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起源问题

6.1　汉语起源问题

6.1.1　概说

许多学者提出，汉语可能是一个“混合语”，是由两种不同的语言混合而产生的一种新的语言，可能是原始藏缅语和原始侗台语融合而成的混合语言。如李葆嘉（1995）提出了原始华夏语混成发生论。陈其光（1996）又提出了汉语混合形成假说，来自羌、夷、黎、苗的人组成新的民族——夏，语言是雅言。保罗·K. 贝尼迪克特（Paul K. Benedict）也有过类似的说法，认为就藏缅语形态的古老性质来看，可以假定藏缅语的语序是一种古老的形式，而汉语和克伦语的词序则是受了动词加宾语类型的邻近语系（台语、苗—瑶语、孟—高棉语）的影响。江荻（2007）指出，汉民族的先民是来自于原始诸羌民族（藏缅民族的先民）与“原始中原先民”融合的产物，汉语来源于“前藏缅语”与“中原诸语”的融合，而且认为其中的“前藏缅语”可能是融合中的优势语言。

邓晓华、王士元（2009）认为，公元前5000年左右，华北出现三个新石器时代文化是仰韶、北辛—大汶口和新乐文化。华南主要是河姆渡文化和大坌坑文化。这五种文化之间以不同程度互相联系，仰韶、北辛—大汶口文化很相似，代表中原和东方文化传统，可能是同一祖型文化的平行后裔。河姆渡文化和大坌坑文化则不同，即百越文化区域。中国在公元前5000年至少有两个主要的文化传统，很可能是承袭公元前10000年到5000年同样的两个文化传统下来的，即北方文化传统和南方文化传统。到了公元前4000年，这五个新石器时代文化都在地域上扩张而彼此有意义接触，中国境内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开始呈现规模广泛的类似性，这些文化之间形成交互作用圈。中国境内的许多区域性文化，自新石器时代到夏商周三代文明形成以后，一直具有区域性特征。三代文明比较集中地形成于黄河流域，但同时南方、东方各区域的文化也属于中国文明，比如楚文化和吴越文化。

一般认为，藏缅语族和汉语之间存在着发生学关系。夏商周三代时期是前藏缅文化与前汉文化反复冲突接触的时期。以黄帝为代表的华夏集团以中原为中心建立夏王朝，这应是汉语民族的直接先民。以炎帝为代表的东夷、三苗等南方民族取代夏，建立商王朝，但中心仍在中原，实现了南方文化与北方文化的大融合。西北地区甘、青文化为主的羌戎民族南下中原，建立周王朝，这是前藏缅文化和中原地区华夏文化的大融合。殷商汉语是可能的华夏原始语。周秦汉语和殷商汉语存在着不少差异，而重建的基础很大程度上不得不建立于殷商之后的汉语，这也很大程度上造成了重建的原始语混合语的特征，或者说可能混合语的特征在殷商之后大大加强了。上古汉语和藏语之间有较多确定的同源词，重建的基础基本上是上古汉语和藏缅语尤其是古藏语的比较和内部构拟法，前者对时间分期和混合语的性质揭示存在困难，后者则可以看到两者一定的区别。而上文讲到，秦汉之后，汉语又有了进一步的变化。前汉藏语时期多种语言文化系统同时并存的格局上，各系统间文化交流的相互作用之下，最终黄河文明影响长江文明，藏缅语族汉语影响苗瑶壮侗语。

6.1.2　汉藏语系

汉藏语系是按照谱系分类划分的一组亲属关系语群。李方桂（1937）在《中国的语言与方言》中，首先提出中国语言系属分类，把汉藏语系的亲属语言及其分类分为：汉语、侗台语族、苗瑶语族、藏缅语族。50年代罗常培等提出的汉藏语系分类和李方桂的分类基本相同。20世纪40年代开始，国内外语言学界对汉藏语分类提出了不同的看法。美国学者贝尼迪克特提出澳泰语系，把传统划归汉藏语系的壮侗和苗瑶排除在外。20世纪90年代以来，法国学者沙加尔提出汉语和南岛语同一起源，郑张尚芳、潘悟云在坚持侗台、苗瑶语和汉语关系密切的基础上接受沙加尔的观点，提出包括汉藏、南亚、南岛语系的华澳语系。

汉语和藏缅语一般认为存在发生学的关系，藏、缅关系最近，可以组成一个语族。吴安其（1996）认为，藏缅语与新石器中期仰韶文化和马家窑文化关系密切。商代江汉上游地区的巴蜀文化和藏缅人南下有关。藏羌语支和彝缅语支的分化始于此。黄树先（2002）认为，早期汉语和古老的藏语有发生学上的关系是不成问题的，有大量的同源词为证。除此之外，汉语和缅语文的关系也相当特别。除了前上古汉语和缅语的祖语“羌语”有发生学上的关系之外，氐人和汉人长期混居，语言相互影响。氐人生活在中国西南一带，是今天操彝缅语的先祖。汉语和缅语文的关系，较之藏语更为密切、特殊。在这样的背景下，汉语和藏缅语族以及这个语族各分支语言的关系就要重新考虑了。从文献以及考古学等方面的材料来看，氐人是今彝缅人的祖先，氐语是现代彝缅语的祖语。

通常认为，周人和羌人关系最为密切。上古时，中国西部地区的人民习惯上被称为戎。羌人是西北边陲原居民，在后来的汉语文献中，逐渐出现一个新的种族——氐，氐人是从羌人分出，大致说来，羌氐是同一民族。氐作为一个独立的民族，见于载籍，自汉代开始。其活动范围大致在中国西南一带。自汉开始，羌和氐的差异越来越明显，氐居住在羌人和汉人之间。今天操彝缅语的民族，大多可以追溯到汉代的西南夷族。缅人是彝缅族中重要的一支，其先祖也应该是氐人。现代缅甸的主体民族缅族源于古代氐羌族群，氐羌族群早期活动区域主要是中国西北地区或青藏高原一带。公元7-8世纪，澜沧江、湄公河中游地区即六诏所在地大理及周围一带是倮倮本部和原始缅族区域的分界。《蛮书》提到的“望苴”及其首领被称为“茫”或“茫召”的民族就是原始缅族。南诏对原始缅族的征服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原始缅族迁走后，南诏在蒙古人到来时灭亡，蒙古人于公元1253年攻陷大理之后，原始缅族迁走以后留下的空白很快又被掸人填补了。一般认为，至迟从公元9世纪起，缅族的先民或原始缅族的势力就以蒲甘为中心发展起来了。在蒲甘城建立以前，缅族的先民可能是以部落的形式分散分布在一些地区。

关于苗瑶语的系属方面，最早的研究仍然是李方桂（1937）的意见。但是，从20世纪的40年代开始，国内外语言学界对汉藏语的分类和苗瑶语的具体归属又提出了各种不同的看法，贝内迪克特（Benedict 1942）的澳泰语系，把苗瑶语和壮侗语从汉藏语系中分离出去。而国内语言学界对于苗瑶语系属问题的主流看法仍然认为苗瑶语属于汉藏语系。王辅世（1986）指出，苗瑶语的系属问题迄今在语言学界没有取得一致的意见，并认为苗瑶语与汉语有密切关系，有和汉语完全相同的声调系统，词的结合、语法现象和汉语极为相似，苗瑶语应属于汉藏语系。邓晓华，王士元（2009），提出苗瑶语族的独立性，自商周至六朝时期，华夏集团和荆蛮集团文化相对独立发展，与中原关系比较，既具文化同质性，而更多是异质性。苗瑶的荆楚与壮侗的百越，是两个不同系统的文化，大异小同，但互有交融。苗瑶语约有17个词与南亚语同源。古苗瑶语族与古百濮民族关系极其密切。语言学数理分析表明历史上确实存在一个苗瑶共同体，约在南北朝到隋唐苗语支和瑶语支分离。

苗瑶民族在历史上同出一源基本上是可以肯定的，南宋以来，学者多认为苗族与三苗有直接的亲缘关系，苗族是三苗的后裔。苗、瑶同为盘瓠蛮的后裔，三苗的分布地域与后来文献中记载的盘瓠蛮的活动范围大致重合。邓晓华、王士元（2009）认为，上古太湖地区的江淮流域曾是苗瑶民族的聚居地，也有百越民族其他先民的存在。炎黄时期，苗瑶集团发展到江淮以北的黄河中下游一带，经过传说中的“逐鹿之战”，苗瑶先民的首领蚩尤战败被杀，势力大衰。商周时期，苗瑶集团退出黄河地区。商周时期开始到南北朝时期，苗瑶先民离开中原南下。隋至唐宋以后，苗瑶先民分布在长沙、武陵蛮和五溪蛮地区。此时，瑶族作为一个独立民族从苗族中分化出来。

在有关壮侗语^[1]和南岛语^[2]的研究方面，李方桂（1937）之后，贝尼迪克特（1942）提出壮侗和南岛具有发生学关系，而壮侗和汉藏语系只有接触关系，壮侗、苗瑶、南岛组成澳泰语系（1975）。沙加尔（1993）提出，南岛—汉同源体系。沙加尔（2005）又提出，整个汉藏语系和南岛语具有亲缘关系。郑张尚芳（1995）、潘悟云（1995）提出华澳语系，认为原始祖语和侗台语、苗瑶语关系接近的南岛语有共同来源，组成更大的语言联盟即华澳语系。

陈保亚（1996）找出两种不同语言中两百个最稳定的，有音、义对应的关系词，根据从第一百个词到第二百个词的关系词数量的上升或下降来区分这两种语言之间是同源关系抑或接触关系。他运用这种方法检验的结果，认为侗台语与南岛语的确有同源关系，但又与汉语有密切的接触关系，因此认为汉语和侗台语的关系不是语言谱系关系，而是语言联盟关系。

李壬癸（1997、1999）认为南岛语和壮侗语没有发生学关系也很少有接触关系。他认为，南岛语起源于台湾本岛，然后向南扩散，和大陆壮侗语言几乎没有关系。李壬癸（1999）质疑，为何大陆南岛民族已消失，如果解释为汉化结果，为何苗瑶、壮侗不消失也不汉化？

何大安（2006）则从南岛语同源词对应规律来看贝尼迪克特假说，认为贝尼迪克特的四百多个同源词中不足以代表原始南岛语，因此南岛、佧傣、苗瑶各语族之间并没有直接的亲属关系。

吴安其（2009）认为，侗台语和南岛语、汉语有过不同时代的密切接触，借用成分不能作为发生学关系的证据；而进一步的比较则表明，侗台语和藏缅语、汉语有发生学关系，包括侗台语在内的汉藏语和南岛语的基本词有对应关系。

一般认为，侗台语民族的历史可以追溯至中国古代的百越集团。百越是中国东南和南部地区古代名族的总称，南中国人群开始具有明显的区域性特点。就百越而言，有人认为大约一万年前形成，也有人认为是五千年前，甚至是新石器时代晚期，或者模糊地认为是新石器时代。历史上“越”民族称呼始于商周，春秋有东南沿海的“于越”，战国末年有“百越”，汉初有“瓯越”、“闽越”、“南越”，汉末三国东南沿海山地越人为“山越”。战国时期北方的中原人习惯把南方人叫做越人，有关越人的文字记载之后才逐渐多起来，越人的分布范围很广，东起台湾、江浙，南至两广，西至云南西南。考古方面广西柳江人头骨化石、浙江省余姚县的河姆渡遗址等证据，亦表明新石器时代整个中国南部沿海地区都居住着使用陶器和耕作稻谷的居民，百越在新石器时代与中原的华夏族可能是相对独立的关系，是个内部松散的宽泛群体；有着相同的地理环境背景，有着相同或相近的文化，在相当长的历史阶段，百越文化与中原的华夏文化相对独立地平行发展。并以中国东南沿海特别是华南一带为中心的百越人民逐渐向东南、西南方向扩散，逐渐辐射至整个南岛语族。

邓晓华，王士元（2009）也认为，壮侗语族为百越民族后裔，演化过程为：传说时代的蛮、三苗—商周时代的瓯、越瓯—春秋战国、汉的百越—晋唐的俚、僚—宋元的壮、侗、水、傣、毛南诸壮侗语族民族。壮侗语族和南岛语之间可能存在着发生学的关系，邓晓华、王士元（2009）提出一批基本核心词为证据。南岛语族生活在以华南为中心的广大区域，约4000年前开始分离，并经东南沿海或西南—中南半岛向台湾及南洋群岛扩散。秦汉帝国对中国东南百越—南岛区域的完全统治，导致大陆原南岛语的突变，打破了语言渐变的平衡系统，北方移民的大量涌入以及北方中原文化优势地位的确立，加速了百越—南岛语言的汉化速度，导致壮侗语和南岛语的彻底分离，南岛语在大陆消失。

邓晓华、邓晓玲（2011）进一步提出，临高话、黎语、南岛语具有同构型。从侗台语民族最先分化出去的是黎语族和临高人，时间大约在新石器时代晚期的五千多年前，他们从广西的东南和广东的西南的雷州半岛迁往海南岛北部，黎族先民则逐渐往海南岛北部进入五指山区。李方桂汉语上古音的构拟和南岛语的第二个音节一致。这是北方汉人第一次南岛化的重要证据。进化树形图根据斯瓦迪什词表分子人类学计算程序画出，百越—南岛集团形成于4000年前，主要地域为中国东南部。秦汉帝国统治后，南岛集团退出中国大陆，黎族在海南土著的基础上约2700年前独立出来，临高在唐宋之前汉人移民潮影响下，约2000 年前逐步独立。起源于华南本土的百越—南岛民族是一个连续发展的整体，土著文化性质的根本改变及与台湾南岛民族的分离是由于秦汉北方帝国对百越的统一和汉晋北方移民迁入开始的。分子人类学的研究也不支持南岛语族的“台湾原乡说”。

此外，在中国古代南方地区，除了“越”以外还有一个称为“濮”的古老族群。虽然关于“濮”的族属还有不同的看法，但是“濮”当中有一些是孟高棉语民族的先民应该是没有争议的。先秦时期百濮的问题比较复杂，其中包括了两个不同系统的部落群体。一个是属于百越系统的百濮尤其是分布在楚国西南部的那部分百濮；分布在滇国南部和西南部边境的，则既有属于百越系统的，也有属于孟高棉系统的部落群体。

我们看到，无论是语言学、考古、历史文献还是人类学的相关研究成果对于汉语起源问题和汉藏语系系属和分类问题都还存在很多问题和分歧。在前文汉语格系统句法重建尝试的基础上，我们将试图从语义和语法重建的角度来考察汉语和汉藏语系的其他语言的关系，思考和讨论汉语起源的问题。语义网格对应的句法重建的原始构式是语言发展模式轨迹的简化，是语义网格从普遍认知基础上的最初大致分类到具体化和精细化的逐步生成过程。因此，具有亲属关系的语言的逐步生成过程具有一定的类似性，当一个模式发展和固定下来之后，就具有一定的成熟性和保守性，否则无法承担交流工具的责任。语言之后的发展应该是在最初模式基础上的综合外在影响和内在相互作用而形成的连续性模式变化。所以区分亲属语言的基本原则是具有亲属关系的不同语言不太可能会有语义网格上截然不同的区分方式，而应该是具有连续发展空间的轨迹；尤其是重建的语法结构在语义网格上的空间应该具有类似的分布和区分，不应该形成截然不同的非连续空间。但是由于人类认知基础的普遍性，以此依据来划分亲属关系具有一定的偶合性和不确定性。以下，我们挑选较有代表性或者资料和分析相对较多的语言，分别对藏缅、苗瑶、壮侗和南岛语的相关语言的重要特征进行语义、句法重建和语义网格方面的考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