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理国的乌蛮

大理国境内民族众多，从民族的分布区域、人口数量来看，由氐羌民族直接发展来的乌蛮是大理国的主体民族。和上一个历史时期的南诏国相比，大理国时期对乌蛮的认识更加深入，但对于乌蛮在大理国时期的发展情况，乌蛮分布区的变化，变化的原因是什么等问题，前人关注不多，故本文拟对这些问题进行探讨，以丰富乌蛮源流演变史的研究内容，推动民族史研究向纵深发展。

一

乌蛮在汉民族历史文献中出现于南北朝后期，但对乌蛮的情况反映不太具体，到了唐代对乌蛮的认识有了进一步的深入。从文献所载来看，乌蛮各部的分化在缓慢进行，通常以姓氏作为乌蛮内部各支系的称呼，一方面说明当时汉民族对他们的社会发展程度、社会结构的认识尚不清楚，另一方面也说明乌蛮社会的发展与分化还较为缓慢。史载：“勿邓地方千里，有邛部六姓……皆乌蛮也……又有栗蛮二姓，雷蛮三姓，梦蛮三姓，散处黎、巂、戎数州之鄙，皆隶勿邓。勿邓南七十里，有两林部落，有十低三姓、阿屯三姓、亏望三姓隶焉。其南有丰琵部落，阿诺二姓隶焉。”^[1]显然，这些分布在金沙江中下游两岸各地的乌蛮是乌蛮的核心部分，他们最基层的社会组织结构是“姓”，即“栗蛮二姓、雷蛮三姓、梦蛮三姓、有十低三姓、阿屯三姓、亏望三姓、阿诺二姓”等。

南诏国时乌蛮主体主要分布在南诏国境内，只有少数乌蛮分布在唐王朝境内，当时乌蛮内部的关系还较为松散，是以“姓”为纽带的血缘关系民族群体。大理国建立以后，乌蛮仍然分布在宋王朝和大理国境内，处在民族分化的过程中，向着现代汉藏语系藏缅语族彝语支民族发展。但由于乌蛮是大理国辖境内人口数量众多的民族，又都分布在以滇池和洱海东部为中心的地区，所以大理国以乌蛮各部为基础设置了相当于县级行政单位的“部”，这样的变化其意义十分重大，因为到了蒙古帝国时，蒙哥汗又以大理国时期乌蛮的“部”为基础，设立了万户府、千户所、百户所。至元十三年（1276年）云南行省建立后，又在万户府、千户所的基础上设立了行省之下的路府州县，奠定了明清以后云南全省各级行政建制的基本格局，而这些都与大理国时期乌蛮的发展有关。

大理国建于973年，比宋朝的建立早23年，其东部边境为宋朝广南西路的潼川府路，西到今缅甸克钦邦，南到今越老边界，北以大渡河作为宋、大理边界。在这个疆域范围内，大理国设有永昌府（驻今云南保山）、腾冲府（驻今云南腾冲）、谋统府（驻今云南鹤庆）、会川府（驻今四川会理）、建昌府（驻今四川西昌）、弄栋府（驻今云南姚安）、威楚府（驻今云南楚雄）、鄯阐府（驻今云南昆明）等八府，同时还设有善巨郡（驻今云南永胜）、石城郡（驻今云南曲靖市麒麟区）、东川郡（驻今云南会泽）等三郡。大理国的乌蛮主要分布在大理国的会川府、建昌府、弄栋府、威楚府、鄯阐府、善巨府、石城府、东川郡内。从当代的地理角度看，上述各府、郡在东经100～106度和北纬20～30度这个区域内，其核心又在东经102～105度和北纬24～28度之间，大致相当于今天四川凉山州，贵州毕节地区、六盘水市，云南昭通市、曲靖市、昆明市、玉溪市、楚雄彝族自治州、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等。

和南诏国时期相比较，大理国时期的乌蛮有了更大的发展，分化的步伐加快，表现为乌蛮内部发生更为迅速的分化与重组。因为人口数量众多、势力强大，才有了东爨乌蛮三十七部（实际上远远不止这个数）的说法。对此，可看以下两个十分具体的实证：

第一，唐代的阿芋部到宋代分化为易溪部（地在今四川叙永县、贵州黔西和云南镇雄县的连接地带）、茫布部（地在今云南镇雄县）、易娘部（地在今云南彝良县）、乌蒙部（地在今云南昭通市昭阳区、鲁甸县一带）、乌撒部（地在今贵州威宁县）、阿头部（地在今贵州赫章县）。上述各部的分布区为唐代的羁縻州曲州和靖州，曲州是唐武德八年（625年）改恭州置，治朱提（今云南昭通市昭阳区），辖境为今以云南昭通市昭阳区为中心的滇川黔三连接地；靖州也是唐初置，治所在今云南昭通市北部，天宝战争后废。

第二，到大理国时，金沙江中游北岸的乌蛮各部已经进入了快速发展的时期，邛部、勿邓部、两林部、丰琶部都处在分化的态势之中，如阿都部就是南诏时落兰部小酋长阿都据地自强，到大理国时发展为阿都部的；又如巴翠部南边又出现了卢鲁（按，罗罗的又一记音形式）蛮的三个部：沙窝普宗部、乌孙泥祖部、娲诺龙菖蒲部。

对于为什么到大理国时将乌蛮原来以“姓”为中心的基层社会组织称为“部”，尤中教授认为：“部是一个地方民族集体，大理国的统治者保留了它原有的组织形式，以其内部的贵族分子充当统治者而隶属于所在地的府或郡，就接近于县一级的政区。”^[2]对此，部分学者也有类似的看法：“大理国时，将以滇中为核心的地区所分布的民族群体（按，实指乌蛮）统称三十七部，进而将民族群体的名称转而作为地名，甚至是行政区名，因而今天云南的许多地名和县市名在历史上是民族群体的名称。”^[3]

以上的见解是可信的，因为在其他文献记载中也反映了这一史实：

《道光云南志钞》载：“澄江府……宋时为段氏所据，号罗伽部。”即大理国占领这一地区后，以当地乌蛮部落为基础，设立了罗伽部。同书又载：“元谋县……五代至宋，为段氏华竹部。”又“禄劝县……五代至宋，为段氏之洪农碌券部及罗婺、掌鸠、法块诸部地。”^[4]

《元史·地理志》也有诸多类似的记载：

江川县，“至段氏，么些徙蛮之裔居此城，更名步雄部”^[5]。

总之，南诏国时期对乌蛮的治理还较松散，而大理国时期为了进行有效的统治，将乌蛮的各部作为大理国府、郡之下县一级的行政区来进行管理，所以出现了乌蛮众多“部”的名称，这可以理解为是大理国行政体制中县一级的乌蛮自治地方。

二

结合乌蛮的地理分布特点和自身的发展情况，可以从北向南将大理国境内的乌蛮分为北部乌蛮、中部乌蛮、南部乌蛮。

大理国的北部乌蛮主要分布在大理国北部的建昌府（驻今四川西昌）、会川府（驻今四川会理）、东川郡（驻今云南会泽）。

大理国的建昌府设立于南诏国时期，这一地区曾经在唐肃宗年间（756—761年）被吐蕃占领，后复之。正因为如此，南诏国设立建昌府后，迁移了大量的乌蛮、白蛮到建昌府，这一状况到大理国时也没有多少改变，造成了乌蛮和白蛮在局部地区的流动。

建昌府以大渡河和宋朝成都府路的黎州接界，而在大渡河南边的乌蛮邛部则在大理国的宋朝之间左右事之，大理国对此极为不满，以武力胁之，使之最终归服大理国。所以，从南宋嘉定九年（1216年）开始，宋朝和大理国的北部边境就以大渡河为界稳定了下来，大理国北部的乌蛮分布区也因此稳定了下来。

建昌府内有乌蛮的十二个部，接受建昌府的管理，这十二个部是^[6]：

虚恨部，在今四川峨边县境内；邛部，在今四川越西县东北；勿邓部，在今四川昭觉县境内；落兰部，在今四川泸沽县；阿都部，在今四川美姑县；沙麻部，在今四川金阳县北部瓦岗一带；两林部，在今四川布拖一带，也称山后两林蛮，为世居的乌蛮；科部，在今四川宁南县；风琶部（又记为丰琶部），在今四川普格县至德昌县一带，为世居的乌蛮；巴翠部，在今四川德昌县东南巴松一带，其下又分为三个小部落；赪綖部，在今四川德昌县；屈部，在今四川德昌县城南。大理国的会川府在建昌府南边，府驻今四川会理县，府内有乌蛮的三个部：绛部，在今四川会东县；黎彄部，在今四川会理县西南的黎溪，是一个汉族、乌蛮、白蛮杂居区，“初，乌蛮与汉人杂处。及南诏阁罗凤叛，徙白蛮守之。蒙氏终，罗罗逃去。白蛮段氏兴，令罗罗乞夷据其地”^[7]。麻笼部，在今四川会理县城东，地名槕罗能，城名麻笼。麻笼部是从东川郡迁到会川府的，“乌蛮蒙次次之裔，祖居閟畔东川，后普恐迁苗卧笼”^[8]。筑城而居，自为一部。

大理国的东川郡与宋朝的潼川府路相接，有乌蛮的七个部：乌蒙部，在今云南昭通市昭阳区；乌撒部，在今贵州威宁县；易娘部，在今云南彝良县；茫布部，在今云南镇雄县；易溪部，在今四川叙永与贵州黔西相接处；阿头部，在今贵州赫章县；閟畔部，在今云南会泽县。

由于大理国对上述七部管理控制得松弛，所以易溪部、易娘部、乌蒙部、乌撒部、茫部部、阿头部便投向宋朝，但宋朝因为与北方契丹、女真、党项各民族的战争是其民族关系的主要矛盾方面，不能对易溪等六部进行有效的管理，所以易溪等六部实际上是处于相对独立发展的状态之中，只有东川郡閟畔部还在大理国的控制之下。

大理国北部乌蛮共有二十个部，这二十部见诸唐代史书的只有丰琶、邛部、勿邓、两林、阿头、茫布。《蛮书·云南界内途程》载：“邛部东南三百五十里至勿邓部落，大鬼主梦冲，地方阔千里。邛部一姓。白蛮五姓，乌蛮初止五姓，在邛部台登中间，皆乌蛮也。乌蛮妇人以黑缯为衣，其长曳地……勿邓南七十里有两林部落。”^[9]这儿只记了邛部、勿邓、两林三部，未提到丰琶部。而《新唐书·南蛮传下》却有丰琶部：“勿邓地方千里，有邛部六姓……皆乌蛮也……又有栗蛮二姓，雷蛮三姓，梦蛮三姓，散处黎、巂、戎数州之鄙，皆隶勿邓。勿邓南七十里，有两林部落，有十低三姓、阿屯三姓、亏望三姓隶焉。其南有丰琶部落，阿诺二姓隶焉。两林地虽狭，而诸部推为长，号都大鬼主。”^[10]为什么唐代乌蛮只有六个部，而到了大理国时却有二十个部呢？这反映了两方面的问题：第一是当时对乌蛮的了解不深入；第二是南诏国时乌蛮的分化没有大理国时快。

中部乌蛮主要分布在大理国中东部的弄栋府（驻今云南姚安）、威楚府（驻今云南楚雄市）、石城郡（驻今云南曲靖市麒麟区）、善阐府（驻今云南昆明市市区）。

弄栋府在会川府之西南，是南诏国的弄栋节度驻地，但大理国的弄栋府辖地远远小于南诏时，仅领有今永仁、大姚、姚安一带。虽然在今天的永仁、大姚、姚安一带乌蛮后裔众多，但历史上对弄栋府境内的情况记载几乎为零。

威楚府在弄栋部之南，是大理国在南诏拓东节度西部、弄栋节度南部、开南节度的基础上设置的，其境内有乌蛮十三部^[11]：白鹿部，在府境内，今地不详；罗部，在今云南罗茨；华竹部，在今云南元谋县；罗婺部，在今云南禄劝县北部；洪农碌券部，在今云南禄劝县；掌鸠法块部，在今云南禄劝县东部；马笼部，在今云南新平县漠沙镇；罗盘部，在今云南元江县；因远部，在今云南元江县因远坝；步日部，在今云南普洱县；思摩部，在今云南普洱市；罗陀部，在今云南普洱市西南；步腾部，在今云南景洪市北部普文。

善阐府（驻今昆明市城区）是大理国东部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其境内共有乌蛮八个部：嵩盟部，在今云南嵩明县；羊林部，在今云南嵩明县南的杨林镇；阳城堡部，在今云南晋宁县晋城镇；阿宁部，在今云南安宁市；罗伽部，在今云南澄江县；强宗部，在今云南澄江县的阳宗海周围；步雄部，在今云南江川县；落蒙部，在今云南石林县。

以上各部，基本是由乌蛮中的些莫徙人组成，他们是近代彝族支系撒摩都、撒梅、撒尼的先民。^[12]

石城郡（驻今云南曲靖市麒麟区）在善阐府的东部，是大理国最东边的一个郡。“东部乌蛮三十七部”的十一个部分布在石城郡内：落温部，在今云南陆良县；普么部，在今云南曲靖市麒麟区之越州镇；罗雄部，在今云南罗平县；纳苟部，在今云南马龙县；磨弥部，在今云南宣威市、沾益县、富源县境内；新丁部，在今云南寻甸县境内；于矢部，在今贵州盘县、普安、晴隆一带；弥鹿部，在今云南泸西县；师宗部，在今云南师宗县；弥勒部，在今云南弥勒县；夜苴部，在今云南富源县。

大理国中部的乌蛮三十二个部，都是今天彝族的先民。

大理国的南部乌蛮主要分布在秀山郡（驻今通海县）和最宁府（驻今开远市）。秀山郡的乌蛮主要有：宁部，在今云南华宁县；嶍峨部，在今云南峨山县；阿僰部，在今云南建水县；纳楼部，在今云南建水县南之官厅。

最宁府为今以文山县为核心的地区，是大理国后期从秀山郡分出另立为府，和宋朝的广南西路相接，宋朝与大理国的马市通道通过这里，境内多民族杂居，以百越后裔僚人和乌蛮为主，乌蛮主要有：哈迷部，在今云南开远市；舍资部，在今云南蒙自县。

大理国乌蛮的分布情况有一个大致的规律：北部辖境内乌蛮二十部，中部有乌蛮三十二个部，南部只有乌蛮六个部，呈现出北部、中部多，而南部分布少的规律。这说明北部是乌蛮的核心分布区，居住的时间最长；中部是乌蛮的主要分布区，到达的时间稍晚；而南部乌蛮则到达的时间最晚，人数也呈递减趋势。

从文献所载来看，有许多乌蛮支系的名称是用本支系祖先的名字来命名的，具有浓厚的祖先崇拜色彩，而且这些名称对后来的政区命名有重要的影响。从以下几个部的得名可以看出：

罗雄部，史载“罗雄州……夷名其地为塔敝纳夷甸。……有罗雄者居此甸。至其孙普恐，名其部曰罗雄”^[13]。元代又以之为罗雄州。

新丁部，“后乌蛮之裔新丁夺而有之。至四世孙，因其祖名新丁，以为部号。语讹为仁地”^[14]。蒙古帝国同时又以之为仁德万户府，元代又改为仁德府。

师宗部，“昔爨蛮逐獠、僰等居之，其后师宗据匿弄甸，故名师宗部”^[15]。蒙古帝国时立为师宗千户所，元代改为师宗州（今师宗县）。

弥勒部，“昔些莫徙蛮之裔弥勒得郭甸、巴甸、部笼而居之，故名其部曰弥勒”^[16]。蒙古帝国时立为弥勒千户所，元初改为弥勒州（今弥勒县）。

乌撒部，“乌撒者蛮名也……后乌蛮之裔折怒始强大，尽得其地，因取远祖乌撒为部名”^[17]。

其他与此情况类似的还有阿都部、科部、赪綖部、屈部、绛部等。

三

现在我们再讨论大理国时乌蛮为什么会呈现中部多、北部次之、南部递减的分布特点。从族属源流上讲，南诏国的建立者蒙氏集团也是乌蛮，蒙氏集团与乌蛮各部有着十分紧密的政治关系，贵族间多以婚姻关系来进一步强化政治关系，《新唐书》载：“乌蛮与南诏世婚姻。”^[18]因此，当南诏国建立后，必定要以乌蛮各支系作为自己重要的政权基础，特别是在天宝战争后，唐和南诏的关系破裂，南诏国的势力快速向东和东南发展，其所依托的力量就是同族属的乌蛮各支系，在此情况下乌蛮得到了一次极好的向南发展的机遇，在南诏政权强大的支持下，乌蛮获得了一个空前广阔的生存空间，他们随着南诏政权的推进，向南诏国的东部、东南部扩张。对这个，以往的研究者不太留意的事件，历史文献并没有将之遗忘，记载颇多，《元史》就记载了元朝云南行省中的许多路府州县都是天宝战争以后被乌蛮占领，现列出一些典型的事例以证明上述观点。

中庆路的昆阳州（今云南昆明市昆阳），“阁罗凤叛唐，令曲缚蛮居之”^[19]。中庆路的安宁州（今云南安宁市），“阁罗凤叛唐后，乌、白蛮迁居”^[20]。

镇南州（今云南南华县），“唐时蒙舍诏阁罗凤合六诏为一，侵俄碌，取和子城，今镇南州是也”^[21]。

陆凉州（今云南陆良县），“南诏叛后，落温部蛮世居之”^[22]。

沾益州（今云南沾益县），“天宝末，没于蛮，为僰、剌二种所居”^[23]。

临安路的宁州（今云南华宁县），“天宝末没于蛮……步雄部蛮些么徙据之”^[24]。

以上是《元史·地理志》所载，清代的《道光云南志钞》也有一些相同的记载：

广西直隶州，“天宝末没于蛮，仍为（乌蛮）师宗、弥勒、维摩三部所据”^[25]。昭通府，“唐乌蛮仲由牟之裔阿统迁此，传至十一世孙乌蒙强盛，号乌蒙部”^[26]。江川县，“蒙氏叛唐，徙曲旺蛮居此，以白蛮首治之，后为么些徙蛮所据”^[27]。安宁州，“唐武德初，设置安宁县，仍属昆州，后陷于蛮，遂为蒙氏（乌蛮）所据，段氏因之”^[28]。与元史相对照，说明是天宝后期乌蛮才到达这里的。

此外，在中部乌蛮、南部乌蛮的分布区，广泛流传着诸葛亮的传说，留有许多与诸葛亮有关的遗迹，但很多地方是诸葛亮根本没到过的。众所周知，诸葛亮在蜀汉建兴三年（225年）由越巂郡（驻今四川西昌）渡过泸水（今金沙江），抵达滇池地区，再没有向南进军，那么诸葛亮没有到的地方为何广泛流传着与诸葛亮有关的传说和遗迹呢？对此，我们认为是乌蛮在南迁过程中将与诸葛亮有关的传说进行传播，为了表明其传说的真实性，还“创造”出许多诸葛亮遗迹，如“诸葛营”“诸葛台”“诸葛山”“武侯祠”等。这在明清的许多地方文献中多有记载，《滇南志略》就有许多这样的记载。

诸葛亮到过滇池区域，云南府昆明县城内有诸葛武侯祠的记载，“道光中，大学士总督阮元重修，额曰：‘诸葛武侯祠堂’”。

富民县有“诸葛营，在城南小石岭，诸葛亮南征时尝置营于此，今名诸葛营”。

嵩明州有诸葛盟蛮台，“在城南四十里，世传诸葛武侯七擒孟获，与诸蛮盟，州守瞿唐建祠其上，万历辛亥，州守孙汝正以石镌‘古盟台’三大字，立于其地”^[29]。上述地区可以认为是诸葛亮到过的地方，乌蛮子孙留有关于诸葛亮的历史记忆不足为奇，但滇南乌蛮分布区诸葛亮虽不曾到过，却也有关于诸葛亮的传说和遗迹就值得思考。如临安府通海县有“诸葛山，一名驻军城，在县南二百里，昔诸葛武侯南征，驻兵于此，濠堑尚存，上有悬崖石窟”。普洱府宁洱县有多处武侯传说：“锦袍山，一名光山，在城东二里，山势雄峙，上有垒址，相传武侯南征，结营于此。”普洱府思茅厅有“孔明山，在攸乐北三百里大川原旁，曰‘孔明寄箭处’，有石碑，传为孔明碑”^[30]等等。

以上传说虽然不足以作为信史，但这些传说一方面反映了三国时分布在越巂郡和建宁郡的乌蛮曾与诸葛亮有过接触，并留下良好的政治印象，于是便把代表汉民族文化的诸葛亮进行美化，创造出了一种特有的“诸葛文化”，还作为一种历史积淀了下来；另一方面也说明了南诏国建国后，乌蛮各部在南诏政权的支持下，带着“诸葛文化”由北向南扩张的历史进程，乌蛮所到之处，“诸葛文化”也就随之传播。

原载《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5期

【注释】

[1]《新唐书·南蛮传下》，中华书局标点本1975年版，第6317页。

[2]尤中：《云南地方沿革史》，云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71页。

[3]《云南辞典》，云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6～7页。

[4]《道光云南志钞》，云南社科院文献所1990年内部版，第56、12、13页。

[5]《元史·地理志四》，中华书局标点本1974年版，第1469页。

[6]尤中：《云南地方沿革史》，云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87～189页。

[7]《元史·地理志四》，中华书局标点本1974年版，第1474页。

[8]《元史·地理志四》，中华书局标点本1974年版，第1475页。

[9]方国瑜主编：《云南史料丛刊》第2卷，云南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4页。

[10]《新唐书·南蛮传下》，中华书局标点本1975年版，第6317页。

[11]尤中：《云南地方沿革史》，云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90～192页。

[12]尤中：《云南地方沿革史》，云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79页。

[13]《元史·地理志四》，中华书局标点本1974年版，第1468页。

[14]《元史·地理志四》，中华书局标点本1974年版，第1470页。

[15]《元史·地理志四》，中华书局标点本1974年版，第1478页。

[16]《元史·地理志四》，中华书局标点本1974年版，第1478页。

[17]《元史·地理志四》，中华书局标点本1974年版，第1483页。

[18]《新唐书·南蛮传下》，中华书局标点本1975年版，第6317页。

[19]《元史·地理志四》，中华书局标点本1974年版，第1459页。

[20]《元史·地理志四》，中华书局标点本1974年版，第1459页。

[21]《元史·地理志四》，中华书局标点本1974年版，第1460页。

[22]《元史·地理志四》，中华书局标点本1974年版，第1467页。

[23]《元史·地理志四》，中华书局标点本1974年版，第1468页。

[24]《元史·地理志四》，中华书局标点本1974年版，第1477页

[25]《道光云南志钞》，云南社科院文献所1990年内部版，第65页。

[26]《道光云南志钞》，云南社科院文献所1990年内部版，第63页。

[27]《道光云南志钞》，云南社科院文献所1990年内部版，第57页。

[28]《道光云南志钞》，云南社科院文献所1990年内部版，第10页。

[29]方国瑜主编：《云南史料丛刊》第13卷《滇南志略》，云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42、50、55页。

[30]方国瑜主编：《云南史料丛刊》第13卷《滇南志略》，云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21、198、20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