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方言的双及物构式

7.2　汉语方言的双及物构式

汉语方言中的给予类双及物结构主要有三种配置方式：

第一类，间接宾语式+双宾A式

第二类，间接宾语式+双宾B式

第三类，仅用间接宾语式

第一类包括北方官话、云贵川的西南官话、闽语、徽语，基本上属于与事型。

第二类中不排斥双宾A式可能存在，包括两湖的西南官话、江淮官话、湘语、北部吴语、赣语、老客话。属于居中的受事型发展为三价给予动词，比如南部吴语、粤语、新客话。

第三类包括赣语、湘语。受事型，属于二价的非给予动词。

根据张敏（2008）研究，我们在给予动词与事和受事分野的基础上将汉语方言中给予类双及物结构的情况小结如下：

闽语：间接宾语式+双宾A式，通用给予动词与事型方言。

徽语：间接宾语式+双宾A式，与事型方言。

北方官话、云贵川西南官话：间接宾语式+双宾A式，基于与事型的中立型。

江淮官话、两湖西南官话：间接宾语式+双宾B式，受事型。

湘语：间接宾语式+双宾B式，受事型。

客话（老客话）：间接宾语式+双宾B式，受事型（嘉应客家话则居中）。

赣语：仅用间接宾语式，受事型。

吴语：间接宾语式+双宾B式，受事型（南部吴语则居中）。

粤语、平话：间接宾语式+双宾B式，基于与事型的中立型。

张敏（2008）认为，给予动词与事和受事的分野具有类型学意义，也显示了汉语古今南北的对立。上古汉语和现代北方话、云贵川的西南官话、南方的闽语、徽语以及湘东部分赣语及周边湘方言点为一类，给予动词为与事型使用双宾A式。两湖的西南官话、江淮官话、湘语、北部吴语、赣语、赣南闽西的老客话等为另一类，给予动词为受事型，双宾结构的主流为双宾B式。南部吴语、粤语和嘉应系新客话则居中。形成以上分布格局的基本原因是汉语史上北方汉人移居南方的盘桓之地尤其是赣北，以长江中下游地区为中心的一大批中南部汉语方言经历了一个原有给予动词磨损乃至消失的阶段。现代北方官话双及物结构格局到唐宋大致确立，元末明初“给”取代与事型的“与”，北方官话的“给”是基于与事型的中立型给予动词。闽语的格局和上古汉语、现代北方官话类似。闽语的通用给予动词是与事型的，闽语沿用了给予动词的古老词形也保存了古老属性。长江中下游地区一大片则是没有给予动词的方言，以持拿义动词来代替给予动词属于受事型，在此基础上又发展到基于受事型的中立型。

接受以上的事实和张敏（2008）的分析，我们认为，从原始汉语、上古汉语发展到现代汉语各方言，汉语的双及物结构也按照一定的路线分化和演变。首先汉语的演变过程从我们重建的原始汉语发展到上古汉语并进一步发展到上古之后的汉语基本上形成不同的情况。上古汉语（西汉以前）阶段，汉语给予动词属于典型的与事型。这个阶段，给予动词使用次要宾语式和双宾A式的双及物结构。

到了上古秦汉之后的汉语阶段，汉代以后旁格型动词/非旁格型动词的分立开始动摇，开始向中立型演变，但是“与”很长时间仍保留了与事型的基本特征；旁格型动词开始使用前置词，而非旁格型动词的前置介词结构中介引受事的前置词开始脱落。汉代以来，介词“于”日渐式微，间接宾语式走向衰落。

元末明初“给”全面取代“与”的历史尚不清楚，这是一项重大创新。现代北方官话里的给予动词是在“给”的基础上发展而来，并不是在原先上古汉语给予动词“与”的基础上发展而来。虽然“给”是一个基于与事型的中立型给予动词，上古汉语与事型的给予动词“与”发展到汉代以后已经向中立型给予动词转化，基本上也处于基于与事型的中立型情况；因此，两者虽然表现类似，但是来源并不相同。

长江中下游地区经历了一个原有给予动词磨损乃至消失的阶段，所以现在使用受事型给予动词的方言是一个后起的变异，比如赣语、湘语等，其双及物结构在此变化发生之前也仍然应该是上古汉语的与事型的给予动词。由于吴、湘、赣在地域上一直和官话保持着密切联系，所以受到北方官话的影响使用双宾A式也就不足为奇。这一类方言在发展过程中由受事型逐渐向中立型转变，比如新客话属于居中的方言，这和在原始汉语与事型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居中方言尽管表现类似，但其情况和来源是不一样的。

东南方言早在元末明初“给”兴起之前就已脱离母体，未参加这一创新，粤语、平话等居中的方言中“给予”义动词来自当地壮语。而壮语的给予义动词来自更早的汉语，因此还是间接继承了上古汉语与事型位基础的中立型给予动词。

因此，汉语方言的双及物结构演变过程如下图所示：

汉语方言中三类双及物构式和在语义网格上的分布与事型和受事型如上面两个图所示，由受事型发展为居中的类型和以与事型为基础发展为居中的类型如下图所示，图中与事型与格是否占据受事格Existential Persistence（Beginning）的分支用圆点虚线表示是可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