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社会科学的文献综述

顾海良

提高高等教育质量，提高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质量，核心是创新。有没有创新、能不能创新、是不是实现了创新，是检验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质量的最为重要的衡量指标。高质量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在于它高度的创新性。无论是提高质量还是锐意创新，根本的还在于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要出“精品”、出“上品”。“精品”、“上品”是创新的重要载体。因此，提高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质量，关键就要锐意创新、力求精品。

一、关于“精品”、“上品”的问题

对于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来讲，“精品”、“上品”的重要意义首先在于，它是一个国家人文社会科学发展水平的象征。衡量一个国家人文社会科学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就是这个国家一定时期产生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精品”、“上品”。其次，“精品”、“上品”也是一个国家社会文化综合实力的集中体现。国家的综合实力包括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国防实力、民族凝聚力，也包括文化综合实力。文化综合实力集中地表现为“精品”、“上品”。“精品”、“上品”是一个民族文化积累的基石。“精品”、“上品”就像一块块斑斓的、坚实的基石，垒起了民族文化的座座高峰，体现了民族文化的特色、民族文化的辉煌。最后，“精品”、“上品”还是一个时代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标志。所以，对一个国家，一个社会、一个民族和一个时代来说，“精品”、“上品”都有着重要的意义。

对于高校来说，人文社会科学“精品”、“上品”有三个方面的重要作用。首先，“精品”、“上品”是检验高校人文社会科学发展方向的重要手段。这里讲的“精品”、“上品”，不只是专著、论文的形式，也包括对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发展有重大影响的各种各样的成果，包括提出一个理论判断、提出一项改革思想等。其次，“精品”、“上品”也是反映高校人文社会科学学科建设总体水平的重要标志。对于一所高校来说，人文社会科学学科建设的水平并不只是体现在队伍的庞大上，不只是体现在经费的多少上，更是体现在有没有“精品”、“上品”上。一所高校，如果出版了重要的专著和论文，提出了影响国家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发展的重要思想，成为国家发展和民族振兴的思想库，这就是这所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水平的标志，就是这所高校人文社会科学学科建设水平的代表。最后，“精品”、“上品”反映高校在国家繁荣和发展人文社会科学中的地位和作用。高等学校的人文社会科学是国家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生力军，或者叫重要方面军。“重要方面军”的作用之一，就体现在能够形成一批又一批的“精品”、“上品”。

当前，“精品”、“上品”要着力体现“三个适应”。

一是要适应21世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建设的新要求，为之提供更强有力的智力支持、人才保证和精神动力。这就是反映时代的“精品”、反映社会进步的“精品”、反映先进文化发展方向的“精品”。脱离现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我们很难判断它是不是“精品”、“上品”。只有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密切结合，能够提供智力支持、人才保证和精神动力的重要成果，才可以称之为当今时代的“精品”、“上品”。

二是要适应现代科学技术的巨大进步，及其引致的世界经济、政治、文化格局的新变化，能够培育出更多具有战略思维和世界眼光的人文社会科学人才。“精品”的产生过程必须建立在两个基础之上:其一，“精品”不只是民族的，也应该是世界的。“精品”不只是中国特色的“精品”，而且还要能够反映当今科学技术巨大进步的成果，反映当今世界文明进步的成果，它是开放的。现在一些堪称优秀的“精品”，难以在世界范围内得到更多的承认，因为这些成果还不能反映当今世界发生的重大变化，还不能反映当今世界变化中文明进步的内涵，难以使我们的科研成果融合到世界范围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中去。其二，“精品”产生的过程也是培养出更多的具有战略思维和世界眼光的人文社会科学人才的过程。

三是要适应全面实施素质教育和人的全面发展的新需要，能够提升高校人文社会科学教学、科研和学科建设的水平。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的“精品”必须实现“转化”，不仅实现向社会的转化，还要实现向高校教学和学科建设的转化，使我们的科研成果直接服务于教学、科研和学科建设水平的提高。

二、关于研究方法创新的问题

学术观点创新、学术体系创新、研究方法创新构成了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创新的主体内容。这三个创新中，我认为，研究方法的创新具有首位重要的意义。我们现在苦恼于学术观点创新不够，苦恼于学术体系创新不够，究其根本还是在于研究方法创新不够。辩证法和唯物史观确实给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提供了方法论和世界观，但是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也需要其他的一些方法。马克思的经济学研究是建立在黑格尔辩证法基础上的，但同时也运用了其他方法，如经济学研究中的数学方法。马克思多次提到，如果能把关于经济危机理论的研究用数学公式加以表达，这个理论就精确了、完善了。在150年以前，马克思已经用“I(v+m)=IIc”这样的数学模型来表达社会基本简单再生产的实现条件。这就表明，研究方法的创新除了唯物史观这样根本的方法之外，还会有很多是用于一定学科的其他的方法。实际上，现时代人文社会科学的新发展，给我们提供了很多科学研究的新方法。

我们现在讲借鉴，讲得比较多的是学术观点、学术理论的借鉴，而在方法论上的借鉴和利用、方法论上的创新还远远不够。实际上，研究方法的创新是学术观点和学术体系创新的前提，更是人文社会科学理论体系创新的基础。研究方法的创新是人文社会科学创新的核心问题，有了研究方法的创新，才可能有学术观点的创新;有了学术观点的创新，也才可能有学科体系的创新。

我们现在讨论的层次，更多地是在学科体系创新这个比较宏观的，也是比较接近于大家能看到的现象上的创新。其实，学科体系的创新是建立在具体的学术观点创新基础上的，没有学术观点的创新，就不可能有学科体系的创新。真正的学科体系创新，首先要求研究方法的创新，只有研究方法的创新才可能有学术观点的创新，才可能有学科体系的创新。我们现在探讨学科体系的创新比较多，对研究过程中的学术观点的创新探讨得比较少，对带有根本性的、基础性的研究方法创新的探讨就更少了。我认为，学术观点创新是建立在研究方法创新基础之上的，而学科体系创新更是建立在研究方法创新和学术观点创新基础之上的。

我们可以马克思经济思想发展的历史为例，证实研究方法创新的重要意义，说明只有在研究方法创新的基础上，学术观点才能创新，学科体系才能创新，研究方法创新起着非常重要的基础性的创新作用。马克思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创立是以他的方法论创新为基础的。马克思的经济学方法自然源于德国黑格尔的辩证法，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跋”中所说的:“我要公开承认我是这位大思想家的学生……有些地方我甚至卖弄起黑格尔特有的表达方式。”但是，马克思也明确告诉人们:“我的辩证方法，从根本上来说，不仅和黑格尔的辩证方法不同，而且和他截然相反。”青年马克思正是在对黑格尔辩证法的扬弃的基础上，不断创新他自己的经济学方法论的。马克思是在承认并进一步创新李嘉图经济学抽象方法的过程中，从劳动价值论的反对者转变成劳动价值论的赞成者的。经济学研究方法的创新不仅使马克思由劳动价值论的反对者转向了赞成者，而且成为劳动价值论这一理论的发展者和创新者。经济学方法论的创新，使得马克思接受了当时古典经济学最新、最高的成就，在此基础上实现了学术观点创新和理论体系创新。

马克思在进行经济学学术观点和理论体系创新时，适逢西方主流经济学变革时期。马克思批判地继承了当时欧洲主要国家，特别是英国、法国等国家经济学发展的思想精华。马克思是德国人，他对德意志民族文化瑰宝推崇备至，以致他在为《资本论》第一卷作最后润色时，不无自豪地对恩格斯讲过这样一些动情的话:“你明白，在像我这样的著作中细节上的缺点是难免的。但是结构、整个的内部联系是德国科学的辉煌成就。”但是，马克思从来不拒绝对德国之外文化的吸收。他认为，对德国来说，政治经济学一直是外来的科学，是作为成品从英国和法国输入的。因此，对于德国的经济学家来说，“当他们能够公正无私地研究政治经济学时，在德国的现实中没有现代的经济管理系统。而当这种关系出现时，他们所处的境况已经不再允许他们在资产阶级视野内进行公正无私的研究了”。马克思对德国经济学方法论上的失误和缺陷看得相当清楚。他并不因为吸收了黑格尔的辩证法，就自然地接受了德国的经济学方法论;他也不因为德国社会科学在“结构”、“整个内部联系”上的优势，就拒绝吸收英国和法国经济学家在经济学体系结构研究上的成就。相反，他引进了英国和法国的经济学方法论，吸收了斯密和李嘉图在经济学体系结构研究上的成就，实现了经济学的科学革命。马克思主义历时一个半世纪仍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就是因为它拥有的这种独特的理论创新的精神和品质。我们现在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重要的就在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品质。

三、关于学术自由和学术流派

要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求得创新，求得“精品”、“上品”，必须形成不同的学术流派、学术观点和不同的理论体系共同发展的良好氛围。不同的学术流派、不同的学术观点、不同的理论体系的共存，是推进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的重要基础。我们甚至可以认为，假如不存在不同的学术流派，不存在不同的学术观点，也不存在不同的理论体系，就不可能有人文社会科学的繁荣，更不可能有人文社会科学的“精品”、“上品”出现。不同学术流派、学术观点和理论体系的形成和发展是推进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人文社会科学建设的基本前提。

我们可以看到，中华民族曾经有过的文化发展的华彩乐章，曾经有过的文化发展的辉煌时代，都和不同的流派、不同的学术观点、不同的理论体系的百家争鸣有着密切的联系。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造就了中国数千年文化的渊源，直到现在仍然影响着中国文化的发展，影响着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不同学术流派、学术观点和理论体系的百家争鸣、同时并存与共同发展，曾经创造了中华民族文化发展的华彩乐章、辉煌时代。这为中国文化发展的历史所证实。我们可以举很多的例子来证明这一道理。

要形成不同的流派、不同的学术观点、不同的理论体系，我认为要有三个相互支撑的条件:一是要有学术自由，二是要有学术流派，三是要有学术协作。

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学术自由，是产生“精品”、“上品”的根本前提。我认为，学术自由主要有三个要点:其一，学者要能够自由发表自己独立研究的成果。当然，学术自由不是胡言乱语。我们现在把学术自由理解成学者能对任何他懂或不懂的问题发表观点。我想这不是学术自由的表现，学术自由就是要阐明自己深入研究的学术观点。其二，学术自由是一种社会责任的体现。因为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有着巨大的社会性、历史性。所以，学术自由表现为一种社会责任。学术观点的宣扬不仅是个人研究的结果，而是能够直面社会，能够勇于承担社会责任，引领社会的进步，引导社会文明的发展。能达到这种要求，这种学术自由的表达就是有意义的;不能达到或起到相反的作用，这种学术自由的表达就是没意义的。其三，学术自由也是尊重学术的集中体现。尊重学者、尊重学术是学术自由的一种境界。学术自由不是贬低别人抬高自己，学术自由也不是违反学术道德，或者出现学术的失败、学术道德的败坏。学术自由是尊重学者、尊重学术的一种体现或者一种结果。这种结果不是指本人，而是所有的同行学者和不同行学者。不仅是尊重自己的学术，而且包括所有同行和所有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学术。

尊重不同的学术流派、学术观点和理论体系，是产生“精品”、“上品”的基本条件。

增强学术研究中的尊重、互助和协作，是产生“精品”、“上品”的必要环境，这也成为必要的学术生态。关于这种协作，传统的观点认为人文学科的学术研究是个人的一种体验和感受，和自然科学不一样。我认为这种观点在现时代是不成立的。

首先，现时代的人文社会科学发展正经历着重大的变化。假如说十八九世纪的人文社会科学发展是以学科分解为特征的，那么近半个多世纪以来，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则以学科的交叉、学科的融合为特征。这就是我们看到的边缘学科。交叉学科和新兴学科不断产生的现象。也就是说，现在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已经对十八九世纪和20世纪前半叶形成的众多学科进行了重新的组合，产生了边缘学科和交叉学科。这是学科发展的新特点。在这个时代，促进学科融合、交叉依然是当代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的策略。

其次，人文社会科学任何一个专门的学科，都是对整体世界的局部现象的研究，带有先天的不足。社会科学研究的是社会和人的思维，或者说是研究社会和人本身。而社会和人是一个整体，是不可分割的整体。我们通常认为的社会科学如政治学、经济学、历史学、哲学、社会学都是对人和社会这个整体世界的局部现象的研究，是对历史现象，经济现象、人的思维现象等的研究。这些对局部现象的研究形成了我们现在讲的一门一门单独的学科——历史学、法学、哲学、社会学等。所有这些学科都是以对人和社会这个整体现象的局部的规律性研究为特点的。这是学科形成的基本条件。这就产生了一个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内在矛盾性问题，那就是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对象的整体性和学科的局部性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在自然科学中也存在，但是人文社会科学更为明显。把一个完整的整体分解为一个一个局部的学科，使这个学科得以独立和发展，这是人类文明进步的表现。就像劳动有分工一样，有了分工，社会就进步了，劳动就形成了一个复杂的体系，劳动的效率也就提高了。因此，没有分工就没有现代劳动的概念。人文社会科学也是一样，有了分工、有了细化才有人文社会科学的进步。但是，分工和细化又带来了矛盾。一个一个学科的专家，都试图用局部性研究的结论来探讨我们的整体性问题。但是，研究越细化，和整体性的对象离得就越远。和谐社会就是一个整体性问题。这个现象经济学讲、法学讲、历史学讲、政治学也讲，讲的都是自己学科背景下对和谐社会的解答。这个解答具有很大的学科优势，但也有这个学科的局限性。要反映整体现象的全部规律性，必然要不同学科的学者进行协作，只有协作才能解决整体性的社会问题或者人的问题。正因为如此，以单一学科来研究整体世界就会产生单一学科的片面性。要研究整体事件，要研究综合性的重大的实践和理论问题，就需要多个学科严密合作，形成良好的协作气氛。所以，一方面，各学科的专家要有深邃的专业知识，同时又要提倡学者之间的通力合作。只有这样，才能解决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另一方面，我们要建立良好的学术环境和学术条件，特别要有一种尊重学术、尊重学者、团结奋斗、积极向上的学术氛围。我觉得我们现在人文社会科学质量上的问题、精品上品的匮乏以及我们学术创作的困惑，和我们目前缺乏这样的学术环境有很大的关系。

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新发展，并不是按照一定学科的意义的发展，而都是整体理论的发展。科学发展观、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以及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创新型国家、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等一系列理论观点，并不只是单一经济学的、哲学的、法学的或社会学的理论观点。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这个看似经济学的问题，其实不只是经济学的问题。因为这是涉及农业、农民和农村的“三农”问题。假如农业是经济问题，农民就是政治问题，农村就是社会问题。农业的经济问题、农民的政治问题、农村的社会问题就不单单是经济学家所能解决的问题，也不是只有经济学家才能探讨的问题，它需要很多学科的专家来共同研究和探讨。所以，我们希望，也强烈呼吁:提高人文社会科学质量，在呼唤人文社会科学的“精品”、“上品”的时候，应当积极推动尊重学术、尊重学者、积极向上、团结奋斗的学术氛围的形成。这是我们全体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者和管理者的一种责任。

四、关于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开放性问题

人文社会科学在当今世界已经成为跨越国界的研究领域。最近我到法国的巴黎访问，在孔子学院作了一场学术报告。在讨论中，我发现我们正在研究的很多问题，与法国学者们正在思考和研究的问题有着密切的联系。他们提出的很多问题，正是我们现在探索的问题。比如，经济增长速度过快和环境保护的关系问题，经济发展的地区差别和个人之间收入差别过大的问题，资源开发和生态环境的问题，他们甚至还提出了在城市化过程中普遍出现的市民心理健康问题等。这些问题既是我们所关心的，也是法国的众多学者所关心的。

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开放性问题，已经包含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当代意义之中。“精品”、“上品”的产生，同学习和借鉴世界各国各种优秀的、有价值的、相应的人文社会科学的成果和成就是密不可分的。我们要认同一个观点，我们的改革开放不仅只是吸收国外的先进技术，利用国外的资本和资金，引进国外先进的管理经验和做法，同时也要借鉴和利用国外当代发展了的一切文明成果。因为在经济变化过程中，不仅经济政治在发展，市场经济的作用在发生变化，而且世界上很多新的、有价值的、优秀的甚至是先进的文化也在不断地发展。所以在吸收发达的经济成果的时候，也要高度关注和关心人文社会科学发展中的有价值的、有影响的、反映人类文明进步的优秀成果。也就是说，我们应该借鉴、吸收和利用的不仅是经济体制和机制这些方面的成果。

我还举一个经济思想史上的例子。在18世纪中叶，法国重农学派影响着18世纪乃至后来很长时间经济思想的发展，这个学派不仅源于法国经济文化的发展，也源于对其他国家经济思想的发展，特别是对中国的重农思想和制度的吸纳和吸收。有些西方学者把重农学派的最主要的代表人物魁奈称为“欧洲的孔子”，认为他的重农思想在很大程度上吸纳和吸收了中国古代的理学思想。米拉波是法国重农学派的成员，他在魁奈去世时发表的演讲说:“孔子的整个教义在于恢复人受之于天，而为无知和私欲所掩蔽的本性的光辉和美丽。因此他劝国人信奉上帝，存敬奉戒惧之心，爱邻如己，克己复礼，以礼制欲。非礼勿为，非礼勿视，非礼勿言。对于这种宗教道德的伟大教言，似乎不可能再有所增补，但最主要的部分还未做到，即行之于大地;这就是我们老师的工作，他以特别聪睿的耳朵，亲从我们共同的大自然母亲的口中，听到了‘纯产品’的‘秘理’。”我国有的学者在评论这一演说时认为，“这段演说词与其说是为魁奈而作，倒不如说更像是在颂扬一位中国理学大师。惟其如此，以承继孔子事业作为魁奈的盖棺之论，确是魁奈学说的重要特征”。也就是说，重农学派的主要学者米拉波认为，魁奈的贡献就是吸收了孔子的重要思想并将之用于法国经济问题的研究。

正因为如此，人文社会科学任何一门学科的发展，不只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范围内的学科和学术传统的积累、发展和创新的结果，它还是世界范围内多个国家、多个民族之间的学科和学术的碰撞、借鉴和吸纳的结果。我们只有站在世界各国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的成果和成就的基础上，透彻理解、深入了解世界各国的成果和成就，才能有中国自己的“精品”、“上品”的产生。

基于这一想法，武汉大学建立了人文社会科学发展与评价研究中心，首先做的工作就是出版了《海外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发展年度报告》，通过年度报告的形式，力图把海外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的最新动态展现出来，通过一年一年的积累来反映海外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趋势。我们做这项工作，付出了很大的辛劳。但我想这项工作对繁荣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特别是对产出“精品”、“上品”是一项基础性的、资料性的工程，是一件非常有学术水平的工作，非常有意义的工作。我们希望能有更多的海内外学者来参与这项工作。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千百年来先哲的这一至理名言，不仅是中国人为人处世的圭臬，是道德修养的基本原则，而且也是学者治学、著书立说的基本要求，更是创新的基本要求。

(《中国高等教育》2007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