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大学的“黄金时代”

梅贻琦就任清华大学校长后，结束了清华校长接连易人的不稳定局面，开创了清华历史上的第一个黄金时代。

1931年12月3日，梅贻琦由美返国。他到校当天，即在大礼堂召开全校大会，翁文灏致辞后，梅贻琦发表就职演说。在回顾了清华历史和面临的挑战与机遇后，他讲道:

我们要向高深研究方向去做，有两个必备的条件，其一是设备，其二是教授。设备这一层，比较容易办到，我们只要有钱，而且肯把钱用在这方面，就不难办到。可是教授就难了。一个大学之所以为大学，全在于有没有好的教授。孟子说:“所谓故国者，非谓有乔木之谓也，有世臣之谓也。”我现在可以仿照说:“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我们的智识，故有赖于教授的教导指点，就是我们的精神修养，亦全赖有教授的inspi rat ion。但是这样的好教授，决不是一朝一夕所可罗致的。我们只有随时随地留意延揽而已。同时对于在校的教授，我们应该尊敬，这也是招致的一法。

他还说:凡一校精神之所在，不仅仅在建筑设备方面之增加，而实在教授之得人。本校得有请好教授之机会，故能多聘好教授来校。这是我们非常可幸的事。在谈及办校方针时他说，办大学应有两种目的，一是研究学问，二是造就人才，为了达到这两个目的，必须抓广聘名师和学术自由这两个环节。根据这个论点，在他任校长期间，千方百计地罗致当时各门学科的著名专家和权威学者为教授，使清华始终汇聚着一支高水平的师资队伍。

梅贻琦坚持教授治校方针，把校长摆在公仆的位置上，他常在谈笑间比喻“校长不过是率领职工给教授搬椅子凳子的，教授才是学校的主体”。

他谦虚地把自己比做京剧中的“王帽”，即演帝王的角色。他说帝王每出场时总是冠带整齐，仪仗严正，文臣武将，前呼后拥，像是煞有介事，其实懂戏的决不注意正中端坐的王帽，因为好戏并不要他唱，只因为运气好，搭在一个好班子里。这种态度深得教授们的好感。

曾任清华经济系主任的陈岱孙(1900—1997)回忆说:“从20年代起，在清华大学除了以校长、院长、系主任为首的三级教学与行政结构外，还逐渐形成一个与此并立的，不同于校长独揽一切权力的领导体制。”“此制可否算教授治校的典型?其功过如何?姑且不论，但确曾影响了一般院校，在中国教育史上应占有值得叙述的一页。”

“梅先生一直是清华教授，感情和基本观念和教授一致。他平易近人，作风民主，学校大事多半征求教师意见，他和政治无缘。与南京当局无人事渊源，而学校教师多半是他的学生或后辈，对先生是尊敬的，他也相信大多数教师都有办好清华的事业心。至于他对教授治校，还不止是承认和扶助，在主持教授会议时(都由校长任主席)，总是倾听成员的意见，而成员也十分尊重他的意见。当然会议上分歧意见总是难免的，激烈的辩论也经常发生，但先生持重的态度却有稳定的作用。”

在校长任内，梅贻琦主张大学阶段要重视各种基础课的学习，知识面要广，以奠定进行专、深研究的基础。对学生主张进行“德、智、体、美、劳、群”的全人格教育和熏陶，以造就为国家服务的有真才实学的人才。

梅贻琦与清华教授合影

梅贻琦就任校长不久，即向全校宣布:本校拟向工程科学方面发展，随即呈准教育部，在原有土木工程系的基础上添机械、电机两系，组成清华工学院。研究院先设立了物理与外语两个研究所，相继成立中国文学、哲学、历史、化学、生物、数学、政治、经济八个研究所。

从1934年夏季起，清华大学与资源委员会合作开设航空讲座，进行航空试验，建立亚洲最大的航空试验风洞等。这既是清华航空系的前身，又是中国航空教育的开端。1934年10月，梅贻琦函请教育部同意，陆续创办了农业、航空、无线电三个特种研究所。抗战期间又在昆明兴办国情普查和金属两个研究所。

当时，北方各大学的教授普遍待遇较低，有的学校每月只发二成的工资。为此，大家纷纷兼课，以维持生活。梅贻琦任校长后，宣布清华决不拖欠教师工资，还把教授工资从每月160—360元，提高到300—400元，有的可达到500元。有家属的教职员逐渐都有了一栋住宅，其标准与分配给美国教师的相同。另外，每六年教授可以休假一年，并资助其出国进修。

梅贻琦任校长后，在办学上，注意听取有威望和影响力的教授的意见，设立聘任、招生、出版、图书、校景设计等专门委员会，让教授们参与教学行政管理工作。成立了有二十多位教授及管理职员参加的建筑设计、监工等三个委员会。本着简、坚、经济的原则盖起了化学馆、生物馆、气象台、机械馆、电机馆、航空馆，还扩建了图书馆。陆续兴建了明斋、善斋、新斋、平斋和静斋等学生宿舍，还接收了圆明园旧址及松堂，筹设农事试验场，建设金工、木工、锻铸等工场。增建教职员工住宅数十所。

那时的清华并不设副校长，所以梅贻琦的工作是十分繁重的，但也是比较顺利的。担任校长后，他的生活几乎就只有做工作、办公事，连吃饭时也想着学校的问题。工作之余就是看看书报杂志。

清华校政大事取决于教授会，校务则分层负责，对人推诚相信，所以人人尽心，个个悦服，校务井井有条。梅贻琦是一个言忠信、行笃敬的人，他无论对任何人，任何事，都不肯轻于承诺，宁可当面见怪于人，而不愿背后失信于人。凡事一经得到他的承诺，决不打折扣，一定切切实实地做到。他还是一个极为谦虚的人，一生成就不小，但他从不炫耀，始终谦退自抑，常若不及人者。

过去清华校长甲所住宅的一切日用物品包括手纸都是由公家供给的，有公务人员按时送到。梅贻琦任校长后一切全免，公私分明，私宅的一切自己掏钱。家里的工人自己付工资，电话费自己付，不要学校免费供应的两吨煤。他廉洁奉公的作风仍像在监督处一样。韩咏华回忆说:“我和月涵一起进城时可以坐他的小轿车，我一人进城时永远乘班车，从未要过他的小车。”

梅贻琦注重与国外进行学术交流。与德国远东协会交换处及中国文化基金会约定互派研究生，设置科学讲座制度，先后请冯卡门、维纳、哈达玛、郎之万、狄拉克等国外一流学者来校作长期或短期讲学。

从留美监督处回国后，梅贻琦几乎没有什么娱乐活动。他原来很喜欢听京剧，担任校长后看戏的机会也少了，只在进城开会留宿时才偶尔看看。他对生活要求很简单，从不为穿衣吃饭耗用精力，也不为这些事指责家人。他年轻时还喜欢打打网球和篮球，后来就没有任何体育活动了。

梅家住在甲所时，宅旁有一小片土地，梅贻琦把它开辟为小花园，每天清晨起来自己去收拾花草，既是爱好，也是锻炼身体。他特别喜欢一种倒垂下来的叫做“倒草”的绿色植物。

赵赓飏在《琐事忆梅师》中写道:“梅校长手上有技巧，写字秀气，图画干净;衣着床衾和书报用具，都整齐有序，生活在简朴中有艺术。饮食茶酒，既节省又懂得考究。听音乐，看评剧，鉴别书画，欣赏诗词，都有极高的修养。他虽不写文章，少演讲，但平时看书的范围很广，除最新的物理、工程等书报以外，本来四书烂熟，五经时常引用，史地、社会科学的居处一点儿也不忽略;最忙的时候，床头仍有英文《读者文摘》与王国维《观堂集林》。他学识丰富，见解卓越，与许多科的专门学人都谈得拢。”正是梅贻琦的言传身教树立了清华的良好校风，也赢得了广大师生的尊重和爱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