众对专家学者的印象，而且极大地激起了全民的“国学热”。伴随而来的，还有阎崇年、纪连海和刘心武等学者的“走红”，如何修身、如何处世、如何交友等人生观上的一系列问题逐渐成为大众热议的话题。同年，胡锦涛还在中国科学院第十三次院士大会和中国工程院第八次院士大会上高度评价中华传统文化的历史意义与当代价值，认为它对当代社会的科技创新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创新文化同科技创新有着相互促进、相互激荡的关系。中华文化包含着鼓励创新的丰富内涵，我们的先人们历来强调推陈出新、革故鼎新，强调‘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要大力倡导和弘扬崇尚创新、鼓励创新的精神，为造就一支浩浩荡荡的创新型科技人才队伍、建设创新型国家提供强有力的文化支撑。”^[119]中华传统文化并不是以往人们所认为的那种“因循守旧”式的体系，而是蕴含着改革创新意蕴的思想观念，挖掘这些文化遗产，可以用文化软实力的提升来推动高新产业等硬实力的增长，实现软硬实力的良性互动与协调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