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规划与人文社会科学

城市规划与人文社会科学_城市社会学研究前沿

一、有关的争论

城市规划和人文社会科学有着怎样的关联，人文社会科学在城市规划学科中的地位如何，城市规划和人文社会科学的结合是可能的吗？或者说这种结合真的是能够促进城市规划的发展吗？这在城市规划界向来存在广泛的争论。例如，加拿大著名华裔学者梁鹤年就曾指出，如果社会分析和规划设计能够互相补充，各展所长，规划会为城市环境做出很大的贡献1。可惜，规划师出自专业本能及受自身专业局限，他们主要关注的是城市物质空间形态的创造，而缺乏对深层的社会、经济背景的宏观把握，缺乏对城市社会结构和动力机制的深切了解。规划师也通常并不具备进行深入的社会研究的能力，进而缺乏对城市社会研究成果的理解，及与城市空间规划融合的意识及策略。从事人文社会科学的人，尤其是社会学和人文地理学，以辩论和分析为主，作纯理性、纯逻辑的讨论，没有经过设计的训练，他们的分析很少有物理上的考虑（空间与时间），也没有现实的限制。他们对规划提出针对性的、强有力的批判，但拿不出解决办法。建议多是单方面、抽象和不切实际的。这使规划工作者既不能否认问题的存在和严重性，又无法在他们的工作和权力范围内去解决这些问题。后果是，理论与实际工作开始分家。实际工作者把人文社会科学的贡献看作全是学术性的东西——谈谈可以，用不着2。那么，即使勉强结合在一起，结局又将是如何呢？

柏林工大（TU Berlin）区域与城市规划研究所走过的道路似乎具有某种警示意义。1972年，柏林工大在欧洲大陆所有的大学中间，最早地创办了独立于建筑学之外的城市规划专业，5位城市规划专业教授与另外6位来自城市经济学、城市社会学、国民经济学、区域地理学、建设法学和统计学专业的志同道合的教授携手，组合形成一个新的城市规划专业——城市与区域研究所。该所完全与建筑系平行，在德国代表了一个全新的城市规划学派。这一代人把城市规划从纯粹的物质城市设计地位提升到了城市经济、城市生态、城市社会、城市土地、城市地理等更广阔的天地中。他们发起成立了欧洲城市规划院校联合会（AESOP），形成欧洲城市规划的一面旗帜。然而进入1990年代以后，随着这批教授的退休，这个研究重地在学校中的地位不断下降，最终被建筑学院重新整合，这面旗帜最终倒了下去3。非但如此，在有些学者看来，城市规划和人文社会科学的结合，还可能会给城市规划发展带来理论和实践上的问题。

其一是城市规划理论的空心化问题。有学者指出，1980年代以后，西方城市规划理论中的主导思想出现明显偏移。城市规划学者不但丧失了对城市发展的话语权，而更不幸的是，为了争夺这种话语权，或是试图进入决策者的语境，城市规划学科简单地“交叉”了政治学、管理学、经济学或者社会学诸领域的观点来武装自己。由于这种“交叉”在“放出去”的同时，“收回来”的远远不够，没有形成自己的“知识产权”，致使随着相关研究的不断地深人，城市规划只能亦步亦趋，完全丧失了理论研究的主导地位，形成了规划理论的空心化局面4。而且类似的现象似乎在中国重演。如段进指出，中国城市规划学科在忙于引进经济学、社会学、生态学、管理学等学科的理论与概念的同时，却迷失了自己的方向，并导致对城市规划学科本体问题的认识也变得混乱不清5。为此必须区分“规划中的理论（Theory in planning）”和“规划的理论（Theory of planning）”。由于规划涉及的范围日益超越原来的物质形态设计，必须运用和借鉴其他成熟学科的知识，如经济学、社会学、生态学和政治学的理论，这些理论称之为“规划中的理论”。而“规划的理论”则是规划自身及其过程规律的总结6。

其二是实践中的问题。这来自对美国城市规划历史的反思。欧美的城市规划专业经过了1970、1980年代的社会学和经济学的学术拓展后，对城市物质性一面的研究有所减少，而对其社会性一面的研究却大增。事实上，1990年代以来，将狭窄的物质规划问题推广到更广泛的物质建设的社会含义已成为一种方向。既使是“纯”设计的著作，也力求将设计问题与社会后果一并讨论7。如彼德·盖兹（Peter Katz）的《新城市主义》，认识到“新城市主义”设计的出发点是为了节约用地及防止城市蔓延，并构筑、培育社区的发育。另一本流传较广的关于物质规划的著作约翰·史密斯（John Simohds）的《21世纪的花园城》也是提出综合解决城市交通、中心区衰退、污染、高犯罪率等美国城市病的解决方案。梁鹤年认为，社会给我们规划的使命是处理“城市环境”，但这几十年规划理论和方法的发展路线偏偏是要处理社会、处理经济、处理政治，唯独没有好好的处理“环境”。这是欧美（尤其是北美）规划的社会地位不被重视，并日益下降的原因8。但是张庭伟认为，近30年来美国的规划理论偏重城市的社会性一面，较多讨论作为“生产关系”的政治问题，只是一个表象。其本质是引发各界对曾遭到忽视的城市的非物质性一面及社会公正问题的重视。也许“矫枉”有“过正”之虞，但这种矫枉在客观上确实促进了规划学科的进步9。而且，虽然美国规划师们更关心城市的社会性一面，关心政治，却从未有人说过“规划就是政治”，以政治来替代规划措施。认识并重视政治在规划从编制到实施中的作用，并没有妨碍规划师以自己独特的职业特点去为社会进步服务10。

二、不解之缘

其实，尽管在城市规划和人文社会科学的关系方面存在广泛的争论，事实上城市规划和人文社会科学却有着天然的联系和不解之缘。这既来自于共同的历史前提以及城市规划天生所具有的强烈的社会性和其肩负的改造社会的历史使命（有人甚至由此认为，城市规划就其本性来说乃是一门社会科学），也来自于城市规划学科发展的历史。

首先，城市规划始于近代，缘自工业化及由此而来的城市病。在19世纪上半叶，工业化与城市化给英国及其他的早期资本主义国家带来城市贫民窟、环境恶化、瘟疫等一系列公共卫生问题，针对大城市的种种问题，城市规划力图通过改革大城市的物质环境来解决社会问题，缓和尖锐的社会矛盾。霍尔指出现代城市规划和区域规划的出现，就是为了解决18世纪末产业革命所引起的特定的社会和经济问题。

其次，可从城市规划的本原与核心来分析。城市规划从根本上来说是通过改善物质环境去解决城市问题。物质环境是城市规划工作的起点，也是它的终点11。脱离了城市空间的城市规划无法成为一种职业，城市规划学科也难以立足12。但是，在现代城市规划意义上，没有一个空间问题不是来源于社会经济问题，而没有一个空间技术上想解决的城市空间问题，最终解决是仅仅通过空间技术手段解决的13。在实践中纯粹的技术模式往往遭遇挫折，或带来一系列的社会问题14。总之，作为被现代城市规划视作“核心”内容的城市空间结构布局与土地利用，从一开始就不是一个技术问题，而是一个社会和政治问题，城市的空间结构布局和土地利用并不取决于“科学性”，而是取决于“利益冲突”和“价值判断”，从根本的意义上说，城市规划从一开始就是一种意识形态，而城市规划领域中那些可以被称作为“科学”的内容，只是使空间有序的一种“工艺”，是权力在空间中实现的一种手段。在当今的西方国家，城市规划不仅被视为一项专门技术，同时也被认为是一项政府行为和社会运动，这三者基本上是作为一个整体而存在和运行的15。如果我们人为地剥离空间与社会政治之间的联系，那就不可能真正科学地揭示空间秩序的科学规律，只能沦于一种形式，一种表象，当然也就永远摆脱不了墙上挂挂的悲剧16。

第三，从学科发展史来看，城市规划是在吸纳、兼容社会科学、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的理论和方法的基础上形成的一门综合科学。早期的现代城市规划理论家大都是政治家、哲学家和一些热心于此的业余爱好者，最初的实践家主要不是建筑师17。而且学科发展燎原之火，往往并不是从学科本身点燃的，相邻学科对城市规划学科的撞击往往成为学科重大突破的动力18。

尽管不同学科背景的教师和交叉学科的学者都在研究城市，但是大部分的关于城市的学术文献，一直以来是出自社会学家之手19。城市规划和社会学的关系可谓源远流长。如同学者们所指出的，现代社会学的兴起源于近代城市化运动，社会学理论以现代城市研究为主要内容和向度，或者说现代社会学研究，其实就是“城市社会学研究”。这使得城市规划理论经常与研究城市空间有关的特定的社会现象与社会过程的社会学理论重叠交叉。

世界上第一个城市社会学派是芝加哥学派。在芝加哥学派看来，城市不是一个地理现象，而是一种社会现象。芝加哥学派的创始人写道：

“我希望，我走过的地方，我对世界各地不同城市的踏勘，能比现在任何在世的人都多。从这些活动中，当然也从其他方面，我对城市、社会和地区都获得了这么一个概念：它不仅是一个地理现象，而且是一种社会有机体。”20

芝加哥学派重视经验研究，他们认为为了理解城市生活，一个人必须走出大学的象牙塔，必须通过做调查和涉足城市社区，“让你的裤子坐脏”21。他们把芝加哥当作活的实验室，借用生物学的共生、竞争、进化等概念，从人文生态学、社区、邻里等角度阐述了他们对城市的新认识，对城市规划学科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其理论、模式及经验性资料都被规划教育所接受22。其中伯吉思（Burgrsee）基于人口迁居理论提出的城市用地“同心圆模型”，为城市社会空间规律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理性依据。而芝加哥学派成员沃斯（Louis Wirth）1938年发表的《作为生活方式的城市化》一文，则给都市生活下了一个“意义丰富的和逻辑一致的社会学定义”，为规划理论立下一块里程碑。沃斯的主要贡献在于使城市社会学中的都市生活意义成为规划理论的最高意义和逻辑的基础23。

20 世纪60年代，西方大规模高速公路建设、旧城更新对社会公正造成极大伤害，空间隔离加剧。而民权运动、反越战运动等社会运动，更激发了全社会对于社会公平、正义和个人权利的广泛诉求。社会学家建立起一套城市社会政策纲领，被接纳成为城市规划的一部分24。据统计，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西方规划界对社会课题的关注，城市规划理论界对规划的社会学问题的研究超越了以往任何一个时期。在有关研究者收集的这20年发表的近百部重要规划文献中，有关规划的社会学讨论占去了三分之二25。而影响最大的则莫过于既被视为社会学家，又被认为是城市规划理论家的刘易斯·芒福德（Lewis Mumford，1895－1990）与简·雅可布斯（Jane Jacobs）了。芒福德认为，相较于城市与自然环境、与人类社区精神价值之间的关系，城市的物质空间设计和经济功能是次要的。城市是人类精神的体现，城市的人文意义是其根本。而创造更好的、更人性化的城市将有助于丰富人类文明，培育人类个性的不断发展26。简·雅各布斯认为城市的本质在于创造“有意义、更美好的生活”，城市规划应以人为中心，以体验真实的城市人的生活为基础，努力理解城市中复杂多样的过程和联系，鼓励人们交流互动和培育社区感。雅可布斯对“用统一取代了差异，用数量取代了质量，用经济取代了文化”的现代城市规划进行了无情的批判。

20 世纪70年代，全球化背景下的大规模的城市建设满足了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的需求和资本对利益的追逐，但也带来了尖锐的社会矛盾。城市中各种社会运动不断发生。此时，一些社会学者纷纷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和批判精神来研究新的城市问题27。其中主要的代表人物有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哈维（David Harvey）、卡斯特尔（Manuel Castells）等人。在新马克思主义者看来，空间是社会的产物，空间问题需置于社会生产中来把握，在社会与空间的互动关系中，理解城市空间发展与变迁的社会机制。新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城市空间生产进行了一系列研究，涉及工业化与城市化、城市革命、现代日常生活异化，集体性消费、都市社会运动等诸多议题，并对作为维持资本主义再生产的技术工具-城市规划进行了严格批判。凸现出城市规划改革必须建立在社会改革基础上，以及规划应具有的社会公正理念。从而把这个时代的规划社会学理论推向高潮，并使政治经济学方法论为广大城市研究者和规划师所接受，而一跃成为城市规划的主导方法论28。（表2-3）

表2-3 近现代重要城市规划理论与实践简表

续表2-3

续表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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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黄亚平《城市规划与城市社会发展》，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9，50-53

三、城市发展的挑战与学科的融合

城市规划和人文社会科学之间日趋紧密的联系，还来自于全球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当代城市面临的巨大挑战、日益凸显的社会发展问题，以及现代社会学科整合的发展趋势和人文社会科学在现代社会中的地位。

就世界范围来看，1950年前后，世界范围内的城市化进程急剧加速，由此带来人类城市规模和城市生活质量的巨大变化，全球的人口和财富进一步向大城市集中，大城市占据了现代社会的支配地位。同时，随着民族解放运动的普遍胜利，城市化的主流开始向发展中国家转移。1950年全世界仅有纽约一座城市人口超过千万，而到了2000年，全世界已经有19座人口超过2000万的城市（圈），其中15座位于发展中国家29。

然而，高速的城市化进程同时也引发了大量的城市弊病，城市人口的急剧膨胀给城市就业、住房、环境、安全等造成了巨大的压力。根据联合国统计， 2005年全世界有10亿以上的城市人口，即全球三分之一的城市人口生活在贫民区，住房简陋拥挤，缺乏清洁用水、电力供应、垃圾和污水处理设施等基本生活服务，极易造成传染病蔓延，也容易成为滋生犯罪和社会动乱的温床。因此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怀疑城市和城市生活。有学者曾对发达国家城市中人们的态度进行调查，结果显示，大部分的人认为城市生活是不令人满意的：只有1/5的美国人认为城市代表了最好的居住环境，另外30％的人喜欢郊区的环境，44％的人喜欢小城镇或乡村的环境；欧洲的调查也显示出类似的对城市充满反感的倾向30。越来越多的人进入城市，但越来越多的人却表现出对城市生活的厌恶，在这样的悖论下，甚至有人将城市的发展视为一种“必要的罪恶”，而绝非改善人类生活质量的途径。如何走出目前全球面临的普遍的城市化困境，如何为人类创造更美好的城市生活，诚如联合国人居组织1996年发布的《伊斯坦布尔宣言》所言，“我们的城市必须成为人类能够过上有尊严的、身体健康、安全、幸福和充满希望的美满生活的地方”，这不能不引起城市研究者进行深刻的历史性反思。而事实上这种自我反思已经变得越来越强烈。

新世纪伊始，全世界有超过30亿人口生活在城市地区。到2030年，这个数量预期将增加到50亿人以上——大约占世界总人口的60％。绝大多数的增长将出现在发展中国家的城市里，其中许多将出现在这样的城市里，那里，如果不是大部分人的话，也是许多人生活在棚户城里，他们的收入处于贫困线以下。这将是人类历史上的第一个城市世纪，不仅仅是家家户户的安康，而且人类社会的福祉，将更加普遍地依赖我们创造一个安全和正义的城市环境——人类迄今为止并不特别擅长从事的一项活动31。

在当今世界，由于人类社会面临的问题越来越复杂，科学研究出现了从高度分化走向高度综合的发展趋势，多学科的交叉融合成为学科发展的普遍特点。人文社会科学是人们认识人类自身和社会发展规律的学科，为社会的发展、社会的变革提供了方向，提供了理论上的支持，提供了社会组织技术上的支持32。1980年代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界出现了研究的空间转向，并涌现出丰硕的研究成果，为研究当代城市空间提供了广阔的视角和多维的研究思路33。城市规划需要利用和人文社会科学之间的相互交叉、融合与渗透，发展适应当代城市社会的理论思想，并通过整体的、综合的、广泛的社会实践，应对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城市世纪面临的巨大挑战。正如弗里德曼指出的，规划理论的主要任务之一是“把其他领域的知识和能力转化为规划师语言”34。

当然，需要明确的是，对城市规划而言，尽管多学科交叉是必要且非常重要的，但城市规划所做的工作，不是社会学的城市规划，不是经济学的城市规划，而始终是城市实体空间的规划35。城市规划与人文社会科学的结合，在理论上是指城市规划学科立足于巩固“空间问题”这个基石，对周边学科的空间属性进行挖掘，将城市空间的多重属性与相关学科的空间化指导意义相融合，形成不断扩大的城市规划核心理论圈36，深化对日益复杂性的当代城市问题的思想认识。在技术上是指探索基于社会发展目标的城市空间规划技术，主要是在合理的价值取向下，通过恰当的规划手段、方法和措施，来合理引导城市土地开发、功能重组及物理环境营造等空间活动，以促进社会融合，减少社会排斥，增强城市社会可持续发展的能力37。在行动上是指走向群众，走入社会，重构建规划与公众的核心关系，把规划项目建立在专业设计人员、城市居民以及公众系统的不断的互相协作、配合的基础之上。

注释

1 梁鹤年《中国城市规划理论的开发：一些随想》，《城市规划学刊》，2009（1），15.

2 梁鹤年《中国城市规划理论的开发：一些随想》，《城市规划学刊》，2009（1），15

3 吴志强、于弘《城市规划学科的发展方向》，《城市规划学刊》，2005（6），3

4 吴志强、于弘《城市规划学科的发展方向》，《城市规划学刊》，2005（6）， 3

5 段进、李志明《城市规划的职业认同与学科发展的知识领域》，《城市规划学刊》， 2005（6），59

6 吴志强《百年西方城市规划理论史纲》，《城市规划汇刊》，2000（2），9

7 张庭伟《城市的两重性和规划理论问题》，《城市规划》，2001（1），51

8 梁鹤年《高与底，快与慢，新与旧》，《城市规划》，2001（10），51

9 张庭伟《城市的两重性和规划理论问题》，《城市规划》，2001（1），51

10 张庭伟《城市的两重性和规划理论问题》，《城市规划》，2001（1），50.

11 梁鹤年《高与底，快与慢，新与旧》，《城市规划》，2001（10），55

12 吴志强、于弘《城市规划学科的发展方向》，《城市规划学刊》，2005（6），6.

13 吴志强《百年现代城市规划中不变的精神和责任》，《城市规划》，1999（1），29

14 吴晓、魏羽力《城市规划社会学》，东南大学出版社，2010，166

15 孙施文《城市规划哲学》，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7，2

16 石楠《试论城市规划中的公共利益》，《城市规划》，2004（6），22

17 张庭伟、田莉《城市读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4，340

18 鲍世行《跨世纪城市规划师的思考》序，《城市规划》，1989（4），63

19 张庭伟、田莉《城市读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4，5

20 吴晓、魏羽力《城市规划社会学》，东南大学出版社，2010，32

21 马克·戈特迪纳、诺克斯、雷·哈奇森《新城市社会学》，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1，2

22 韩德信《社会学与规划：一个令人费解的关系》，《国外城市规划》，1984（2），29

23 吴志强《百年西方城市规划理论史纲》，《城市规划汇刊》，2000（2），12

24 施仲华《经济学与城市规划》，国外城市规划，1984（2），36

25 吴志强《百年西方城市规划理论史纲》，《城市规划汇刊》，2000（2）:13.

26 张庭伟、田莉《城市读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4，92

27 吴晓、魏羽力《城市规划社会学》，东南大学出版社，2010，43

28 孙施文《城市规划哲学》，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7，205

29 吴建中《世博会主题演绎》，上海科技文献出版社，2008，152-153

30 保罗·诺克斯、史蒂文·平奇《城市社会地理学导论》，商务印书馆，2005，196

31 马克·戈特迪纳、诺克斯、雷·哈奇森《新城市社会学》，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1，2

32 纪宝成《要重视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人民论坛》，2002（4），43

33 高宏宇《社会学视角下的城市空间研究》，《城市规划学刊》，2007（1），44

34 张庭伟《后新自由主义时代中国规划理论的范式转变》，《城市规划学刊》，2009（5），10

35 邹德慈《发展中的城市规划》，《城市规划》，2010（1），28

36 吴志强、于弘《城市规划学科的发展方向》，《城市规划学刊》，2005（6），7

37 黄亚平《城市规划与城市社会发展》，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9，1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