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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诏国境内外的乌蛮

时间:2022-08-12 百科知识 版权反馈
【摘要】:南诏国境内的乌蛮各部主要分布在南诏国拓东节度、会川都督、南诏国的十赕地区,此外,剑川节度、弄栋节度也有乌蛮分布。在雅砻江以东、大渡河以南、安宁河的上下周围地区,南诏国设置了会川都督,其境内分布着勿邓、丰琶、两林等乌蛮群体,由于勿邓、丰琶、两林等乌蛮族群分布在雅砻江之东,史书上又将之称为“东蛮”,在整个“东蛮”内部一共有34个乌蛮群体。包括两林在内总计有12个乌蛮群体。

对于乌蛮的研究笔者做了较长时间的关注,并且发表了一些论文[1],近来,再次研读《新唐书·南蛮传》,觉得还必须对南诏国境内外的乌蛮进行梳理,力图使乌蛮的研究有一个推进,大致勾勒出乌蛮发展的基本线索,为未来乌蛮史的研究做一些准备。

一、南诏国境内的乌蛮

南诏国境内的乌蛮各部主要分布在南诏国拓东节度、会川都督、南诏国的十赕地区,此外,剑川节度、弄栋节度也有乌蛮分布。

(一)拓东节度辖境内的乌蛮群体

拓东节度辖境内的乌蛮群体主要分布在拓东节度的北部和中部。

拓东节度北部主要分布着阿竿部、阿孟部、夔山部、暴蛮部、卢鹿蛮部、磨弥敛部,这些乌蛮群体虽然与洱海地区相隔很远但是与南诏王族蒙氏具有十分亲近的关系,是一个通婚圈,所以文献说其“与南诏世为婚姻” [2],说明他们具有民族的共源关系,而且相互之间的关系相当密切。

这些乌蛮群体基本上是分布在从唐朝进入南诏的交通沿线上,《云南志》卷1“云南界内途程第一”说:“第九程至鲁望,即蛮、汉两界,旧曲靖州之地也。……依山有阿竿路部落,过鲁望第七程至竹子岭。岭东有暴蛮部落,岭西有卢鹿部落。第六程至生蛮磨弥部落。”[3]综合史料来看,阿竿部落分布在今昭通市昭阳区、鲁甸等地;阿孟部落分布在镇雄境内,为后来乌蛮的茫部;夔山部在今大关、彝良等县;暴蛮部在今贵州省威宁、六盘水市等地;卢鹿蛮部分布在今会泽、巧家、东川等地;磨弥部在今宣威等地。

拓东节度中西部也是乌蛮群体的主要分布区之一。《新唐书·南蛮传下》说:“爨蛮之西,有徙莫祇蛮、俭望蛮,贞观二十三年内属,以其地为傍、望、览、丘、求五州,隶郎州都督府。”[4]从在徙莫祇蛮、俭望蛮分布的地区设置了“傍、望、览、丘、求五州”来看,徙莫祇蛮、俭望蛮是分布在拓东节度中西部的民族群体,傍州在今天的双柏县境内,望州在今天的一平浪以西,览州在今天的牟定县以北地区,丘州在今天的南华县附近,求州在今天的武定县一带。但是,这仅仅是徙莫祇蛮、俭望蛮在唐朝初年的情况,到唐朝晚期由于人口逐渐增多,徙莫衹蛮又开始分化出一些新的族群,并且向东部地区迁徙,发展成为罗伽部、阳宗部、步雄部、休制部、弥勒部等,是东部乌蛮三十七部的组成部分。

(二)南诏国洱海地区的乌蛮群体

在南诏国洱海地区的乌蛮群体主要是蒙巂诏、浪穹诏、邓睒诏、施浪诏、蒙舍诏等部。[5]

到了南诏国时期,在洱海区域还有一部分昆明人没有被汉族历史学家称为乌蛮,仍然称为昆明。因为乌蛮是以昆明人为主体发展而来,所以在此也将之列入乌蛮群体论述。《新唐书·南蛮传下》载:“昆明蛮,一曰昆弥,以西洱河为境,即叶榆河也。”[6]和《史记·西南夷列传》的记载相比较,《新唐书·南蛮传下》对昆明人的记载更加丰富了[7],秦汉时期的昆明族分布区为“西至同师以东,北至叶榆”。这到唐代仍然没有发生重大的变化,还是以“叶榆河”为境,即分布在叶榆地区;生产生活方式也没有发生多少变化,秦汉时期是“皆编发,随畜迁徙,毋常处,毋君长”。到了唐代仍然是“人辫首,随水草畜牧,夏处高山,冬入深谷”。相比较而言,唐代对昆明族的记载,多了更加深入的描写,即对于昆明族每年必须在不同海拔高度的山地进行转场,是对“随水草畜牧”的进一步解释,夏天昆明族在凉爽的高山放牧,到了寒冷的冬季又转场到相对暖和的山谷中放牧,此其一。其二,《史记·西南夷列传》中没有对昆明族的民族性格进行描述,而《新唐书·南蛮传下》中相当简要地记载了昆明族的民族性格,认为昆明族的民族性格是“尚战死,恶病亡”,至此我们大致可以知道汉武帝时期为什么汉朝的军队不能通过昆明族分布的叶榆地区。其三,《史记·西南夷列传》没有对昆明族的军事力量进行描述,而《新唐书·南蛮传下》则说“胜兵数万”。对于当时的昆明族来说,有一支数万人的常备军,说明其武装力量是十分强大的,特别是在西南地区的地缘政治格局当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此外,在以洱海为中心的地区还有一些属于乌蛮系统的民族群体分布,由于这些民族群体已经开始处在民族的分化与融合的历史过程当中,他们开始向着独立的民族方向发展,这些民族群体是施蛮、顺蛮、和蛮、磨些蛮、锅锉蛮、寻传蛮等,因为对这些民族群体已经有较多的研究,这儿就不再深入论述。

(三)会川都督府的乌蛮群体

在雅砻江以东、大渡河以南、安宁河的上下周围地区,南诏国设置了会川都督,其境内分布着勿邓、丰琶、两林等乌蛮群体,由于勿邓、丰琶、两林等乌蛮族群分布在雅砻江之东,史书上又将之称为“东蛮”,在整个“东蛮”内部一共有34个乌蛮群体。

在“东蛮”中,勿邓是一个有较强政治与军事力量的乌蛮群体,分布在大渡河南岸,其分布区有千里。在勿邓内部又分为众多的亚层次群体,具体有乌蛮的邛部六姓,还有分布在邛部、台登之间的乌蛮初裹五姓,所有这些乌蛮群体的文化特征具体在妇人的服饰上表现出来,“妇人衣黑缯,其长曳地”[8]。勿邓分布区内的乌蛮群体又有属于乌蛮的东钦蛮两个群体,因为这两个群体在服饰上的特点是“妇人衣白缯,长不过膝”,所以被称为白蛮,但是此白蛮非洱海地区的白蛮。

被勿邓控制的乌蛮群体还有“散处黎、嶲、戎数州之鄙”[9]的粟蛮二姓、雷蛮三姓、梦蛮三姓。

总的来说,在勿邓的势力范围之内有众多的乌蛮群体,具体有邛部的六个乌蛮群体;有分布在邛部、台登之间的“初裹”五个乌蛮群体;有东钦两个乌蛮群体[10];有粟蛮二个乌蛮群体;有雷蛮三个乌蛮群体;有梦蛮三个乌蛮群体。以上包括勿邓总计有22个乌蛮群体。

与乌蛮勿邓群体相比,乌蛮两林部内部的群体少一些,这些群体分布在勿邓的南部,“有两林部落,有十低三姓、阿屯三姓、亏望三姓隶焉。其南有丰琶部落,阿诺二姓隶焉。两林地虽窄,而诸部推为长,号都大鬼主”。则乌蛮两林部的首领作为一个区域性的政治首领控制着十低三姓乌蛮群体、阿屯三姓乌蛮群体、亏望三姓乌蛮群体、丰琶乌蛮群体、阿诺二个乌蛮群体。包括两林在内总计有12个乌蛮群体。两林、丰琶等乌蛮群体主要分布在大渡河流域与金沙江中游之间,这些地方山高谷深,是历代王朝政治统治难以进入的地区。

由于以勿邓为首的各部,分布在会川都督的北部,地理上与唐朝的剑南西川相连接,所以一直都在唐朝、南诏、吐蕃三个政权当中左右事之,《新唐书·南蛮传下》载:“天宝中,(勿邓、丰琶、两林的政治首领)皆受封爵。及南诏陷嶲州,遂羁縻吐蕃。贞元中……数为吐蕃侵猎。两林都大鬼主苴那时遗韦皋书,乞兵攻吐蕃……吐蕃退壁西贡川,据高为营”[11]。此战之后,各部首领皆得唐朝奖励,勿邓、丰琶、两林的首领“皆入朝,宴麟德殿”。显然与唐朝的关系有了进一步的改善,最终南诏国会川都督境内的乌蛮群体成为了唐之臣民。

以往对于唐朝、吐蕃、南诏三者之间的关系研究较多,而对于乌蛮与唐朝、吐蕃、南诏四者之间的关系研究不够深入研究。因此,以下问题是可以讨论的:

第一,勿邓等乌蛮群体为了自己的生存,不得不在各种政治力量之间进行选择,所以当南诏国攻占了唐朝的嶲州之后,勿邓、丰琶、两林“遂羁縻吐蕃”。但是,勿邓等乌蛮群体对于唐朝是有所了解的,所以当唐朝与吐蕃的力量对比发生变化时,马上恢复与唐朝的关系,而唐朝也马上给予积极的回应,给其首领加官晋爵,“以勿邓大鬼主苴嵩兼邛部团练使,封长川郡公”。此后,唐朝又“诏封(双林)苴那时为顺政郡王,苴梦冲为怀化郡王,丰琶部落大鬼主骠傍为和义郡王,给印章、袍带”[12]。由此确立了与唐朝的关系,这些乌蛮首领从此就是唐朝的命官,其标志就是有了唐朝中央政府发的“印章、袍带”。为了进一步密切这种关系,唐朝还“岁给其部禄盐衣綵”。唐朝为了保证所有赐给他们的物品都能够达到,特别规定每年唐朝政府赐的物品由唐朝的黎州、嶲州地方官员转交“亡失所赐”,与此同时韦皋命令黎州、嶲州地方官员在黎州、嶲州“为筑馆,有赐,约酋长自至,授赐而谴之”。此后,勿邓等乌蛮群体在较长的时间里都与唐朝保持良好的臣属关系,成为唐朝在经营西南对付南诏、吐蕃的一支政治力量。

第二,因为勿邓等乌蛮群体成为了唐朝在西南的一支政治力量,所以在唐朝的支持下,曾经积极参加唐朝对吐蕃的战争。当时两林大鬼主苴那死后,他的儿子苴骠离还在年幼,让苴梦冲为两林大鬼主,而此时吐蕃不断攻击两林部落,于是苴梦冲请求韦皋出兵攻击吐蕃,韦皋“遣将刘朝彩出铜山道,吴鸣鹤出清溪关道,邓英俊出定蕃栅道,进逼台登城”[13]。面对唐朝的全面攻击,吐蕃退守西贡川,占据了有利地形与唐朝军队对峙。在战争的过程当中,勿邓等乌蛮表现出很强的战斗力,“苴那时战甚力,分兵大破吐蕃青海、腊城二节度军于北谷,青海大兵马使乞藏遮遮、腊城兵马使悉多杨朱、节度论东柴、大将论结突梨等皆战死,执笼官四十五人,铠仗一万,牛马称是”[14]。最后一直攻下了吐蕃的于葱栅。之后,勿邓等乌蛮群体一直是唐朝对抗吐蕃的一支武装力量,在苴骠离成人之后,唐朝仍然让他担任大鬼主,“骠傍年少骁敢,数出兵攻吐蕃,吐蕃间其道焚其居室、部落,亡所赐印章”[15]。当两林大鬼主象征政治关系与权力的印章丢失之后,韦皋马上报告唐朝皇帝,在很快的时间之内唐朝中央政府就重新赐给印章。对于唐朝中央政府而言,不能因为印章这种具有强烈象征意义的物件丢失而失去抵御吐蕃的勿邓等乌蛮群体,如果失去勿邓等乌蛮群体,那么唐朝在西南的地缘政治格局将发生巨大变化。

第三,同样由于勿邓、两林分布区特殊的地缘关系,所以勿邓等乌蛮群体与唐朝的关系处在一种变化的过程当中。就在得到唐朝的封官晋爵之后,勿邓大鬼主苴梦冲又背着唐朝投降吐蕃,而且利用自己所处的有利条件,切断了南诏与唐朝使者的往来道路。为了避免产生大的军事行动,韦皋“令总管苏峞以兵三百召梦冲至琵琶川,声其罪斩之,披其族为六部”。韦皋把勿邓又分为六部的动机是非常明显的,目的是让勿邓鬼主掌握尽可能小的权力,不可能产生与唐朝对抗的政治力量。但是,这样的政治策略从民族形成与发展的角度来看,是不利于勿邓等乌蛮群体地区性的统一的,只会延缓民族的发展。

二、南诏国境外的乌蛮群体

南诏国境外的乌蛮主要分布在剑南节度辖境内的黎州、邛州、戎州以及“牂柯国”,唐朝以乌蛮各部为基础设置了众多的羁縻州,对他们进行管理。

(一)黎州、邛州的乌蛮群体

黎州是唐朝剑南西川节度使下面的州,地在今天的雅安市和西昌市之间,大渡河的北岸。在黎州的西面就是吐蕃的地界,就此而言,黎州已经是唐朝在西南的一个边州,由于州内有众多属于乌蛮系统的民族群体,所以唐朝对黎州的治理主要是以这些少数民族群体为主体,设置了许多羁縻州,以之来稳定唐朝与吐蕃边界的安全。从时间上来看,唐朝初年设置了奉上等26个羁縻州,到了唐玄宗开元十七年(729年)又设置了31个羁縻州,由此说明唐朝中央政府在这一个地区的统治一直是稳定且不断深入的。

黎州境内乌蛮系统的民族群体除了唐朝先后设置的57个羁縻州之外,还有一些没有设置羁縻州的民族分布区,具体是:黎州南道“有廓清道部落主三人,婆盐鬼主十人”[16]。即这一地区有13个乌蛮群体,因为部落主、鬼主就是民族群体的首领,他们代表着一个地区的民族群体。又有“阿逼蛮分十四个部落:一曰大龙池,二曰小龙池,三曰控,四曰苴质,五曰乌披,六曰苴赁,七曰觱篥水(古代的一种管乐器),八曰戎列,九曰婆狄,十曰石地,十一曰罗公,十二曰光,十三曰离旻,十四曰里汉”。显然在这些没有设置羁縻州的地方又有27个乌蛮群体。

如果说一个羁縻州就是一个乌蛮群体,那么在黎州境内就有57个乌蛮群体,再加上没有设置羁縻州的乌蛮群体27个,则黎州一共有84个乌蛮群体。

(二)嶲州的乌蛮群体

嶲州辖境主要在今天的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境内,以嶲州为中心,乌蛮群体的情况是:

第一,在嶲州新安城附近有“六姓蛮,一曰蒙蛮、二曰夷蛮、三曰讹蛮、四曰狼蛮,余勿邓及白蛮也”[17]。嶲州新安城在今天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越西县的北方,这些地区是乌蛮系统中邛部的主要分布区。《新唐书》之所以把嶲州新安城附近的民族群体单独列出来记述,说明他们与邛部是有一定区别的,但可以肯定的是嶲州新安城附近的“六姓蛮”也是属于乌蛮系统的民族群体。

第三,在嶲州进入吐蕃的交通要道上,唐朝设置了石门、柳强等军事要塞,派军队戍守,并且治理这里的弥羌、铄羌、胡丛、东钦等民族群体。从民族的族源上讲,弥羌、铄羌、胡丛应该是嶲州西北雅砻江流域的羌人,东钦属于乌蛮系统的民族群体。

(三)戎州的乌蛮

戎州是秦汉以来中原王朝经营西南的一个重镇,也是一个多民族的聚居区,南北朝后期,乌蛮系统的民族群体渐渐进入这些地区,并且成为当地重要的政治力量,所以唐朝仍然以羁縻制度治理该地区。

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来看,戎州的战略地位特别重要,首先是扼守住金沙江的下游地区,有天然的江防天险可以防守;其次是向南可以监控南诏国的东北部地区;再次是向西可以和西部的嶲州、雅州、黎州相呼应,比较有效地应对南诏国的攻击,所以唐朝对这一地区的乌蛮群体的治理就格外加强,通过戎州招徕金沙江中下游的民族。唐朝对戎州乌蛮群体的治理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设置羁縻州,封官晋爵。《新唐书·南蛮传下》载:“戎州管内有驯、骋、浪三州大鬼主董嘉庆,累世内附,以忠谨称,封归义郡王。”[19]由于封官晋爵产生了良好的社会影响,所以“贞元中,狼蛮(按,前述嶲州新安城附近的乌蛮群体)亦请内附,补首领浪沙为刺史,然卒不出”。于是唐朝命令剑南西川节度使韦皋通过归义郡王董嘉庆来节制狼蛮。

对于那些分布在唐朝和南诏国边境地区的民族群体,韦皋则采取安抚的方法进行治理。例如“有鲁望部,徙居戎州马鞍山,皋以其远边徼,户给米二斛、盐五斤”。 鲁望部的分布区在今天昭通市的昭阳区、鲁甸县境内,已经是南诏国拓东节度的辖境,当鲁望部向北迁徙唐朝与南诏国的边境地区时,韦皋便以象征性的物质给予来进行治理,目的是不要此在边境上发生战争。

对唐朝与南诏国相连接地区的一些乌蛮群体,唐朝则采取来则安之,去则不留的策略。这些民族群体主要有戎州北部的浪稽蛮、罗哥谷蛮;在戎州东部有婆秋蛮、乌皮蛮;在戎州南部有离东蛮、锅锉蛮;在戎州西边有磨些蛮。在此有几个问题需要说明。

第一,《新唐书·南蛮传下》记载说:“自浪稽以下,古滇王、哀牢杂种,其地与吐蕃接。”[20]这样的记载有两个方面的错误,第一个错误是把乌蛮群体当作与滇人、哀牢人有关的民族群体看待,这与在空间分布上的错误认识有关;第二个错误是认为戎州境内或者说戎州附近的民族群体分布区与吐蕃地界相接,这是十分错误的,从戎州到吐蕃辖境,如果按当时的行政区来说,要向西通过唐朝戎州(今天四川省的宜宾市)、嘉州(今天四川省的乐山市)、雅州(今天四川省的雅安市)、黎州(今天四川省的汉源、石棉)、嶲州(今天四川省的凉山彝族自治州)才能进入吐蕃辖境。

第二,《新唐书·南蛮传下》记载说:戎州境内“亦有姐羌,古白马氐之裔”。这样的记载也是错误的,因为在先秦、秦汉时期是氐羌连称,但是南北朝以后氐与羌就渐渐分开称呼,而且姐羌在秦汉时期已经频繁出现在历史文献当中,所以姐羌不可能是白马氐的后裔;此外,从空间上讲,姐羌的分布区一直都在今天的甘肃、青海、四川西北部的3连接地区,所以戎州境内不可能有姐羌。遍查文献,几乎没有相关记载,属于孤证。

第三,从唐代戎州境内还有锅锉蛮来看,说明整个唐代氐羌系统的民族呈现出由北向南迁徙运动的趋势,因为到了元明清时期戎州境内已经没有锅锉蛮,而在云南南部地区出现了锅锉蛮。

第四,戎州是唐朝剑南西川节度之下的州,与南诏国的拓东节度北部地区相连接,所以在相连接地区的乌蛮系统的民族群体就在唐朝和南诏国之间左右事之,按照现代的学术观点叫作他们对两个政权采取“情景认同”的方式,即谁对我有利我就支持谁,但是却仍然不主动进入主流的政治体制。

(四)“牂牁国”的乌蛮

牂牁是秦汉时期夜郎的分布区,当夜郎政权灭亡之后,氐羌系统的民族进入了这一地区,秦汉时期夜郎的分布地区开始成为多民族的杂居区,史载“昆明东九百里,即牂牁国也。”[21]牂牁国在唐宪宗时期(806—820年)开始与唐朝联系“上表请尽归牂牁故地”。唐文宗元年(827年),牂牁国的大鬼主请求归附唐朝,所以唐朝对于这些处于封闭地区的少数民族群体,仍然采用羁縻制度进行治理。

通过《新唐书·南蛮传下》牂牁国的记载,我们可以看到:

第一,牂牁郡在秦汉时期是以百越系统的民族为主,但是随着乌蛮的强大,大量乌蛮进入这一地区,而且成了在政治上强势的民族,所以秦汉时期的牂牁与唐朝时期的牂牁的民族情况是不一样的。唐朝时期的“牂牁国”成了一个多民族的杂居区,具有统治地位的民族是乌蛮,首领被称为鬼主,接受了唐朝可以世袭的“罗殿王”爵位,而同区域的其他一些民族首领则被封为“滇王”[22]。所有生活在牂牁境内的民族,通通都被称为“牂牁蛮”。因此,牂牁蛮不是一个具体的民族名称,而是对一个区域之内众多民族的一个泛称,这是需要明确的。

第二,在唐朝以前,乌蛮群体基本上还分布在金沙江中下游两岸,但是从唐朝初年开始向南、向东南扩展,进入了牂牁地区,其进入的方式主要以军事进攻为主,即“兵数出,侵地数千里”[23]。由此说明到了唐代乌蛮获得了一个由北向南发展的历史机遇,由历史上的越嶲郡、犍为郡不断向秦汉时期的牂牁郡、益州郡南部推进、扩展,与乌蛮有近亲源流关系的和蛮也就是在这一个历史时期进入哀牢山区的。

第三,如前所述,牂牁蛮中的强势民族群体为乌蛮,人数众多但政治处于弱势的是百越系统的谢蛮。而唐朝中央政府对乌蛮、对谢蛮都给予封赐,封乌蛮的鬼主为罗殿王;封谢蛮的首领为龙羽刺史,爵位是夜郎郡公。

三、结 语

总的来说,在唐代的历史文献中对乌蛮各部的记述比前代更加清晰,不但把各部的名称细化,而且各部的分布区也相当明确,使我们对乌蛮的认识更加深入,是我们认识下一个历史时期乌蛮的主要根据。这样的变化主要是因为唐朝对剑南西川和剑南东川境内的乌蛮各部的治理比前代政府更加深入,南诏国对其境内乌蛮的治理也不断深入,从而能够较为准确地记述南诏国境内的乌蛮各部的情况。在乌蛮与唐朝、南诏、吐蕃的关系中,我们看到了乌蛮各部有自己的一套务实性生存策略,从统一多民族国家发展的历史角度来看,这样的务实性生存策略不利于他们的发展。

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乌蛮各部由特殊的生产方式所决定,还较多地保留着游牧生产生活方式,所以社会结构松散,没有能够形成区域性的内部凝聚力强大的民族群体,仅仅是“大部落有大鬼主,百家则置小鬼主”。因此,乌蛮内部有众多群体的事实说明乌蛮内部发展的不平衡问题,以乌蛮为主体发展而来的彝族今天还有如此众多的支系,特别是大小凉山彝族家支政治制度的长期存在,恐怕与其务实性生存策略和生产方式有关。

原载《思想战线》2014年第3期

【注释】

[1]2007年在《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第1期发表《西南边疆乌蛮源流研究》; 2007年在《云南师范大学学报》第6期发表《宋王朝统治下的乌蛮及其民族关系》;2007年在《云南民族大学学报》第5期发表《大理国的乌蛮》; 2007年在《中南民族大学学报》第5期发表《元代云南行省的政区设置与乌蛮的发展》; 2008年在《云南师范大学学报》第3期发表《试论明朝对乌蒙等部的治理及其政治博弈关系》。

[2]《新唐书·南蛮传下》,中华书局标点本1975年版,第6317页。

[3]木芹:《云南志补注》,云南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2页。

[4]《新唐书·南蛮传下》,中华书局标点本1975年版,第6315页。

[5]南诏的“诏”有两层含义,第一层含义指民族首领,第二层含义是指民族群体的名称,例如蒙巂诏、浪穹诏、邓睒诏、施浪诏、蒙舍诏。关于这些诏是乌蛮群体的论述已经很多,此处就不展开论述。

[6]《新唐书·南蛮传下》,中华书局标点本1975年版,第6318页。

[7]《史记·西南夷列传》载:“西至同师以东,北至叶榆,名为嶲、昆明。皆编发,随畜迁徙,毋常处,毋君长,地方可数千里。”《史记·西南夷列传》,中华书局标点本1982年第2版,第2991页。

[8]以下皆见《新唐书·南蛮传下》,中华书局标点本1975年版,第6317页。

[9]以下皆见《新唐书·南蛮传下》,中华书局标点本1975年版,第6317页。

[10]在此需要解释的是“东钦蛮二姓”虽然称为“白蛮”,但是他们与洱海地区的白蛮有区别,他们是因为穿白色的衣服而被称为“白蛮”,仍然是属于乌蛮民族群体中的一部分。

[11]《新唐书·南蛮传下》,中华书局标点本1975年版,第6317页。

[12]《新唐书·南蛮传下》,中华书局标点本1975年版,第6318页。

[13]《新唐书·南蛮传下》,中华书局标点本1975年版,第6317页。

[14]《新唐书·南蛮传下》,中华书局标点本1975年版,第6317~6318页。

[15]《新唐书·南蛮传下》,中华书局标点本1975年版,第6318页。

[16]以下皆见《新唐书·南蛮传下》,中华书局标点本1975年版,第6323页。

[17]《新唐书·南蛮传下》,中华书局标点本1975年版,第6324页。

[18]《新唐书·南蛮传下》,中华书局标点本1975年版,第6324页。

[19]以下皆见《新唐书·南蛮传下》,中华书局标点本1975年版,第6324页。

[20]以见皆见《新唐书·南蛮传下》,中华书局标点本1975年版,第6324页。

[21]以下皆见《新唐书·南蛮传下》,中华书局标点本1975年版,第6319页。

[22]当然,此“滇王”非先秦时期到秦汉时期滇池区域的滇王。

[23]《新唐书·南蛮传下》,中华书局标点本1975年版,第63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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