符号的值项

意指作用作为语言符号意义研究的关键环节,在能指的选择、所指的切分和意指作用的表现形式等方面,都表现出了任意性和不确定性。这使得仅从意指作用的角度难以说明意义的生产。此外,语言符号之间的关系对于符号意义也有不小的影响,因此,必须将符号内部的意指作用和符号外部的值项研究结合起来,以便更清楚地说明意义的生成机制。

研究索绪尔的符号“值项”(value)观,必然要涉及索绪尔语言学思想的另一组重要概念,即共时研究(the synchronic study)和历时研究(the diachronic study),因为值项只存在于语言的共时研究中。在索绪尔之前,语言研究注重研究语音的历史演变、语意的发展变化和词源学,索绪尔将这种贯穿了某一历史阶段、注重语言的发展演变的语言研究称为“历时语言学”。与之相反,“共时语言学”则主要研究“系统中共存的诸要素之间的逻辑和心理关系”^[20]。由于精确的共时研究是正确的历时研究的前提,因此索绪尔认为共时语言学比历时语言学更重要。在将这一思想用于其他学科的考察时,索绪尔发现经济学中用工资来衡量并体现劳动价值的做法,能使这两个完全不同的系统之间表现出价值的对等,同时工资又可以体现为一定的购买力或者是与其他货币单位的兑换,这种双重价值实现形式启发了索绪尔关于语言符号的意义生成机制的思考。索绪尔发现经济学中工资与劳动、工资与不同面额的货币之间的对等关系,分别发生在不同的系统和同一系统中,这犹如语言学中的语言符号,既可以表现为能指(词语)与所指(观念)之间的意指作用,又可以表现为不同能指之间的值项关系,两者共同作用才能确定词语的意义。

符号既要与符号之外的事物相互替换,同时又要和其他的符号进行比较,后者必然会产生价值比例关系,即值项。索绪尔说:“在符号系统如语言系统中,一个成分和另一个成分之间根据固定的规则才能保持并衡状态,这就衍生出身份和值项。”^[21]语言符号的值项关系是指语言符号之间在意义分配上的比例关系,正如棋盘中的棋子的价值存在于它与棋盘中的其他棋子之间的位置关系,语言符号的意义取决于它和语言结构中其他成分之间的相互关系。

与“意指作用”相比,索绪尔发现,“一个符号中的概念和声音质料不如它在其他符号中周围的词项重要”^[22]。值项获得了一种高于意指作用的地位。在语言符号意义的影响要素中,值项比意指作用更重要。索绪尔以“纸张”为例,更清楚地说明了意指作用和值项在决定语言意义中各自发挥的作用。他假设将这张纸切分成几份,其中的每一份都相对于其他的几份而取得值项,同时每一份都包含正反两面,犹如符号的能指和所指。这个比喻较为清楚地说明了在意指作用和值项的共同作用下,语言符号意义的生产方式。

意义不是单个的能指和单个的所指之间的对应关系,正如索绪尔和马丁内所说,它应该是两个“流动性领域”(声音流和意义流)中所发生的同时切分行为的结果。因此,语言意义的产生,根本上在于同时对观念和声音这两种流动的、易变的、连续的内质所进行的切分。“语言是声音和思想的中介物,它存在于把二者组合起来的同时把二者分解开”^[23],能指成为分节项,意义得以产生。巴尔特借助于叶尔姆斯列夫的语言符号层次说,提出“意指作用是内容的实质,值项则是内容的形式”^[24]。这说明意指作用和值项共同作用构成了内容面,即符号的所指、符号的意义。值项问题涉及语言符号之间的关系,已经超越了符号的内部构成要素研究的范畴,但由于它和符号的意指作用关系密切,只有将值项和意指作用结合来研究,才能清楚地说明符号意义的生产机制,这也是巴尔特将值项放在符号的内部构成部分中来考虑的重要原因。

在符号内部的构成要素理论这一部分中,巴尔特遵循从语言学研究到符号学研究的思路,集中讨论了符号、所指、能指、意指作用和值项等问题,为现代语言学的这些概念成功地进入符号学研究奠定了基础,并为它们在社会文化符号系统研究中的运用做出了初步尝试。从这一部分的研究可见,在语言符号系统中,意义由语言符号内部的(能指和所指之间的)意指作用和语言符号外部的值项两方面共同作用而产生,如下图所示。

图2-4^[25]

不过,当巴尔特将语言符号的意义生成理论运用于社会文化符号研究时,他发现社会文化符号的意义生成机制更加复杂。与同构性的语言符号系统不同,社会文化符号系统往往是非同构的,其所指本身必须要借助于语言符号系统方得以存在,但它表达的最终意义却与语言符号的意义不尽一致、大相径庭甚至背道而驰。为了解释社会文化符号系统的意义特点,巴尔特以叶尔姆斯列夫的“ERC”符号构成模式为基础,进一步发展出符号内部的多维层级理论,有效地阐释了大众文化系统的意义生成机制。因此,在对符号内部的构成要素理论进行研究之后,对巴尔特的符号内部的多维层次理论展开系统研究,则显得非常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