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快感与商业操作

三、政治快感与商业操作

文本

《同一首歌》有两个意指对象,其一是指游走于全国30余城市的综合演唱会,其二是指央视第三套节目的一个固定栏目,后者是对前者的再开发,它们共同的生产者是中央电视台戏曲音乐部。当然,《同一首歌》社会影响的产生和传播渠道也包含了两个层面。此外,作为同一首歌的组成部分的还有一个固定栏目《艺术人生》,它在每一期的《同一首歌》之后播出。

1.演唱会

研究一个文本不仅要看它“写”什么,更要看它“不写”什么。除了少部分“健康”摇滚(以臧天朔的《朋友》、零点乐队的“旋律摇滚”为代表,还包括一些旋律悦耳、强劲的乐队,如花儿乐队)外,《同一首歌》所绝对排斥的应当说是“纯粹”的摇滚,还有街头流行的囚歌等“不健康”的小调。崔健、张楚以及众多“地下摇滚”是登不了如此大雅之堂的,而后者的地下身份在相当大程度上也是由《同一首歌》这类主流演唱会所确定的。为此,时下多数摇滚乐队都有可供大雅之堂使用的曲目,另一种易被大众接受的办法就是翻唱老歌。

据称,演唱会所选歌曲经过精心选择,“每一首歌的获选都必须经大多数评委的点头,而且每首歌都必须要在老中青三代中有所影响”。在歌曲的连接上,不是把歌曲进行简单的搭配,而是在歌与歌之间表达了一种情感。比如在一首靠近年轻人的歌曲之后续接的就是一首令人回味的老歌,制片人称这样做的原因是为了让不同年龄段的人都有耐心看完整场歌会。

此外,高雅音乐在演唱会中的位置也值得注意,虽然《同一首歌》有时会推出新的流行歌手,但很少有由高雅音乐的新人来高歌一曲的机会。换言之,《同一首歌》中的高雅音乐都是由名人所唱,如杨宏基等,他们在相当程度上代表演唱会的规格、档次,但并非商业档次。因此,与其说普及或推销高雅音乐,不如说是借助这些名人的身份。而最有该节目特色的是高雅与流行同台演出的场面,例如唱的是程志原唱的《阳春白雪》,主唱者却是孙国庆,程志/高雅音乐只是和声、伴音。请高雅和通俗歌手互唱对方歌曲,表面上是大众与精英齐乐融融,实际却是大众占了绝对上风。类似的安排常常使高雅音乐和主旋律歌曲跌入流行音乐的陷阱中,如在一次演唱会上,郭峰演唱完流行歌曲《我们是朋友》之后,一位女歌手演唱了《洪湖水浪打浪》,受郭峰表演时全场共唱的气氛影响,女歌手也打起了拍子希望大家与之共唱,但显然这是不可能的。尽管如此,人们还是热烈地捧场。

在每一场演出中,当前社会阶层中的上层(省市领导)、中层(赞助者或买票进场的富有者)、下层(学生)都拥于同一会场,而学生可能拥有比前者更接近明星的位置,于是《同一首歌》抹平了日益扩大的社会阶层差异。舞台前站立着的学生无产阶级,舞台远处坐着的成年观众、领导,不同阶级同欢共乐。观众尤其是学生观众,不是个体沉浸在某种怀旧情绪中,而是像听摇滚乐那样,挥动着手中的荧光棒狂呼、相互嬉闹着。参加这样的演唱会未必就一定有共同的兴趣或背景,也未必能形成某种身份认同,而更像是一种社交或狂欢活动,观众藉着日常生活节奏的被打乱,从他们日常生活中的身份认同中解脱出来。这种演唱会的观众并不是某一位明星的歌迷,但在演唱会上,他们愿意把自己打扮成一个“迷”。

演唱会多露天举行,舞台总是T型,伸出部分与观众直接接触,远远看去,干冰营造雾气腾腾、时光悠悠气象,观众在台下高举着手等待与台上歌手相握,但因为舞台太高,他们的手更像是等待被拯救。

《同一首歌》栏目

2000年底开始在央视三套以固定栏目的形式出现。首播收视率保持1.27%,重播为0.36%,一直名列CCTV-3栏目收视率榜首。

栏目定位：娱乐类栏目,回顾歌坛经典名曲,介绍最新流行动态,以多样化的风格提升栏目观赏性。时长60分钟。

2.《艺术人生》

这是由朱军主持的明星访谈栏目。作为《同一首歌》栏目的一部分,在每期《同一首歌》现场歌会后播出,红舞台、嘉宾的巨幅照片饰以蓝色的背景,试图营造出一种怀旧风格。

就当前的电视栏目而言,《艺术人生》是成功的,这种成功既包括其突出的收视率和广告潜力,又包括良好的社会评价。毋庸置疑,这二者中,得其一易,二者兼得则是少数。因此,分析《艺术人生》生产中的策略对于找寻成功节目的规律是有实际意义的。

成功的商业操作是文化产品得以参与市场竞争的根本保证。虽然《艺术人生》从品质上看与许多高度娱乐化的同类节目截然不同,但这并不能掩盖其节目的商业性本质。

与一些已经步入标准化生产的电视节目一样,《艺术人生》形成了一定的生产流程,从确定选题(嘉宾)到前期调研,之后形成策划方案,然后才确定观众成份和选择观众,继而进行现场录制和后期制作,而这种集体参与、分工明确、流程化的生产正是工业化生产的标志。

《艺术人生》作为一个成功栏目《同一首歌》的延伸,本身就是一种成功的经营方式。一方面借助《同一首歌》的社会影响,另一方面节目紧随《同一首歌》之后播出,既利用了收视惯性,又满足观众的情感需求。但它与《同一首歌》又有着鲜明的区分,不仅在于前者是歌,后者是述,还在于前者的华丽,后者的简约。事实上,节目从《同一首歌》所承继的只有怀旧典雅的风格和对明星资源的利用。

虽然《艺术人生》称节目对嘉宾的选择标准是真正具有艺术水准,然而,很显然这里有一个前提,即嘉宾的知名度和对观众的吸引力才是选择的第一标准。

明星是收视率的保证,《艺术人生》亦不避讳此招牌而采取明星访谈的形式。节目所邀请的嘉宾中有的是“纯正”的艺术家,有的是产生于消费时代的当红明星,有的则是介于这二者之间的名人。节目回避对这些艺术价值和社会评价各不相同的嘉宾们艺术成就的评价,而将严肃与流行、艺术与娱乐、怀旧与时尚融合在一起,使嘉宾的广泛性、风格的杂糅最大程度地吸引了不同层面的观众。

节目邀请的嘉宾主要是80年代之后电视观众家喻户晓的明星：王洁实、谢莉斯、童安格、田震、蔡琴、李玟、李谷一、毛阿敏、陈凯歌、关牧村、那英、韩红、姜昆、程琳、赵薇、赵季平、李亚鹏、陆毅、韦唯、赵宝刚、吕丽萍、宋丹丹、冯小刚、蒋雯丽、朱明瑛、德德玛、宋春丽、潘虹、刘晓庆、郭兰英、乔榛、丁建华等。主持人朱军也是一个经历丰富的主持人,在每期节目中,穿着打扮上不化妆,刻意突出平民色彩。

从节目文本上看,《艺术人生》从生产过程到节目内容与形式、演播室设置、片头设计、道具、剪辑,都形成了固定模式。

演播室现场由舞台和观众席组成,四周背景墙上挂着嘉宾的巨幅喷绘黑白照片,典雅又不失亲切,片头的时尚设计呈现出浓郁的现代感,视觉效果强烈,而后期剪辑不仅保证了节目的流畅叙事,还可以重新安排节目的叙事,这些都是电视观众顺利进入节目情境、高度涉入文本的保证。

在节目的叙事上,节目将每个嘉宾对于自我人生历程的讲述分为几个段落：童年、初入文艺界、事业高峰、目前心态,主持人在引导节目进行时往往采用最XX式的提问方式,即要求嘉宾们回答在某个人生历程中“最痛苦的事”、“最遗憾的事”、“最困难的”、“记忆最深刻的”、“对你帮助最大的”等等诸如此类的问题,结尾时还常常要求嘉宾以“最想说的一句话”作结。这一切表明节目所作的并不是对嘉宾人生自然主义的记录,而是挖掘带有戏剧性的或是情感冲击力最大的“故事”,因为当人处于极端境遇时,所流露出的情感往往是真实的,同时也是具有共通性的。

当前许多电视节目靠不断变换形式来吸引观众,在这种潮流之下,稳定的结构形式实际上是尊重观众欣赏习惯,创造精品栏目的一个特征。固定的节目配方、精心选择的观众、稳定的生产及节目形式体现了一种工业化生产的品质保证。

按照大众文化理论,文化产品需要与观众之间建立密切的相关性才可能吸引观众。与其他明星访谈节目不同,《艺术人生》采取明星凡人化的策略,使嘉宾们先从明星回归到普通人的位置,再叙述从凡人到明星的成长,其意图就是要建立一种明星与普通观众的平等交流机制。虽然明星与凡人之间存在着经济、社会地位事实上的不平等,双方的生活内容、生活方式可能也存在很大差别,但情感却是可以共享的。

《艺术人生》着眼于明星和普通人共同的人生处境：欢乐或悲伤,得到或失去,自信或迷茫,成功或失败。当观众看到这些命运的“宠儿”和普通人一样,也曾有挫折,也曾有泪水,体味欢喜也吞咽苦果时,观众与他们的距离便因为人生感受的相似而瞬间拉近了,关注的焦点便从他们艺术的光环上转移到他们所走过的人生道路上,崇拜之情也便转化成对相似人生的关注之情。

成功的体验不是每个人都有的,但失败或默默无闻却是人们都曾体会的。建立这种共享关系之后,普通观众才可能进一步幻想与明星一样的成功时刻。基于此,《艺术人生》往往将谈话的重点放在嘉宾“成名前”的生活。如毛阿敏身为电工、彭丽媛出身农村、赵宝刚多年的炼钢生涯、冯小刚的苦孩子经历等等。这些明星的凡人生活往往能够引起观众的共鸣。请昔日明星重现,更富有公益色彩。回忆历史时,本身带有社会变迁的历程,昔日明星也会体验到被遗忘是历史的命运,而非其个人原因。基于此,主持人总会让明星们回忆：“初出道时或成功路上最难的是什么?”现场观众也会发问“什么力量支撑你走出困境”等。

在以赵宝刚、关牧村做主人公时,把他们工人时期的朋友、师傅、同事请到现场,数十载不见,那些工人为能够被指认(这是实实在在的指认,明星坐在台上,用手指着,一个个地辨认)而激动,他们的全部要求是明星不要把过去的生活忘记,不要把自己忘记,以此来为自己渺小的生活、卑微的人生增添一些价值。“人生”者,无坎坷者没有资格谈人生。“没变”、“没忘”是常用词,也是节目所期望达到的主要效果。

中国是一个惯于榜样式教育的国家,以至于当传统的榜样消失,人们能够认可的偶像仍旧是实用主义和功利性的,即往往要求偶像们能对青年人的发展起到正面的示范作用,而这其实仍是榜样的标准。换言之,在国人心中,偶像与榜样是具有同样功能的概念,当榜样不再具有号召力,人们便要求偶像担当榜样的示范作用,至少应当在道德、操行上要优于常人。于是偶像屡屡被舆论进行道德考评,偶有瑕疵,便会遭遇媒体的无情放大,最终造成偶像道德/素质普遍低下的社会印象,这又使得许多以偶像/明星信息为主要内容的媒介和节目都遭到很多观众的排斥。

虽然在消费文化中明星/偶像常常产生于商业运作之中,但不能否认多数明星在某方面有突出之处,并在文化传播中起到了或大或小的作用。节目制作人便利用这一点,采取了将偶像崇拜转向榜样教育的策略,显然,两者在某种程度上不谋而合。如节目编导曾就“偶像派”演员陆毅发表看法,认为：“陆毅是一种‘符号’,人们期待他所标识的那种成功能作为中国影视人才发展的真正系统。……我们期待着中国的新偶像们在代言时尚的同时,也去代言更多的成长的意义。”

而朱军的观点也表明了节目的这种目的：“我们的想法就是要展示每一个成功者偶然性背后的必然性,年轻人也是如此。比如,‘小燕子’为什么给了赵薇,而且让她成功了?事实上,她也是有准备的,在演‘小燕子’之前,她也经历了许多别人不知道的艰辛和磨砺。”

简言之,《艺术人生》娴熟地运用了成长、磨难的叙事策略,以传达“成长无坦途,星光灿烂的背后是汗水与泪水的混合,是艰辛与奋斗的交织”的观念。

这种策略不仅符合主流意识形态的精神文明建设需要,还具有直接满足观众需求的效果。明星们人生的艰难与奋进,欢乐或悲伤,曾有的蹉跎、迷惘,豁然的警醒、顿悟都能成为人们共同的财富。《艺术人生》现场观众和电视观众大多并非追星族,而常常可能是一些成年人。这是一些多半未感受过成功但感受过太多艰难困苦的人,他们需要发泄苦情,乃至借此疏通利益受损的经历,所以他们希望听到明星谈他们的困难和走出困难的经验。无疑,只有建立这种共享关系之后,才可能有相互的理解、相互的沟通。

而节目中的商业追求和教化意识之所以未影响观众的接受与节目所追求的人文关怀有一定关系。人文关怀是媒介应负起的社会责任,问题是电视媒介如何实现这种关怀。公益节目常常能体现人文关怀,但电视毕竟是一种工业产品,其存在的根本仍是商业性。

人文关怀首先需要节目的制作者采取平等的角度,然而主持人、观众、嘉宾无论是在社会地位、在节目中的功能和掌握的信息等各方面都存在事实的不平等。《艺术人生》采取的正是弱化这种不平等的策略：观众与嘉宾同样是主角,是节目实质的参与者,是节目真正的主人。节目放弃一般的商业化做法,淡化明星的偶像色彩。做黄磊这期节目时,正在播《橘子红了》,如果围绕这部电视剧展开,显然会使节目沦于商业宣传。因此,主持人仅仅介绍他是电影学院老师的身份,谈话也围绕着黄磊淡泊名利、倾心教学来进行,而现场观众又大多是他的学生。

当前媒介存在一种不良的现象,即以诘难嘉宾凸显自己的客观和尖锐,甚至以自己所拥有的媒介权力断章取义地压制对方,造成双方关系紧张,甚至形成一种带有敌意的合作。而《艺术人生》对任何一位明星都采取不卑不亢的态度,针对明星的负面新闻,节目采取的做法是不回避,但往往只是提出后,由对方进行解释,不过多刨根究底,相对那种一度流行的主持人与嘉宾尖锐对质、较量言语智慧从而达到所谓弘扬正义的谈话节目,这样的做法显然不仅能够得到与嘉宾的相互尊重,并且更能赢得观众。

《艺术人生》节目对嘉宾的人文关怀还体现在尺度的把握上,节目没有像某些媒体一样以取笑、捉弄嘉宾或用嘉宾的隐私作卖点。

平等还体现于现场观众在节目中所处的位置,许多谈话节目的现场观众,仅仅作为演播室中的一种道具,没有发声的机会,或者只是进行有组织的发言,发言的内容和时间都受到主持人的严格限制,而《艺术人生》有意识地让现场观众表达自己的观点或感情,不仅表达对明星嘉宾们的单向的热爱,观众还会利用自己的人生经验鼓励嘉宾,可以说,现场观众不是仅仅被“利用”,而是得到一定的尊重,嘉宾、观众、主持人三方是平等的,他们真诚交流、平等对话,在质朴、诚挚的氛围中品味、分享人生经历中的美好与感动,从而产生了良好的三方互动。

其次,人文关怀还意味着培养宽容与尊重的心理,包括对明星们的缺点、对明星们在生活或事业上所作出的与普通人价值观不同的选择等等。任何个体都有需要帮助和理解的一面,人文关怀不应仅关注弱势群体,对明星的宽容和理解也是应有之一。当下社会处于消费文化时代,文化产品注重娱乐价值和实用价值,缺乏人文关照,大量娱乐资讯类节目不去关注明星身上真善美的一面,而去挖掘那些不美好的东西,进而将明星的种种不佳表现归因为素质差,这与拔高模范人物,将其非人性化的做法一样都是忽视以人为本的原则,事实上往往造成对明星的媒介伤害。

人文关怀还必须注意导向性,不能一味宣泄,因此《艺术人生》在不同的节目中虽然讲述的是人生成长中的欢乐和愁苦,生活中的激情和迷茫,但节目最后必定要给观众以希望和期望,平常心态、乐观开朗是节目通过明星们所要强调和传达的。这也再次证明了商业操作与人文关照并不绝然矛盾。

主调

正如节目广告词中所说：“歌声是最真实的历史,歌声是时代精神的凝聚,歌声是大众情感的浓缩。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风雨业绩,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同一首歌！”在动听的歌曲、难忘的旋律中,勾起了人们对往事的回忆,恰到好处地煽动了每一个人内心深处的怀旧情绪。

怀旧并非歌曲主题,而是晚会风格、晚会的表现和表达方式,因此,当《军港之夜》响起时,人们想起的是苏小明和她当时的荣华,当然,没有人再为歌中的内容感动。

怀旧并不仅仅是恢复历史记忆,而可能是重新阐释历史、刷新记忆。因此怀旧者不仅包括所有成年观众,甚至还包括那些无旧可怀的大学生,因为大学生永远是时尚的消费者、追随者、推动者,当怀旧成为时尚时,他们的作用可能比那些有怀旧需要的人更大。

歌会怀旧的时间主体是20世纪80年代,那时流行歌曲的集体主义、政治色彩较浓,如《军港之夜》、《血染的风采》、《十五的月亮》、《望星空》、《大海啊故乡》、《太阳岛上》、《在希望的田野上》都属于昂扬、活泼的基调,以此激发对生活对祖国对美好未来的热爱。《同一首歌》所请明星以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为主,为什么不请五六十年代的呢?这主要因为80年代是流行歌曲过渡时期,经过长时间的压抑,远比现在的歌曲中蕴含的情感更浓,更能表达人的情绪。同时,80年代歌曲总体鼓舞人,属于健康歌曲,既承继了五六十年代的健康风格,表现形式又吸收了新的形式。再者,20世纪80年代,经济上升,人民普遍受益,思想解放,社会空气活跃,由此作为心理的融合点,使“众口”得以协调。

对于大多数国人来说,20世纪80年代至今仍是他们心中追求的又曾亲身经历过的理想：欣欣向荣、团结一致、安定、充满激情。80年代的通俗歌曲在内容上去掉了肃杀之气,也少了空洞的激情,多为对祖国对人民/劳动者的赞美歌颂和对新生活的憧憬,旋律柔和优美,富有朝气,而又不失对国家、民族、时代、社会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人生态度是积极的,充满民族自豪感和奋进意识,这都是当下所呼之不来的,仍旧是国家话语和时代精神的反映。80年代是昂扬的、胜利的,90年代是沉重的、苦涩的,重新回味80年代,不仅是大众的需要,也是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需要。

以80年代初的代表歌曲《年轻的朋友来相会》为例与《同一首歌》比较,同样是询唤,同样展现相会图景,前者在欢快兴奋中,“挺胸膛笑扬眉”,流汗是“为祖国、为四化”,“春光属于我们新一代”。而在后者中,“鲜花”、“大地”等都是我们曾经沧桑的见证物,是“同样的感受给了我们同样的渴望”,显然缺乏促人行动的激情,更多的是慰藉。

许多歌曲已经在很多人的回忆中销声匿迹,只是在歌声再度响起时,才重新唤起过去的文化体验。换言之,《同一首歌》制造了人们的音乐怀旧需要继而满足它。名为怀旧,但并不会重温或重现真实的过去,而是重现过去的氛围,在过去的氛围中,感受的是现在,因此演唱会需要不断加入新的流行歌曲,而流行音乐原本就是扩张性的。

制作者表示,他们选歌的原则是既有时代共性又有自身个性的经典老歌,只有这样才能抓住观众的怀旧心理。虽然歌是老的,歌手是老面孔,但舞台、灯光、舞美乃至对老歌的重新配器、包装都是最前卫的,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展现出“怀旧”中的时尚意味。如“五一”之夜在北京工人体育场举行的“新北京新奥运”演唱会的道具五花八门,五星红旗、奥运旗、法拉利跑车、飞艇、花炮、氢气球等一应俱全,与动人的音乐一起打造震撼的艺术效果。另一场晚会的录制现场设在深圳世界之窗前的大广场,借助巴黎埃菲尔铁塔微缩景观和古罗马柱子为天然背景,整个舞台搭得美轮美奂。在这样的音乐盛宴中,任何创伤性的表达都是没有市场的。

目标：商业垄断

从商业角度看,《同一首歌》是一个低成本、高回报的商业活动。每一次演出都由商业机构或地方政府赞助,同时,演唱会还收取门票。与在电视观众中的一致叫好相反,《同一首歌》在大牌歌星中间颇受抵制,因为每一次演出都常常冠以公益主题,付给大牌歌星的报酬与后者的“市场价”有天地之差。演唱会本身已经是一本万利,节目播出时的广告收入更是价值不菲,而《同一首歌》并不满足于此。

2001年,《同一首歌》将其所有演唱会制作了VCD版,整个80年代至今的主要流行歌曲都被冠上中央电视台版权所有的字样,强大的商业野心“昭然若揭”,但据说销售情况并没有想象的好。其实《同一首歌》中的所有歌曲我们可以在诸多版本的CD或录音带中找到,且后者音质往往较演唱会更好,由此我们是否可以得出结论,观众喜欢的是从电视里播放出来的、由《同一首歌》节目组配好的“音乐大餐”。从VCD机里播放出来的和从电视里播放出来的,不仅仅是物质载体的差别,前者是可以重复的,后者是将逝的；前者是非同步的,后者是与现场同步的；前者是可操作的,后者是我们无法控制的,或者还可以说,《同一首歌》是用来看的,而不仅仅是用来听的。

政治快感的娴熟调用

栏目创办几年,在各地开办演唱会达数十场,演出频率之高,足以营造出大江南北歌舞升平的气象。而所到之处,更是值得关注。演唱会从城市举办到工厂、农村、油田、学校,除了为数众多的准商业演出(例如国内各高校成立若干周年纪念、某地举办某个文化节等,之所以称其为准商业演出是因为演出成本和演出收入悉数为对方提供,《同一首歌》是纯粹的赢利方,但提供资金者又不是某个经济机构,而是由国家和纳税人提供资金的我们称之为事业单位的机构,或者就是某地的政府部门),每一次重大的社会事件都有《同一首歌》的到场,从国足出线、申奥成功,到抗击“非典”时期深入小汤山,以及“两会”召开等等,不管是民间传统节日(如春节、元旦、中秋),还是政治性节日(如“七一”、“八一”、国庆),或是主题节日(如禁毒日)等,《同一首歌》都表现了强大的政治参与热情,这些节日也都成为《同一首歌》举办商业演出的机缘。

2000年中秋,《同一首歌》制作了“天涯共明月——同一首歌走进台湾”专辑,与台湾东森电视台合办,从节目编排看,节目代行官方之职,整合两岸意识形态的努力十分明显：

(1)开场：两岸主持互送礼物。

(2)那英、齐秦合唱《月亮代表我的心》。

(3)虞澄庆唱《你快乐吗》。

(4)采访在台湾的内地移民。女方为广西人,男方为河南人,表达了对内地亲人的思念。

(5)潘越云唱《野百合也有春天》,穿插明星问候。

(6)采访在台湾的内地移民,这是一名四川人,想念内地亲人而妻子身体不好不能离开,因此潸然泪下,朱军遂诵余光中的《乡愁》,台湾主持曹启泰诵席慕容的《乡愁》。晚会气氛凝重。

(7)齐豫、蔡国庆合唱《橄榄树》,歌中“我的故乡在远方”的语句在此似乎也有了特殊含义。

(8)出片头：两岸三地群星聚、歌声飞旋传真意,共享明月诉亲情。秦时明月汉时关,江月年年只相似,今朝人月两相邀,明日牵手再团圆。古诗词的适用在此也颇为有趣。一方面,古诗词似乎与意识形态无关,但却是同宗的明证；另一方面,诗词中对深情的呼唤、对“团圆”的期待在此又别具意味。

(9)两岸众主持人比唱月字歌,呈现一片其乐融融的气氛。

(10)朱军、李翊君合唱《萍聚》。

(11)文章唱《红豆》。

(12)采访一对台湾体育界前辈,问及对北京申奥之事的感受,两前辈对内地体育成绩了如指掌,众内地体育明星先后问候。其中邓亚萍的问候词是：“我喜欢乒乓球,因为它是圆的………”其后节目组向两位体育前辈送《同一首歌》“缘月”月饼。

(13)朱明瑛、张帝合唱《万水千山总是情》。

(14)两岸明星共祝两岸观众节日愉快。

(15)陈明真、陆毅合唱《祈祷》。

(16)请赞助商出场。

(17)张燕唱《采槟榔》,歌中唱道：“那太阳已残,归鸟在唱,让我俩赶快回家乡”。

(18)费玉清唱《一剪梅》。

(19)全体演员与主持合唱《弯弯的月亮》。

(20)陈红领唱《常回家看看》。

整台节目用台湾歌手、台湾歌曲召唤台湾观众是意识形态目的,召唤内地中青年观众则是商业目的,节目用的是台湾的歌与诗,召唤的却是对对岸的思念。在此,说节目扮演了两岸“第四通”的角色也并不过分。用同样的方式,节目组又“走进澳门”、“走进香港”、“走进新加坡”、“走进美国”,借助华语流行歌曲的影响,用华人文化的概念努力完成其整合功能的同时,将其市场空间拓展到全世界。

再看《同一首歌·走进常州》专辑,节目主要内容是这样的：

(1)由两个年轻组合演唱《采红菱》(按照有关媒体的说法,是在为唱片公司有偿推出新歌手),出开场：欢迎收看由常州市政府与CCTV合办、常州市XX单位协办的《同一首歌走进常州》。

(2)陈明唱《拔根芦柴花》。

(3)景岗山唱《我的眼里只有你》。

(4)宋祖英唱《好日子》。

(5)陈汝佳唱《黄昏放牛》。

常州市委书记讲话：“今天是我们常州市值得庆贺的日子, 2001年中国国际中小企业商品博览会在常州召开,国家旅游局正式命名常州为优秀旅游城市,中华恐龙园开业一周年(举办地),中央电视台《同一首歌》走进常州,既带来美的享受,也是对我们的极大的鼓舞,必将激励全市人民为富民强市加快现代化而奋力拼搏。”

(6)陈琳唱《打起手鼓》。

(7)孙国庆唱《长江水》。

(8)傅任唱《茉莉花》。

(9)李光曦唱《二月里来》。

(10)罗中旭唱《为你自豪》。

(11)韦唯唱《奉献》。

(12)童声合唱《同一首歌》。

这里最值得关注的是常州市委书记讲话,为什么《同一首歌》的到来是“对我们的极大鼓舞”?

同样,在荆州演出时,荆州市长说：“我们要让荆州成为充满商机的城市,充满希望的城市。”换言之,《同一首歌》甚至成为父母官与民众直接对话的一次机会。

而在台州演出时,当地媒体这样报道：《同一首歌》走进台州(路桥)将极大地提高台州的知名度,提供一个让国人认识台州、了解台州的大舞台,同时也将向国人展示台州的实力,展示台州人民良好的精神风貌,它必将推动台州经济的进一步腾飞。

显然,出身央视这样的身份使得《同一首歌》不可避免地带上意识形态色彩,甚至常常被视作“中央”的使者,其送温暖性质完全等同于“心连心”艺术团(心连心艺术团是1996年在丁关根建议下成立的,中央台副台长赵化勇任团长,演出对象以老区人民为主,主旋律是《今宵情》,全部为赠票)。而《同一首歌》也时常利用这种误读,换取商业利益。在一定程度上,明星的级别与歌曲的流行程度甚至成了“中央”对某地重视程度的一个衡量标准。节目经济运作带有政府行为和官办商业色彩。一种事物当政治欲望与商业欲望构成同谋之后,就会产生奇异的吸引力和顽强的生命力,相互纠缠,难以分割。每一场演唱会,压轴曲目都是《同一首歌》,请看歌词：

鲜花曾告诉我你怎样走过,大地知道你心中的每一个角落,甜蜜的梦啊,谁都不会错过,终于迎来今天这欢聚时刻,水千条山万座我们曾走过,每一次相逢和笑脸都彼此铭刻,在阳光灿烂欢乐的日子里,我们手拉手啊,想说的太多,星光洒满了所有的童年,风雨走遍了世界的角落,同样的感受给了我们同样的渴望,同样的欢乐给了我们同一首歌,阳光想渗透所有的语言,春天把友好的故事传说。

是否可以作这样的理解：“鲜花曾告诉我你怎样走过”意味每一束鲜花每一分成功都需要经历磨难,“我们曾走过”、“水千条山万座”,并不是只有你(歌曲的潜在观众)经历了风雨,世界的每个角落都既有星光也有风雨,只要不放弃你心中甜蜜的梦,怀着与大家共同的渴望,就能迎来鲜花、阳光、欢聚时刻。显然歌中呼唤共同协作,共渡艰辛,迎接欢乐时刻。

《同一首歌》的嘉宾和编导们都喜欢用“蹉跎岁月”、《从头再来》和那首以“经过多少失败,经过多少等待,我才拥有你的爱,掌声响起来……”为主旋律的《掌声响起来》来表达心情。20世纪80年代初,“蹉跎岁月”这一语词流行时,所指的是六七十年代的被蹉跎,那么今天再唱,蹉跎的是什么时光?如果过去是蹉跎的,那么今天呢?显然是大好时光了。

制片人孟欣是中央电视台导演、高级编辑、戏曲、音乐部主任、全国三八红旗手、全国十佳制片人、德艺双馨全国百佳电视艺术家,两度获得全国电视文艺最高奖——星光奖“导演奖”,获得由全国电视观众投票推选出的第十六届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导演奖”。主要作品包括1998年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总导演)、1999年国庆五十周年大型文艺晚会(总导演)、1999年元旦晚会《走进新时代》(总导演)、庆祝香港回归大型歌会(总导演)、《我是一个兵》——“心连心”艺术团“八一”晚会(总导演),创建的CCTV名牌栏目包括：《东西南北中》、《中国音乐电视》、《音乐电视城》、《中国音乐电视60分》等。

显然,编导深谙当下电视文艺生产的规则,甚至在相当强度上参与了这种规则的生产。如2001年7月1日,《同一首歌》与北京大学、共青团北京市委共同在北大举办了首都大学生庆祝建党80周年大型活动——“年轻的心《同唱一首歌》大型歌会”。一向自诩“自由民主”的北大学子们统一着装的T恤后面写着：“北大学子,与党同心,百年学府,与党同行”。而那些宏大叙事风格的歌曲如《大中国》、《红旗飘飘》、《中国娃》等等只要一出场,始终能够掀起全场的高潮。

观众：等待节日/欢聚的召唤

《同一首歌》的观众分两种：一种是老歌迷,另一种是老歌迷们的子女。

每一首流行歌曲都对应着特定的社会结构形态,流行音乐出售给观众熟悉的经验或似曾相识的体验。共同的向往未必能拉近人的距离,而共同的回忆却可以。如《军港之夜》等歌曲其实在卡拉OK中都有,因此对于那些怀念老歌的人来说,始终未消失,而电视播放的意义首先在于非个人行为,其次是重新确立流行/传唱的合法化,再次是具有动态性。固然,卡拉OK或VCD中的歌手们也是在进行表演,但对于观众而言,这是过去时的,人们在辨认歌者的噪音是否有变化,长相是否“变得厉害”时,并非追星族的感受,而是随即回到自体身上,“能不老吗?二十年过去,你我都老了”这种感慨与对镜察看双鬓时年华老去的感慨并不相同,前者的感慨是带有富于人生经历的满足感的。

只有在新歌手用摇滚或其他形式将原本激昂、奋进的50年代歌曲演绎成绵软多情风格时,才显示出节目所无法弥合的年轻一代与老一代之间的断裂,不过虽然老歌新唱的方式可能不被老歌迷们接受,但当老观众们气愤指责之时,更是证明老歌属于自己的时刻,这时的接受是主动的,所以,他们仍会期待下一首的老歌新唱,因为当老歌新唱时,这个时间是属于他们的,而当他们指责也就是以某种角度的权威(亲历性带来的)加以评判时,他们的儿女们可能在摇头晃脑地随声哼唱,新唱的方式使他们也将这些老歌视为自己所有,而并没有被动接受的感觉。同一首歌,不同的消费形式和消费内容,但实实在在地将老老少少们拉到了一块儿,完成了一个老少皆宜的神话。

对于很多中老年观众来说,看电视是他们主要的甚至唯一的娱乐方式,而看晚会(包括演唱会)又是他们收视的主要内容,这是一个无法行使选择权的群体,只要有晚会就看,而真正难以留住的是那些年轻人。晚会历来有不可想象的整合力,当红发绿唇的儿女们终于与父母同唱一首歌时,他们不能不感谢《同一首歌》。

无论是从所获得的商业利益来看,还是从所获得的社会影响、社会评价及意识形态整合效果来看,《同一首歌》都是同类其他节目所无法匹敌的,从这一层面来说,《同一首歌》是唯一的。然而如果我们细心观察,会发现类似的手法处处可见,它们时而借助半遮半掩的意识形态话语为商业利益伴舞,时而让市场躲在国家利益之后且歌且舞,用介乎合理与不合理、合法与不合法之间的各种手段整合各种社会文化资源,以达到自己的商业目的。当国家利益被市场之手捏于掌心,当观众在上帝与奴仆之间摇摆,我们是否应当有所警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