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字起源问题

邵碧瑛

文字是文化的载体，是文明的重要标志，探求汉字起源对于探求中华文明的开端具有重要作用。自战国时期起，汉字起源问题就曾引起人们的关注，但由于受当时生产力发展和人们认识水平等多方面的限制，现在看来那些对于文字起源的思考和探索，多数只能归于远古的传说。20世纪50年代以来，随着原始遗址陶器刻符的陆续发现以及一些学者对发展较迟的少数民族原始记事方法的关注，汉字起源问题有了新的研究视角和契机。国学大师王国维先生曾倡导二重证据法，但就汉字起源问题而言，却碰到了文献不足征，地下出土材料又少得可怜的尴尬境地，以及由此而导致的考古文字学家对刻符定性不同，汉字起源问题至今还处于推测阶段，尚未达成统一意见。

《现代汉语词典》关于“起源”一词有两个解释：➊开始发生；➋事物发生的根源。^〔1〕具体到汉字的起源问题就是说汉字开始于什么时候，又是由什么发展而来的？本文讲汉字起源问题，主要围绕这两方面展开：第一节谈有关汉字起源的说法；第二节谈的是关于汉字起源的年代问题。

第一节　关于汉字起源的说法

一、文献流传的传统说法

早在战国时期，汉字起源问题就引起人们关注，二千多年来人们对汉字起源提出过许许多多不同的推测和遐想，比较有影响的有仓颉造字说、结绳说、八卦说，下面我们逐一分说。

1.仓颉造字说

这种说法盛传于战国时代。传世文献中有这样的记载：

古好书者众矣，而仓颉独传者，一也。（《荀子·解蔽》）

古者仓颉之作书也，自环谓之厶，背厶谓之公。（《韩非子·五蠹》）

奚仲作车，苍颉作书，后稷作稼，皋陶作刑，昆吾作陶，夏鲧作城，此六人者所作当矣。（《吕氏春秋·君守》）

苍颉作书。（《世本》，转自孔颖达《尚书正义》）

黄帝之史仓颉见鸟兽蹏迒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也，初造书契。（《说文解字·叙》）

然而，传世文献对于仓颉的确切年代及除此之外的其他事情至今没有发现任何记载。我们现在对仓颉的了解也仅限于片言只语，因而仅据此就认为汉字是由仓颉创造的，很难具有说服力。对此，我们的观点是仓颉造字只不过是一个年代久远的传说。理由如下：

首先，就发生学的角度，文字作为记录语言的符号，是一个相当复杂的系统，不可能在一时一地产生，更不能由一个人造出来。文字的产生在于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交际交往的日益密切，而语言由于时空等方面的限制已经不能满足人们进一步交流的需要。所以，就文字产生的大前提来看，它不可能落实到由某个人去完成，而必定是部落群体中的人们共同完成的。如果硬要说仓颉和文字有什么关系，我们倒倾向于说仓颉是文字的整理者而不是创造者^〔2〕。因为文字既然是人民群众为了交际和交流的需要共同创造的，它们在创造之初必然不成体系，或体众多，比较凌乱，需要整理和规范。而仓颉则是在整理和规范文字过程中贡献突出、发挥重大作用的代表性人物，后人为了纪念他，故以之命名。事实上，整理规范汉字也绝非一个人能完成的。鲁迅先生在其杂文《门外文谈》中曾说过：“但在社会里，仓颉也不止一个，有的在刀柄上刻一点图，有的在门户上画一些画，心心相印，口口相传，文字就多起来，史官一采集，便可以敷衍记事了。中国文字的由来，恐怕也逃不出这例子的。”尽管鲁迅先生说于文字产生的过程现在看来有些过于简单，但他所认为的文字不是由个别人创造，而是人民群众共同创造的观点还是可信的。

其次，对于仓颉其人是否真正存在，还是可以商榷的。早期社会的人们并不像文明社会的人一样有明确的私名，传说中的上古人物名称，大抵是后人根据某种特征另起的名字。其中很重要的一个起名因素是发明创造的功绩，例如“有巢氏”指发明造房屋的最早祖先，“燧人氏”指钻燧取火的发明者，“烈山氏”指最早发明烈山造田的民族，“神农氏”指最早开创农业的民族。詹鄞鑫先生于是据此推测，“仓颉”很可能是同样性质的名称，它是后人对创造文字的古代史官的一种追称。^〔3〕我们认为这样的推测有一定道理。

再次，孔颖达在《尚书正义》中搜罗的其前众多关于仓颉其人其事的说法，也足以说明仓颉造字不过是一种传说而已。

其仓颉则说者不同，故《世本》云：“仓颉作书。”司马迁、班固、韦诞、宋忠、傅玄皆云：“仓颉，黄帝之史官也。”崔瑗、曹植、蔡邕、索靖皆直云：“古之王也。”徐整云：“在神农、黄帝之间。”谯周云：“在炎帝之世。”卫氏云：“当在庖牺、苍帝之世。”慎到云：“在庖牺之前。”张揖云：“仓颉为帝王，生于禅通之纪。”……如揖此言，则仓颉在获麟前二十七万六千余年。是说仓颉，其年代莫能有定。

2.结绳说

有关结绳的记载最早见于《易·系辞》、《庄子》等书。《易·系辞下》：“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庄子·胠箧篇》：“昔者容成氏、大庭氏、伯皇氏、中央氏、栗陆氏、骊畜氏、轩辕氏、赫胥氏、尊卢氏、祝融氏、伏羲氏、神农氏，当是时也，民结绳而用之。”后来，东汉许慎对此作了发挥，认为神农氏发明了结绳之法，而仓颉创造了书契之法，他在《说文解字·叙》中这样叙述：“及神农氏结绳为治而统其事，庶业其繁，饰伪萌生，黄帝之史仓颉见鸟兽蹏迒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也，初造书契。”但是，将结绳当作汉字起源的说法，最早见于宋代郑樵《六书略·起一成文图》一文，认为一切文字由“一”起，变而为丨、丿、乀、冂、、匚、等其他图形，再由这些图形，繁衍成为一切图形。刘师培在《小学发微》中则阐发了郑氏之说，认为绳形为结绳时代的文字。

事实上，结绳只不过是一种原始的记事方法，它与文字起源无涉。郑玄《周易注》曰：“结绳为约，事大，大结其绳；事小，小结其绳。”李鼎祈《周易集解》卷十五引《九家易》也说：“古者无文字。其有约誓之事，事大，大其绳，事小，小其绳。结之多少，随物众寡，各执以相考，亦足以相治也。”可见，古人“结绳”主要是为了帮助记忆。结绳记事这种方法在我国一些少数民族中都曾使用过，如广西的瑶族遇到双方说理，各用一绳，说出一个道理打一个结，谁的结多便能取胜；西藏的僜人邀集宴会，向亲友送绳，以绳上的结数表示宴会在几天后举行。^〔4〕但是，不管怎样，结绳只能起到辅助记忆的作用，它本身不可能独立而完整地记录事情，更不可能表示语言中的读音，这有悖于文字是记录语言的符号系统这一基本原理。

汉字起源于结绳这种观点，可能是因为某些字直接或间接地取形于结绳。比较有代表性的是数字“十”和“十”的倍数，它们都像结绳的形象。在商周金文中，“十”写作，“廿”写作，“卅”写作，“四十”写作，像若干打结的绳。甲骨文则分别写作丨、，有绳无结，这可能是为了契刻的方便而省了笔。“世”字则间接取形于结绳，金文作，篆文作世，是由“卅”略加变而成。《说文》也曰：“世，三十年为一世”，可见其取形于“卅”。但是，个别汉字采用结绳形象作为汉字和构字符号，充其量只能说明结绳记事法对汉字的产生有一定程度的影响，却不能得出汉字起源于结绳的结论。正如詹鄞鑫在《汉字说略》^〔5〕一书中所说：“汉字既是以象形符号为基础的文字，从原则上说，它的字形可以任何事物的形象作为构字符号，结绳只不过是万事万物中的一种而已。”由此也可见将结绳作为汉字起源也不具备充分的说服力。

3.八卦说

古书说八卦，最早见于《易·系辞传》：“古者庖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很显然，八卦并非文字，也与文字无涉，只是用来通神明之德的一种东西。将八卦说成汉字的起源，不知始于何时，现在所能见的最早文献记载可能要数宋代郑樵的《六书略》。他在《论便从》中有言：“文字便从不便衡，坎、离、坤，衡卦也，以之为字则必从。故必从而后成水，必从而后成火，必从而后成巛。”

八卦不可能是汉字的起源，这是很多文字学家的共识，并举出了不少理由。如唐兰先生说，八卦中只有水字最容易使人相信汉字有可能来源于八卦，但即便如此，在六国文字中水旁也有作的，而商代则只作，有时加点，但大都不加，照此则很难附会了。他认为八卦的起源，是巫者用算筹排列出来的方式象征事物，和文字无关。^〔6〕这一点，与姜亮夫先生不谋而合，姜先生也认为“八卦只是卜卦用的长短两种筹筭，即与之积数，与文字无涉”。^〔7〕与此同时，姜先生还认为八卦一名的使用当在春秋以后，因而批判“以八卦为汉字起源者，未免是历史观念不清”。^〔8〕赵诚先生根据地下出土材料，认为古代八卦不是由表示阴的符号和表示阳的符号结合而成，而是由数字排列而成。古八卦既是由数字组成的，当然只能产生在数字之后，因而也无法推出汉字来源于古八卦。且从符号学的角度看，汉字和上古八卦并不是同一的符号。^〔9〕

二、现代学者的观点

随着科技的进步，认识的深入，考古事业的蓬勃发展，特别是上世纪50年代以来，有关汉字起源的原始刻符相继出土，对汉字起源问题的探讨和研究又掀起了一股新的高潮。但是，由于历史久远，地下出土的材料又十分贫乏，加之考古出土具有很大的偶然性，尽管对于汉字起源问题研究得越来越深入，但出现的问题也不少，分歧也很多。尤其是因为对原始刻符是否是汉字的不同定性，汉字起源出现了一元说和多元说的对立。一元说中有主张汉字起源于图画的，也有主张汉字起源于记号的。多元说中主要是两元论，但也有提出三元论的。

1.一元说

（1）图画说

持这种观点的人很多，其代表人物是梁东汉、李孝定。梁东汉先生在其《汉字的结构及其流变》一书中认为“图画是文字的唯一源泉，余者皆非”。李孝定先生虽然没有明确表述汉字源于图画，但他十余年间在多篇文章中都强调汉字起源的一元（单元）性，可谓是汉字一元说的坚定论者。其所谓的一元性，是建立在对西安半坡陶文、河南偃师二里头陶文等多种史前和有史早期陶文与甲骨文的对照研究上的^〔10〕，其实说的就是文字起源于图画，这在他反对杨建芳的汉字起源于指事和图画两个系统，特别是反对其中郭沫若先生的汉字起源于指事文字的说法中尤为可见。^〔11〕

持此观点的还有姜亮夫先生。他在《古文字学》一书中提出了“绘画是文字的先驱”这样的观点^〔12〕，还专门为此写了一个章节。但是，其论证比较简单，或者说不够充分。其主要论据就是安特生《甘肃考古纪》所载辛店时期的四个彩陶花纹，姜先生认为它们“画”得多，“写”得少，因而是图画而不是象形文字，但是它们与后代的甲骨文、金文又一脉相承，故而“这种比画简单，比文字繁的东西，应是象形文字的先驱，也是无疑问的。”^〔13〕似乎，只要通过外形的复杂与否就能区分图画和文字的标准纯粹是看符号外形的复杂与否，这显然是不科学也不可靠的，而其原因在于没有抓住问题的实质——是否记录语言。

（2）契刻说（记号说、指事说）

持此说法的人不多，笔者目前仅见海萌辉一家。他认为汉字起源只有一源，那就是指事，即契刻。他说：“新石器时期普遍存在着的刻划符号，是我国古代脱离了‘结绳记事’之后，使用的最早的文字。”“这一时期文字的形式特点是以‘指事’字为主。它是汉字发展史中最初的阶段。”“对于‘指事’和‘象形’的区别，段玉裁解释为：象形只象‘一物’，指事则包括‘众物’。……它符合文字产生的早期阶段的特点。在原始社会由于生产的不发达，人们用文字表达客观事物的能力还比较低，不可能将每一个事物和每一件事情，都用一个特定的符号来表示，而只能用有限的符号，来泛指生活中某一类事物和某一些事情。这也就是‘指事’字所以产生的很早的一个原因。”而从刻划到象形，是“一脉相承”，“循序发展”的。^〔14〕

但就记号说的萌芽而言，时间很早，可以追溯到20世纪30年代，当时首先由刘大白先生提出。不过，刘先生是从记号简单、图画相对繁杂，事物总是由简到繁这样发展的角度说的。刘先生说：“至于图画，是比较繁复分明的工作，比用结绳的方法作简单浑括的记号难得多；要等到发明了刻画记号的方法以后，更进一步，才能发明图画的方法。先有记号，后有图画，正与从简单到繁复，从浑沦到分明的进化通则相合。所以我们可以知道，文字是发生于记号和图画二源的，而记号一源，更早于图画。换句话说，也可以说图画是由记号演进的。”^〔15〕刘先生的这种说法，貌似合理，事实上是将人类学画和造字两个不同时期的不同事件混同起来了。

2.二元说

主张这种观点的人认为汉字的发展不是单一的、直线形的，而是有两个源头。代表人物有郭沫若、赵诚、杨建芳、唐兰等人。同是主张汉字有两个源头，他们中有的主张汉字起源于象形和指事两个系统，有的认为汉字起源于图画和记号，还有的则认为汉字起源于书契，不仅名称表述上不一致，在具体内涵上也有所区别。

半坡陶符的发现引起了考古学界和语言学界广泛的注视。1972年，郭沫若先生根据西安半坡陶文的材料，发表了《古代文字之辩证的发展》^〔16〕，提出了著名的汉字起源二源说，最早明确主张汉字起源于两个系统。他不仅认为汉字起源于象形和指事两个系统，而且认为两个系统在时间上有先有后。郭先生说：“随意刻划必先于图形。”“指事先于象形也就是随意刻划先于图画”“根据种种地下资料，现存民俗和文献记载等参证起来看，中国文字的起源应当归纳为指事与象形两个系统，指事系统应当发生于象形系统之前。”也正因为此，在六书先后次第上，郭先生认为《说文解字叙》中的排序较之《汉书·艺文志》正确。

赵诚先生则主张汉字起源于记号和图画，而且两者并重，没有主次、先后之分。他说光讲汉字起源于图画或记号都是各执一偏，“从现存最早的成系统的汉字——甲骨文来看，既有记号，也有图画。由此往前探索，完全可以认为，汉字形体当主要由记号和图画发展而来，或者是由图画和记号发展而来的。”^〔17〕

唐兰先生在《中国文字学》中指出“最初的文字，是书契，书是由图画来的，契是由记号来的。可是，单有记号，单有图画，都还不是文字，文字的发生，要在有了统一的语言以后。”^〔18〕可见，唐先生在主张汉字有两个源头的同时，更强调文字是在语言的基础上产生，单纯的刻划并非文字。

杨建芳先生也认为汉字起源存在两个系统，但两个系统一开始是彼此独立的，后来因为文化间交流和影响，两个系统有融合也有消亡。他说：“在古代黄河流域，实际存在两种不同的文字系统。一种是指事文字或刻划文字，另一种是图画文字或意符文字。两种文字出现都相当早，而且流行于不同的地区。大约在龙山文化时期，由于文化的互相影响，指事文字传播到山东一带，而图画文字则输入中原地区。到了商代早期及中期，图画文字系统融合一部分指事文字，形成商周流行的文字，也就是早期的汉字。原来盛行于中原地区的指事文字逐渐消失，但在甘、青地区却仍然较长期被利用。”^〔19〕我们认为杨氏的这种说法是经不起进一步推敲的。因为文字是为了适应语言和交际的需要而产生的，不同地区、不同文化间的需要应该是有共性的，不可能说在某一时期齐鲁大地只有对图形文字的需要，不需要数字概念，而中原地区则有对指事文字的需要，不需要图形文字。如果真的要这样说，六书中的其他四书又是在什么文化上产生的呢？不同地区、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影响，是可以促进文字之间的相互传播和演化，但不能因之忽视同一文化自身需要对文字产生所起的强大促进作用。此外，杨氏之说虽然尊重了目前考古发现的事实，却很难解释中原地区的指事文字逐渐消失，而甘、青地区长期使用的现象；也很难保证地下材料不断出土对这种解释的冲击，因为现在出土的材料是很有限的，而且考古出土还具有很大的偶然性。

詹鄞鑫的观点与杨建芳有类似之处。他在《汉字说略》一书中说：“华夏民族是中原地区各民族互相融合的产物，因此，华夏文化的来源是多元的，汉字的来源也可能是多元的。”^〔20〕“以商代文字为标志的大体成熟的汉字，其来源应该是多元的。其中以指事为特征的数字，也许来源于关中地区仰韶文化的原始记事符号；而其中以象形会意为特征的汉字主体部分，可能在商民族祖先的少皞氏时代就已经以族徽的形式大量出现了。在华夏族形成的过程中，随着东西方民族的融合，民族文化也互相融合，并由此形成早期的汉字。”^〔21〕据此看来，汉字早期发展的主要原因在于各民族融合，而不是汉字为适应汉语和交际的需要。

3.三元说

认为汉字起源于三种记事方法，此说以汪宁生为代表。他在《从原始记事到文字发明》一文中指出：“文字是由三类记事方法引导出来的，而不是仅仅起源于图画。”^〔22〕他所说的三类记事方法指的是对象记事、符号记事和图画记事。这种观点实际上说的是记事对文字产生过重大影响，或许是为了跟主流的文字起源说法接轨，下面又细分出图画、符号、对象三类记事方法。且不说汉字的产生不局限于记事的需要，而且将对象、符号、图画三者并列有些不伦不类。也正因为此，此说的赞同者很少。

总而言之，一元说和二元说是目前诸多汉字起源说法中的主流。两者的对立，归根结底就是刻符（记号）是否应归于文字；如果刻符是文字，那么其中的图画和记号有主次、先后之分呢，还是并重的。一元说中主张汉字起源于图画是主流，汉字起源于契刻是支流。二元说由于涉及文字、图画、记号三者如何区分的问题，目前又面临材料缺乏，存在不少分歧。

三、分歧背后的原因探讨

各家各派对于汉字起源的说法之所以会有如此重大的分歧，我们认为问题的关键在于对原始刻符的不同定性，而之所以会有不同看法，主要是因为目前考古出土材料的相对贫乏，文字学家、考古学家对于刻符与文字或不加区分，或各持己见，因此即使是面对同一材料，各家观点也未必一致。考古发现的原始陶器刻符很多，其中较为重要的有西安半坡刻符、临潼姜寨刻符、大汶口刻符、城子崖刻符、半山马厂刻符、乐都柳湾刻符、偃师二里头刻符以及属于殷商早期的郑州南开外刻符、藁城台西村刻符、江西清江吴城刻符等。^〔23〕自1978年裘锡圭先生首先根据刻符的外形特征、对汉字形成的不同影响，将跟汉字有关的考古资料作了两大分类后^〔24〕，后人谈及汉字起源和形成问题，基本都沿用这种思想。前一类陶符以仰韶文化为代表，后一类陶符以大汶口文化为代表。下面我们分别以西安半坡仰韶文化刻符和莒县陵阳河大汶口文化刻符为例，分述各家对刻符性质的不同看法。

1954年，在陕西西安半坡村的仰韶文化遗址中出土了一批彩陶和黑陶，在上面发现零零星星地刻有若干符号，但对这种陶符的性质大家看法并不一致。有些学者认为它们是文字。如郭沫若先生曾讨论过半坡的刻划符号，他认为：“刻划的意义至今虽尚未阐明，但无疑是具有文字性质的符号，如花押或者族徽之类。我国后来的器物上，无论是陶器、铜器或者其他成品，有‘物勒工名’的传统。特别是殷代的青铜器上有一些表示族徽的刻划文字，和这些符号极相类似。由后以例前，也就如由黄河下游以溯源于星宿海，彩陶上的那些刻划记号，可以肯定地说就是中国文字的起源，或者中国原始文字的孑遗。”^〔25〕李孝定先生认为它们是“中国早期较原始的文字”^〔26〕，主要根据是这些刻符中的“纪数字”与后世的甲骨文在写法上完全一致。而且，这些“纪数字”不仅在半坡遗址中出现，而且为其他遗址所共有，出现次数的百分比也很高，如山东城子崖、河南偃师二里头、小屯殷虚等遗址中都存在。^〔27〕于省吾先生不仅认为它们是“文字起源阶段所产生的一些简单文字”，而且还直接将之与商周古文字相联系，如释×为五，＋为七，为示，为矛，为艹，为阜等等。^〔28〕王志俊先生认为它们包含了数字刻符和象形文字刻符两类，“已属简单的文字”，并释为巾，为豕，为爪，为市（韨），为羊等。^〔29〕有些学者则认为它们还不是文字，如发掘者根据多种类同的符号往往在同一窖穴或同一地区发现，且在其他仰韶文化遗址中也发现作风与作法完全相同的符号这一现象，认为它们“可能是代表器物所有者或器物制造者的专门符号”。^〔30〕汪宁生先生认为这些符号“对后世文字的发明有一定的影响，但本身决不是文字”，“它不过是为标明个人所有权或制作时的某些需要而随意刻画的”。^〔31〕裘锡圭先生认为，“这种符号所表示的决不会是一种完整的文字体系”^〔32〕，而且连原始文字的可能性也非常小。因为“我们丝毫没有掌握它们已经用来记录语言的证据。从民族学的角度看，也难以相信原始社会时期使用的几何形符号会具有真正的文字的性质”。^〔33〕裘先生还反对把这种刻符的形体与商周古文字相比附。^〔34〕李学勤先生也认为“凡对简单的几何线条符号用后世的文字去比附，总是有些危险的，不能得到令人信服的结论”。^〔35〕

1959年，考古工作者在山东莒县陵阳河等地发现一些属于大汶口文化晚期的陶尊，陶尊上刻有刻符。关于这些陶器刻符的性质，同样存在不同的看法。多数学者认为它们是文字，有些学者还对它们作了考释。如台湾学者许进雄在他的《中国古代社会——文字与人类学的透视》（台湾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一书中，认为大汶口文化遗址出土的象形符号是汉字的雏形。他说：“以大汶口陶文为汉字的雏形，甲骨文的前驱，要较之以西安半坡仰韶文化一类的纯记号刻画为中国文字之始，是较平实而可靠得多。”^〔36〕唐兰、于省吾、李学勤等学者都认为它们是早期汉字，还对它们作了分别考释，但结果不完全相同。^〔37〕持类似观点的，还有高明、詹鄞鑫等人。^〔38〕当然也有人不认为它们是文字，甚至不是原始文字。如裘锡圭先生对这种陶符的性质随着研究的深入，观点有所调整和转变。他在1978年的《汉字形成问题的初步探讨》^〔39〕中认为“大汶口文化象形符号应该已经不是非文字的图形，而是原始文字了”，并认为它们和古汉字之间“似乎存在一脉相承的关系”。而在1989年的《文字的起源和演变》^〔40〕一章节中，他将象形符号从“原始文字”定位为“我国已发现的最像古代象形文字的一种符号”，“无疑可以看作原始文字的先驱”。而到了1993年，裘先生则认为那些象形符号“很可能都不是文字”。^〔41〕

为什么面对同一材料，有的人认为是符号，有的人则认为是文字？到底应该如何区分符号与文字呢？是否有一定的标准呢？

将陶符认为文字的人，多数是从外形上的比附得出结论的。但光从外形的相似是不具说服力的，特别是那些简单的刻符，总共就几画，重复的概率相当高。如果简单地与商周甲金文字相比附，就会发现它们外形酷似，但它们所代表的意义可能根本不一样，如纳西东巴文中用“×”表示十，用“十”表示百。^〔42〕汪宁生先生也曾举过类似的民俗学的例子：云南红河哈尼族由于不会使用文字，在订立买卖契约的时候，用、×、丨、·四种符号分别代表一百元、五十元、十元和一元，要表示五元就点五个点。^〔43〕可见，不同的符号在不同的民族，不同的时代尽管形貌相似，但代表的意义未必相同，其意义是由使用这些符号的社群约定俗成，硬性规定的。简单比附不仅不能说明问题，相反还会出现很多新的问题，甚至会闹出笑话。因为甲骨文、金文中很多字是有正体和简体之分的，这种简单比附，往往用的是甲骨、金文中的简体而不是正体。由正体到简体是要经过一段比较长的时间的。在早于商代三千多年的仰韶文化，当时尚处母系氏族社会，若真产生了文字的话，亦必处于初级阶段，而不可能产生简体。如有人将“”、“”、“”、“”等符号释为“阜”，这是不可靠的，因为“阜”在商周的正体尚作。^〔44〕

也有人尝试着提出了几条区分符号和文字的标准，但可操作性都不强。如唐兰先生曾用是否与语言结合来区分，他说：“文字不同于图画，也不同于记号，记号是代表某种思想或帮助记忆的，但它们都没有跟语言结合，所以不是文字。”^〔45〕他还用能否用声音读出来来区分文字与图画，他说：“文字本于图画，最初的文字是可以读出来的图画，但图画却不一定能读。”^〔46〕由于年代久远，声音稍纵即逝，是否记录语言，能否用声音读出来，现在都是不可能辨别与鉴定的。

高明先生在《论陶符兼谈汉字的起源》一文中将陶器上的刻划符号分作陶符和陶文两类，提出陶符不是汉字的若干理由：①文字必须在一定的社会经济条件下才能诞生，新石器时代母系氏族内部不能产生文字；②文字与语言结合并表达语言，陶符不能表达语言；③文字随着语言不断发展，陶符孤立存在停滞不前；④陶符与文字是两种不同的事物，各有不同的用途，并认为大汶口文化陶器上的刻符是文字。但遗憾的是他也仍旧未给出区分陶符和汉字的具体标准。

赵诚先生也提出过确定一个符号是一般性质的符号还是汉字的两个标准：一是有否系统性，二是是否和语音相联系，而两者之间更为关键的是体系性。^〔47〕有否系统性较之是否与语音相联系，具有可操作性，但系统性是要建立在考古出土材料比较丰富的情况下的，资料贫乏，其总结出来的系统性也不可靠。

也有人试图跳出传统的语言、文字的关系去研究文字起源。如黄亚平先生认为汉字起源、形成研究用纯文字学的理论是不够的，“不能只用建立在音义文字研究基础之上的普通语言学理论，而不顾汉字的实际”，还需要用人类学的眼光。他猜测汉字一开始“压根儿就不是记录语言的符号，而是与语言、音乐、舞蹈、绘画等原始艺术平行的符号体系之一。文字既然不是记录语言的符号，也就没有整合音义的功能，一个字就像一幅图画，意义是由欣赏他的人们赋予的。起初，对意义的理解也许会有多种，但我们不用担心多样的理解会导致意义的漫衍无边，因为大脑的认知结构会自然修正他的偏离。直到有一天，该符号被某些团体或部落持续赋予相对固定的含义，他于是便成了图画性的文字。因为是图画性的，所以常常被当做崇拜的对象，有着图腾记号一般的功能；又由于有约定俗成的意义，所以包含文字符号的性质，存在变为纯文字符号的可能性”。^〔48〕此说虽然听来合理，但毕竟目前只是一种猜测。大胆猜测可以，但与此同时少不得小心求证。当然，黄先生引进其他学科的知识来研究汉字起源的思路是可取的，可为我们以后继续研究提供借鉴。

看来，真的要区分是很难的，也难怪乎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众说纷纭。李济先生曾说过：“文字与符号，完全从客观的条件说，是不容易分别的一件事；很多彩陶的文饰，所常用的花纹与图案，也许是有意义的，既有意义，也许就是一种符号。但要证实这些推论，现在尚没有充分的材料。”^〔49〕王辉在其《汉字的起源及其演变》一书中则较为详细地论述了刻划符号与文字的复杂关系，他说：“一方面，这些符号在每件陶器上大多只出现一种，没有成为词语，更没有形成一句话，既然没有语言环境，就没有充分证据证明它们具备文字的特征与功能。而且，在汉字已高度发展的西周、春秋时代，这类符号仍同时存在，这就证明其中的很大一部分只是一种符号，而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文字。但另一方面，这些刻划符号中的一部分在不同地域、不同时代的陶器上反复出现，又决不是偶然的事，它们可能已经比较固定地用来表示某种意义了。正因为此，有的学者认为，这些符号是汉字的萌芽，是其来源之一。”^〔50〕

考古材料的缺乏，就目前来看，要将文字起源解释清楚是有困难的。如果如李孝定先生一样假设大胆些，^〔51〕那么刻符就是文字；如果象裘先生那样保守些，以是否记录语言为衡量标准，那么即使是大汶口文化晚期象形程度很高的刻符也只能是“最象古代象形文字的一种符号”。^〔52〕我们期待着越来越多的有力的地下材料的出土，来验证我们的假设和推进我们对汉字起源的研究。此外，汉字起源研究，不能仅仅局限于文字学领域，还需要用人类学、艺术学、文化史等其他学科和领域的知识来开阔我们的视野。

第二节　汉字起源的年代

汉字起源年代是和汉字起源说法密切相关的一个问题，不同的汉字起源说法就有不同的起源年代。由前一节的内容可知，汉字起源之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接下来讲的汉字起源年代问题也存在类似的情况。

传统文献流传的汉字起源说法，由于多为片言只语，缺乏可靠的文献记载，其年代多不可考，也不可信，在此不加展开。现代学者探求汉字起源年代，多数立足于考古文物资料，但是由于对这些资料的不同定性以及对于汉字起源在阶段上的不同认识，对汉字起源的年代也各不相同。

一、各种起源年代说法

1.三千多年说

持此观点的人认为20世纪初期发现的殷墟甲骨文是中国最早的文字，这是上世纪80年代影响最大的一种关于汉字起源年代的说法。^〔53〕甲骨文年代最早的不超过公元前1300年左右，距今也就3300多年。持此说的学者强调文字是记录语言的符号系统，注重文献记载和文物出土的双重印证，几乎不含假设和猜想的成分，固而这样起源年代说法是最保守的。

么些文与甲骨文对照图

（《中国现代学术经典·董作宾卷》586页）

诚如李孝定先生所言，“说甲骨文是现在所能看到的最早的中国文字，这句话大致是正确的，但严格的讲，仍须加以修正”，甲骨文应当是“现在所能看到的最早而且最成熟的中国文字”。^〔54〕关于这一点，现在学者几乎达成共识。如李学勤先生从字数的角度出发，认为“甲骨文决不是中国最早的文字”。^〔55〕他说，尽管对于甲骨文发现了多少不同的字，目前尚难精确统计，暂以现有的甲骨文字典来估计，已发现的字数超过五千。而这五千数的统计，又是相当保守的。^〔56〕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所收字数9353个，今天我们常见的汉字也不过六千左右。可见，当时甲骨文发展已相当完备。有人则从词类系统的角度，认为“甲骨文已经不是初期阶段的文字”^〔57〕。的确，就目前所能见的甲骨卜辞而言，甲骨文的词类系统已相当丰富，不但有表示事物名称的名词，也有表示动作、状态的动词、形容词；此外还有数量众多的虚词，如连词、副词、介词、组词等等。而这些，也绝非文字在初期发展阶段所能具备的。图画起源于文字，但从图画到文字的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它有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董作宾先生则从现存其他文字从图画到文字演进速度之慢来说明甲骨文是相当完备的文字体系。他说，么些文是现居住在云南丽江一带自称“拿喜”的么些民族所使用的一种象形文字，它产生于唐宋时期，到明代已普遍使用，但是经历千余年的历史后，至今还停滞在图画阶段^〔58〕，未能演进成为符号，成为文字，足证从原始绘画发展到甲骨文所经历的时间之漫长和久远。我们现在所见的么些文字中虎、豹、鹿、象、牛、羊、马、犬、豕等兽类字，还描绘细致生动，四足完全绘出；而甲骨文则相对简单多了，它只有大致的轮廓和特征部位的描写，而且兽足都简化为二（见图）。不仅如此，在书写方式上，除鹿字直立，牛、羊正面外，甲骨文为适合当时的书写习惯皆作侧书。这一点的意义尤为重大，因为它这就充分表明所写的是文字符号，而不再是图画，因而不管是横写侧写，其所代表的语言并没有变。^〔59〕

2.四千—五千年说

持此观点的学者，所运用的证据可验证性较强，换句话说也就是猜测的成分少些。例如唐兰先生，他从文字本身的发生、我国有史时期的记载历史及历法的发明等方面，略往上推测，认为“无论从那一方面看，文字的发生，总远在夏以前。至少在四五千年前，我们的文字已经很发展了”^〔60〕。从文字本身的发展来说，现在能得到的大批材料虽然只有商代文字，但是卜辞里已经有大批形声字出现，“形声文字的产生总在图画文字的后面”^〔61〕。若把形声文字以后的文字，称为近古期，未有形声，只有图画文字的时期，称为远古期。那么，商代文字，只是近古期，离文字出发时，已经很遥远了。“从历史来说，历史是文字很发展以后才能产生的。中国的上古史，目前虽已没有完整的记载遗留下来，但是我们如果说距今四千年前已是有史时期，并不是过分的。卜辞里所记先公先王，一部分是在夏时；《古本竹书纪年》、《世本》、《史记》对夏、商两代的世系、年数和史事，都有过详细的记载；春秋时铜器铭辞记载禹的功绩，孔子称述尧、舜、禹；许多虞、夏的文化，在春秋以后还保存着；这种种都可证明夏代已经是有史时期。同样，我们可以说夏时代，文字一定已很发展。再从历法的发明来说：我们知道商朝盘庚以后，用的是太阴历，有大小月，也有闰月，有六十甲子记日和记旬的方法，这已是一套很完整的历法了。历法当然不是短期里就能发展到这样的。”^〔62〕

裘锡圭先生虽不认为大汶口文化乙类符号为原始文字，但对原始汉字曾生过某种影响，“无疑可以看作原始文字的先驱”^〔63〕，尽管对于汉字如何形成的过程现在还不甚清楚，但据此可推知“汉字形成过程开始的时间可能在公元前第三千年中期”^〔64〕，即距今4500年左右。此外，裘先生还从商代文字在整个文字发展中所处的阶段——比较成熟又还有些原始，认为汉字发展距今4500年左右是比较客观的。

詹鄞鑫先生从原始陶器刻符以及文化的溯源推测汉字的产生大约在4000年前的少暤时代，又据文献谱牒的产生推定汉字在4000年前的夏初已经用于记载历史。因此，他认为“大约在夏王朝建立的时代，也即四千年前左右，汉字的体系已开始初具规模了”。^〔65〕董琨先生据《尚书·多士》“惟殷先人有册有典”也作过一保守推测，认为汉字形成于夏代中期，距今大约4000年左右。^〔66〕

此外，认为山东莒县陵阳河遗址出土的刻符是汉字，而仰韶文化遗址不是文字的学者，多数持这一观点。高明说“陶器上刻写的文字，据现有资料看，初见于大汶口晚期，成熟于商代中晚期，经过两周和秦汉等各个时期的发展变化，一直使用到今天”。许进雄也持类似观点，详见第一节。

值得注意的是，唐兰先生、裘锡圭先生所使用的材料、证据不一，但得出的结果却基本一致，而且他们在方法上还有一个共同的地方，那就是他们都是从已知最早的成系统的汉字往上推的，这样推出来的结论应该是比较科学，也比较接近实际的。目前，之所以对于汉字起源年代有众多不同说法，而且年代越来越久远，主要在于有些学者只根据陶符与汉字在外形上的相似，采用自上往下的方法推算年代，期间因材料不足而产生的诸多漏洞，则以大胆假设来弥补。

3.六千多年说

认为西安半坡陶符是文字的学者^〔67〕，多数持此观点。如郭沫若先生认为彩陶上的那些刻划记号是“中国文字的起源，或者中国原始文字的孑遗”，并据碳14测得的数据认为汉字发展有6000年左右的历史。^〔68〕李孝定先生将西安半坡等陶符认为是“中国早期较原始的文字”，并说“已知的中国文字，应推半坡陶文为最早，其年代可上溯至4000B.C.，最晚亦应当为3500B.C.。^〔69〕王辉先生虽然没有明确表示半坡陶纹是文字，但也倾向于汉字有6000余年的历史。^〔70〕此外，于省吾先生、王志俊先生还对那些刻符作了释读。

4.七千—八千年

河南舞阳县贾湖新石器遗址出土的刻符，有人认为“很可能具有原始文字的性质”，其中有一刻符与安阳殷墟甲骨卜辞中的“目”字极为相似，据碳十四方法测定，这些龟甲距今已有七八千年之久了。^〔71〕

5.八千多年说

刘正成从思考“书法源头”的视觉出发，认为舞阳贾湖龟甲的出土，已动摇了古埃及文字和两河流域楔形文字属于世界最早文字的地位。如果从贾湖文化算起，中国书法就有八千多年的历史。^〔72〕刘先生既称其为书法，无疑已将之认为文字了。

蔡运章先生将考古学、古文字学和易学等领域相结合，从卦象文字的角度论证器物上的单字、刻画符号和图形文字的性质和用途，把中国文字产生的年代提前到距今8000多年前的裴李岗文化时代。^〔73〕

陆忠发先生一文，结合历史传说、考古资料和古文字资料，特别是根据“来”字的结构和本义，考论汉字最早在新石器时代已经出现，从而论定汉字的起源距今至少有8000年的历史。^〔74〕

刘正成、蔡运章先生的原文我们没看到，暂不作评论。至于陆先生的推论，现在看来我们觉得也有些牵强。且不论他仅凭一个字推测整个汉字系统产生的年代是否可靠，纵使可信，在论证上也存在些问题。简单概述一下陆先生论证的大致逻辑：陆先生由“来”的本义为燕麦，首先得出“来”字造字当在人工栽培麦子之前，然后根据我国考古界在8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发现人工栽培的麦子，于是得出“来”字的造字年代约有8000年的历史，从而得出汉字造字有8000年历史的结论。其逻辑上的不严密，主要体系在如下两方面：（1）事物的存在并不必然导致要为此事物造字。8000多年前存在燕麦，似乎并不能说明人们非要为此事物造字。事实上，事物的出现年代充其量只能说明此字造字的上限，而无法说明其确切的造字年代。（2）事物出现的顺序和文字出现的顺序并非简单等同。文字是记录语言的符号，其产生主要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社会的发展；二是人们交际的需要。燕麦确实要比人工栽培的麦子早出现，但这不足以说明表示燕麦的汉字要早于表示人工栽培的麦子。

6.九千多年说

此说以赵诚先生为代表。他认为在公元前7000年左右的新石器时代就已经有了汉字，因为他认为当时已有数字出现。^〔75〕其主要根据的是1979年江苏海安县青墩遗址发掘出土的骨角柶和鹿角枝上的八卦刻纹，而这些古八卦是由数字组合成的。并据此作了如下假设：“为了记录、传达汉语，人们首先创造了数字和急迫需要用的一些汉字。由于汉字尚未成系统，不能满足汉语的需要，于是人们又利用现有的数字组合成八卦以表示某些内容，弥补汉字之不足。也就是说，当时的人们不仅利用汉字，也利用八卦作为符号来记录、传达信息”。^〔76〕

此结论是根据“八卦”中的“数字”得出的，但9000年前是否就能出现数字和八卦，现在看来证据好象还不足。不仅如此，这好象也有悖于赵先生否认仰韶文化陶符为文字时所持的观点。距今6000多年的仰韶陶符，赵先生认为由于“目前还没有研究出这些符号内部有着某种系统性，也无法证明这些符号是当时汉语的书写形体，是通过语音和意义相联系，所以，只能暂时作为一般符号对待”。那些“八卦”与仰韶陶符，除了出现数量上的区别外，在外形上似乎并没多大区别，然而前者却被认为数字，后者却是一般符号，好象不太说得过去。

汉字起源年代说法之所以说法众多，年代差异颇大，大致有两个原因：其一是对汉字起源阶段的认识不同，其二是材料的选取不同，其关键是对陶符的不同定性。^〔77〕从起源的阶段来看，有的学者关注汉字的萌芽阶段，有的关注汉字形成体系的年代，有的则注重汉字体系的最终形成，故而得出的年代也不相同。从选取的材料看，有的是以考古出土材料为立论的主要根据，有的则从文字系统自身发生、发展的规律着眼进行精深的剖析，还有的则综合运用文字、天文、历法等方面的知识多角度阐释。无疑，论据越是多角度，越具说服力。单纯以考古出土材料作为文字起源年代的说法，碰到的一个致命弱点就是没有足够的材料、充分的理由说明那些符号就是用来记录语言的符号，也即它们是否是文字还没有定论，而这有待于地下材料的不断挖掘和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因此，正如某些学者所指出的那样：“在我们发现了成篇或成段的符号资料并能够将其与某种后代民族的语言令人信服地联系起来之前，解读陶器刻符的假说就将永远只是个假说。”^〔78〕综合各种因素，我们比较赞同裘先生从汉字形成体系的时间来确定汉字起源的年代，唐兰从其他角度的论证也应征了裘先生的观点，所以我们的观点是汉字起源距今4500年左右。

二、余　论

我们对汉字起源的年代的探求目的在于如实展现我国汉字的起源及其发展，而不是为了夸耀我们文明的历史。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确实可以让每个炎黄子孙引以为豪，兴奋不已，但作为科学研究者更重要的还是要如实或最接近事实地反映现象和问题，而不能因为民族感情而随意夸大或缩小。因此，在汉字起源年代问题上，我们切忌为将汉字年代推前，而在材料尚不充分的情况下过分大胆猜测。我们也殷切地希望地下材料的尽快出土来验证我们的某些大胆猜测。当然，由于考古发现的局限性，我们期待的材料未必都能出现，但与其没有充分证据的夸大，我们宁可保守些。

参考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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