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方言相关问题

7.3　汉语方言相关问题

我们已经分别对汉语和汉语方言的双及物结构方面的重要特征进行了语义、句法重建和语义网格方面的考察。汉语的演变过程从我们重建的原始汉语发展到上古汉语并进一步发展到上古之后的汉语基本上形成不同的情况。上一节从动词与事/受事分野的基础上对汉语三类双及物构式作了重建，并据此对汉语方言双及物结构的演变过程作了图示说明。我们认为，汉语各方言双及物构式的演变过程及其在语义网格上的分化和演变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和汉语方言的相关历史对应起来，并对于解决一些方言分区的问题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先看闽语的情况，闽语形成于何时并没有记载，但可以说明闽方言已经出现或形成的材料唐代以后并不缺乏。近年来，有关闽方言的形成及其与周边族群的方言的关系的研究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1）闽方言来源于南北朝的吴语。（2）闽方言来源于古吴语和古楚语，即来源于所谓的“六朝江东方言”。（3）闽、客方言均来源于古北方汉语，例如张光宇认为闽方言是永嘉之乱后，司豫移民和青徐移民汇聚在太湖流域杂染吴语后，再度南移入闽形成闽方言，其主要根源在中原东部，他认为闽语中的“客家”成分得自司豫民。邓晓华、王士元（2003）认为闽语形成于汉唐，其底层反映有原南岛语、南亚语成分；这有一批基本词汇即反映基本生活、生态、身体部位最常用的核心词作证据。客话的音韵系统属于宋代北方中原音韵，而词汇系统则是北方汉语和南方土著民族语言混合而成。

一般认为，闽语和古代楚语之间有渊源关系，李如龙（1996）指出三十个闽语词可以找到古楚语的来源。徐芳敏（2002）根据历史文献证明古代闽语和楚语有渊源关系。梅祖麟（2005，2007）认为闽南话给予动词的本字是“与”。郑伟（2008）认为闽语和侗台语的与的韵母分别代表了秦汉和南朝的层次，声母的演变年代则可能早至战国晚期的楚方言。战国晚期至秦汉，古闽语至少跟两种来源的楚语有关，一是江西地区传来的吴、楚方言（此二方言或已彼此融合），二是由江浙、江西间接或其他地区直接传来的吴或楚方言（如湖南、江汉地区的楚方言，淮河流域的吴或楚方言）。声母方面直接继承了上古汉语的声母系统，没有经历中古的语音演变。汉武帝时闽越人北迁是汉人入闽和闽语形成的关键时期。汉人从福建周边多路进入闽地，居住在闽江流域和闽南地区。闽语和古楚语、侗台语都有密切联系。李敬忠（1987）将扬雄《方言》记载的楚语和侗台语比较，认为楚的一部分可能和壮侗族的先民有一定的渊源关系。龚群虎（2002）认为至迟在战国晚期，操古楚语的人群和百越先民还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有可能说楚方言的在当时大多是经过汉化的百越先民，影响侗台语，形成侗台语里的汉借词，当时的侗台语和汉语已经有了一定的接触。先秦时期，闽地就和楚人有所往来，古楚语是闽语形成的来源之一，古吴、闽语都和百越先民操的侗台语有关，因为闽语、侗台语在中古以后没有地缘接触。

根据我们对闽语双及物构式重建的情况，我们认为闽语属间接宾语式+双宾A式 通用给予动词与事型方言，它直接继承了上古的与事型给予动词的类型，具有类似的语义网格分布。

除了闽语之外，吴语也和古楚语有渊源，吴闽关系一直是汉语方言中的一个重要问题。根据郑张尚芳（1998），吴语的初源应该是古楚语。吴语的形成应该在六朝之后，江东方言是吴语的前身，并且吴语从形成之日起就是一种混合型的方言。何大安（1993）认为，六朝吴语来源上有四种层次：非汉语层，江东庶民层，江东文读层，北方士庶层。非汉语层可能指越族或山越的语言。何大安说：“东晋南朝吴语中的两种语体，一为土著吴语，一为南渡北音，系统上并不相同。南渡北音，也就是北方士庶层的负载者，就共时的平面而言，这一层集中在士人阶级。士人阶级原来就有江东文读层的一面。所以士人阶级也有北方士庶和江东文读两系统的并存。这两种系统的交融产生了后来大部分为《切韵》所本而为唐人批评的‘吴音’。”丁邦新（2006）认为这里所说的“吴” 就是今天吴方言的祖先。郑张尚芳（2002）指出浙南吴语和闽语在语音词汇语法上都有深层的联系，他认为“闽语与吴语现在面貌很不相同，历史上却都是从古江东方言发展出来的。”

长江中下游地区经历了一个原有给予动词磨损乃至消失的阶段，所以现在使用受事型给予动词的方言是一个后起的变异，北部吴语整体属于这种类型，有些地区则给予动词在受事型的基础上发展得则更快一些成为受事型为基础的中立型。北部吴语、湘语、赣语在这一结构的发展和演变上是类似的都属于后起类型学转换式的变异，无法据此考察其亲属关系。南部吴语居中，可能类似粤语，间接继承了上古汉语与事型为基础的中立型给予动词。

闽语直接继承了上古的与事型给予动词，根据南部吴语的情况，古吴语的原有给予动词也应该是与事型或者基于与事型的中立型给予动词。从这一点上来说，闽语和古吴语至少在上古时期就可能具有比较密切的关系。

早在春秋战国时期江淮地区就属于吴国一部分。如《左传·襄公三年》：“六月，公会单顷公及诸侯，己未同盟于鸡泽。晋侯使荀会逆吴子于淮上，吴子不至。”清高士奇《春秋地名考略》认为“淮上”乃吴地，“当在临淮、泗州之境”。越灭吴之后，越将吴原有淮南之地并吞直至楚灭越。公元前223年秦灭楚之前，楚统治江淮之间达一百一十年之久。即便如此，越在人们头脑中仍是与楚不同的地区。秦汉之际江苏的江淮之间的居民没有多大变动，仍为吴语区。《宋书·州郡志》：“三国时江淮为战争之地，其居不居者，各数百里，此诸县并在江北、淮南，虚其地，无复民户。吴平，民各还本，故复立焉。”所以，包括今扬州、泰州等地的江淮地区在西晋时仍为吴语区。公元4世纪初的永嘉之乱，导致南北分裂，北方战乱频仍，大量人口南迁。从有关史书记载中可以看出，江淮之间、长江以南遍布北方流民。自然，这些南来的北方人也同时带来了北方话，此后北方话占领了江淮之间和江南的北部地区，迫使吴语后撤到江南中部。经过反复斗争，吴语后来又重新取得了今丹阳、武进、常熟，北方话则固守于今丹徒、句容一线。长江中下游地区经历了一个原有给予动词磨损乃至消失的阶段，所以现在使用受事型给予动词的方言是一个后起的变异，北部吴语整体属于这种类型，北部吴语、湘语、赣语在这一结构的发展和演变上是类似的，都属于后起类型学转换式的变异，并且都受到北方官话的较大影响。

总结一下，在吴闽关系上，古代闽语和古楚语有渊源关系，先秦时期，闽地就和楚人有所往来，古楚语是闽语形成的来源之一。吴语的初源也是古楚语，操古楚语的人群和百越先民又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而古吴语和古闽语文化是两个不同的文化源流。最近的民族考古学研究表明，先秦时代的闽越（代表古闽语文化）与於越（代表古吴语文化） 应是独立的两个不同的古民族，从考古学分区看，较权威的分区是，把南方几何印纹陶遗存分为7个 区域，其中太湖区（即吴语区）印纹陶遗存是於越人的物质文化遗存，而闽台区（包括福建、浙南、粤东和台湾，即闽语区）的印纹陶遗存的主人则是闽越人。太湖区、闽台区的印纹陶遗存的来源是不相同的，是在当地原始文化的基础上发展形成的，两区的原始文化是文化性质不同的独立的考古学文化。从先秦至西汉前期，浙南温州系属闽越地，当操与福建相同或相似的古闽语，与浙北苏南的古吴语不同。也就是说，尽管吴闽有别，古吴语、古闽语都和古楚语具有渊源关系，并且都和侗台语相关。

前文谈到，甲骨文中开始就有与事/受事动词的区别，给予动词具有与事型和受事型两种类型，春秋末期以后两个新兴的通用给予动词“与”和“予”崭露头角，是彻底的与事型。这个格局到战国末期以后开始有动摇趋势，秦汉以后通用给予动词向中立型演变。时兵（2007）考察了出土与传世文献的语法差异，譬如“SVO原因于O接受者O材料”、“SV于O接受者O材料”等结构自殷墟卜辞之后仅见于战国楚简，而在周秦传世文献中踪迹皆无。他认为，这些差异一方面说明楚方言与殷商语言的密切关联，另一方面也反映了战国时期楚方言与其他方言的语法差异。

因此，我们认为古楚语、古闽语、古吴语的与事型动词可能有同一来源。古楚语和殷商语言相关，都是通用给予动词与事型，其重建的构式在语义网格上占据如上文所示的相同空间和节点，这些特征在互相区别但又因古楚语而有联系的古吴语和古闽语里都保留了下来，所以有可能古吴语、古闽语、古楚语及百越先民的侗台语和殷商汉语相关联而具有了不少共同特征。周秦以后上古汉语给予动词从与事型开始向中立型转变，这或许跟殷商之后加入更多藏缅因素也有关系，而现在的藏缅语族语言给予动词多为受事型动词，我们将在下文继续讨论这个问题。

此外，在南方汉语中，粤语、平话等是间接宾语式+双宾B式，属于居中的与事型或者与事型为基础的中立型。覃远雄（2007）认为，平话、粤语的“给予”义动词来自当地壮语，而壮语的给予义动词来自更早的汉语，平话、粤语给予动词来自壮语可能是语言接触的结果。张惠英、张振兴（2002）认为壮语的“给”就是古汉语的“与”。壮语从早期汉语吸收了“与”，“与”在壮语里是可以读h声母，后来又带入了现代平话和粤语。现代平话和粤语当“给”讲的“与”是个壮语词，壮语当“给”讲的“与”是个古汉语词，这种辗转的关系是语言接触的结果。梁敏、张均如（1996）认为“与”字很可能早在战国时代就被借入侗台语了。郑伟（2008）提出侗台语的h来自汉语的“与”，与字的韵母至少代表了南朝层次，声母的演变年代则可能早至战国晚期的楚方言。

平话、粤语“给予”义动词来自当地壮语，而壮语的给、与来自更早的汉语。梁敏、张均如（1988）认为，壮语中古层次汉语借词与汉越语、平话在形式上接近，显然是从同一种汉语方言借入的。中古时华南和西南地区曾经流传着内部比较一致的汉语方言，这种方言可能是汉语的古平话。东南方言早在元末明初“给”兴起之前就已脱离母体，未参加这一创新，粤语、平话等居中的方言中“给予”义动词来自当地壮语。而壮语的给予义动词来自更早的汉语，间接继承了上古汉语与事型位基础的中立型给予动词。殷商汉语和古吴语、古闽语、古楚语及百越先民的侗台语相关，粤语、平话的给予动词也间接继承了这一传统。因此，汉语的南方方言并不是从北方汉语方言中分化出来，而是古代的百越语在北方汉语的不断影响下，通过语言的混合，旧质不断消亡，新质不断增加而形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