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份和权利平等

分析舆论，中国民众对市场经济里人与人之间会存在财富不均等的认识是基本理性的，对于靠如网络科技、专业特长以及勤劳经营而致富者鲜有负面评价，对“房叔房婶”、“我爸是李刚”等现象则一片哗然声讨。换言之，民众更在乎的是获得财富的过程而非结果，靠天赋、努力、机遇获得的，羡慕嫉妒超过愤恨，对人为的不平等、公权力、巧取豪夺获得的则极度痛恨，而过程的基石就是身份权利平等，这是“上天”赋予全体人民的分配。

(一)消除各种人为身份差异。首先是逐步取消户籍这一从出生开始就把全体国民的身份人为划界的最大不平等，基于户籍安排教育、医疗等资源和社会保障方案造成了天然不公。当前，取消户籍制度遇到了各种利益阻挠和对后果的担心，尤其在特大城市，反而有加剧的趋势，但是，既然把平等作为基本权利，就应当搁置争论、先做，看看社会有什么自动调整，如何发展变化，而后对策;二是取消公务员、事业单位职工和普通企业职工的社会职业身份差异，把干部、编制等概念甩进历史的尘埃中，社会职业不论就业单位和工作性质均享受平等待遇。公务员、事业单位应和普通企业职工都以劳动合同制安排雇佣关系，享受同标准的工资津贴、四险一金、职级晋升、工龄计算、技术能力评定和退休年龄，以及同等的住房安排、退休金和社会福利待遇。三是改革人事档案制度，严格保护公民隐私，非职业必需信息不得要求个人填写，非经本人授权任何他人和人事组织部门都不得查阅其档案。不能让一个人的出生、历史、婚姻状况、信仰等束缚其未来，即使其曾经有犯罪记录或受到过行政处罚，只要自新就和所有正常人完全一样，没有单位或他人因可随意知道其历史而歧视他。

(二)社会全面去行政级别化。社会单元和个人广泛存在层层级别和在不同行业、地域之间的对应关系，是计划经济时代所必需的分配依据，遗留到现在则已成为市场经济社会的痼疾。因级别高低而获得不一样的对待和不对等的资源，进而在市场准入、信息量、融资担保、审批快慢、办事难易和人才吸引力等产生显著区别，严重扭曲了经济发展及对应的分配。第一，应为国有企业去级别。要让国企真正成为企业，根据自己的经营好坏获得资源，一个规模千亿的地方企业级别还不如中央企业的一个处级部门岂非滑天下之大稽?同时，若不去级别，不仅低级别的政府部门不敢监管高级别的企业，高级别的部门也不敢监管同级企业，因为该国企老总说不定哪天就成为自己的省长或部领导。第二，大学、科研院所去行政化，真正以学术研究为中心。减少政府从外部对办学、人事、课题的管理审批，减少高校和院所内部行政管理层对教学科研的决定权，去除校长、院长、教授对应的行政级别。第三，社会团体组织去级别。社会团体和各种组织是根据需要自发成立的，发挥官方所不能企及的作用，代表人民的声音，也因此具备和任何政府部门直接对话的资格，不应当因为级别不够见不到人、说不上话，更不能因为有级别而成为政府部门的附属物、可以发号施令的“二政府”或安排闲置、退休政府人员的场所。第四，去掉中央、省市直属机关和下级地方政府的级别对应关系。一个只有几十人的司局处室不能和拥有百万人口的市县相提并论，看级别说话办事遗祸不浅。

(三)拒绝公权力特权和权利歧视。特权，即某些公民的权利比别人特殊，本身是正常的社会现象，比如银行、航空公司给大额客户、常旅客以各种VIP待遇，香港太平绅士、美国荣誉勋章获得者享受的各种权利等等，社会要坚决防范的是公权力特权及其衍生的“公权力私有化”和权力交易现象。一是解决公权力的特殊待遇，清除非法定外的各种特权车辆、特供商品、特别服务，非国家领导人和外国元首访问不得警车开道、占道封路和实行交通管制。二是消灭内部公务消费接待，除接待外国高级官员外，政府机关、国企和所有使用财政资金的单位原则不安排任何公务消费经费，尤其是没有内部接待费。三是在网络公开省部级以下公务出国团组的人员名单、每日行程和各项支出经费明细，取消一切在风景名胜区、高档宾馆进行的公务培训和会议。四是充分利用社会舆论、内部巡视等监督禁绝公务员和使用财政资金的事业单位及社会组织在招考录用、干部任免、福利分房、公车使用时出现的特权现象。五是禁止社会招聘中的各种限制条件，除该工作确有特殊性质的外，禁止设置年龄、性别、身高、相貌、语言、地域、政治面貌、生育、乙肝携带等非传染性疾病、轻微残疾等各种限制条件，这会导致部分社会民众对其他民众的“特权”。除鼓励自主劳动诉讼外，劳动行政部门要主动加大检查处罚力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