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外交风格

第一节　周恩来外交风格

钱其琛在《学习和研究周恩来外交思想与实践》的讲话中指出：“学习周恩来的外交思想要与学习他的外交艺术、外交风格相结合,因为他的外交思想与外交艺术和风格是一个整体。我们外交人员在外交场合待人接物,言谈举止,要落落大方,不卑不亢；对外交涉要立场坚定,态度鲜明,摆明事实,以理服人；对待大、小国家一律平等,反对以大欺小、以强凌弱、以富压贫,中国永远不做超级大国,不搞霸权主义,以实际行动充分表现新中国外交人员自尊、自信而又谦虚自处的形象；对外表态实事求是,说到做到,‘言必信,行必果’,说话算数。这些外交风格对贯彻周恩来的外交思想起着相辅相成的作用。”^[1]

爱憎分明,以理服人

伸张正义,爱憎分明,不畏强暴,支持弱小,是新中国的外交风格。当法国在越南和阿尔及利亚进行殖民战争的时候,新中国为了支持越南人民和阿尔及利亚人民的正义斗争,不惜推迟同法国建立外交关系。1949年11月8日,在外交部成立大会上,周恩来指出：“外交工作有两方面：一面是联合,一面是斗争。我们同兄弟之邦并不是没有差别……对兄弟国家战略上是要联合,但战术上不能没有批评。”在重大外交问题上,周恩来支持什么、反对什么,态度鲜明。他始终把维护国家主权与安全利益、民族独立与尊严放在首位。在阐明中国的外交政策与立场时,他总是以理服人,摆事实、讲道理,从不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在国际关系中,他反对以大欺小、以强凌弱,主持公道,伸张正义。在国际斗争中,周恩来总是站在一切被压迫、被侵略的国家和民族一边,坚定不移地支持他们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与国家主权的斗争。

岸信介(资料来源：新华网)

1957年日本岸信介内阁上台,发生了一连串敌视中国的事件,导致刚刚发展起来的中日关系后退。周恩来会见日本记者,指出了岸信介的一些错误言行,如他到台湾对蒋介石表示“如果能收复大陆的话,我认为是非常好的”,他去美国时竟说“中共将试图渗入整个亚洲”,他访问印度时说“中国在联合国不是会员国,而是侵略国,这一决议仍然有效,由于这个理由,我们不能承认中共”。周恩来把中日两国政府所持的态度作了对比。他说：“中国表示可以同日本签订互不侵犯条约,而且可以修改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对日条款,但岸信介首相却说中国‘试图渗入整个亚洲’；中国希望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建立中日正常关系,但岸信介首相却到台湾声称支持蒋介石收复大陆,他做了过去日本历届首相没做的事；我在访问亚非各国时,同在那里的日本官员接触,总是表明日本要同亚非各国友好相处,但岸信介首相到印度,却向中国的友好邻邦进行挑拨；在中日贸易问题上,中国准备签订新的第四次贸易协定,同日本互设商务代表处,并且考虑签订长期合同,但岸信介政府却阻挠互设商务机构,要求中国代表打手印；中国政府协助近三万名日侨回国,并释放了大批日本悔罪较好的在押战犯,但日本政府却提出要调查下落不明的三万五千名日本人,好像是中国欠了日本什么似的。”这些摆事实、讲道理的谈话,对日本舆论界有很大的影响。许多日本记者和访华的日本知名人士为周恩来的恳切谈话和坦诚风格所感动,坚定了从事日中友好与贸易工作的信心。

1955年,亚洲和非洲29个国家在万隆召开亚非会议。由于西方国家的挑拨和影响,以及许多与会国对新中国还不很了解,在会议第一天,就有人提出了所谓“共产主义威胁”,所谓“颠覆活动”和宗教信仰自由等问题,实际上把矛头指向中国,使会议气氛一度相当紧张。在会上,周恩来首先诚恳地声明：“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团结而不是来吵架的。”接着义正词严地阐明,“我们共产党人从不讳言我们相信共产主义和认为社会主义制度是好的。但是,在这个会议上用不着来宣传个人的思想意识和各国的政治制度。”有记者问：“在亚非国家之间有无求同的基础呢?”他响亮地回答：“有的,那就是亚非绝大多数国家和人民自近代以来都曾经受过、并且现在仍受着殖民主义所造成的灾难和痛苦,这是我们大家都承认的。从解除殖民主义的痛苦和灾难中找共同基础,我们就很容易互相了解和尊重、互相同情和支持,而不是互相疑虑和恐惧、互相排斥和对立。”他还就不同的思想意识和社会制度问题以及宗教信仰自由等问题谈了看法,强调此类问题不应该妨碍我们求同和团结。

1955年4月,周恩来在万隆举行的亚非会议闭幕会上观看表决结果。

周恩来以心平气和的态度,通情达理地讲出了铁一般的事实,回答了那些无理攻击,通篇发言闪耀着真理的光辉,洋溢着诚挚的感情,显示着正义的力量。话音一落,全场立即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欢呼声,许多代表离开座位和周恩来握手、拥抱,甚至有些在会议上攻击过中国的代表也前来握手,有的还深表懊悔和歉意。黎巴嫩驻美大使查尔斯·马立克对周恩来说：“虽然我们在一些很重要的问题上有分歧,我们却同你建立起了一种亲密的关系。我们得以有机会看看中国共产党人是怎样办事的,而且发现他们看来是和我们一样的人。围绕你们的神秘性部分地消散了。你在会议上获得了成功,是比旁人都大的成功。整个会议对你纯粹是收益,谁也不能要求更多了。”

落落大方,不卑不亢

落落大方、不卑不亢,是周恩来在外交场合惯有的风度和气质。在对外交往和言谈举止中,周恩来既不低声下气,又非傲慢自大,而是把握分寸,给友人以亲近感,给敌视者以凛然不可侵犯的感觉。早在外交部建部之初,周恩来就教育外交人员“对外要做到不卑不亢。对大国、强国和小国、弱国要一律平等相待”。他还特别叮嘱,“对小国、弱国切不可犯大国主义错误。亚非拉国家大多是或曾经是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附属国、殖民地。我们要尊重这些国家,尊重他们的人民,我们互相尊重,就有力量战胜帝国主义。”周恩来作为一个泱泱大国的总理,特别尊重中小国家的朋友,强调国家不分大小强弱,一律平等,被赞为“没有大国架子的大国风度”。这是一种不同于西方大国强权外交、有别于旧中国屈辱外交的作风,自尊、自强、自信而又谦逊。缅甸前总理吴努曾说：“我们对于大国是恐惧的。但在周恩来访问缅甸以后,大大消除了缅甸人民这种恐惧。”

周恩来在国际交往中平等待人的态度,受到了国际舆论的普遍称赞。他对小国的尊重和体谅,鲜明地体现了新中国平等待人的风格。1954年,许多国家派代表团参加我国建国5周年庆祝活动。在分配接待任务时,剩下欧洲一个小国外长率领的代表团无人负责。周恩来便自告奋勇负责接待。他说：“我们是大国,但不能歧视小国。我们应该尊重别国的民族感情。”

1964年周恩来访问非洲国家马里

1963年12月,周恩来率领代表团访问非洲。无论在宾馆、机场、参观单位,还是在其他一切场合,他总要同在场的服务人员、司机、警卫人员、欢迎和欢送的群众等亲切握手或交谈。在下榻的宾馆,周恩来总要见一见厨师和招待员,亲切地同他们握手、谈话,向他们表示感谢。1964年初,周恩来率团来到加纳。代表团离开前,周恩来在下榻的国家大厦专为招待代表团的服务人员举行了一次宴会,亲自向他们敬酒。他们感动得流泪,用发颤的手举着酒杯,深情地说：“这样传奇式的故事,将永远流传在加纳人民的子孙后代中!”访问加纳租用的是荷兰飞机,周恩来经常对机组人员的工作和生活表示亲切的关怀,使他们极为感动。他们对代表团成员说,“我们荷兰飞机差不多跑遍了全世界,但没有看到任何国家的领导人像你们的总理这样平等待我们,他同我们握手、照相,对我们十分尊重。”代表团访问阿尔巴尼亚后,本来应该另换一批机组人员。但是他们18个人给荷兰公使写了一份报告说：“我们决心为中国总理访问服务到底!”

20世纪60年代初,西哈努克亲王把他的3个儿子交给驻华大使兰·涅特带到中国来学习,请中国政府安排他们进一所中学和中国学生一起学习。周恩来对这件事十分关心,指出这是西哈努克亲王对中国的信任,嘱咐一定要为3位王子找一个比较适合的学校,并同校方研究商定,对3位王子的教育、管理以至生活都做好安排。周恩来自己出面做这3位王子的监护人,还专门指示工作人员,要同学校谈好,对这几位少年留学生在汉语、英文、数学、纪律、品德的教育方面要求要严格,并指定专人予以帮助,但在意识形态、政治思想、劳动课等方面则不要像对中国学生那样要求。

1956年2月,周恩来在北京接受柬埔寨首相西哈努克亲王授予柬最高勋章——大十字勋章。

周恩来在各种场合与不少驻华外交官进行过个别交谈,他不仅记得是哪个国家的什么官员,甚至连一些人的名字都能记住。这使许多外交官感到惊讶、感动和叹服。1952年尼赫鲁总理的妹妹潘迪特夫人率印度友好代表团访华。她的随行人员中有一名侍候夫人的仆从,总理在迎接潘迪特夫人时同代表团人员握手后,又主动走到离代表团稍远一些的这位随从人员跟前,同他也握了手,这使得在场的印度外宾都感到意外。周恩来用这样看似细小但意味深长的举动表明,中国总理看待外宾,即使是他们当中地位最低的仆从,同样是客人,应该一视同仁。

实事求是,说话算数

周恩来一贯倡导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他重视调查研究,尊重事实,全面掌握情况,因而能正确制定对策,解决面临的问题。周恩来经常说,对外表态要实事求是,说到做到,说话算数。他还经常教育外交人员,“对外国客人介绍情况和对外宣传时,要全面和实事求是,好的、中间的、落后的现象都要讲；不要只听顺耳的话,坏话也要听,以便引起我们警惕,起推动作用。”1965年,周恩来对外交部指示：“做调研工作的同志应该具有彻底的唯物主义精神,尊重客观事实,服从真理,把自己置于客观地位,不要受任何框框的限制。考虑问题要一分为二,有了一个看法之后,也可以再从反面考虑。”周恩来不仅这样要求各级外交人员,而且以身作则,集思广益,多方面听取意见。美国总统里根称周恩来的外交是“革命实践中的理性外交”,因为“他实事求是,反对任何教条主义”。尼克松总统则认为,在中苏关系破裂后,中美关系正常化顺利实现,在于周恩来是一个实事求是的革命者,是把民族利益放在意识形态之上的政治家。在西方,周恩来被称为“天才的外交家”等等,主要是指他在外交活动中的现实主义态度。

周恩来是实事求是办外交的典范。对于苏联撕毁合同、撤走全部在华专家的背信弃义行径,周恩来怀着莫大的义愤,但是他对于50年代苏联专家对中国建设事业的帮助,却一直给予肯定的评价。他指示,在关于南京长江大桥的说明词里,应该提到“运用了50年代在苏联专家帮助下兴建武汉长江大桥的经验”。周恩来实事求是的精神还表现在,每当他发现违背中国对外政策的事情时,他一定立即采取措施坚决予以纠正或补救,必要时还亲自向对方表示歉意,或公开对我们的有关人员提出批评,力求挽回对外的不良影响,维护中国对外政策的严肃性。

1960年4月,周恩来访问缅甸时与朋友们欢度泼水节

为了解决中缅边界问题,周恩来亲自查阅了汉朝以来的有关历史记载,弄清了中国历代对中缅边境地区的管辖情况。他分析了搜集到的各种地图,弄清了各个时期地图画法的不同及其原因。他调查了十九世纪以来有关中缅边界的历次纠纷和交涉经过,弄清了边界未决问题的由来。他还研究了边境地区双方居民的民族分布、居住和耕作情况,以及处理边界问题的国际法论述和国际惯例。最后,他又把所获得的全部材料,同中缅两国的关系和我国的对外政策联系起来通盘加以研究。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了一个既考虑背景,又考虑当前实际情况且公平合理、切实可行的方案,确定了互谅互让、友好协商的方针,并且通过同缅甸政府的共同努力,圆满地解决了中缅边界问题,为中国解决同其他邻国之间的历史遗留的边界问题,提供了有益的经验。

周恩来卓越的外交才能和实事求是的作风,还可以从1972年中美联合发表的《上海公报》中反映出来。当时,美方提出的初稿使用传统和通常的写法,共同点写得模糊不清,分歧又用套话加以掩盖,看起来似乎共同点很多,实际却不然。周恩来看了以后说：“没有人会相信这个。”随后,中方交给美方一份备忘录,先把双方在一些问题上的分歧列出来,然后再谈共同点,这样反而使共同点显得更有分量。基辛格深有感触地说：“两国之间公报的这种写法,我以前从未见过。就我所知,在外交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而实际上这是一份很好的公报。”同年,尼克松访华,在参观十三陵时,有关部门为了使场面热闹些,在大冬天组织一些小孩子们穿着花衣服在那里唱歌跳舞。一位美国记者在报道中对此提出疑问,认为这是事先安排的。周恩来知道后,当面向尼克松、基辛格等人表示道歉,并对这种弄虚作假的做法提出批评。

中华民族自古就有“信”的美德。周恩来非常重视发扬这种优良传统,在外交活动中,他坚持“说话算数”,做不到的事不说,说过的话一定要做到。他曾特意给日本首相田中角荣题词——“言必信,行必果”,这是他自己在外交实践中始终遵循的格言。这种严肃的作风,维护了中华民族的尊严,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威望。基辛格在回忆录中说：“至少在和我们的接触当中,中国外交家被证明是完全可靠的”,“他们信守协议的意义和精神,正如周恩来喜欢说的‘我们说话是算数的’”。^[2]

20世纪60年代,美国逐步扩大侵略战争,公然声称存在同中国发生战争的危险。周恩来就中国的对美政策讲了四句话：“中国不会主动挑起对美国的战争；中国人说话是算数的；中国是做了准备的；战争打起来,就没有界限。”这四句话,充分表达了新中国外交的独特个性。

中国曾经欠了苏联一笔外债,其中相当大一部分是抗美援朝时期苏联提供军火而形成的债务。即使在60年代初的经济困难时期,中国政府仍千方百计地挤出钱来还债。到1964年12月,周恩来宣布：“我们欠苏联的各项借款和应付利息共计14亿600万新卢布,已经按期偿还了13亿8900万新卢布,剩下的尾数1700万新卢布,我们已经向苏方提出,用今年对苏贸易的顺差额中的一部分提前全部还清。”

交友以诚,肝胆相照

1955年,周恩来率团出席万隆会议。台湾特务制造了“克什米尔公主号”专机爆炸事件后,又准备在万隆会议期间继续进行暗杀破坏。印尼方面答应采取严格保护措施,但是参加会议的代表团和外国记者数以千计,加上各国代表每天早、午、晚进出独立大厦会场,会前、会后出入大厦都要步行一段,街道两侧商店、居民楼林立,每逢代表路过,沿途群众围观,秩序很难维持。周恩来所经之处都受到热烈欢迎,博得围观群众的阵阵热烈掌声和欢呼声。处境虽然相当危险,可是周恩来在任何场所镇定泰然、精神焕发,不住地向欢迎群众挥手致意,把紧张危险转化为轻松安全。周恩来的住所外,平时总是围着从早到晚守候在那里等待与他见面的华侨。有一天周恩来从会场回来,突降暴雨。周恩来见到等候的一百多人都没打伞,他也拒绝了警卫为他打伞的请求,冒雨和群众一一握手问好。在场群众都激动得哭起来。据一位华侨事后回忆,当时“哭声比雨声还大啊”。

周恩来处处体谅被访国家的处境,尊重他们的民族自尊心。当时,埃塞俄比亚尚未同中国建交,在向周恩来发出邀请以后,他们还有些矛盾,感到为难。一方面,他们希望周恩来去访问,另一方面又怕美国施加压力。迫于这种外来的因素,塞拉西皇帝提出,他不能在首都亚的斯亚贝巴接待,准备在阿斯马拉市接待。按国际惯例,对一个国家的总理,如果不在首都接待是不礼貌的。但是,周恩来体谅埃方的困难处境,欣然应邀往访。那时中方有些代表想不通,周恩来却说：“没有关系,美国对他们有压力,我们应该谅解他们。”周恩来同塞拉西皇帝会谈时,双方观点不一致,有了争论。中方本来准备了一篇讲话稿,要在宴会上讲。宴会前,周恩来一直在考虑,许多观点都讲过了,是否有必要再讲。经过与代表团同志反复研究,周恩来说,“可以不讲,但要改变一下方式,使他们知道我们的意见。”他让礼宾司长俞沛文把讲话稿送给塞拉西皇帝看,征求他的意见。塞拉西看后说,“请转告周总理,他的意见,他的观点,我们都知道,我们是尊重他的,请他最好不要讲这篇稿子。”因此,周恩来就没有讲。他说,“我们可以等5年、10年、15年,直到对方方便时我们再建立外交关系。”经过这次会谈,埃塞俄比亚不久便同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

周恩来一直本着广交朋友的态度办外交。周恩来曾经指出：“我们需要和平,我们需要朋友。”周恩来最善于打破各种隔阂,广泛结交朋友。他总是强调,“国与国之间只有通过增加往来,才能发展友好关系。思想一致的,也要通过一定形式的友好交往,才能增进友谊,否则还会有隔膜。思想不尽相同的,或者一时不理解我们的,更是需要通过一定形式的往来,才能彼此沟通思想,增进相互了解。”

随着形势的发展,中国增加了许多新朋友。但是,周恩来从不忘记老朋友。中日邦交正常化的时候,周恩来提出了“饮水不忘掘井人”,对长期为促进中日友好而努力的日本老朋友表示了极大的敬意。曾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工作的日本专家高野广海回忆：在50年代到60年代,周恩来经常到广播电台来,他有幸多次见到周总理。周总理还用日语同他们打招呼,使他们备感亲切。鉴于70年代日本可以对年过50岁的人发放失业保险金,他回到日本后为了专心从事写作,办理了失业手续。不知是谁将高野“失业”的消息传到了周恩来那里。高野在日本很快收到了周恩来的邀请信,请他再次来华工作,并对他的工作和生活做了具体安排。

中埃建交后,周恩来在几次访问埃及的过程中,同埃及政界、外交界、新闻界以及文化界人士有过广泛而深入的接触。开罗阿拉伯文报纸《共和国报》曾就周恩来访问埃及发表评论,用的标题是《毋须翻译》。评论写道：“周恩来在(埃及)任何一处都受到热烈欢迎,这不仅是对他本人,也是对他的原则、斗争和他所代表的国家的热烈欢迎”,“因为我们懂得周恩来,因此,毋须翻译,我们也会懂得或将会懂得任何自由、权利和独立的语言。他的语言是毋须加以解释的”。不少埃及朋友说：“周恩来是最受埃及人民尊敬的一位外国政治家”,“我是通过周恩来开始了解中国的政策的”。哈桑·拉加卜是第一任出使中国的埃及大使,他同周恩来结下了深厚友谊。周恩来多次去埃及大使馆做客,在拉加卜离任前夕同他合影留念,并亲自用毛笔在照片上签了“周恩来”三个字。事过20多年,一个美国旅游者看到了这张有周恩来亲笔签名的照片,向拉加卜提出他愿用3000美元买走这张合影。拉加卜断然拒绝说：“你给我100万美元我也不卖!”拉加卜说：“周恩来是真正伟大的人物,不仅在中国,而且在全世界。”他还说,当时在北京的外国使节们“都对周恩来有很好的印象”。

周恩来和恩克鲁玛在一起

周恩来在对外活动中处处尊重东道国的安排,事事为东道国着想。1964年1月2日,加纳恩克鲁玛总统遇刺,其国内局势混乱,能否如期访问成了一个问题。周恩来明确指示：“愈是人家困难的时候我们愈应该去。”见到恩克鲁玛后,中方外交人员一方面代表周恩来对他表示慰问,一方面与他们商量访问的具体安排,并转达了周恩来的建议：这次访问免去一切礼节,总统不要到机场迎接,也不要在城堡外面举行会议和宴会。恩克鲁玛听了这些建议非常高兴,表示完全同意。恩克鲁玛非常感激,他原来估计在这么动乱的情况下周恩来不会来的。周恩来冒着风险出访,在困难的时候支持了恩克鲁玛,体现了对一个小国的尊重。

谦虚礼貌,虚心好学

谈到周恩来的外交风格时,基辛格形容说“非常典雅”。他说,“我和周恩来的会谈通常都是从下午3时开始一直谈到晚上,甚至半夜,只在吃饭时才停下来。在这么长的会谈时间里,从来没有人进来请他去接电话或送文件要他批示。他总是显得那么从容不迫。这不仅说明他能力非凡,而且也是对客人的尊重和礼貌。”他还感慨地说,“周恩来对人谦虚礼貌是处处都体现出来的。尽管我们之间级别不同,周恩来却不拘礼仪,坚持会谈要在我住的宾馆和人民大会堂轮流举行。这样,他来拜访我和我去拜访他的机会就会一样多。我当时只是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而不是国务卿。”

周恩来郑重地提醒外交人员：“外事工作授权有限,所以你们要经常向国内请示汇报,外交无小事,切不可掉以轻心。”他还经常说：“路线的正确执行须靠纪律保证”,“外交工作一切有关政策问题必须请示报告”,“事关涉外大事,不准边斩边奏,更不准先斩后奏”,“因为某一件事从局部来看,这样做是可以的,但从全局来看,这样做又是有损全局的,因此必须报请中央全面考虑,作出决定。另一个问题是提出或解决的时机是否得当,因此同样须报请中央全面考虑决定。”

周恩来把广泛结交各国朋友当作获得知识的重要途径。他把来访的各界外宾称为“送上门来的老师”。为了不放过求教的机会,他可以放下其他工作,挤出时间来同外宾长谈,有时从午夜谈到凌晨。他认为这种谈话对他是“很好的学习班”。

周恩来曾把1956年底至1957年初的亚非欧11国之行的目的概括为“寻求友谊、寻求知识和寻求和平”。实际上,他一生都在为中国人民寻求友谊、寻求知识、寻求和平。周恩来在埃及答记者问时说：“中国政府代表团到非洲访问,第一个目的是向非洲人民学习；第二个目的是寻求友谊。”他以身作则,花了极大的精力进行调查研究,对这些国家一切有益的东西都采取认真学习的态度。他还一再向代表团同志们指出：“不要以为非洲受几百年殖民统治就全都落后,非洲国家有很多长处值得我们学习”。

周恩来在出行中非常留意参观一些非洲国家的炼油厂。他在摩洛哥参观了意大利、法国帮助他们兴建的、具有现代化设备的炼油厂,非常赞赏。他说,“苏联帮助我们在兰州建的炼油厂,与这个炼油厂的生产能力差不多,但他们只需200个职工,而我们却需要6000个职工。”他在参观这个厂后在题词中写道：“这是一个很好的现代化的炼油厂,建设得很快,管理得很好,并且锻炼出不少技术人员,值得我们学习。”

周恩来在摩洛哥吃的桔子是从中国引种去的。周恩来说：“咱们中国是桔子的故乡,几十年来,由于管理不善,品种退化了,而摩洛哥人民经过科学种植管理,有了新的发展,比我们的桔子好吃得多。”第二年,周恩来派西双版纳植物研究所副所长和广州植物研究所所长一起去专门考察摩洛哥的桔子。

在倡导“求同存异”的万隆会议上,周恩来阐述了新中国外交的一个原则立场：国家不分大小一律平等。他在会上发言：“我们重视这个问题,因为我们是一个大国,容易对小国不尊重……由于历史的传统,大国容易对小国忽视和不尊重,因此我们经常检讨自己。到会的各国代表中如果有任何人觉得中国代表团对任何一国代表不尊重,请指出来,我们愿意接受意见并改正。”周恩来终身信守了这一诺言。这是他同外国人士经常谈到的一个主题。特别是对来自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朋友们,他时常虚心地询问他们对中国的外交工作有什么意见,是否发现中国的外交有大国沙文主义的错误。直到他病重住院期间,最后几次会见外宾时,仍然不倦地说明中国永远不称霸的方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