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3.1贸易政策的内涵
一般来说，贸易政策是指一国政府对贸易活动实施的有目的、有针对性的干预措施，也是政府调节和规范经济贸易活动的重要手段。政府可以使用关税、配额、补贴、自愿出口限制、行政管理政策、反倾销、反补贴等多种工具来实现保护本国市场、扩大商品出口、限制外国进口、积累资本和技术、保护国内产业、维护国家安全等多重国家目标。从本质上来看，贸易政策是一国政府出于本国利益最大化的目的而实施的政策。贸易政策在制定过程中主要有两方面的动机:一是基于经济效率动机。在成熟的市场经济条件下，贸易政策是从经济效率动机出发而采取的贸易调整手段，适当的贸易保护政策能促进本国经济发展，增强国家总体福利。二是基于收入分配和再分配动机。在贸易政策的制定和调整过程中必然会导致受益者和受损者之间的矛盾冲突和利益不平衡，必然会涉及不同利益结构的调整和改变，从而具有强烈的再分配功能。
贸易政策具有广泛而丰富的内涵:第一，它既包括政府实施的有关干预贸易活动的短期具体措施，也包括自由贸易政策和保护贸易政策等总的贸易政策的长期方向和趋势。第二，它既涉及实施贸易政策所产生的经济福利的变化和对经济效率的追求，也体现了制定贸易政策背后所产生的政治制度和博弈各方权力结构的变化以及政治制度如何影响个人理性选择的决策。本研究则更多地关注后者，即制定贸易政策背后的政治经济学解释。
1.1.3.2贸易政策的目标
一国政府在不同时期会设定不同的贸易政策目标，一般来看，政府制定贸易政策，对国际贸易进行干预主要基于以下几个目标:第一，经济目标。包括保护幼稚产业、战略性贸易政策、纠正市场失灵、维护公平竞争环境、平衡贸易收支、实现收入分配等。第二，政治目标。包括保护就业、促进社会公平、维护国家安全、实现报复、保护消费者以及推动对外贸易政策目标、保护人权等。第三，其他目标。包括维护民族自尊、保护生态环境等。
然而政府制定任何一项经济政策，包括贸易政策，其目的不管是经济利益还是政治利益，无论是经济效率还是收入分配，其最终目标是为了实现本国的国家利益。“只要世界在政治上还是由国家构成，那么国际政治中实际上最后的语言就只能是国家利益。”国家利益关系到“外交政策的本质以及全部政治学说的基本问题。”[3]“在一个国家的外交政策中具有决定性的作用，是衡量一个国家外交政策成败得失的最高标准。”[4]对国家利益的追求是国家对外贸易战略的重要考虑，是国家制定对外贸易政策的基本动因，从国家利益的视角来分析两国经济关系和一个国家的对外贸易政策是合适的。
1.1.3.3有关贸易政策最终目标:国家利益的理论探讨
(1)相对收益对国家利益的重要性
贸易政策作为经济政策的一个子体系是由国家/政府实施并执行的。国家是国内和国际经济事务的主要行为者。国家拥有最高主权，其对内的基本职能是界定个人和群体的财产权并加以保护，而对外职能是保护其成员的财产权和个人安全，使之不受其他国家行为及其公民的伤害。“国家界定产权结构，因而国家理论是根本性的。最终是国家要对造成经济增长、停滞和衰退的产权结构的效率负责。”[5]然而，需要特别说明的是，“以国家为中心”的论点并不意味着国家必须永远承担主要的行为者，也不意味国家的本质必须永远不变，也不意味着现代民族国家是政治组织的终极形式。
不同国家的政府追求国家利益而不是全球整体利益源于各国所获得的相对收益。主流经济学的一个重要的标准假设是实行自由贸易可以增加交易双方的福利，并最大限度地增加全球的财富。经济学家把提高经济效率置于经济活动的首要位置，强调经济活动产生的绝对收益。这必然得出世界经济会不可阻挡地沿着自由贸易和全球市场经济的方向前进，市场比其他任何经济组织形式更有效，全球经济愈加融合，经济全球化和一体化是世界经济的必然趋势的结论。然而，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告诉我们，“尽管市场的重要性越来越强大，但历史的经验表明，经济活动的目的最终不仅取决于市场和技术经济学提出的对策措施，而且(或明或暗地)取决于经济活动所在的社会政治体系的行为准则、价值观念和利益。尽管经济因素在决定世界经济特征方面起重要作用，但政治因素也具有同样的、而且可能更大的重要性。”[6]各国政府不仅关注经济活动产生的绝对收益，而且更加关注本国相对于其他国家的相对收益，关注贸易条件、外国投资产生的经济收益的分配，特别是本国在世界上的相对经济增长率。世界经济的性质将会受到主要经济大国的安全、政治利益和相互关系的强烈影响。这些大国绝不会让全球经济产品的分配和经济力量对其国家利益的影响完全受市场的左右。在高度一体化的全球经济中，各国政府利用它们的权力，推行各种引导经济力量有利于本国国家利益和公民利益的政策。[7]国家在确定对外政策时会对成本利益进行核算;国家对外政策的目标就是以能增加本国利益的方式变革国际体系。无论这些利益是权力与安全(如政治现实主义者所论证的)，或资本主义的赢利(如马克思主义者所断言的)，还是福利收益(如许多当代理论家所争辩的)，每个国家都期望自己能对国际体系中那些可以更好地保障自己的基本价值和利益的领域加紧控制。[8]“各国政府都极想采取行动来捍卫各自的价值观念和利益，尤其是权力和行动自由，还想操纵市场力量，以增强自己的权力，威胁敌国，帮助友邦。”[9]“在开放系统中，亦即在一个国家林立的世界内，一国的长治久安不仅仅取决于内部稳定，从相当意义上讲，它更取决于其所具有的相对优势，如相对其他国家而言的更高水平的福利和安全。”[10]
(2)政府是国家利益的代表者
国家/政府[11]的身份不能简单地由自利性或公利性来概括。公共选择理论已经揭开了隐藏在政府背后的“黑箱”——政府具有理性的经济人性质，政府也有其自身的追求——谋求竞选连任、上台执政、接受捐献……其最终目的是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政府具有自利性。同时，国家/政府作为公共利益和社会利益的化身，也要对经济增长负责，增加国民福利并确保社会总产出最大化，从而使政府具有公利化的性质。
国家提供制度有两大目的:一是界定形成产权结构的竞争与合作的基本规则(即在要素和产品市场上界定所有权结构)，这能使统治者的租金最大化。二是在第一个目的框架中降低交易费用以使社会产出最大化，从而使国家税收增加。第二个目的将导致一系列公共(或半公共)产品或服务的供给。[12]综合起来看，上述两个目的并不完全一致。第二个目的包含一套能使社会产出最大化而完全有效率的产权，而第一个目的是企图确立一套基本规则以保证统治者自己收入最大化(或统治者所代表的集团或阶级的垄断租金最大化)。虽然“在使统治者的租金最大化的所有权结构，与降低交易费用和促进经济增长的有效体制之间，存在着持久的冲突。这种基本矛盾是使社会不能实现持续经济增长的根源”。[13]然而政府在权衡统治者自身垄断租金最大化和社会产出最大化两者关系的同时，也充分说明了单纯用私利性或公利性来判断政府的性质是片面的、不客观的。
(3)国家利益的决定性因素
国家利益是指民族国家追求的整体利益，它反映了这个国家的全体国民及各种利益集团的需求与兴趣。阎学通采用效用分析法，把国家利益分为政治利益、经济利益、安全利益、文化利益等。但“国家利益”是一个抽象的概念，按照罗伯特·吉尔平的说法，国家本身没有经济学家所说的那种“功能职能”，国家本身没有利益，只有个人和个人结合在一起形成的各种联盟才可以说有利益。国家利益只有通过具体的人或组织去实施才能最终实现，而政府是国家利益实施的载体，也是界定国家利益的主体。国家利益是内生的，是在不同历史条件下各种社会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它既体现了政府的制度偏好和主观性，也反映了政府在各种自然条件(比如疆土、人口、自然资源、地理位置、地缘经济、经济发展水平、科技水平等)和制度(主要指一个国家的政治体系与制度)约束下所做出的决策。也就是说，国家利益既具有客观性，也具有主观性，国家利益是一个国家“要在国际社会中实现的需求和欲求(actualized needs and wants)。”[14]这里的“需求”一般指国家生存和发展的一些必要条件，无论何种形式和政体的国家，只要以国家的形式存在就具有基本的需求，如安全、独立与繁荣。国家除了具有某些维持生存与发展的基本“需求”外，还有要在国际社会中实现的“愿望”或“欲求”，而国家有什么样的“欲求”则受一个国家历史文化传统和统治者意识形态的影响。在由基本需求决定的客观因素和由文化价值观决定的主观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政府最终确定本国的国家利益并得以贯彻实施。
但是国家/政府所界定的国家利益究竟反映了谁的利益?这些利益是怎么被决定出来的?
一个国家所追求的利益是内部权力分布的反映，在现存权力分配中处于最有利的那些集团，很大程度上能影响这个国家的行为和决定这个国家的利益取向。某些利益集团谋求国家统治权的目的就是使其集团的私利变为所谓的国家利益，获得国家利益所具有的合法性，从而赢得民众的支持并在国家政策中得以合法实现，对外贸易政策在很大程度上是为这一权势集团的利益服务的。“国家利益是国内共享的规范和价值观塑造的结果，一个国家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这个国家的国家利益观。国际共享的规范和价值观往往内化为一个国家自身的价值偏好后才发生作用。”[15]当不同利益集团的利益发生冲突时，“被那种社会安排所极力维护的那些特殊利益有助于反映出这个社会结构中各种行为者所具有的相应权力状况。也就是说，尽管社会制度所奖惩的各个行为者却只符合该社会制度中权力最大的那部分成员的利益。”[16]只有当政治、经济、技术和其他条件的变化使行为者之间的权力分配不平衡时，那些获益最多的行为者就会设法打破原有的均衡，寻求制度变迁。改变后的新制度将反映新的权力分配状况以及新的权势集团的利益。权势集团对国家的生存和发展具有重大影响，如果国家/政府所界定的国家利益与那些权势集团的利益互为补充的话，则政府就有强大的动力去推进国家利益的实现;如果国家/政府所界定的国家利益给那些权势集团带来了巨大的成本，而且没有得到补偿，或者威胁了他们利益的话，则会产生强大的反动力，阻碍国家根本利益的实现。
但是国家/政府在界定国家利益和实施对外贸易政策方面也大有作为。国家利益最终体现为政治稳定和经济增长，财富和权力是国家利益的根本所在。罗伯特·吉尔平指出，“简单地说，这里研究的政治经济学是指国际关系中追求财富和追求权力之间相互的和动态的互动关系。”两者互为因果关系。一方面，权力的配置状态导致多种多样的产权模式，这些产权模式决定着财富的生产和分配;另一方面，生产效率的变化以及对资源的获取，从长远来说影响着权力之间的关系。另外，财富与权力之间的互动是动态的，因为财富和权力以及两者之间的联系处于不断的变化之中。[17]权力是获取财富的手段，财富又是获得权力的保证。国家/政府作为世界政治中最重要的行为者，“它们不但直接寻求财富和权力，而且还竭力构造使它们能够长远地达到这些目标的规则和行动框架。”国家/政府利用各种手段引导、重构利益集团的行为，使之与国家的根本利益一致。对那些受到损害的利益集团给予经济或其他方面的救济和补偿，为利益集团的政治活动提供多种申诉通道。
另外，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日益加深，各国之间经济与政治联系日益密切，一国经济贸易政策目标的确定及实现，除了受到国内条件的制约，也开始更多地受到外部环境的影响。但是当国内目标与国际压力存在冲突时，各国政府则更多地强调本国利益，实现本国利益最大化，“国际舆论”相比国内压力来说算不了什么!
国家利益始终处于动态形成与调整之中。国家利益的决定和定义，并非一次性完成，而是一个不断充实完善、调整修正和自我更新的动态过程。随着个性、民族特点、社会结构、经济利益、政治组织等要素的变化，国家本身的利益也会发生变化。社会诸阶级的兴衰、国内利益集团联盟的变动、经济、人口的长期变化以及其他方面的发展，都可以导致外交政策等目标和国家追求这种目标的能力发生深刻变化。
正如中国学者王逸舟所说，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虽然国家利益在形式上仍由国家和政府所决定，但其内涵早已不再纯粹是一个国家的决定;国家利益的定义和范围，大大超出传统的认知框架。一国政府如何实现国家的关键取决于各国在一个加速变化的世界如何趋利避害;取决于它们实现国家利益的具体考虑和步骤;取决于它们应对“外生变量”的灵活性及其他能力，以及最终取决于它们改善自身结构，使“内生变量”适合外部条件及适应人类进步总趋势的努力。归根到底，总体的国际系统、国家本身的形态和社会内部的生产关系之间，存在着不可分割的联系，我们应当以此联系为分析的基轴，用一种多维的视角看待国家利益的确定和实现的途径。[18]
1.1.3.4影响贸易政策制定的因素及条件
罗伯特·吉尔平指出，国家的利益和政策取决于进行统治的政治精英、一个国家的社会中权势集团的压力以及“民族国家的政治经济体系”的性质。同样，一个国家制定的贸易政策主要取决于政府的主观偏好和目标、客观条件约束(包括自然条件约束和制度约束)、利益集团各方的博弈等几个因素共同作用的综合结果。
第一，政府的主观偏好和目标。“一个社会的经济政策或外交政策反映了这个国家统治精英所界定的民族国家利益”。[19]贸易政策也不例外，贸易政策反映了一国政府所界定的国家利益。不同国家政府在不同时期对民族国家利益的界定都是不同的，也就决定了在不同时期政府制定的贸易政策其侧重点不同，它具有主观成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初期，美国把国家利益界定为实现全球霸权，为全球提供公共物品，把政治和军事安全作为优先考虑的利益。因此贸易政策也作为“低级政治”被弱化，它只为国家安全的目标服务。而20世纪80和90年代，随着美国霸权地位的衰落和日本等其他发达国家的兴起，美国把实现“经济增长”作为国家政策的着眼点，认为经济是最能体现国家利益的重要因素。贸易政策重新成为“高级政治”而受到广泛的关注和重视。
促使各国政府做出不同政策选择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政府所信奉的意识形态是非常重要的原因。美国前国务卿奥尔布赖特说过:“美国的利益不可能轻易与其价值观割裂开”。理解国家利益不能忽视意识形态，但意识形态并不直接影响国家利益，而是通过影响决策者——政府对国家利益的判定，间接地影响国家利益。任何政治家在制定外交政策时，都遵循着某种本民族、国家、政治集团所信奉的观念或意识形态。如果把意识形态对外交政策(国家利益)的影响简单地加以概括的话，那就是，意识形态提供外交决策的氛围，指导决策者对国家安全和国家利益的理解，并使外交政策具有合法性。[20]值得注意的是，总统的个人素质、领导风格、对国内外局势的掌控和对不同部门的协调能力等，都对贸易政策制定和执行的效果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第二，客观条件约束，其中包括自然条件约束和制度约束。自然条件约束构成了一国政府确定经济和贸易政策的物质性基础，其中包括疆土、人口、自然资源、地理位置、地缘经济、经济发展水平、科技水平等。各国不同的自然条件禀赋也决定了各国政府确定不同的国家发展目标和对外经济贸易政策，比如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美国凭借繁荣稳定的经济、国内的广阔市场和雄厚的经济实力谋求世界经济霸权，而当时的日本在经过战争的蹂躏后，面对满目疮痍的国内经济和本国稀缺的资源禀赋，其国家利益集中体现在借助美国的援助，实现日本经济的恢复和复苏。
制度约束主要指一个国家的政治体系与制度，它总是表现为一定的结构形式。从狭义来看，制度结构指仲裁冲突的行政、立法及管制规则和程序。广义的制度结构指国家内部权力的集中和分散状况。如国会和行政之间的权力平衡，官僚的集中和凝聚力，在这些组织内可利用的政策工具。更广义的制度结构主要是指管理政府和社会关系的那些规范，而不包括国家组织结构的具体规则、程序和特性。美国联邦政府管理贸易活动的权力分别有国会和以总统为首的行政部门掌管，国会负责制定关税，享有对贸易政策的最高权力。行政部门负责具体贸易政策的执行，而法院对贸易政策的影响也具有重要作用。
第三，利益集团各方的博弈。在实证意义上来看，贸易政策是各种政治力量特别是利益集团在特定的制度约束条件和利益约束条件下，在既定的决策过程中相互作用形成的博弈均衡结果。当贸易政策处于稳定状态的时候，各个利益集团之间博弈的结果就处于稳定的状态，博弈论称为纳什均衡。[21]
利益集团可以从广义和狭义两个角度进行定义。从广义上讲，利益集团可以指任何一部分具有相同社会或人口统计特征或共同信仰的选民;从狭义上讲，利益集团是指代表其成员利益参与政治活动的组织。利益集团的行动和策略主要分为三种:投票、游说和捐献。有关利益集团的定性，有的学者如加里·贝克尔(Gary Becker)认为利益集团之间的竞争与博弈是有利于社会的，能够导致帕累托有效政策的产生，但更多的学者则关注利益集团的负面影响，利益集团之间的竞争纯粹是资源浪费，是一种非生产性活动(塔洛克);利益集团的逐利行为必然会损害公众福利，增加社会成本，导致制度僵化，从而既损害了社会效率也伤害了社会公正;利益集团的活动会降低社会效率和总收入，并使政治生活中的分歧加剧(奥尔森)。而迪克西特(Avinash Dixit)、格罗斯曼和赫尔普曼(Grossman and Helpman)折中了上述两种观点，他们区分了利益集团可能有利、可能有害的情况。无论利益集团的作用是有害还是有利，利益集团对一国政府制定对外贸易政策方面必然占有重要的地位。
影响贸易政策中的利益集团是具有各种贸易目的的经济组织，这些组织主要有四种基本类别:出口部门的生产者、进口替代部门的生产者、有代表性的消费者及特殊的利益集团。因出口增加而受益的产业和因进口增加而受打击的产业之间，资本与劳动力之间，以及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各方面的利害关系错综复杂，它们会从自身利益出发来影响贸易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左右着贸易政策是倾向于贸易保护政策还是自由贸易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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