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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刊文本符号创造价值观

时间:2022-08-27 百科知识 版权反馈
【摘要】:如上文所言,英文报刊经常以一种倾向于指导读者思想立场的方法来报道新闻。在英文报刊中,隐含读者的声音是公开而明确的。在传播媒介与政治和经济界的关系上,哈贝马斯认为,随着资产阶级法治国家的建立和具有政治活动功能的公共领域在法律上得到认可,具有意识批判功能的报刊业摆脱了意识形态的压力,为向商业化报刊的转变铺平了道路,乃至于商业化成为必由之路。

三、报刊文本符号创造价值观

学者吉尔伯特·席勒(Gilbert Schiller)在《大众传播媒介和文化统治》一书中写道:“为了推销工业品而建立起来并且日臻完善的市场营销系统,今天也在全球范围内用于推销思想、风尚、观点和信仰了。事实上在当今的发达资本主义阶段,资本主义喜欢称之为‘信息’产品的生产,已经成为整个对外出口系统中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新闻报道(不论是文字的还是图像的)、生活方式、信息技术,凡是带有‘美国制造’之类标记的,都正在国外广泛地传播,并在全世界被复制被仿造。”[13]

报刊就是人为操纵的文化产品,不同国家和文化背景下的传媒以不同方式操纵着报刊。报刊报道的所有事情都必须经过语言转换,一则信息通过语言转换之后,则可以把价值编码融入信息中。

如上文所言,英文报刊经常以一种倾向于指导读者思想立场的方法来报道新闻。报刊文本在清晰地表达自己声音的基础上,它们通常还假定在与自身的目标读者群体对话,经常指向、诉求或者激发所谓的读者群体——预设或隐含的目标读者。

在英文报刊中,隐含读者的声音是公开而明确的。报刊与其隐含读者群体对话的常用办法是,以旨在引起某一特定回应的方法来报道新闻故事,并以此建立一套共同的价值观,即另外一个群体通常不认可或者所攻击的对立价值观。实际上,这些读者群体并不以报刊所预设的方法存在。然而,这种方法所创造的读者群体具有隐含相同观点群体存在的效果,报刊引导读者设定,这种态度是大多数人所共享的。《太阳报》或者《卫报》读者并没有清晰的界定,但报刊自身经常以设立的所谓目标读者的角度来采写新闻,好像这样的读者群体依然存在,而且他们具有共同的信仰和价值观,正是他们的好恶倾向决定着所阅读报刊的特点。

报纸以旨在引起读者兴趣和好奇心的方法来讲述新闻故事,报纸也可能以影响读者对于新闻事实所持观点的方法来报道。通过观察出现在报纸上的政治性偏向,就可以一目了然。报纸的倾向性并非是支持谁或者什么体系的问题。问题在于这个偏差存在,而且报纸运作其中的体系似乎保证了这种偏差的持续性。假如人们没有接近这些信息,他们就很难作出正确的选择。报纸读者越发成为批判性的读者,他们确信并能够分辨被给予信息的漏洞和弹性。这是英语报刊新闻的主要特点。

成熟而健康的民主需要一个允许成员自由作出决定的体系,而且需要通过他们生活其中的体系来传播信息。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人物哈贝马斯(Juergen Habermas)曾对作为公共领域(publicsphere)的媒介——报刊有过这样的阐述:

当公民们以不受限制的方式进行协商时,他们作为一个公共团体行事——也就是说,对于涉及公众利益的事务有聚会、结社的自由和发表意见的自由。在一个大型公共团体中,这种交流需要特殊的手段来传递信息并影响信息接受者。今天,报纸、杂志、广播和电视就是公共领域的媒介。

在传播媒介与政治和经济界的关系上,哈贝马斯认为,随着资产阶级法治国家的建立和具有政治活动功能的公共领域在法律上得到认可,具有意识批判功能的报刊业摆脱了意识形态的压力,为向商业化报刊的转变铺平了道路,乃至于商业化成为必由之路。由于新闻版面与广告版面越来越密不可分,报刊变成了有特权的私人利益侵略公共领域的入口。另一方面,商业性报刊结构转型的各个方面与报业的集中,尤其是报团的出现和技术一体化的趋势相关联。因此,在商业化的过程中报业自身也越来越容易被操纵了。[14]

【注释】

[1]冯镜明、李欣:《报纸“纪念性特刊”的故事化特色》,《当代传播》,2005(5)。

[2]普利策奖设立公共服务、突发新闻报道、调查性报道、解释性报道、独家报道、国内报道、国际报道、特写、评论、批评报道、社论写作、社论漫画、突发新闻摄影、特写摄影14个奖项。中国新闻奖设立20个奖项,报纸、通讯社消息、言论、通讯、系列报道、新闻摄影、报纸版面、新闻漫画和报纸副刊8项,广播、电视的消息、评论、新闻专题、系列报道、新闻性节目编排和新闻现场直播5项。

[3]胡曙中:《英汉传媒话语修辞对比研究》,郑州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41页。

[4]谭载喜:《奈达论翻译》,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4年版,第20~23页。

[5]Sammye Johnson,Patricia Prijatel,The Magazine From Cover to Cover:Inside a Dynamic Industry,McGraw Hill,1999:215。

[6][英]丹尼斯·麦奎尔、[瑞典]斯文·温德尔:《大众传播模式论》,祝建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3年版,第148页。

[7]Danuta Reah,The Language of Newspapers,p.17,Routledge,London and New York,1998:28-29.

[8]Bruce Lannes Smith,Harold D.Lasswell,Ralph D.Casey,Propaganda,Communica tion and Public Opinion:A Comprehensive Reference Guide,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46:82。

[9][英]乔治·奥威尔:《一九八四》,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版,第273页。

[10]同上,第274页。

[11]杰里米·芒迪著:《翻译学导论》,李德凤编译,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74页。

[12]刘建明:《新闻学前言》,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0页。

[13]刘继南:《国际传播:现代传播文集》,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0年版,第224页。

[14]展江:《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与传媒》,人民网http://www1.peopledaily.com.cn/GB/14677/22100/41466/41467/302803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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