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西方，古希腊时期的柏拉图提出，教育是实现理想社会的最根本途径，国家应对每一个奴隶主和自由民施以平等的教育。柏拉图的教育公平观为后世教育民主思想奠定了基础。在中国，两千多年前的孔子就倡导“有教无类”，认为人人都可以入学接受教育。从总体上看，在近代之前，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都实行一种基于身份等级的教育公平。[21]科举制度对身份等级制度的些许突破，对中国社会的进步和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基于身份等级的古代教育公平
在西方，古希腊时期的柏拉图提出，教育是实现理想社会的最根本途径，国家应对每一个奴隶主和自由民施以平等的教育。柏拉图的教育公平观为后世教育民主思想奠定了基础。在中国，两千多年前的孔子就倡导“有教无类”，认为人人都可以入学接受教育。中国历代王朝都有学校入学条件的明确规定，晋代之前只有王公贵族子弟才可以入学，晋代之后扩展到五品以上官员子弟可以入学，唐代扩展到七品以上官员子弟可以入学，并规定八品以下官员及庶人之俊异者也可以入学。从总体上看，在近代之前，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都实行一种基于身份等级的教育公平。今天看来，这种等级制度是很不公平的，但它并没有否定公平，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被认为是最公平的。试想：同样级别的官员子弟享有同样的教育权利，不是比同样级别的官员子弟不能享有同样的教育权利公平吗？在我国，从唐代开始，庶民中之俊异者也可入学，并在此之前就实行科举选仕制度，给许多贫民子弟一个“教育—科举—仕途”的梦。尽管对绝大多数贫民子弟而言，这只是一个梦，但也是一个重要突破。美国学者吉尔伯特·罗兹曼在其主编的《中国的现代化》一书中指出：“通过科举制度来选拔官府人才，是建立在非人格化的公平基础之上的，名额按地区分配，应考者的身份严格向主考官保密。”[21]科举制度对身份等级制度的些许突破，对中国社会的进步和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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