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对商业的支配

如影随形：政治对商业的支配

在中国历史上，政府和商人之间的关系一直紧张。在政府看来，商人总是唯利是图，面目可疑，容易产生政治异己力量，必须严加防范，历来的统治者都不喜欢商人。而在商人看来，政府则是一只随时准备吞食自己的猛兽，可怕但又不得不与之打交道。

1927年3月，上海邮务工人驱车前往闸北参加起义，上海摆脱了旧军阀统治，但随即又陷入新的漩涡。

在政府力量比较弱小的时候，比如清末时期和北洋时期，它们对商人的态度最宽容，愿意扶持商人发展以实现富国强民。一旦政府强大起来，便不愿意看到商人强大，既要商人的钱而又限制他们发展。

“四一二”政变以后，蒋介石为了强化统治，首先对势力最大、影响最广的上海总商会进行整理，将总商会置于管制之下。各地的商会从一种以商人自治自律为主体功能的社会团体，逐步转变成为国民党政府的统治御用工具，任何反抗者都被扣上“买办”的帽子。

随着蒋介石政权的发展，对资金的需求量逐渐增多，军费每月高达2000万元。上海商人们的款项仅仅提起了政府的胃口，政府派出专人逐店逐厂要求企业家们捐款，甚至采取恐吓、敲诈、绑架的手段，常有商人在家中被捕或神秘失踪，在商人中引起了恐慌。例如，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因拒绝向政府提供50万元贷款被指控压制工会。上海先施百货公司经理的3岁儿子被绑架后，绑匪竟以“向党国事业捐款50万元”作为赎票条件。为了维系政权，政府14个月内从上海工商界搜刮了1个亿，这些活动干扰了正常的经济活动，激起了上海资产阶级的严重不满。

1927年5月，南京政府为缓解财政困境，发行总额为3000万元的“江海关二五附税库券”，要求上海商业联合会承担发行任务。江浙财阀中的金融家为了让南京政府承认北洋政府发行的公债并还本付息，盐商们为了保持手中祖传的盐票继续有效，其他行业经营商为了能从新政府中得到好处，很快就将这3000万认购一空。

当然抵制的也有，上海总商会会长、中国通商银行总经理傅筱庵所属银行、公司被摊派1000万元，他干脆直接躲进了租界。政府向傅筱庵发出逮捕令，没收了他的大部分资产。棉纱业联合会被摊派认购50万元，但整个行业不景气，无人认购。无奈之下，“棉纱大王”荣宗敬勉强认购了12.5万元，结果惹怒了蒋介石，下令以甘心依附孙传芳、“拥资作恶”的罪名查封其产业，并通令各地军警侦缉逮捕。荣宗敬请动了张静江、李石曾、蔡元培、吴稚晖四位国民党元老出面通融，才得以将这场灾难化解。

首次发行库券成功，财政部长宋子文便提出再发行4000万元，引起了上海商人和资本家们的强烈反应。宋子文把他们召到南京施压，蒋介石亲临训话，声称在上海潜伏的共产党不在少数，如你们不肯帮助政府解决困难，一旦上海共产党暴动，政府又如何能帮助你们去镇压呢？说完便转身离去。与会者相顾愕然，无不摇头叹息。

通过两次库券认购，江浙财阀向南京政府提供了7000万元的经济资助，为南京国民政府在与武汉国民政府的斗争中的最终胜出奠定了基础。

自然，政府对江浙财阀也不是一味的打压。作为答谢，大批财阀中的领袖人物进入国民政府任职。银行家陈光甫通过“江海关二五附税库券”的推销，深得蒋介石的赏识，并且由于他和美国银行业的良好关系，国民政府的美元借款都由他负责，他当上了政府委员。荣宗敬担任了中央银行理事，虞洽卿则担任了中央银行的监事。

蒋介石个人作风独裁专断，拒绝其他一切势力对他的权力进行干涉。江浙财团曾试图向政治领域渗透，但他们分享政权的意图受到蒋介石的坚决抵制。南京国民政府掌握了政权和军队，江浙财团虽然有强大的经济实力和社会影响力，但整体上看，缺乏与中央政权对抗的实力。

新政权号称廉洁，但实际上商人同政府做交易仍主要靠佣金，其次靠私情。自上而下多数人都要好处，包括门房传达、值日员等，有的收现金，有的接受礼品。当政府内部决定要订购物资和材料时，各级人员早已相互勾心斗角，争先恐后争夺经手权，一朝经手便积极地同商人通声气、提方法，希望做成交易，从中得到好处。

1919年8月，商界巨子荣宗敬、徐文彬等提议组建中国机制面粉贸易所。图为1921年正式营业的上海面粉交易所大楼。

国民政府成立后严禁鸦片，但不久为改善财政也不得不捡起鸦片税这个充满诱惑的禁果。各级禁烟机构中，当权者故意安插向来贩卖烟土的青帮分子来查禁烟土，贩烟起家的杜月笙就是上海市禁烟委员会常委之一，真是“猫鼠同穴”。

1928年11月，宋子文利用招商局船只贩运烟土2万两至上海，由蒋介石的亲信、淞沪警备司令熊式辉保护经销。时蒋桂交恶，上海市长张定璠属桂系人物，派出警察在码头抄获烟土，并在沪上各报大登这一丑闻。熊式辉自恃靠山硬，公然称公安局“妨碍公务，拦路劫夺烟土”，一时军警唇枪舌剑，互相攻讦，最终不了了之。运土案的后台宋子文未伤一根毫毛，武装运烟的主犯也照样当他的警备司令。

1932年11月，国民政府推行“寓禁于征”的鸦片政策，废除了禁止吸鸦片和关闭鸦片馆的命令。杜月笙以每月交付中央财政部300万美元为条件，在上海公开出售鸦片，实现了“黑白合流”。这一政策刺激下，全国鸦片种植面积大增。1914年到1919年，全国种植鸦片面积占耕地的3%；但是1929年到1933年，鸦片种植面积据估计占耕地面积之比例已达20%。当时种稻的税收入每亩才5元，种鸦片的税收入每亩达30元，许多地方政府鼓励或强迫人民种植鸦片，四川有些地方还对不种鸦片的农民课以“懒税”。

鸦片泛滥使得其价格相当便宜，与抽好牌子的香烟消费相等，这也使鸦片的危害变得更普及、更深远。随着政府财政危机逐步度过，1936年2月，蒋介石在南京召集反毒品会议，宣布要在6年内根除吸毒者和贩毒者。但是，这项政策后来被日本鸦片贩子打破。

20世纪初由严信厚等发起创办的上海总商会，曾是具有相当影响与力量的社会组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