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的历史与人类社会的历史一样久远。在原始社会，人们在共同生活的过程中进行教育。氏族的劳动、游戏、仪式或典礼等，都渗透着教育，都是进行学习的机会。
在奴隶制社会早期，随着文字的出现，产生了早期的王室学校、宫廷学校。无论在东方还是在西方，早期的王室学校、宫廷学校主要接纳王室和领主的子孙学习，办学费用说不清是由“国”承担还是由“家”承担，因为对最高统治者而言，“国”就是他的“家”。
人类由原始社会进入奴隶社会，是从东方开始的，学校也首先产生于东方国家。中国作为东方文明古国之一，早在公元前11世纪至8世纪的西周时期，就形成了比较完备的官学制度。当时的学校分为两类：一类是国学，一类是乡学。国学设于王城及诸侯国都，有辟雍、成均、上庠、东序、瞽宗等称谓。乡学是地方学校，按地方行政区划设立，有闾塾、党庠、州序、乡校等称谓，主要招收一般奴隶主子弟接受初等教育。国学和乡学都是官办学校。西周实行领主贵族制度，诸侯、大夫都有自己的世袭领地，政府的官职也多是世袭的。为了维持、巩固这种政治体制，只有贵族子弟才能入学受教育，才能成为治国治邦人才，学生被称为“国子”。到了春秋战国时期，由于列国纷争，战事不断，各个邦国主要关注如何维护生存、扩大势力，无暇顾及教育，于是官学日趋衰废，私学逐步兴起。
城邦是西方早期奴隶制国家的特殊形式。公元前8世纪至6世纪，古希腊地区出现了两个最著名的城邦——斯巴达城邦和雅典城邦，这两个城邦开始实行奴隶主阶层的所有子弟都可以享有也必须接受的“公民教育”。在斯巴达城邦，只有9 000户的斯巴达人统治着29万被征服者。为了将所有斯巴达后代都培养成勇猛善战的军人，教育活动全部由国家控制和提供。孩子出生后，由部落的长老检查其身体状况。健康的被留下来，由父母抱回家去抚养；体弱病残的就被扔到山谷里去。母亲是国家的护士，负责将健康的孩子抚养到7岁。7岁以后，家庭的抚养及教育任务便结束了，孩子被送到国家教育机关接受教育。男孩子从7岁至18岁接受军营式的教育。在雅典城邦，“公民”的范围扩大到自由民。与斯巴达城邦一样，雅典城邦也高度重视教育。孩子出生后也要进行身体检查，也要挑选，留下健康的。与斯巴达不同的是，在雅典城邦，16岁以前的教育主要由家庭负责，国家负责16—20岁青年的教育，于是各种私立的文法学校、弦琴学校逐步发展起来。古希腊时期的“公民教育”是现代国民教育制度的历史渊源。
从总体上看，在奴隶制社会末期，东西方教育都逐步扩大到当时属于“公民”的社会管理者范围，与此同时，社会力量开始举办学校，谋求教育“走出官府”。社会力量办学的费用主要来自受教育者家庭交纳的学费和社会捐助。社会力量办学的发展虽然扩大了受教育范围，但能够接受教育的只是家庭比较富有至少是温饱有余的小部分人。
难道接受教育一定要受身份的限制吗？中国古代教育家孔子（公元前551年—公元前479年）在举办私学的过程中提出并实践了“有教无类”[1]的重要思想。孔子认为，无论是贵族还是平民，也不分国界与华夷，只要有心学习，都可以入学受教，入学受教育不应有高下贵贱之分。“有教无类”思想的理论基础是“性相近也，习相远也。”[2]孔子认为，每个人的本性或天性都是相近的，是人们后天的行为、环境的影响才使人有了善恶高下的差别。“性相近”说明了人皆有成才成德的可能性，“习相远”又说明了实施教育的重要性。“有教无类”是我国古代教育在思想和实践上的重要突破。在孔子的学生中，有来自贵族阶层的，如南官敬叔、司马牛、孟懿子，但更多的是来自平民家庭的，如颜回、曾参、闵子骞、仲弓、子路、子张、子夏、公冶长、子贡等，其中“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3]的颜回，还没有完全解决温饱问题。孔子的弟子来自鲁、齐、晋、宋、陈、蔡、秦、楚等不同国度，不仅打破了当时的国界，也打破了当时的夷夏之分。“有教无类”的思想中包含着国民教育的要义。受时代的局限，孔子没能指明实现“有教无类”的基本途径，特别是责任主体。国家不参与办学，仅凭少数人的善行，无论如何也不能真正实现“有教无类”。
柏拉图
古希腊学者柏拉图（大约公元前427年—公元前347年）晚于孔子一百余年，他生于雅典城邦，是雅典贵族的后代。40岁以后，创立学园从事教育活动，长达40年。他虽然生于雅典城邦，并且曾被卖给敌对的斯巴达城邦做奴隶，但他更倾向于斯巴达的教育制度；他虽然从事的是私立教育，但更倾向于国家举办教育。他认为，国家是否健全在于是否符合理想，国家是否符合理想在于是否坚持正义，国家是否坚持正义在于是否重视教育。在《理想国》中，柏拉图指出：“我们责成我国当政者做的这些事情并不像或许有人认为的那样，是很多的困难的使命，它们都是容易做到的，只要当政者注意一件大家常说的所谓大事就行了。这是什么事情呢？教育和培养。因为人们如果受了良好的教育就成为事理通达的人。”[4]他还从“有利于人种的进步”的角度，提出了“全部教育公有”[5]的主张。柏拉图的这一教育主张，深深影响了后世的启蒙学者，是国民教育的思想滥觞。
从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以来，让最广大的人享有教育，是历代思想家的社会理想，是广大民众的生活梦想，是各文明古国的不懈追求。在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下，这种理想追求只是海市蜃楼般的幻境。教会统治下的西方的情况比东方的情况还要糟糕。
公元1世纪初，我国处于东西汉交替时期，在亚洲西部罗马帝国大属国——犹太人居住的伯利恒地区，产生了奉耶稣为救世主的基督教。恩格斯说：“它（基督教）最初是奴隶和被释放的奴隶、穷人和无权者、被罗马征服和驱散的人们的宗教。”[6]最初，罗马帝国统治者对传教持禁止的态度。公元313年，罗马帝国皇帝颁布《米兰敕令》，承认基督教的合法地位，从此，基督教得以在罗马全境传播，并在传播过程中逐渐形成了拉丁语系的西派和希腊语系的东派。东派以君士坦丁堡为中心，西派以罗马帝国的首都罗马为中心。公元392年基督教被罗马帝国宣布为国教，这一决定在相当程度上改变了欧洲的社会发展进程，使西方封建社会分为教会封建主义和世俗封建主义两大部分。宗教被称为“圣界”，国家被称为“俗界”，宗教深刻影响乃至决定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教皇可以裁决俗界各国的纠纷，废止各国的世俗法律，甚至决定各国皇帝的废立；教会有权向全体居民征税，税收总额甚至数倍于“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每年的税收总额。为了传播教义，教会举办的学校逐步在欧洲发展起来。
不了解教会，就难以理解西方的中世纪；不了解教会教育，就难以理解西方中世纪的教育；不了解西方中世纪的教育，就难以理解西方现代教育制度是怎样冲破中世纪的坚硬的土层而萌发、生长起来的。让我们从基督教在英国的传播和早期教会学校的产生中，来体悟教会学校在欧洲的发展。
英国教会学校的产生
英国是一个海岛，岛上最早是有原始人的，但没有历史记载。这个海岛的第一个主人，是从欧洲大陆上过去的凯尔特人。公元2世纪，罗马人驻军不列颠，他们讲拉丁语。公元5世纪，罗马人撤离不列颠，然后日耳曼人中的盎格鲁—萨克逊人登陆不列颠，他们讲盎格鲁—萨克逊语，这是现代英语的起源。古英语更接近日耳曼语。
公元597年，罗马教皇决定派遣教士去不列颠岛建立教会。传教团团长是奥古斯丁。当时英国还没有统一。传教团登陆的地点属于肯特王国。经过几番周折，传教团决定与国王见面。国王在露天的一个地方会见了传教团，以防传教团有什么妖术。国王感到奇怪的是，传教士手上拿的不是征战的旗帜，而是一个银十字架和一幅画在板上的救世主的画像，口里吟唱着祈祷文，不仅为拯救他们自己而且为拯救这里的百姓祈祷。国王听完传教士要求在这里传教的陈述后说，你们所讲的话和所作的许诺十分美好，你们千里迢迢来到这里，渴望把你们自己认为是正确、真实和美好的知识传授给我们，所以我们不惹你们的麻烦，我们将很有礼貌地接待你们，并仔细地为你们提供生活必需品，我们也不阻挠你们通过传道为你们的宗教信仰赢得尽可能多的信徒。从此以后，基督教会开始在英国的土地上传教。
教会所办的修道院里一般设有图书室，藏有基督教典籍和异教的古典作品。英格兰人不懂拉丁语，而宗教仪式须用拉丁语进行，于是，为了传教的需要，修道院办起了文法学校。主教所在的修道院，学校设备较好，一般称为座堂学校；牧师所在的村落，学校设备简陋，一般称为堂区学校。由主教创办的最早的座堂学校是英格兰的坎特伯雷学校。到8世纪末，几乎所有的大教堂都办有文法学校。
世界文化遗产——英国坎特伯雷教堂
我国从春秋战国以后，长期处于官方办学和民间办学并存、彼此消长的状态。欧洲的情况就不同了，在漫长的中世纪，除极少数例外，教育和教会是一回事，学校就是教会学校。教会利用学校教育的阵地，使哲学、科学、文学都成为神学的附庸，为神学服务。在宗教神学的统治下，基督教教会是整个社会的精神支柱，《圣经》是整个社会的行为准则。违背《圣经》，要受宗教法庭的审判，甚至处以死刑。宣传无神论的布鲁诺被宗教裁判所长期监禁，最后被处以火刑，活活烧死在罗马鲜花广场。《圣经》告诉人们，人类的祖先是亚当和夏娃，由于他们违背了上帝的禁令，偷吃了乐园的禁果，因而犯了大罪，作为他们后代的人类，应该世世代代地赎罪，终身受苦，不要有任何欲望，只求来世进入天堂。在宗教思想的禁锢下，社会生活中充斥着禁欲、愚昧、黑暗。这种现象一直持续了一千余年，可谓长夜漫漫。
从总体上看，在15世纪之前，无论是东方的国家和民间办学，还是西方的教会办学，人民群众都不能普遍享有受教育的机会。教育事业处于缓慢的发展状态，整个社会经济也处于缓慢的发展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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