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教就学权利的平等保护

三、高教就学权利的平等保护

（一）费用问题与平等保护

试想一下，即便能克服各种自然、人为因素，让西部贫穷学生有公平机会进入前面所说的“顶层空间”的大学的殿堂。接下来还是将面临一个严峻的问题：完成就学的经费支持。西部贫穷的学生要想在大城市完成学业，须得承担对其而言为高昂奢侈的学费和生活费用。即使进入中型城市的学院，这笔经费也不是一笔小数目。此外高校教育的运作成本，也是关系到西部地区高校教育质量的关键。如果不减少贫困学生的费用，增加对高校教育费用的投入，高等教育的公平也很难达到。

约翰斯通（D.Bruce Johnstone）认为循着成本分担的思路，高等教育资金来源有五方分担。第一，政府或纳税人，指学校获得的政府拨款。第二，父母，通过以现期收入、过去的收入（储蓄）和未来的收入（借款）来交学杂费。第三，学生，主要通过勤工助学或暑期打工或借款（将来的收入）来付学杂费和其他生活开支。第四，捐赠者，通过捐赠的基金，当期捐款或“学生间的转移支付”来分担。学生间的转移支付是指对某些有钱的学生可以多收学费。优秀且贫困的学生可以通过学费减免或奖助学金的形式少交学费。第五，高等学校的企业，通过出售、租赁大学的资产或出售教师教学科研中的专业知识所带来的收入来分担高校成本。

在政府拨款方面，根据2008年的统计数据，台湾高教经费占GDP的1.83%，韩国占2.9%，日本2.6%，美国2.4%，荷兰和澳大利亚1.5%，纽西兰1.4%，英国1.4%，意大利0.2%，法国1.1%，德国0.9%，OECD（经合组织）平均1.3%。而在政府支出之高教经费方面台湾为0.73%，日本0.6%，美国1.3%，南韩和西班牙1.2%，英国、比利时和纽西兰1.1%，法国1.0%，意大利0.9%和加拿大0.8%，OECD（经合组织）国家平均为0.5%。我们对比2008年同年的数据，我国政府财政支出的高教经费仅占同年GDP的0.6%，仅高于OECD国家平均线0.1%，落后于其他发达国家。而在整体的高校经费方面，我国更是远落后其他国家。牛津、剑桥大学各学院的经费主要来自大财团和社会各界捐赠，其他一般大学得到的捐赠款占总经费比例也达7%。日本公立大学所获捐赠占学校总经费15%，私立大学更达50%。但据测算，在中国，社会捐赠占高校经费比例不超过3%。由此可见，我国的高校经费主要来源于财政支出。在我国西部经济不发达地区，限于其窘迫的财政收入，这种财政支出为其力所不及，这就加重了学生个体所要承受的负担。

若由学生与家庭承担一部分高等教育的费用，这就可能将一部分贫困学生拒之门外。在包括我国在内的一些国家，学生贷款是由学生补偿教育成本的一种方式。高校学生贷款的发放不仅可以促进受教育机会公平，而且可以动员社会资金投资高等教育，扩大教育经费的来源渠道。1999年，我国开始发放国家助学贷款。据2003年6月份的统计数字，地处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的高校（含部属和地方高校）中，贫困学生占在校学生的比例分别是16%、22%和26%。从1999年开始施行国家助学贷款到2003年累计获得贷款的学生占在校学生的比例分别是6.4%、4.84%和6.48%。在处于东部地区的高校中，获得贷款的学生占申请贷款学生的比率为63%，在中部地区的高校这一比率为30%，西部地区的高校中这一比率为37%。由此可见，发放的贷款在总量上还远不能满足经济困难学生的需求；在结构上是处于东部地区的高校学生获得贷款的比率要大于西部和中部地区。以上数据表明，我国的助学贷款仍然偏重于东部地区的高校。

让我们看看其他的渠道：校办产业和经营收益、个人和社会组织的捐赠、教学和科研事业收入等。这里面，校办产业和经营收益、以及捐赠收入所占比例相对较低，分别占总经费来源的1%－2%，教学和科研事业收入的比例相对比较高，约在13%左右。故来自捐赠和校产的收入是非常有限的。

（二）多元化解决西部地区高等教育经费问题的建议

在我国大学持续扩张下，国家对各校的补助并未成比例的提升，导致大学经营困难，质量绩效不佳，东西部大学差距持续增大，应重视对高等教育之投资，以期提升高等教育之质量。据北京大学的王蓉、陈良琨等人对2002年至2020年中国教育经费需求的预测分析，2010年，我国教育所需经费总额为12300亿元，根据预测的高等教育的生均经费21000元和2567万人的发展规模，可预测出2010年高等教育经费所需总额为5390.7亿元，而2001年我国高等教育的经费总额仅为1247.6亿元，故此资金缺口非常之大。在多元化解决高等教育经费方面，英美国家比我国走得更远。这里参考英美国家在解决高等教育经费方面的做法，探讨解决我国西部地区高等教育经费的问题。

首先，明确政府对西部地区高等教育的财政责任。高等教育是准公共产品，外部效应十分明显，国家经济的高速发展依赖高等教育的高速发展。对西部高等教育经费的持续投入，也是缩小东西部经济差距的有利杠杆。建立教育财政法制，完善《高等教育法》，建立一系列补偿西部地区高等教育投入的补偿机制；同时对政府作为管理者和客观调控者也应出台相应的政策，逐步提高对西部地区的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其次，西部地区教育部门要合理规划教育事业的规模，调整教育结构和布局，避免结构性浪费；建立健全学校财务规章制度，各级财政和审计部门要加强财务监督和审计，合理利用教育经费。

全球高等教育成本的上升和高等教育大众化浪潮，使得经费成为中外大学所面临的共同挑战。政府的财政毕竟有限，资本市场介入高等教育领域，便成为西部高等教育发展的当务之急。这种模式最初源于市场体系极为发达的美国高等教育实践，发轫于美国部分一流大学的投资管理。虽然东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不同，但在市场经济的环境下，西部地区高校的运转必然会发生改变。“大学经营”的理念所强调的就是在市场经济的影响下，高校应该增强发展的自我主动性，而不是过分依赖政府。目前东部地区高校已经初步建立起政府、受教育者和社会三方共同分担的教育投入体制，面向社会筹集办学资金，已成为西部高校的必然选择。高校捐赠基金在学校发展中所起的作用越来越重要，通过捐赠筹措资金不再是锦上添花的行为，已经逐渐发展成为学校资金来源的重要渠道。

因此我们必须重建西部高校筹资和管理理念，将捐赠基金作为筹资的一条重要途径，并且以实际行动保证其落实，切实提高西部高校自身的筹资能力。西部地区高校要发展，必须树立主动理财、效益型的理财的理念，发挥捐赠基金的资金再生功能，为高校发展提供可持续发展的财力资源。西部地区高校必须要意识到自己不再是国家政府机构的附属物，而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依照国家法律法规和教育规律，独立自主、依法办学的独立法人。在认识高校理财主体问题上，必须摒弃高校是国家的、理财好坏是国家的事情的观念。政府对高校的经济活动、财务活动和资金需求并不担负无限责任，西部地区高校必须树立自主意识和主体观念。认为政府可以包揽或应承担高校的一切经济责任，政府不可能对高校见死不救的依赖观点是不现实的，是不符合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律的，也是不符合高等教育发展规律的。

总而言之，由以上论述中本文认为，东西部高等教育权利的不平等根源在于东西部地区经济、政治资源的不平衡，基础教育资源偏爱东部，高校作为稀缺资源，高校择优录取的原则使得本来教育匮乏的西部更加受制。教育政策的补救措施又偏向于少数民族地区。迁徙限制和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使得我们很难去向东部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迁徙，这使得一部分西部优秀的学生有不公平之感。即便能克服各种自然、人为因素，让西部优秀学生，包括但不限于少数民族学生都有公平机会进入前面所说的“顶层空间”的大学的殿堂。但西部贫穷的学生要想在大城市完成学业，须得承担一定的学费和生活费用，而经济的劣势使得这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我们一方面要平衡东西部经济差异，使东西部基础教育水平日趋一致，尽量加快取消户籍制度的限制，保护不同地区考生的机会平等；另一方面，要明确政府对西部地区高等教育的财政责任，并重建西部高校筹资和管理理念，将捐赠基金作为筹资的一条重要途径，并且以实际行动保证其落实，切实提高西部高校自身的筹资能力。西部地区高校必须要意识到自己不再是国家政府机构的附属物，而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依照国家法律法规和教育规律，独立自主、依法办学的独立法人。这样才能逐步缩小东西部高等教育水平的差异，达致真正的教育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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