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西南边疆民族历史发展进程中，乌蛮是一个承上启下的民族群体，他上承氐羌系的昆明、叟、巂，下启现代汉藏语系藏缅语族彝语支各民族。乌蛮的变化，反映了不同历史时期西南民族的分化与融合，但至今对乌蛮的源流仍留有诸多值得探讨的问题，故应进行深入的研究，给予高度的关注。这对于了解西南边疆各民族的由来与发展，对探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与发展都具有相当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一
有关乌蛮的最早记载始见于《北史·周法尚传》：“嶲州乌蛮反，诏法尚便道讨击破之。”[1]此记载过于简单，但却明白地表明至少在南北朝时期中国历史文献的记载中出现了一个乌蛮。
对此，《隋书·周法尚传》所载比《北史·周法尚传》更为详细：“嶲州乌蛮反，攻陷州城，诏令法尚便道击之。军将至，贼弃州城，散居谷间，法尚捕不能得。于是遣使慰谕，假以官号，伪班师，日行二十里，军再舍，潜遣人觇之，知其首领尽归栅，聚饮相贺。法尚选步骑数千人，袭击破之，获其渠帅数千人，虏男女口万余。”[2]
针对上述两条最早记载乌蛮的材料，有必要做如下的讨论：
第一，乌蛮作为一个民族群体的名称出现的时间问题。从表面上看，《北史》和《隋书》都是唐初写成的，而作者李延寿（生卒不祥，主要事迹都在贞观年间）和魏征（580—643年）都是跨越了几个历史时代的人，能看到南北朝时期诸多的文献资料，所以他们是从这些文献中知道乌蛮的，并将之写入相关文献之中。因此，可以认为：在南北朝时期，乌蛮已经被汉族史家作为一个族称记入史籍。
第二，乌蛮是否只分布在嶲州。嶲州，梁武帝大同三年（537年）置，宋属大理，故治在今四川省西昌市。从《北史》《隋书》的记载来看，似乎只有嶲州才有乌蛮。但事实并非如此，史家只记载了与汉民族政权接触较多，且势力强大者，而乌蛮的其他部分则由于齐梁之际爨氏占宁州，处于相对封闭的状态，各地保境不通，所以没有被认识。故到了强大而统一的唐代，对乌蛮的认识和记载便全面且详细了起来，成了西南地区分布较广、人数较多的一个民族群体。
第三，乌蛮何以称之为乌蛮。可以肯定地说，乌蛮是一个他称，带有强烈的民族歧视色彩，是汉民族史家对有尚黑文化习俗并有共源关系的某一民族群体的称呼。
长期以来，汉文史藉就把南方非华夏或非汉族的民族群体称为蛮。《礼记·王制》载：“东方曰夷，被发文身，有不火食者矣。南方曰蛮，雕题交趾，有不火食者矣。”到了唐代樊绰还把记载云南各民族的书叫作《蛮书》。那么把有尚黑习俗的民族群体概括地称为乌蛮，就是在大汉族主义文化视野下的一种必然反映。
二
在讨论了“乌蛮”一词出现的最早时间、得名原因后，有必要继续讨论乌蛮的来源问题。
《中国大百科全书·民族》载：“乌蛮系由昆明部落发展而成。”[3]田晓岫先生也说：“被泛称为乌蛮的，是分布于今天云南东部、中部，四川南部和贵州西部崇尚黑色的族群。其源出于汉晋时西南中的叟、昆明。”[4]那么叟、昆明又与更早的什么民族有关呢？对此，《辞海》乌蛮条载：“（乌蛮）古族名，源于氐羌。”
对于乌蛮直接源于氐羌，卢勋等先生认为：“乌蛮先人大概是源于古代氐羌系统分化出来的一些部落群。他们很早便从我国甘、青高原辗转迁至西南广阔地区，并与当地一些土著逐渐融合，汉晋时期泛称为‘昆明’和‘叟’。”[5]而氐羌与昆明、叟的源流关系，是司马迁最早在《史记·西南夷列传》中提出的：“西至同师（今保山）以东，北至叶榆（今大理），名为嶲、昆明。皆编发，随畜迁徙，毋常处，毋君长，地方可数千里……皆氐类也。”[6]司马迁所说的氐类，似乎没有包含羌，实际上氐和羌是有亲缘关系的民族群体，所以先秦时期总是氐羌连举，视为同类，而魏晋以后才大量地把氐羌分别单独称呼。现将相关史料列出如下，以证明之。
《山海经·海内经》载：“伯夷父生西岳，西岳生先龙，先龙是始生氐羌，氐羌乞姓。”[7]
《诗经·殷武》载：“昔有成汤，自彼氐羌，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曰商是常。”[8]
《逸周书·王会解》载：“西申以凤鸟……氐羌以鸾鸟献。”[9]
《荀子·大略篇》载：“氐羌之虏也……忧其不焚也。”[10]
《吕氏春秋·恃君篇》载：“氐羌、呼唐，离水之西。 僰人野人……多无君。”[11]《竹书纪年》载：“（汤）十九年，大旱。氐羌来宾……武丁三十四年，师克鬼方，氐羌来降。”[12]
源于西北的氐羌进入西南后，在秦汉时期被汉族史家记为昆明、嶲，而到南北朝时期又被汉族史家根据他们有尚黑文化习俗并有共源关系的特点，记为乌蛮。这也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得到证明：
第一，不论是考古材料还是文献记录都没有关于昆明、叟的分布区有过大的战争足以将强大的昆明族消灭的记载，同时也没有这一地区民族大规模迁徙的痕迹。
第二，秦汉时期昆明、嶲的分布区与南北朝乃至唐宋时期乌蛮的分布区是重合的。
先看昆明、嶲的分布区。《华阳国志·蜀志》“越嶲郡定筰县”条载：“筰，夷也，汶山曰夷，南中曰昆明。”[13]南中为今云南、贵州、四川西昌地区、滇黔连接地，则在这个区域内的许多地方，都有昆明族分布。而又可以将之分为几个次区域分布区：
滇西是昆明族分布的一个次区域，《史记·西南夷列传》载：“西至同师（今保山）以东，北至叶榆（今大理），名为嶲、昆明。”[14]则在今保山到大理一线的滇西地区都有昆明族分布，故在《后汉书·西南夷传》又载：“明年春，邪龙县（今云南巍山县）昆明夷卤承等应募，率种人与诸郡兵击类牢于博南，大破斩之。”[15]显然这也是分布在滇西的昆明族。
从滇西经楚雄到滇中一线也分布着众多的昆明族，《后汉书·西南夷传》载：“建武十八年（42年）夷渠帅栋蚕与姑复（今永胜、华坪）、叶榆（今大理、洱源）、弄栋（今云南姚安、南华、楚雄、牟定、广通、元谋等县）、连然（今安宁市）、滇池（今晋宁）、建怜（今昆阳、易门）昆明诸种反。”[16]又《史记·西南夷列传》载：“及元狩元年（公元前122年）……天子乃令王然于、柏始昌、吕越人等，使间道出西夷。西，指求身毒国。至滇，滇王尝羌乃留为求道西十余辈，岁余皆闭昆明，莫能通身毒国。”[17]又《史记·大宛列传》载：“于是汉发三辅罪人，因巴蜀士数万人，遣两将军郭昌、卫广等往击昆明之遮汉使者。”[18]这儿的“求道西”说明从今滇池地区出发向西达洱海地区都有昆明族分布，与《后汉书·西南夷传》所载是吻合的，即从滇池向西经楚雄到洱海地区都有昆明分布。
与昆明有亲缘关系的叟族主要分布在越巂郡及其东边的朱提郡，和昆明相比大约人口数量少一些、综合实力弱一些，故《华阳国志·南中志》载：“夷人大种曰昆、小种曰叟。”[19]1936年，在昭通洒鱼河边古墓中出土“汉叟邑长”铜印一枚，说明了从西边雅砻江以东的西昌沿金沙江向东到昭通这一带状地区内都是叟族的分布区。值得重点强调的是，昆明族和叟族的分布区不是决然分开的，而是相互杂居、犬牙交错的。
现在让我们来看隋唐时期乌蛮的分布情况。
第一，西部的乌蛮，主要分布在《史记·西南夷列传》所说的“西至同师（今保山）以东，北至叶榆（今大理）”这一广大地区，为今天的楚雄州西部、大理市及保山市，以历史上所谓的六诏（或八诏）为主，故《云南志》卷3载：“六诏并乌蛮，又称八诏。”[20]
第二，北部的乌蛮，主要分布在雅砻江以东、大渡河以南、金沙江以北地区并一直延伸到滇东北、黔西，即从今四川西昌向东一直到云南昭通和贵州毕节。这些乌蛮便是汉晋时期分布在越巂郡和朱提郡的昆明族、叟族之后。据《新唐书·南蛮传下》载：“乌蛮与南诏世婚姻，其种分七部落：一曰阿芋路，居曲州、靖州故地；二曰阿孟；三曰夔山；四曰暴蛮；五曰卢鹿蛮，二部落分保竹子岭；六曰磨弥敛；七曰勿邓。”[21]综合各种史料来看，乌蛮的阿芋部分布在今昭通、鲁甸等地；阿孟部分布在今云南镇雄境内；夔山部分布在今云南大关、彝良境内；卢鹿部分布在今云南会泽、巧家、东川等地；磨弥敛部分布在今云南宣威市；勿邓则分布在今四川凉山州从雅砻江到滇东北一线的广大地区。这些地区总体上与汉晋时期的越巂郡、朱提郡、昆明族的分布区是重合的。
第三，东部乌部，这部分乌蛮基本上就是南诏统一之前的“东爨乌蛮”。他们主要分布在今楚雄州东部、曲靖市、红河州、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的部分地区。[22]
至此我们有如下认识：乌蛮是上一个历史时期有共源关系的昆明族、叟族等民族群体，到南北朝时被汉族历史学家或朝廷官员概括为一个具有尚黑文化习俗的民族群体，故被称为乌蛮。这一认识最主要的依据有二，其一，乌蛮的分布区恰好与上一个历史时期的昆明族、叟族的分布区重合，且无任何证据表明这一地区发生过大的战争使昆明族、叟族消亡，同时也没有任何证据表明这一地区发生过大的民族迁徙，因此乌蛮与昆明族、叟族这二者之间是一种民族名称的变化，就民族自身而言，仍然还是指一个相同的、有共源关系的民族群体；其二，南北朝时，西南地区特别是今云南境内，处于相对封闭的爨氏家族的统治下，汉民族对这一地区的少数民族了解较少，所以历史学家或政府官员便根据自己的认识，将分布在今滇西、滇东北、黔西、川西具有共源关系、共同文化特征的昆明族、叟族称为乌蛮。
三
从乌蛮自身的分化与发展角度看，乌蛮到底是一个具有确定性的民族族称，还是具有不确定性的民族泛称的问题，也存在着不同的看法，即乌蛮直接发展为彝族说和乌蛮发展形成汉藏语系藏缅语族彝语支民族说。
先看直接发展为彝族说。所谓直接发展为彝族说就是认为乌蛮直接发展为今天的彝族，乌蛮就是一个具有确定性的民族族称。这种看法最早由元代的李京提出，他在《云南志略·诸夷风俗》中说：“罗罗即乌蛮……今曰白人为白爨，罗罗为黑爨。”[23]
此后，刘尧汉先生在《南诏统治者蒙氏宗族属于彝族之新证》一文中，根据哀牢山区彝族的三份宗谱都以细奴罗为祖先，从而得出结论认为：“南诏统治阶级蒙氏宗族的现在后裔是彝族，再从历史到现实皆证明其具有父子连名制和火葬这种彝族文化特征，以及灵台这一彝族现在所独有的普遍文化特征，并有彝族的巫画佐证，则南诏统治阶级蒙氏宗族确属于彝族，当毫无疑义。”[24]
侯绍庄、史继忠、翁家烈等人也认为：“乌蛮是彝族的先民。”[25]持有此类观点的还有李宗放，他在《川西南彝族在唐宋时期的发展概略》中认为：“土著乌蛮、迁入乌蛮共同构成了今川西南彝族的主体。”[26]
与上述观点不同的是，有学者认为乌蛮不是一个专门性的族称，而是一个普通泛称。
方国瑜先生在他的论文《关于乌蛮、白蛮的解释》一文中认为：“乌蛮、白蛮是普通的称谓，当然不能认为是专门的名称。乌蛮、白蛮是他称，不能认为是自称。”[27]
凌纯声先生在《唐代云南的乌蛮与白蛮考》中认为：“唐代的乌蛮为今之罗罗及广大的藏缅族。”[28]凌先生虽然没说乌蛮是个泛称，但已明确表示，乌蛮不光是与罗罗有关，而且还与广义的藏缅族有关。
尤中先生对此则又进行较为合理的分析：“南诏统一前，‘施蛮’‘顺蛮’都还被视为‘乌蛮’中的一部分，所以，‘乌蛮’还不能说是近代彝族的先民；南诏统一之后，‘施蛮’‘顺蛮’从‘乌蛮’中分化出去，‘乌蛮’所指即为近代彝族先民中的各个部分。”[29]
马曜先生对民族形成与发展的源流关系谈得更加具体：“到了唐宋时期，云南腹地的白蛮和乌蛮通过异源同流和同源异流的不同途径，逐步形成了白族和彝语支的彝、纳西、哈尼等族。乌蛮的大部分是今天彝族的祖先。一部分由于地域分割和社会经济的不同特点，从分化走向定型，发展成为新的不同民族集团。”[30]从具体情况来看，直接发展为彝族说与历史事实有些不符，林惠祥先生曾指出：“盖民族之分类有过去及现代两种观点：着眼于过去，则其对象实为历史上之民族；着眼于现在，则其对象即为现代之民族。历史上之民族未必等于现代之民族。盖民族史内对于民族之分类应有一种历史上的分类，复有一种现代的分类。二种分类可由于指出其民族变化之线索而结连之。”[31]显然，林惠祥先生明确认识到古代“民族”与现代“民族”之间的区别与联系，二者不能简单等同。纵观古今民族的发展，民族总是处在分化、融合、再分化、再融合的历史发展过程之中的，“直接发展为”的情况很少。因此，认为乌蛮在南北朝与隋唐之际是一个不确定的泛称较为合理。
对于上述问题，我们的看法是：
第一，南北朝至隋唐之际，乌蛮不能简单地直接等同于现代的彝族，这个时期的乌蛮是一个分布广、人数众多、内部复杂、发展不太平衡的民族群体，正处于分化与融合的发展过程之中，但现代彝族的先民应包含在乌蛮之中，是乌蛮的组成部分之一。
第二，唐中期以后，乌蛮的区域性分化开始明显起来，北部乌蛮已开始显示出向现代彝族直接发展的迹象，他们处在金沙江北岸，其再往北走就是汉族，已无发展空间，西边的雅砻江把北部乌蛮和雅砻江西边的藏族先民分开，雅砻江形成了一条藏彝先民天然的文化分界线，故以雅砻江以东、金沙江以北的北部乌蛮为主体，形成了今天从凉山州到昭通市的彝族。
第三，元代以后，乌蛮开始在行省制度之下，被划分到四川行省和云南行省管辖之下，从而使乌蛮失去了更加集中发展的可能性，而元代的土司制度反而强化了各地乌蛮的相对独立性，于是促使乌蛮开始分化，向着现代彝族和藏缅语族彝语支的民族发展。
第四，明清之际，人们还能从文献中朦胧地了解到历史上的乌蛮，但由于乌蛮是一个他称，于是随着乌蛮自身的快速分化与融合，乌蛮开始在历史文献中隐去。
第五，清代以后中央政府的统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深入到了各少数民族地区，其中也包含着乌蛮后裔的分布区。雍正年间（1723—1735年）大规模的改土归流后，用乌蛮来指称民族的情况几乎消失，逐渐以罗罗、倮黑、禾泥、栗粟等来称呼有确定含义的民族。
综上可见，南北朝、隋唐时期的乌蛮，不能等于近现代彝族，其实际上包含着现代汉藏语系藏缅语族彝语支的大部分民族。
四
与乌蛮研究相关的还有白蛮，对乌蛮与白蛮的研究，关系到西南地区的民族源流、民族分布、民族关系、民族文化等诸多问题，故很有必要做相关探讨。
关于乌蛮与白蛮的区别这一命题，最早由樊绰在《云南志》中提出：“西爨，白蛮也。东爨，乌蛮也。”[32]其后元人李京在《云南志略·诸夷风俗》中也说：“罗罗即乌蛮……今曰白人为白爨，罗罗为黑爨。”[33]樊绰、李京都认为爨与乌蛮、白蛮有关，那么我们先看看爨之所指为何。
爨在西南民族史中，专指从中原进西南的一个汉族大姓。爨氏宗族的祖先，先秦时期是华夏人，到秦汉时期成为汉族中的名门望族。《爨龙颜碑》载：“其先世则少昊、颛顼之玄胄，才子祝融之苗裔也。”此外还记载了春秋战国到汉晋时期他们祖先中还有显赫的人物如楚令尹子文、班朗、班彪、班固等先贤。汉末，因为被封在爨地，“因氏族焉”。后来因为种种原因“迁运庸蜀，流薄南入”而进入云南。三国时爨氏在南中有相当大的势力，成为南中显赫大姓。晋朝时，爨氏家族的爨量担任梁水太守，爨量死后，爨琛继承为爨氏宗族的政治首领，任交州刺史，从此开始了爨氏统治南中的局面。
在爨氏统治南中的近500年间，其核心的统治区主要是接受汉文化较多的今滇东北地区、以滇池为中心的滇池地区、以洱海为中心的大理地区。在这一广大的地区内，分布着众多的民族群体，因受爨氏的统治，故称为爨蛮。被称为爨蛮的众多民族群体由于在经济生活、文化习俗上发展的不平衡，便被区别为乌蛮和白蛮。
先看乌蛮。《云南志·云南界内途程》载：“此等部落，皆东爨乌蛮也。男则发髻，女则散发，见人无礼节拜跪，三译四译，乃与华通。大部落则有大鬼主。百家二百家小部落，亦有小鬼主。一切信使鬼巫，用相制服，土多牛马，无布帛，男女悉披牛羊皮。”[34]上述文化特点为分布在今滇东北一带的乌蛮所特有，看样子社会发展程度较低，还不能与汉族用汉语沟通，信仰原始宗教，尚无布制衣物，“男女悉披牛羊皮”。
而分布在今凉山的乌蛮似乎比滇东北的乌蛮情况要好些：“乌蛮妇人以黑缯为衣，其长曳地。”[35]则嶲州乌蛮已经用布制衣，穿拖地长裙。显然，从汉民族的文化视角看，乌蛮的文化与汉文化差别太大。
再看白蛮。《云南志·蛮夷风俗》载：“西爨及白蛮死后，三日内埋殡，依汉法为墓。稍富室广栽杉松。蒙舍及诸乌蛮不墓葬，凡死后三日焚尸，其余灰烬，掩以土壤，唯收两耳。”[36]
可见，当时汉民族的官员或学者，是根据当地民族自身的历史文化发展特点，从汉文化视角，以汉文化为标准，将爨氏统治下的爨蛮，把较为接近汉文化或大量吸收汉文化的部分称为白蛮，把与汉文化距离较远的部分称为乌蛮。
至此，关于乌蛮与白蛮的区别问题还未结束，因为《云南志·名类》中除“西爨，白蛮也。东爨，乌蛮也”[37]的记载外，《云南志·云南界内途程》又载北部乌蛮中，其内部又有一些被称为白蛮者：“泸水从曲罗南经剑山之西，又南至会同川。边水左右，总谓之西蛮。邛部东南三百五十里至勿邓部落，大鬼主梦冲，地方阔千里。邛部一姓白蛮，五姓乌蛮……又东、钦两姓在北谷，皆白蛮，妇人以白缯为衣，下不过膝。”[38]对东、钦两姓为白蛮，同书卷四也有相同的记载。上述的“白蛮”应是乌蛮系中的组成部分，当为“以白缯为衣”的原因，或在内部有等级的差别，而被称为“白蛮”。
《云南志》又载：“渠敛赵，本河东州也……州中列树夹道为交流，村邑连甍……大族有王、杨、李、赵四姓，皆白蛮也。”[39]则这儿的“白蛮”指的是接受汉民族文化较多的部分，他们中的上层贵族都已经采用了汉族姓氏，与邛部中的那个“白蛮”是有区别的，不能视为同类。
对于上述认识，方国瑜先生曾说：“根据樊绰《云南志》的记载，可以得出洱海区是以不同族系来分‘乌蛮’‘白蛮’；滇东区则以同一族系，不同地区来分‘乌蛮’‘白蛮’；西昌（即凉山州）地区则以同一族系同一区域不同的统治者来分‘乌蛮’‘白蛮’。虽同用‘乌蛮’‘白蛮’的称谓，但在不同地区有不同的涵义，所以不能以滇东或西昌的‘乌蛮’‘白蛮’的记载与洱海区‘乌蛮’‘白蛮’的记载混为一谈。”[40]方先生的见解是符合当时的历史情况的，使乌蛮、白蛮的区别有了一个合理的结论。因此。《云南志·名类》载：“（台登城）又东有白蛮，丈夫妇人以白缯为衣，下不过膝……亦呼为东蛮。”[41]这儿的“东蛮”是从地理分布的角度把东部的乌蛮叫作“乌蛮”，其内部有众多支系，着黑色服饰者叫“乌蛮”，着白色服饰着叫“白蛮”，这也就是方国瑜先生说的“同一族系，同一地区”区分出的乌蛮与白蛮，是同一民族群体中的两个部分。
五
如前所述，在南北朝、隋唐之际，乌蛮的分布从总体可以分为三大片，这一时期各片的内部分化还不明显。但到了唐宋之际，许多原来在乌蛮民族群体之中的各部分，一些开始从乌蛮中分化出来，向着独立的民族方向发展，成为现代汉藏语系藏缅语族彝语支部分民族的先民；也有一些开始表现出分化的趋势，这从名称上可以看出，如独锦蛮等。这都反映了乌蛮又进入了新的分化、融合时期，进入了形成同源异流民族发展的新阶段。根据《云南志》的记载，属于上述两种情况的有以下各“蛮”。
独锦蛮。《云南志》载：“独锦蛮者，乌蛮之苗裔也，在秦臧川南，去安宁两日程。天宝中（742—756年），命其长为蹄州刺史。其族多姓李。”[42]则独锦蛮是分布金沙江以南到滇池以西北的一个民族群体，到唐末已经和乌蛮产生差别，从乌蛮中分化出来；被称为独锦蛮，但仍与乌蛮有关，是“乌蛮之苗裔”。值得一提的是独锦蛮与洱海地区的乌蛮关系密切，有婚姻关系，《云南志》载：“异牟寻母，独锦蛮之女也。牟寻之姑，亦嫁独锦蛮；独锦蛮之女，为牟寻妻。有子李负蓝，贞元十年（794年），为大军将，在勃弄川为城使等。”[43]从已经采用汉姓来看，独锦蛮接受了众多的汉文化，表现出一定的汉化倾向。
长裈蛮。《云南志》载：“长裈蛮，本乌蛮之后，部落在剑川，属浪诏。其俗皆衣长裈曳地，更无衣服，惟披牛羊皮。”[44]看来长裈蛮是其穿宽大裤得名，已经从乌蛮中分化出来，故才说“本乌蛮之后”。长裈蛮最初分布在大理地区的剑川，后因南诏的挤压，迁往滇西北，即“南诏既破剑浪，遂迁其部落与施、顺诸蛮居，养给之……（铁桥）东城至神川以来，半见散地。见管浪加萌、于浪、传兖、长裈、磨些、朴子、河人、弄栋等十余种”[45]。显然长裈蛮已迁至滇西北的今塔城以东地区。其民族分化与融合的走向，极有可能融入当地的彝族或藏族之中。
施蛮。樊绰写《云南志》时，施蛮已从乌蛮中分化出来，《云南志》载：“施蛮，本乌蛮种族也。铁桥西北大施赕，小施赕、剑寻赕，皆其所居之地。男以缯布为缦裆袴，妇人从顶横分其发，当额并顶后各为一髻。男女终身并跣足，披牛羊皮。部落主承上，皆吐蕃伪封为王。贞元十年（794年），南诏攻城邑，虏其王寻罗并宗族置于蒙舍城，养给之。”[46]则施蛮分布在今天的云南维西、贡山、福贡一带，与吐蕃王朝有十分紧密的关系（“部落主承上，皆吐蕃伪封为王”）。在吐蕃与南诏的矛盾冲突中，依附吐蕃的施蛮贵族遭到了南诏的打击，在794年南诏攻打吐蕃神川都督府的战斗中，将施蛮首领俘虏后安置在今巍山县，但广大施蛮人口仍分布在老地方，到下一个历史时期被称为“卢蛮”，他们是今傈僳族的早期先民之一。[47]
顺蛮。《云南志》载：“顺蛮，本乌蛮种类，初与施蛮部落参居剑、共诸川……铎罗望既失邓川、浪穹，退而逼夺剑、共，由是迁居铁桥已上，名剑羌。男女风俗与施蛮略同。其部落主吐蕃亦封王。贞元十年（794年），南诏异牟寻虏其王傍弥潜宗族，置于云南白崖养给之。其顺蛮部落百姓，则散隶东北诸川。”[48]显然顺蛮与施蛮不但都同属乌种类，而且二者之间较之乌蛮内部的其他部分关系更加亲近，疑为从乌蛮中分化出来的当初只是一部，其后内部又产生分化，成为施、顺二蛮，故才会有顺蛮的“男女风俗与施蛮略同”这一文化现象；此外，施、顺二蛮最初都分布在大致相同的地区，都共同与吐蕃关系紧密，都共同受吐蕃的分封，这些历史事实都可支持上面的推断。顺蛮的贵族上层虽然被南诏王“置于云南白崖养给之”，但他们的民众仍存在，和施蛮一样成为下一个历史时期的“卢蛮”，仍是今傈僳族的早期先民之一。
栗粟两姓蛮（《新唐书》称为栗粟）、雷蛮、梦蛮。《云南志》载：“栗粟两姓蛮、雷蛮、梦蛮，皆在邛部台登城东西散居，皆乌蛮之种族。丈夫妇人以黑缯为衣，其长曳地。又东有白蛮，丈夫妇人以白缯为衣，下不过膝。梦蛮主苴梦冲，开元末，尝受恩赐于国，而暮年又私于吐蕃。贞元七年（791年），西川节度使韦皋遣嶲州刺史苏隗就杀梦冲，因别立鬼主，以总其部落，共推为蛮长。贞元中船持为都大鬼主，其时梦冲及骠傍皆卑事之。亦呼为‘东蛮’。”[49]这儿的“雷蛮”当为“罗蛮”，而“梦蛮”应为“磨蛮”，对此赵吕甫先生已有考证。[50]栗粟两姓蛮、雷蛮、梦蛮主要分布在台登一带（今四川省冕宁一带），是唐代黎州、嶲州、戎州的相连接地区，这一地区以乌蛮的勿邓部最强大，所以上述各部都受勿邓控制，故《新唐书·两爨蛮传》载：“又有粟蛮二姓、雷蛮三姓、梦蛮三姓，散处黎、巂、戎数州之鄙，皆隶勿邓。”[51]
以上所讨论的独锦蛮、长裈蛮、施蛮、顺蛮、栗粟两姓蛮、雷蛮、梦蛮都与乌蛮有较为密切的关系，成为“乌蛮之苗裔”，或为“乌蛮之后”，或“皆乌蛮之种族”，或“本乌蛮种类”，而在汉代就已见诸文献的“磨些蛮”也是与乌蛮有着很深的民族源流关系。对此，《云南志》载：“磨些蛮，亦乌蛮种类也。铁桥上下及大婆、小婆、三探览、昆明等川，皆其所居之地。土多牛羊，一家即有羊群。终身不洗手面，男女皆披羊皮，俗好饮酒歌舞。”[52]文中的“大婆”在今鹤庆，“小婆”在今永胜，“三探览”则可能是“探览”之误，当指今丽江。[53]樊绰之所会认为“磨些蛮，亦乌蛮种类”，是因为磨些蛮与乌蛮各部都与氐羌民族有密切的族属亲缘关系，故才会有这样的断语。
六
除了前述非常明确属于乌蛮种类者外，也还有一些民族群体在文献之中虽然没有说他们是“乌蛮之后”或“乌蛮种类”，但仍可以从其生产生活习俗中明确他们还是“乌蛮种类”。
首先是寻传蛮。《云南志》载：“寻传蛮，阁罗凤所讨定也。俗无丝绵布帛，披波罗皮，持弓挟矢，射豪猪，生食其肉，取其两牙，双插髻傍为饰。又条其皮以系腰。每战斗，即以笼子笼头，如兜鍪状。”[54]寻传最早是分布在金沙江中上游地区，同区域内还有与寻传具有共源关系的磨些，即“东泸水，古诺水也。源出吐蕃中节度北，谓之诺矣江，南流过邛部川，又东折至寻传部落，与磨些江合”[55]。源于氐羌的寻传虽然最早到达金沙江中上游地区，但随着历史的发展，绝大部分向西南部移动，到了今天澜沧江以西和伊洛瓦底江上游以东，因为寻传的到来，这一地区便被称为寻传之地，才会有“阁罗凤攻石和城，擒施各皮；讨越析，枭于赠，西开寻传，南通骠国”[56]的故事。之所以认为寻传蛮为“乌蛮种类”，可以从两个方面得到证明：第一是有披波罗皮和跣足的文化习俗，这与可以明确为乌蛮的南诏贵族相同，即“俗皆跣足，虽清平官、大军将亦不以为耻……又有超等殊功者，则得全披波罗皮。其次功，则胸前背后得披，而缺其袖。又以次功，则胸前得披，并缺其背。谓之‘大虫皮’，亦曰‘波罗皮’”[57]。第二，从现代语言学的观点看，阿昌族是以乌蛮为主体发展来的汉藏语系藏缅语族彝语支的民族，旧称“峨昌”，而“寻传蛮”是他称，其自称则为“峨昌”，故景泰《云南图经志书》卷5“云龙州”载：“境内多峨昌蛮，即寻传蛮。”[58]
其次是裸形蛮。从文献记载来看，裸形蛮是一个他称，原因是他们“无衣服，惟取木皮以蔽形”[59]。由于其社会发展较为缓慢，又被称为“野蛮”，《云南志》载：“裸形蛮，在寻传蛮西三百里为巢穴，谓之野蛮。”[60]同书又载：“从腾冲过保山城，又过金宝城以北大赕，周回百余里，悉皆野蛮，无君长也。”[61]对于裸形蛮与乌蛮的关系，史无记载，但裸形蛮到后来发展为分布在今天缅甸克钦邦境内的克钦族和云南德宏州景颇族中景颇支系都是事实。[62]把历史和现实结合起来看，以乌蛮为主体，形成了现代汉藏语系藏缅语族彝语支的各民族。如果这一推论成立的话，那么裸形蛮就是乌蛮民族群体中发展较为缓慢的部分，故才会被称为“裸形蛮”或“野蛮”。再从文化分布区的角度看，裸形蛮恰好分布在藏彝走廊的西南端，与历史上乌蛮民族群体的分布当有某些重合。
再次是丰巴蛮和两林蛮。前面已经提到勿邓是乌蛮，这已无争议，而与勿邓有近亲关系的丰巴蛮和两林蛮当亦是乌蛮种类，《新唐书·南蛮传》载：“勿邓、丰琶、两林皆谓之东蛮，天宝中，皆受封爵。”[63]丰巴、两林主要分布在今四川西昌至云南昭通一线，这一地区为吐蕃、唐、南诏相接之地，也是吐蕃与唐朝争夺的一个重要地区，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与唐朝都较友好，“两林都大鬼主苴那时遗韦皋书，乞兵攻吐蕃……（唐）封苴那时为顺政郡王……丰琶部落大鬼主骠傍为和义郡王”[64]。在此认为丰巴蛮、两林蛮是乌蛮种类的又一证据是当时乌蛮民族体的贵族上层领袖都叫大鬼主，而丰巴蛮、两林蛮亦然，史有如下记载：“勿邓南七十里，有两林部落。有十低三姓、阿屯三姓、亏望三姓隶焉。其有丰巴部落，阿诺二姓隶焉。两林地虽狭，而诸部推为长，号都大鬼主。”[65]又《资治通鉴》卷250载：“（咸通）五年（864年）秋，七月，西川奏两林鬼主邀南诏蛮，败之。”[66]最为明确的是“乌蛮……大部落有大鬼主，百家则置小鬼主”[67]，这条史料可明证之。
复次是锅锉蛮。《新唐书·南蛮传下》载：“（黎州）南有离东蛮、锅锉蛮。西有磨些蛮，与南诏、越析相姻娅。”[68]从《新唐书》所记来看，唐初锅锉蛮当分布在今云南省楚雄州以北金沙江两岸并向西延到今丽江市。从源流关系上看，“锅锉蛮是南北朝以后从滇西的叟、昆明中分化出来的”[69]。其后锅锉蛮开始向云南南部移动，明清以后被汉族史书记为“菓葱”“苦聪”“古宗”，这三个新出现的民族名称都是“锅锉”的不同译写。清道光《云南通志》引《清职贡图》认为“苦聪，爨蛮之别种”。从苦聪的生产发展程度来看，这儿的“爨蛮”当指乌蛮无疑，则锅锉蛮也是乌蛮民族群体的一部分了。
最后还有一点需要强调的是：到了唐代仍还有将同一个民族群体或称昆明或称乌蛮的情况：咸亨三年（672年），“昆明十四姓率二万户内附，析其地为殷州（地在今四川省宜宾市西北）、总州（地在今四川省宜宾市南部与昭通市北部相连接地区）、敦州（地在今昭通市威信、镇雄二县之间，这一地区即乌蛮中的芒部所居），以安辑之”[70]。显然这是指今四川南部和滇东北相连接地区所分布着的昆明族，他们后来也被称为乌蛮。在川南滇东北以西地区也有昆明族，《唐会要·姚州都督府》卷73载：“麟德元年（664年）五月八日，于昆明之弄栋州置姚州都督府，每年，差兵募五百人镇守。”则今楚雄北部的金沙江沿岸有昆明族，他们后来也被称为乌蛮。
原载《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7年第1期
【注释】
[1]《北史·周法尚传》，中华书局标点本1962年版，第2600页。
[2]《隋书·周法尚传》，中华书局标点本1973年版，第1528页。
[3]《中国大百科全书·民族》，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版，第500页。
[4]田晓岫：《中华民族发展史》，华夏出版社2001年版，第269页。
[5]卢勋等：《隋唐民族史》，四川民族出版社1996年版，第268～269页。
[6]《史记·西南夷列传》，中华书局标点本1982年版，第2991页。
[7]袁珂校译：《山海经校译》，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245页。
[8]高亨：《诗经今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533页。
[9]《逸周书·王会解》，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62页。
[10]《诸子集成·荀子集解》卷2，上海书店1986年版，第330页。
[11]《诸子集成·吕氏春秋》卷6，上海书店1986年版，第255页。
[12]《今本竹书纪年疏证》，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62、70页。
[13]《华阳国志·蜀志》，巴蜀书社1984年版，第320页。
[14]《史记·西南夷列传》，中华书局标点本1982年版，第2991页。
[15]《后汉书·西南夷传》，中华书局标点本1965年版，第2851页。
[16]《后汉书·西南夷传》，中华书局标点本1965年版，第2846页。
[17]《史记·西南夷列传》，中华书局标点本1982年版，第2996页。
[18]《史记·大宛列传》，中华书局标点本1982年版，第3171页。
[19]《华阳国志·南中志》，巴蜀书社1984年版，第364页。
[20]赵吕甫校释：《云南志校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93页。
[21]《新唐书·南蛮传下》，中华书局标点本1975年版，第6317页。
[22]尤中：《中国西南民族史》，云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56页。
[23]（元）李京：《云南志略》，载《云南史料丛刊》第3卷，云南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28、129页。
[24]刘尧汉：《南诏统治者蒙氏宗族属于彝族之新证》，《历史研究》1954年第2期。
[25]侯绍庄等：《贵州古代民族关系史》，贵州民族出版社1991年版，第227页。
[26]李宗放：《川西南彝族在唐宋时期的发展概略》，《西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6年S1期。
[27]方国瑜：《关于乌蛮、白蛮的解释》，载《方国瑜文集》第2辑，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38页。
[28]凌纯生：《唐代云南的乌蛮与白蛮考》，《人类学集刊》1938年第1卷1期。
[29]尤中：《中国西南民族史》，云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51页。
[30]马曜主编：《云南简史》，云南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15页。
[31]林惠祥：《中国民族史》，上海文艺出版社1990年影印本，第6～8页。
[32]赵吕甫校释：《云南志校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27页。
[33]（元）李京撰：《云南志略》，载方国瑜主编《云南史料丛刊》第3卷，云南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28～129页。
[34]赵吕甫校释：《云南志校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35～36页。
[35]赵吕甫校释：《云南志校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51页。
[36]赵吕甫校释：《云南志校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296～297页。
[37]赵吕甫校释：《云南志校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27页。
[38]赵吕甫校释：《云南志校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
[39]赵吕甫校释：《云南志校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99页。
[40]方国瑜：《关于“乌蛮”、“白蛮”的解释》，载《方国瑜文集》第2辑，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37页。
[41]赵吕甫校释：《云南志校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74页。
[42]赵吕甫校释：《云南志校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36页。
[43]赵吕甫校释：《云南志校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36～137页。
[44]赵吕甫校释：《云南志校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44页。
[45]赵吕甫校释：《云南志校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44页、232页。
[46]赵吕甫校释：《云南志校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50页。
[47]尤中：《中国西南民族史》，云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69页。
[48]赵吕甫校释：《云南志校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51～152页。
[49]赵吕甫校释：《云南志校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73～174页。
[50]赵吕甫校释：《云南志校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74页。
[51]《新唐书·两爨蛮传》，中华书局标点本1975年版，第6317页。
[52]赵吕甫校释：《云南志校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53～154页。
[53]杨福泉：《纳西族与藏族历史关系研究》，民族出版社2005年版，第75页。
[54]赵吕甫校释：《云南志校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59～160页。
[55]赵吕甫校释：《云南志校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70～71页。
[56]赵吕甫校释：《云南志校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15页。
[57]赵吕甫校释：《云南志校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288～289页。
[58]唐代的“寻传蛮”（峨昌或阿昌），包括近代阿昌族和景颇族载瓦支的先民在内。
[59]赵吕甫校释：《云南志校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62页。
[60]赵吕甫校释：《云南志校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61页。
[61]赵吕甫校释：《云南志校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67页。
[62]尤中：《中国西南民族史》，云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81页。
[63]《新唐书·南蛮传下》，中华书局标点本1975年版，第6317页。
[64]《新唐书·南蛮传下》，中华书局标点本1975年版，第6317页。
[65]《新唐书·南蛮传下》，中华书局标点本1975年版，第6317页。
[66]《资治通鉴·唐纪六十六》，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8109页。
[67]《新唐书·南蛮传下》，中华书局标点本1975年版，第6317页。
[68]《新唐书·南蛮传下》，中华书局标点本1975年版，第6324页。
[69]尤中：《中国西南民族史》，云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77页。
[70]《新唐书·南蛮传下》，中华书局标点本1975年版，第63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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