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沟通概述

一、外交沟通概述

在信息化时代，沟通和传播成为一切社会交往必不可少的手段和环节。交通和通讯技术革命的发展，为人类社会创造了日益复杂的沟通手段，各种网络的发展把整个人类统合为一个建立在信息网络基础之上，只有依赖网络才能正常高速运转的所谓“网络社会”。⁽¹⁾这一社会生态极大改变了现代社会和现代国家。现代民族国家“吸纳掌控了社会的时间和空间，建立起时空轴线的矩阵，并且垄断时空的组织机构；在国家力量的介入下，时空组织成为一种控制的网络和权力”。⁽²⁾对此，美国学者尼葛洛庞帝（Nicholas Negroponte）有一段非常精彩的话：“我们将拥有数字化的邻居，在这一交往环境中，物理空间变得无关紧要，而时间所扮演的角色也会迥然不同。”⁽³⁾一些学者在分析问题时，时常感到网络空间的概念存在空间和技术上的限制，倾向于采用信息空间概念，有时两者经常互换。事实上，信息空间概念在外延上包含的内容更多，如广播、出版、公共图书馆以及其他媒体等。根据美国学者杰弗里·库珀（Jeffrey R.Cooper）所说，信息空间是一种全球信息环境，改变了传统的时空观念，⁽⁴⁾它把传统上的异地景观用信息形式迅速传递到世界各个角落，大大改变了人们对世界的看法。

毋庸置疑，信息化时代的网络化趋势，赋予外交沟通以前所未有的生命力。所谓外交沟通，是指外交体系与外部环境、外交体系内部各部门、层次、人员之间通过直接对话与谈判、互致文书或电文以及公开表态与演讲等方式传递信息，以达到互相了解、支持与合作，使外交体系有序运转的管理行为或过程。外交思想家们强调的“和平手段”也大多涵盖了外交沟通的外延，区别不过在于沟通的方式、形式和形态不同而已。目前，学界很少用外交沟通涵盖复杂多样的外交手段，主要原因在于外交手段表现形态多样，抽象的外交沟通概念不利于认识复杂外交过程的内在规律。本书之所以强调外交沟通概念，主要是强调这一范畴的学理意义，从外交沟通概念出发，有助于将传播学、组织行为学、跨文化交流学等诸多学科的理论和规律引入外交领域，有助于在理论上认清外交手段的多样性、开放性和发展性，也有助于外交适应全球变革的历史潮流。

外交沟通是政治沟通（political communication）的一种实现形式。1948年，美国政治学者哈罗德·拉斯韦尔（Harold D.Lasswell）提出了一个经典的沟通模式，他认为沟通就是某人（who）说了什么（says what），经过某种渠道（in which channel），传送给某人（to whom），带来了某些效果（with what effect）。⁽⁵⁾从这一经典沟通模式看，外交沟通过程包括五个要素。①外交信息的发送者。包括政治首脑、职业外交官和非职业外交人员，其中职业外交官是外交沟通的中坚力量，大量日常沟通事务是由职业外交官完成的。非职业外交人员和大量民间人士在参与外交时，往往以多样化的特殊方式传递信息，以感染外交对象。②外交信息。在一定意义上，外交信息是外交过程润滑剂。尽管外交的着眼点是影响他国政府政策，但凭借的手段主要是各种政策信息，如何将本国政策转化为具有感染力和震撼力的信息，是外交沟通关注的核心问题。③传送渠道。外交沟通最主要的依托渠道是职业外交体系及其辐射开来的其他非政府组织动员系统，外交信息通过外交体系的层层传达及辐射（通常以政治公文、密码电报、人际沟通等方式），围绕某一特定议题或特殊利益形成跨国倡议网络和有组织的群体。各国政府还通过举办各种大型公共活动如奥运会、世博会、世界峰会等开展大规模的外交公关和政治造势，以释放各种外交意图和政策信息。④外交受众。外交沟通的受众包括对象国的外交官、其他政府官员和政治精英、社会名流、意见领袖、大众传媒、普通公众等，凡对一国外交可能有影响的受众，都可以作为外交沟通的受众。当然，核心还是职业外交官群体和来自大众传媒的所谓“报人群体”。⑤情境效果。外交沟通受到各种内外环境因素的深刻影响，在沟通过程中，任何一个在竞争异常激烈环境中的外交机构都不可能断言自己能够达到预定目标，或者确保每个决定都是英明的，每件业务都一帆风顺和高效快捷。为此，外交沟通需要进行外交控制，将完成短期目标和长期目标的可能性最大化，妥善解决战略实施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风险和挑战。一般来说，在外交信息影响下，外交沟通可能产生三个层次的效果：一是认知效果，即提高目标对象对一国外交政策的认知程度；二是情感效果，即目标对象对一国外交产生了好恶情感；三是行为效果，即特定的外交沟通引发了相应的外交行为后果。这是衡量外交沟通效果的三个标准。总之，外交沟通是一个环环相扣的完整体系，符合管理学中的“封闭性管理回路”，缺少任何一个环节，外交沟通管理都不能完整。外交沟通的实质是政策信息的传递和处理，将外交体系看成一个系统，其根本目的是统一思想，增信释疑，寻求理解和扩大共识。

外交沟通可以分为正式沟通和非正式沟通两种类型。所谓正式沟通，是指按照正式的外交组织结构和程序、规定的渠道进行信息沟通，是外交沟通的主要形式，比如外交谈判、外交交涉、外交访问、外交文书等。正式外交沟通因其所沟通的内容均依法办事，有章可循，因此有一定的连续性、稳定性。但正式沟通渠道并非无瑕，其明显表现是沟通速度较慢、立场僵硬和缺乏灵活性。非正式沟通是指通过正式规章制度和正式组织之外的渠道进行的以外交人员人际交往关系为基础自然形成的信息沟通，比如外交人员之间的私人往来、日常社交、个人友谊。非正式沟通虽可以弥补正式沟通的不足，传递正式沟通无法传递的信息，但也存在沟通不固定、容易谣言四起和混淆视听等缺陷。在外交实践中，两种外交沟通方式应相互补充，扬长避短，共同发挥积极作用。

无论是正式外交沟通，还是非正式外交沟通，在外交过程中都可能存在沟通障碍和信息失真。信息失真是影响外交信息质量和外交沟通的最重要因素。“国家系统内部由于物质运动、政策调整而发出信息，这些信息被系统内部加工，发生n级变形。各类变形信息通过多种不同信道被传送，外部公众所在的国家和组织通过信道以及传播者进行的控制、传播者本身意识形态工厂的加工、信息接收者的接受方式等使信息在这里又发生n级变形。信息发生了n＋1次变形后，为‘公众’加工形成映像并在特定条件下通过一定的信道、带着一定的意识形态影响输出，并再次为其所在国家系统和组织所影响而再次发生变形，影响输出后最终形成形象。”⁽⁶⁾比如一个国家为了渲染自己对另一国家的政策，可以动用各种手段，制造传播过程中的“噪音”，影响本国公众对该国的形象判断，可以把同一个国家描绘成“最可信赖的伙伴”，也可以描绘成“军国主义的毒瘤”等，一切按照领导人的实际利益和主观判断。导致信息失真的主要原因有信息沟通中的“噪声”、信息沟通中的情境变化、信息沟通中情感因素缺失、缺少反馈等。具体来说，外交沟通的障碍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心理和语言障碍。外交人员在心理上有担心被欺骗的障碍，在语言上存在故意模糊而留有余地的倾向，这些问题和倾向使得外交沟通存在许多人为障碍。二是意识形态和文化障碍。通常情况下，意识形态被作为外交斗争的一种手段。匈牙利社会学家卡尔·曼海姆（Karl Mannheim）称为“特殊意识形态”，“当这个词表示我们怀疑对手提出的思想和陈述时，它便意味着特殊意识形态概念。它们被认为有意无意地掩饰了一个情况的真实性质，而如实承认这一情况不符合他的利益。这些歪曲包括从有意撒谎到半意识和不知不觉的伪装，从蓄谋骗人到自我欺骗”。“意识形态的研究为自己确立了下述任务：揭穿人类利益集团，特别是政党的有意无意的欺骗和伪装”。⁽⁷⁾受曼海姆的影响，在摩根索那里，“意识形态”是对特定社会立场理性化（或合理化）。⁽⁸⁾由于意识形态的影响，一个国家往往一方面凝聚本国社会成员的向心力和同步性，给自己的政策套上一个神圣光环，另一方面是迷惑他国，掩盖自己的真正政策意图。此种模糊性和伪装性令外交沟通面临障碍。三是国家利益的障碍。各种形式的以国家利益至上的保护主义行为，也是阻碍外交沟通的重要因素。现实主义学派的理论家们承认，国际社会是一个无政府状态，国际关系往往强调国家与国家之间的权力政治关系，“国际政治，像所有政治那样，是争取强权的斗争”。⁽⁹⁾国家在处理对外关系时，所采取的政策要么是显示权力，要么是增强权力，要么是维持权力，几乎所有行动都围绕着权力进行，逐步奠定了指导国家行为的“现实政治”（权力政治）范式。冷战结束以来，尽管市场经济推动了自由化进程，但各种形式的贸易保护主义、国家保护主义、国家利己主义也有了新发展。

为克服外交沟通的障碍，各国都不遗余力地采取各种措施。一是加强外交官的口才和演讲训练，增强驾驭语言的能力，增强感染力。二是在外交沟通过程中，尊重对方的观点，注重寻求共同性而非勉强对方。三是学会将国家利益与人际交往分开，先交私人朋友，在国家利益陷入矛盾僵局时，有效的人际交往就是外交沟通的重要途径。四是注重事实的典型性，适时提供“情感魔弹”，通过对公众舆论的情感影响，跨过外交沟通的障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