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国内外经济格局的变化使总统掌握更多可利用的资源来实现自身的经济目标
①经济全球化削弱了保护主义立场。20世纪70和80年代的美国一直处于生产率低速增长、工资增长缓慢、失业率居高不下、贫困分化日益严重的局面。而由信息技术革命推动的美国“新经济”使20世纪90年代成为美国经济史中经济最繁荣、最开放的时代。全球化在美国的新经济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它为美国提供了大量的资本，使之可以维持超过国内储蓄的投资;它为美国的创新者提供了巨大的出口市场，使之可以获得规模经济以支持需要大量前期投入的研究和开发;它向美国施加了竞争压力，从而刺激新技术的采用和创新;它使美国企业可以从国外进口价值低廉、品种多样的零配件和设备，使之获得最优的性能价格比;它还为美国企业海外开展生产提供了途径，创造了条件，使之可以在最适宜的地方安排生产，并充分发挥全球供应链的作用。[22]
交通成本的下降、通讯技术的革新和国际金融的发展推动了全球化的进程，而美国已经变得全球化了，它对国外市场、资本和技术的依赖日益增强。[23]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它通过消除贸易壁垒，强化贸易竞争，使各国从全球一体化中获得更大的好处;另一方面，全球化不但引起了广泛的社会关注，把改善环境、提高劳工权利等社会问题纳入到贸易政策当中去，使贸易政策不单是经济利益和目标之间的平衡问题，而演变成为经济问题与其他社会价值之间的合理平衡问题，而且全球化也削弱了保护主义立场，大部分美国关税在21世纪一开始就降到了极低的水平，关税的降低推动了美国经济的国际化进程，使美国经济迅速融入到全球化的浪潮中去，这标志着新自由贸易政策的胜利。[24]这同样也说明经济全球化在不断地侵蚀着国家主权，美国不可能再像以前一样独霸世界，完全左右世界经济进程，也不能为所欲为地对日本使用单边大棒政策，用严格的数量指标来规定美日之间的贸易协定。
②美国经济复苏与日本经济衰退使得“结果导向”的特殊对日贸易政策已无必要。20世纪90年代中期，在“新经济”的推动下，美国经济状况好转，经济全面复苏。在计算机技术应用的推动下，1996年开始生产率平稳增长，每年增长大约2%。从1997—2002年，生产率增长16.3%，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增长最多的5年。年均失业率从1997—2001年降到5%以下，是1973年以来的最低水平。物价水平稳定，消费价格指数只上升2.6%，而且在1991—2002年从未突破3.5%。国内生产总值在1996—2000年间平均增长了4.1%，1994—2003年间美国经济增长率自40年以来第一次大大超过了欧洲和日本。[25]国际贸易增长迅速，从1992—2000年美国商品贸易总额增长了一倍多，增长速度达到了创纪录的水平，[26]美国已经完全从过去的经济困境中走了出来。值得注意的是，并不是所有美国人都能够从经济复苏和增长中受益，美国收入差距过大、环境恶化等社会问题愈加凸现。然而20世纪90年代，日本经历了“失去的十年”，经济长期萎靡不振。1980年至1990年，日本实际GDP年均增长率为4.1%，1991—2000年，该比率降至1.4%;2001—2003年，该比率为0.9%。[27]日本是美国在亚洲的战略盟友和政治经济伙伴，日本经济兴衰也深刻影响着美国经济。日本经济的衰退不但直接影响世界经济和美国经济贸易的发展，而且也制约着美国在全球的战略布局。因此目前美国面临的主要任务不是压制日本经济和贸易的发展，当务之急是加快日本经济复苏，重振日本经济雄风。美日两国经济状况的鲜明对比使得“结果导向”的特殊对日贸易政策已无必要。
2.推行贸易全球化，出口利益集团影响加大
20世纪90年代，克林顿政府实施了自杜鲁门总统以来最雄心勃勃的贸易自由化政策，其中包括《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乌拉圭回合，与日本建立新的经济构架，在1997—1999年间签订了信息技术协定、基础电信协定和金融服务协定三个多边单一部门协议(multilateral single-sector agreement)，在美中关系中强调贸易而非人权，就中国加入WTO与中国达成一致，使国会同意与中国建立永久正常贸易关系，与非洲和加勒比海国家的自由贸易谈判取得阶段性进展、与约旦签订协议，与新加坡和智利展开谈判，以及两个声明:其一，到2020年能够在亚太经合组织成员国和地区之间进行自由贸易和投资;其二，在2005年就美洲自由贸易达成协议。当时的美国国内和国际政治条件对克林顿政府所倡导的贸易自由化非常有利，克林顿政府不仅在国外的谈判中取得了成功，也获得了国会的支持。
互惠贸易谈判和关税的下降不但推动了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和国际贸易的发展，增强了国会内部支持自由贸易的力量，也推动了出口利益集团和促进开放和贸易自由化的利益集团不断发展与壮大，其主体是跨国公司、依赖进口中间品进行生产的企业以及经营进口产品的商贸企业。20世纪90年代美国的贸易逆差并没有对大批的国内产业造成较大的影响。这主要是因为两方面原因:一方面，美国的大批产业已经随着资本的全球化而转移到其他国家，资本的全球流动性使得它对一国贸易逆差的敏感度大大下降，与其他国家拥有比较优势的资源相结合，从而获得最大的资本回报率。美国的跨国公司参与国际竞争的方式已经脱离了在美国生产、向全球销售的阶段，2003年美国公司通过其外国关联公司实现的销售额达到2.5万亿美元，高于1万亿美元的跨境货物和服务出口[28];另一方面，美国的比较优势已经更大程度地向服务业转移，相应的资本和劳动力等生产要素也在向服务业转移。[29]美国服务业具有强大的竞争力，享有贸易顺差，对美国的就业影响小，因此对政治的敏感度降低。
同时，出口利益集团通过外国贸易壁垒的降低而获得大量的收益，削弱了贸易保护主义，抑制了受进口威胁的产业的势力，特别是向日本出口大量产品的美国利益集团力量的扩大，增加了与进口保护主义势力博弈的砝码，为反保护主义的平衡体制奠定了基础。而且，这也抑制了受进口威胁产业的势力，它们通过为强大的产业部门，特别是纺织业设立贸易救济程序和特别交易，在一定程度上得到安抚和补偿。这在很大程度上也限制了美国单方面制裁日本，使得以“结果导向”为特征的对日贸易政策愈加行不通。
3.“结果导向”型战略从长期来看，并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
尽管20世纪90年代初期，对许多美国民众和国会议员来说，半导体贸易协定的经验证明“结果导向”型战略是非常明智的，结果也是令人欢欣鼓舞的，但是许多分析家仍然对贸易协定的作用和结果存在较大的分歧和争议。许多经济学家也对这种方法持怀疑态度，他们认为用这种以“结果导向”为特征的管理贸易来对待日本企业，实际上是加强了政府和企业的关系，强化而不是削弱企业之间的同业联盟，具体市场进入目标的设定实际上制约而不是开放了日本市场。另外，许多日本官员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他们认为，政府同意控制民间部门的产出是一个极大的错误。日本官员希望在半导体协定中有关数量限制方面的内容予以保密，因为这会使日本政府陷入非常尴尬的境地。
事实证明，“结果导向”型贸易政策几乎不可能得到明确的界定，更遑论执行。把“以特定的数字目标为特征的有管理贸易”和“客观的指标或基准”很好地联系在一起是非常困难的。[30]在克林顿政府内部，人们对日本的要求并未达成一致，从而使局面更加混乱。而且对客观指标的要求会在政治上产生事与愿违的相反结果，日本有更好的理由去拒绝执行一些措施。数量指标和客观标准并不是医治日本的良方，日本本身的结构性问题才是日本封闭的症结所在。“结果导向”型战略确定的困难和日本国内的抵制态度，尽管在短期确实影响了一些产业部门，但是这一影响并不能使怀疑论者相信日本不再是一个非常封闭的市场，“结果导向”型战略从长期来看，并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
另外，以目标数值和客观基准为特征的管理贸易极大地偏离了美国一直倡导的自由贸易理念，使美国的国际形象大打折扣。特别是随着1995年乌拉圭回合多边自由贸易谈判的结束和WTO的成立，管理贸易的种种措施日益丧失国际法理支持，不但遭受日本的强烈抵抗，也遭到欧洲和亚洲其他国家的批评和反对。而放弃“结果导向”型战略在某种程度上也表明美国对日本态度的缓和，释放出“友善”的信号，由以前的主从关系过渡到平等的贸易伙伴关系。美国又回到了以“规则导向”为特征的传统贸易战略上。
4.中国的崛起成为美国对外贸易政策的新焦点，转移了美国对日本的注意力
日本经济衰退和美国全球战略的调整，使日本失去了吸引力，而中国的崛起也在很大程度上转移了美国的注意力。2000年以来，中国已超过日本成为对美国贸易逆差最大的国家，并且逆差额逐年增大，美国已经把中国当成强有力的竞争对手。而2001年中国加入WTO后，中国更加积极地参与国际经济事务，加强了与美国的经贸联系，使得中美经贸关系更加举足轻重。中国的崛起，成为美国对外贸易政策的新焦点，美日两国基于双方各自的战略目标和本国的现实考虑可能会更多地从政治的角度和战略的高度找到双方合作共赢的利益结合点，从而使美日同盟进入新的发展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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