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王朝统治下的乌蛮及其民族关系

乌蛮是中国西南地区一个承上启下的民族群体，文献中最早出现于南北朝后期，到宋代时乌蛮主要分布在宋朝的成都府路、梓州路下边远地区的羁縻州，这些地区主要都在今四川省境内及黔西；另一个区域是大理国与宋王朝的相接地区，主要部分都在今云南省境内及黔西。需要特别说明的是：这两大区域的划分从自然地理的角度来看是连在一起的，但从各自的政治管辖归属、从政治的角度着眼，可分成两大区域。

具体来说，宋王朝统治下的乌蛮各支系分布在成都府路、梓州路的黎州、嘉州、戎州、泸州及其以南广大地区。

一、黎州乌蛮

成都府路的黎州为北周天和三年（568年）置，寻废。唐乾元元年（758年）复为黎州，治今汉源市，相当于今四川汉源、石棉、甘洛等地。由于黎州少数民族众多，宋仍采用羁縻政策治理，下有罗岩州等54个羁縻州，每个羁縻州当为一民族的政治经济集团，其下控制着众多的民族。

对于黎州的民族，《宋史·蛮夷列传四》载：“黎州诸蛮，凡十二种：曰山后两林蛮，在州南七日程；曰邛部川蛮，在州东南十二程；曰风琵蛮，在州西南一千一百里；曰保塞蛮，在州西南三百里；曰三王蛮，亦曰部落蛮，在州西百里；曰西箐蛮，有弥羌部落，在州西三百里；曰净浪蛮，在州南一百五十里；曰白蛮，在州东南一百里；曰乌蒙蛮，在州东南千里；曰阿宗蛮，在州西南二日程。”^[1]以上诸蛮当为黎州乌蛮的不同支系，因为他们“夷俗尚鬼，谓主祭者鬼主，故其酋长号都鬼主”^[2]。这与唐代乌蛮相同。其中以风琶、两林、邛部最大。黎州诸蛮在唐代与唐王朝的交流关系不如宋代紧密，现分述各支系的发展情况及其与宋王朝的关系。

第一，山后两林蛮是乌蛮重要的一个分支，主要分布在今四川凉山州布拖及其周边地区。早在后唐天成年间（926—930年）就与内地有物物交换关系。宋太祖开宝二年（969年）六月，山后两林蛮的首领勿儿就通过部落长老离鱼向黎州长老表示，希望在当年十月入贡，成都府长官知道此事后，应之，于是有了第一次朝贡。之后的开宝三年（970年）七月又再次朝贡，对此宋王朝也积极回应，“八年（975年），怀化将军勿尼等六十余人来贡，诏以勿尼为归德将军，又以两林蛮大鬼主苏吠为怀化将军”^[3]。从此山后两林蛮接受了宋的羁縻统治。

自从山后两林蛮的首领勿尼与宋太祖有了交往后，在北宋早中期便表现出比较和谐友好的关系，据《宋史·蛮夷列传四》所载，太平兴国二年（977年）、四年、八年，雍熙三年（986年），淳化元年（990年），天禧二年（1018年），山后两林蛮鬼主都派人入贡，宋王朝不但赠与许多物品，还分别在政治上授予乌蛮贵族归德大将军、怀化大将军等政治性的封号。

从史料记载来看，黎州诸蛮当中的山后两林蛮是乌蛮中较大的支系，其内部又有众多的小支系，统归“山后两林百蛮都鬼主”统管，因为“夷俗尚鬼，谓主祭者鬼主，故其酋长号鬼主”^[4]，说明都鬼主统治下还有众多支系，即“百蛮”。

第二，邛部川蛮，亦曰大路蛮，亦曰勿邓，分布在汉代越巂郡会无县（今四川凉山州越西县），同样是乌蛮中重要的一支，其内部也有众多的支系，酋长仍称“百蛮都鬼主”。

邛部川蛮和宋王朝在开宝二年（969年）建立联系，接受宋王朝的羁縻统治。“开宝二年六月，都鬼主阿伏白黎州，期以十月令王子入贡，成都府以闻，诏嘉纳之。”^[5]则仍然是通过黎州和成都府的官员向中央转告了愿意接受羁縻统治的要求。

邛部川蛮接受羁縻统治后，很快就与政府建立了密切的关系，积极参与政府的各种事务并得到了封赐，“（开宝）四年（971年），黎州定远兵士构叛，聚居鹿角溪，阿伏（邛部川都鬼主）令弟游击将军卑吠等率众平之。诏赐阿伏银带、锦袍，并赐其众银帛各百，以为归德将军”^[6]。又“淳熙元年（1174年），吐蕃寇西边，崖韈率众掩击，诏嘉其功”^[7]。随着政治关系的加深，邛部川蛮与宋朝政府的关系开始从政治关系向经济关系发展，两方互利，良性发展，“淳化元年（990年），诺驱自部马二百五十匹至黎州求互市，诏增给其值。诺驱会译者言更入西蕃求良马以中市”^[8]。

黎州蛮内部也有相互的矛盾冲突，对此宋政府以调解为主，没有激化矛盾，“六年（开宝六年，973年），阿伏与山后两林蛮主勿儿言语相失，勿儿率兵侵邛部川，颇俘杀部落。黎州以闻，并赐诏慰谕，令各守封疆，勿相侵犯”^[9]。又“乾道二年（1166年）五月，两林蛮王弟笼畏及酋长崖来率部义等攻邛部川之笼甕城，不克，大掠而去。崖韈追之，不及。制置使范成大檄黎州严加备御”^[10]。显然宋中央政府所执行的政策是有成效的，不但减少了民族间的矛盾冲突，也使边疆民族地区宁静平和。

在相对宁静平和的外部环境中，整个北宋时期和南宋初期，邛部川蛮一直保持着与宋朝的紧密联系，朝贡不断，邛部川部得到了宋朝政治上的认可与政治扶持，宋朝也得到了来自西南边疆的许多特产，双方在双赢的格局下发展着政治经济联系，这对西南边疆的稳定、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意义十分重大。据《宋史·蛮夷列传四》所载双方的往来有如下十余次：^[11]

“太平兴国四年（979年），首领牟昂、诸族鬼主副使离袜等各以方物来贡。

雍熙二年（985年），都鬼主诺驱并其母热免遣王子阿有等百七十二人以方物、名马来贡。诏以诺驱为怀化将军，并赐其母银器。

端拱二年（989年），遣弟少盖等三百五十人来贺籍田，贡御马十四匹、马二百八十匹、犀角二、象牙二、莎罗毯一、合金银饰蛮刀二、金饰马鞍勒一具、羱羊十、犛牛六，诏以少盖为归德郎将。

（淳化）二年（991年），（诺驱）复遣子牟昂、叔离袜以方物、良马、犛牛来贡，仍乞加恩。诏授诺驱怀化大将军，少盖怀化将军，牟昂归德将军，离袜归化司戈；又封诺驱母归德郡太君热免宁远郡太君，弟离遮、小男阿醉都判官，任彦德等一百九十一人为怀化司戈。

真宗咸平二年（999年），遣王子部的等来贡文犀、名马，赐衣带、器币有差。又乞给印，以‘大渡河南山前、后都鬼主’为文，从之。

五年（1002年），又遣王子离归等二百余人入贡。

景德二年（1005年），阿遒遣王子将军百九十二人来贡，诏授阿遒安远将军，阿遒叔怀化将军，阿育为归德将军，离归为怀化将军，大判官怀化司候任彦德、王子将军部的并为怀化郎将，判官任惟庆为怀化司候。

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遣将军赵勿娑等献名马、犀角、象齿、娑罗毯，会于泰山。礼毕，阿遒加恩，勿娑等厚赐遣还。

天圣八年（1030年）十月，邛部川都蛮王黎在遣卑郎、离灭等来贡方物……九年三月，命黎在为保义将军，又命其部族为郎将、司戈、司候，凡三十余人。明道元年（1032年），黎州言黎在请三岁一贡，诏谕以道路遐远，听五年一至。

宝元元年（1038年），百蛮都王忙海遣将军卑盖等贡方物，且请三岁一贡，不许。

庆历四年（1044年），邛部川山前、山后百蛮都鬼主牟黑遣将军阿济等三百三十九人献马二百一十、犛牛一、大角羊四、犀株一、莎罗毯一。

熙宁三年（1070年），苴尅遣使来贺登宝位，自称‘大渡河南邛部川山前、山后百蛮都首领’，赐敕书、器币、袭衣、银带。

九年（1075年），遣其将军卑郎等十四人入贡。”

邛部川蛮与两宋的交往到了南宋晚期中断，由于这时大理国利用地理上与邛部川蛮相近且民族源流关系较为接近等因素，使邛部川在嘉定九年（1216年）归属了大理国，大理国设建昌府管辖之。

第三，风琶蛮。从文献记载来看，风琶蛮与宋中央政府的交往不如山后两林蛮和邛部川蛮多，较大的交往朝贡只有咸平年间、景德年间有过两次。第一次是在998年，风琵蛮的首领曩娑派遣乌柏等人贡马57匹，素地红花娑罗毯2张，祝贺宋真宗登基即皇帝位；第二次是1006年，乌柏又率领了一支46人的乌蛮朝贡团入贡，宋真宗诏授曩娑归德将军，授乌柏等人为郎将、司阶、司戈。通过这两次朝贡，风琶蛮与宋朝正式建立了羁縻关系。

第四，保塞蛮。保塞蛮与宋中央政府建立关系的时间较早，首先是在政治上表示归属，通过建立政治联系，然后进行马匹的贸易，“开宝间（968—976年），其蛮（保塞蛮）七十余人由大渡河来归，时时来货其善马”^[12]。宋王朝对双方的这种关系是积极支持并加以保护的，“绍兴二十七年（1157年），川、秦都大司言：‘汉地民张太二姑率众劫杀市马蛮客崖过等，恐启边衅，已加慰谕，并赏其直矣。’诏免知州唐秬及通刺陈伯强官，抵首贼法”^[13]。从北宋初建立关系，到南宋时双方还仍保持联系，而且联系的主要内容是贸易马匹，对宋王朝来说，马匹是一种急需的战略物资，如果不加以保护，将得不到保塞蛮的马匹。

第五，部落蛮。部落蛮与宋中央政府发生联系较晚，双方建立关系已是南宋中期，其原因是宋政府希望从部落蛮那里得到马匹，“部落蛮，有刘、杨、郝、赵、王五姓。淳熙七年（1180年）十月，黎州五部落蛮贡马三百匹求内附，诏许通互市，欲其所献马”^[14]。看来部落蛮是黎州乌蛮中较为松散的一个民族群体，分别由五个不同姓氏的部分构成，故才他称为部落蛮。

二、叙州乌蛮

叙州（今宜宾市）西南的马湖江（金沙江）及南部的广大地区是乌蛮分布的又一个重要地区，特别是沿马湖江两岸更是乌蛮分布的核心地区，这种情况在唐代就已经十分明显，所以宋在叙州西南及马湖江以南的石门部（今东北和黔西）设了建州、照州、献州、南州、洛州、盈州、德州、为州、移州、扶德州、播浪州、筠州、武昌州、志州（以上皆在南广溪洞）；商州、驯州、浪川州、骋州（以上皆在马湖江）；协州、切骑州、靖州、曲江州、哥陵州、品州、牱违州、碾卫州、滈州、从州、播陵州、钳州（以上皆在石门路）等三十个羁縻州。^[15]

上文提到的南广溪洞，指发源于今云南省威信县境内南广河流域的广大地区。南广河向北流入四川省，经过筠连、珙县、高县、长宁县境，在南广口汇入长江，南广溪洞的十四个羁縻州就分布在南广河流域的今各市县境内，在南广溪洞中有乌蛮，而且势力比较强大，服从戎州的调遣，如“（大中祥符）六年（1013年），转运使寇瑊即令诸州巡检会江安县（地在戎州东）……乌蛮刍广王子界南广溪移（州）、悦（州）等十一州刺史李绍安，山后高、巩六州及江安界娑婆村首领，并来乞盟，立竹为誓门，刺猫狗鸡血和酒饮之，誓同力讨贼”^[16]。

马湖江指今云南省永善县、绥江县以北，四川省雷波县、屏山县以南，金沙江向东流到戎州（今宜宾市）的一段，马湖江两岸的四个羁縻州为商州、驯州、浪川州、骋州，这四个羁縻州主要是乌蛮居住，是今天凉山彝族自治州的东部。

石门路中的“石门”指今云南省盐津县的豆沙关，石门路是秦汉时期五尺道的一段，是唐代由石门通往南诏的要道，唐代乌蛮大量进入这一地区。石门路的羁縻州主要分布在今云南省盐津县以南的大关县、彝良县、镇雄县、昭阳区、鲁甸县、巧家县、会泽县、东川区以及贵州威宁县、赫章县，这一广大地区在宋代为石门蕃部，是滇东北乌蛮、黔西乌蛮的主要分布区。

控制各羁縻州的叙州是北宋政和四年（1114年）改戎州置，治今宜宾市，直辖区不太大，相当于今四川宜宾、南溪、屏山等市、县地。叙州的乌蛮分为三个部分，州西北有董蛮，州南有石门蕃部乌蛮，州东南有南广部乌蛮，即所谓的叙州三路蛮。

董蛮在马湖江右，古代僰侯国故地，“其酋董氏，宋初有董春惜者贡马，自称‘马湖路三十七部落都王子’”^[17]。虽然三十七部落处于羁縻州控制之下，但经常寇抄叙州属地，“其地北近犍为之沭川赖因寨。寨厄蛮险，蛮数寇抄……政和五年（1115年），始改差监押充知寨事，蛮寇掠如故”^[18]。

和董蛮不同，南广蛮分布在十四羁縻州内，与政府保持着密切的关系，主动内属，“南广蛮在叙州庆符县以西（按，当为以东南），为（羁縻）州十有四。大观三年（1109年），有夷酋罗永顺、杨光荣、李世恭等各以地内属，诏建滋、纯、祥三州，后皆废”^[19]。

石门蕃部的十二个羁縻州在唐代曾被南诏控制，到了宋代除了大理国设东川郡管理今巧家、会泽、东川一带的乌蛮外，其他多在今四川凉山州境内。但《宋史·蛮夷列传四》对石门蕃部的记录有误：“石门蕃部与临洮土羌接，唐曲、播等十二州之地。”^[20]石门蕃部分布在唐曲、播之地即今滇东北地区，这没有错，但问题是“石门蕃部”不与“临洮土羌接”。因为临洮为秦朝所置，治今甘肃岷县，以临洮水得名。

石门蕃部是较典型的乌蛮，继承了“魋髻、畜牧、精悍善战”的文化传统，《宋史·蛮夷列传四》载：“（石门蕃乌蛮）俗魋髻、披毡、佩刀，居必栏棚，不喜耕稼，多畜牧。其人精悍善战斗，自马湖、南广诸族皆畏之。善古浪稽、鲁望诸部也。”^[21]鲁望即今昭通与鲁甸相连的大坝子，鲁望蛮，即分布在鲁望坝子中的乌蛮。鲁甸就是彝语语音，意为彝族居住的平坝^[22]而文中的“善古浪稽、鲁望诸部也”指石门乌蛮与鲁望蛮，同是乌蛮中的不同部分，关系十分密切。

三、泸州乌蛮

泸州的南部也有众多的乌蛮分布，所以宋王朝在泸州设了纳州、薛州、晏州、巩州、奉州、悦州、思峨州、长宁州、能州、淯州、浙州、定州、宋州、顺州、蓝州、溱州、高州、姚州等十八个羁縻州。

泸州为南朝梁大同（535—546年）中置，治江阳县（今泸州市），北宋末辖境为今四川泸江、合江、纳溪、江安、长宁等市、县和贵州赤水、习水等市、县。这些地区当时有乌蛮分布。《宋史·蛮夷列传四》载：“泸州部旧领姚州废已久，有乌蛮王子得盖来居其地，部族最盛，数遣人诣官，自言愿得州名以长夷落。事闻，因赐号姚州，铸印予之，得盖又乞敕书一通以遣子孙，诏从其请。”^[23]（按，泸州所设的羁縻姚州非唐时的姚州都督府，唐代的姚州设于唐代武德四年，麟德初置姚城县，地在今云南姚安县北，为治所，唐姚州都督府治此。）

泸州自古是一个多民族的交汇地，北边有汉族，东边有濮人、越人的后裔，南边和西边有氐羌后裔，但到了宋代，由于民族融合的结果，其西南以氐羌系民族为主，具体来说主要是羌族和正在分化中的乌蛮。《宋史·蛮夷列传四》对于泸州徼外的氐羌系民族曾说：“泸州西南徼外，古羌夷之地……邛都，嶲州会同川与吐蕃接，今邛部川蛮所居也……徙，今雅州严道地；莋都，在黎州南，今两林及野川蛮所居地是也；冉駹，今茂州蛮、汶山夷地是也。”^[24]由此可以看到，秦汉时期司马迁所说的邛都蛮，当为本时期乌蛮中的邛部川蛮支系；徙、莋都二蛮也是乌蛮的两个支系。《宋史》将之称为夷，与宋建立了和好的关系：“大中祥符四年（1011年），茂州夷族首领、耆老，刑牛犬于三溪 ，誓不侵扰州界。”^[25]泸州南部有众多乌蛮，势力颇大，在宋大中祥符六年（1013年）不断攻击宋地方政权，杀地方官，造成了很大的危害，“晏州多刚县夷人斗望、行牌率众劫淯井监，杀驻泊借职平言，大掠资畜，知泸州江安县奉职文信领兵趋之，遇害。民皆惊扰”。对此，转运使寇瑊即命令州部队集江安，沿江而下，以强大的军事压力“招安近界夷族，谕以大兵将至，勿与望等同恶”。乌蛮各部首领“并来起盟，立竹为誓门，刺猫狗鸡血和酒饮之，誓同力讨贼”^[26]。在此情况下，寇瑊一方面命令州部队不准杀人，要给民众发放衣币酒食；另一方面请求增加军队，进攻斗望。到大中祥符七年（1014年），乌蛮首领斗望兵分三路来进攻，被政府军大败，射杀几百人，众多溺江水而死。斗望便亲赴淯井监自陈，表示永不寇盗，还杀三牲而盟，平息了这一地区因乌蛮而生的动荡。宋政府同时还批准在泸州立马市，这时当地的稳定和经济发展意义十分重大。

在泸州的东南部也有众多的乌蛮，《宋史·蛮夷列传四》载：“庆历初，泸州言：‘管下溪洞十州，有唐及本朝所赐州额，今乌蛮王子得盖居其地。部族最盛，旁有旧姚州，废已久，得盖愿得州名以长夷落。’诏复建姚州，以得盖为刺史，铸印赐之。得盖死，其子窃号‘罗氏鬼主’。鬼主死，子仆射袭其号，浸弱不能令诸族。”则得盖死后，这一地区的乌蛮各部又陷入了互不统属的局面，相互之间争斗不断，其中又以晏子部和斧望个恕较有势力，“乌蛮有二酋领：曰晏子，曰斧望个恕，常入汉地鬻马。晏子所居，直长宁、宁远以南，斧望个恕所居，直纳溪、江安以东，皆仆夜（按，即得盖子孙、罗氏鬼主仆夜）诸部也。晏子距汉地绝近，犹有淯井之阻。斧望个恕近纳溪，以舟下泸不过半日。二酋浸强大，擅劫晏州山外六姓及纳溪二十四姓生夷。夷弱小，皆相与供其宝”^[27]。对此，宋王朝采取了招抚羁縻的办法，“熊本言二酋桀黠，不羁縻之则诸蛮未易服，遂遣人说诱招纳。于是晏子、斧望个恕及仆夜皆愿入贡，受王命。晏子未及命而死，乃以个恕知归来州，仆夜知姚州，以个恕之子乞弟、晏子之子沙取禄路并为把截将、西南夷部巡检”^[28]。此后，“罗氏鬼主”开始建立“罗氏鬼国”。到南宋时，“罗氏鬼国”有所发展，而南宋又无力顾及对“罗氏鬼国”的管理，也如同防范大理国一样防范“罗氏鬼国”，生怕与“罗氏鬼国”交往而引发西南边境的军事纠纷，所以“罗氏鬼国”此时已脱离南宋而独立。“罗氏鬼国”是由乌蛮贵族中的上层分子建立的民族政权。由于缺乏必要的政治、经济、文化条件，所以“罗氏鬼国”没有能力把西南所有的乌蛮都纳入其统治的范围内。而且，“罗氏鬼国”内部也仍然不统一，分为许多部，反映了它的内部并不稳定和巩固。到元朝征服其地之后，也就瓦解了。^[29]

这从熙宁六年（1073年）熊本平定泸州乌蛮事件可以看出。1073年泸州南部宴州乌蛮反叛，朝廷寻找到担任过戎州通判的熊本，让他来解决此事。熊本采用刚柔并济的方式，首先是用羁縻刺史的职官笼络乌蛮上层，“本请于朝，宠以刺史，巡检之秩，明示劝赏，皆踊跃顺命”^[30]。唯有柯阴一酋不至，熊本便采取武力迫其受降，熊本“发黔南义军强弩，遣大将王宣、贾昌言率以进讨。贼悉力旅拒，败之黄葛下，追奔深入”。在此强大的军事压力下，“柯阴窘乞降，尽籍丁口，土田及其重宝善马，归之公上，受贡职”。对此，其他乌蛮也纷纷投入朝廷的有效管理之下，“于是乌蛮罗氏鬼主诸夷皆从风而靡”^[31]。

通过对宋王朝境内乌蛮的研究，我们可以看到当时发展中的一些特点，并可以从民族关系的角度总结一些结论性的东西。

第一，宋朝境内的乌蛮各部，是唐代乌蛮的发展，虽然他们各部的名称有了一些变化，但这是由于后人对乌蛮有更深认识的结果。因为本时期乌蛮正处在同源向异流发展的时期，他们正在向着近现代藏缅语族民族发展，走到了近现代民族发展的历史大门口。

第二，尽管宋朝境内乌蛮各部与宋王朝有这样那样的矛盾冲突，但在政治归属上仍属于宋王朝，所以宋朝境内乌蛮各部的分布区成了和吐蕃诸部、和大理国矛盾冲突时的缓冲区域，客观上取到了稳定宋朝边疆的作用。对于乌蛮内部的矛盾冲突，目的也是要在北方民族强大的压力下，使西南边疆有一个相对安宁的环境。

第三，乌蛮各部自身发展的角度看，能经常入贡，既可以开阔视野，得到外界的信息，还可以加强与政府的联系，通过入贡得到确保政治地位的封号和得到汉民族的精致物品，所以对少数民族而言，入贡具有政治和经济双重意义，因为建立良好的政治关系是发展经济关系的保证。

第四，随着宋王朝在边远地区推行较为缓和的民族政策，乌蛮各部在政治上主动归属到宋王朝的体制之中，宋王朝也在这一过程中推进边疆的羁縻制度，使用儒家文化渗透，如封的官员名号主要就是“归德将军”“怀化将军”“保义”等，这些词语虽然带有浓烈的大民族主义和文化优越论色彩，但并无民族歧视。

第五，乌蛮各部首领死后，继承人还须得到朝廷认可才能合法，这一事实雄辩地说明了宋朝对西南氐羌系民族统治的深入，也说明了双方关系的紧密，如熙宁三年（1070年），邛部川山前山后百蛮都首领苴尅死，“诏以其子韦则为怀化核尉、大渡河南邛部川都鬼主”。又“乾道元年（1165年）诏以崖韈袭兄蒙备金紫光禄大夫、怀化校尉、都鬼主如故”^[32]。

原载《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6期

【注释】

[1]《宋史·蛮夷列传四》，中华书局标点本1985年版，第14231页。

[2]《宋史·蛮夷列传四》，中华书局标点本1985年版，第14231页。

[3]《宋史·蛮夷列传四》，中华书局标点本1985年版，第14232页。

[4]《宋史·蛮夷列传四》，中华书局标点本1985年版，第14231页。

[5]《宋史·蛮夷列传四》，中华书局标点本1985年版，第14232页。

[6]《宋史·蛮夷列传四》，中华书局标点本1985年版，第14233页。

[7]《宋史·蛮夷列传四》，中华书局标点本1985年版，第14235页。

[8]《宋史·蛮夷列传四》，中华书局标点本1985年版，第14233页。

[9]《宋史·蛮夷列传四》，中华书局标点本1985年版，第14233页。

[10]《宋史·蛮夷列传四》，中华书局标点本1985年版，第14235页。

[11]《宋史·蛮夷列传四》，中华书局标点本1985年版，第14233～14235页。

[12]《宋史·蛮夷列传四》，中华书局标点本1985年版，第14236页。

[13]《宋史·蛮夷列传四》，中华书局标点本1985年版，第14236页。

[14]《宋史·蛮夷列传四》，中华书局标点本1985年版，第14236页。

[15]《宋史·地理志五》，中华书局标点本1985年版，第2218页。

[16]《宋史·蛮夷列传四》，中华书局标点本1985年版，第14227页。

[17]《宋史·蛮夷列传四》，中华书局标点本1985年版，第14238页。

[18]《宋史·蛮夷列传四》，中华书局标点本1985年版，第14238页。

[19]《宋史·蛮夷列传四》，中华书局标点本1985年版，第14238页。

[20]《宋史·蛮夷列传四》，中华书局标点本1985年版，第14238页。

[21]《宋史·蛮夷列传四》，中华书局标点本1985年版，第14238页。

[22]《云南辞典》，云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21页。

[23]《宋史·蛮夷列传四》，中华书局标点本1985年版，第14230页。

[24]《宋史·蛮夷列传四》，中华书局标点本1985年版，第14243页。

[25]《宋史·蛮夷列传四》，中华书局标点本1985年版，第14226页。

[26]《宋史·蛮夷列传四》，中华书局标点本1985年版，第14226~14227页。

[27]《宋史·蛮夷列传四》，中华书局标点本1985年版，第14244页。

[28]《宋史·蛮夷列传四》，中华书局标点本1985年版，第14246页。

[29]尤中：《中华民族发展史》第3卷，晨光出版社2006年版，第464页。

[30]《宋史·熊本传》，中华书局标点本1985年版，第10730页。

[31]《宋史·熊本传》，中华书局标点本1985年版，第10730页。

[32]《宋史·蛮夷列传四》，中华书局标点本1985年版，第1423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