暨南大学与清华大学

1927年上半年，随着北洋军阀内斗不已，北伐军的步步紧逼，京津地区局势不稳，北京各高校欠薪越来越严重，教授们纷纷南下。叶公超也不得不离开北京另谋教职。于是他投奔叶家的世交、时任上海暨南大学校长的郑洪年，出任外文系主任兼图书馆馆长。

当时暨南大学外文系人才济济，梁实秋、林语堂、余上沅、饶孟侃都在那里任教。胡适、徐志摩、罗隆基、潘光旦等文人也都在上海。应中国公学校长胡适之邀，叶公超还到中国公学兼过一段课。

温梓川回忆道，叶公超“在暨南，非常受同学欢迎，他上课时讲英文，真教人听出耳油，不情愿下课”。他“头发梳得伏帖，口咬烟斗，衣服整齐，风度翩翩，一点儿也不像那些不修边幅的作家，倒十足像个绅士。大概在英国住久了的缘故，他说话坦率，有风趣”。公超上课喜欢考据，一堂五十分钟的课，常常为了一个字引经据典而耗去。

叶公超嗜好打桥牌，如果打了一夜牌，则上课照例不讲书，只叫同学口试，或听同学读一章节。他最注意发音，如果发音有误，照例须挨骂。即使是女同学，如发音恶劣，亦不稍假以词色，直言斥讽，入木三分，那个被骂的女同学也常常直立以巾掩面，甚至有泪不可抑者。

1929年下半年，因与郑洪年意见不合而辞职的叶公超又回到北京，受聘于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教授。他教授一、二、三年级的“英文”，还主讲“英国散文”、“现代英美诗”、“18世纪文学”、“文学批评”和“翻译”等专业课，同时在北大兼课，成为钱锤书、季羡林、卞之琳、杨联升、常风、辛笛的老师。

许振德在《水木清华四十年》中回忆，叶公超教大一的英文课，教材是奥斯丁的《傲慢与偏见》。叶先生风度翩翩，不拘小节，春秋着西装，背部微驼，头式右分，一尘不染，隆冬天寒则著棉袍二，进教室授课前，先脱其一。他授课时只讲大意，从不逐句逐字讲解，课文中遇到少见而重要的生词，则反复阐述。

辛笛回忆叶在讲授“英美现代诗”课程时说道:听他侃侃而谈，酣畅淋漓，恰是一种享受，同学们听得入神，都忘记下课铃响了。他天资聪颖过人，兼以学贯中西，因之平时对学生也要求很严，往往出之以机智的讥讽口吻，使人手足无措;更有些人对他的绅士风度和名士派头有不同看法。

李赋宁将叶公超授课的特点概括为:他先在黑板上用英文写下简明扼要的讲课要点，然后提纲掣领地加以解释说明。接着就是自由发挥和当机立断的评论。这种教学法既保证了基本理论和基本知识的传授，又能启发学生的独立思考和探索，并能培养学生高雅的趣味和准确可靠的鉴赏力。叶公超语言纯正、典雅，遣词造句幽默、秀逸，讲授生动。

季羡林笔下的叶公超最为活灵活现:“公超先生很少着西装，总是绸子长衫，冬天则是绸短长袍或皮袍，下面是绸子棉裤，裤腰用丝带系紧，丝带的颜色与裤子不同，往往是颇为鲜艳的，作蝴蝶结状，随着步履微微抖动翅膀，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非常‘潇洒’。先生的头发，有时候梳得光可鉴人，有的时候又蓬松似秋后枯草。他顾盼自嬉，怡然自得，学生们窃窃私议:先生是在那里学名士。”

“说到学问，公超先生是有一肚皮的。他人很聪明，英文非常好。在清华四年，我同他接触比较多。”“公超先生的教学法非常奇特。他几乎从不讲解，一上课，就让坐在前排的学生，由左到右，依次朗读原文，到了一定段落，他大喊一声:‘Stop!’问大家有问题没有。没有人回答，就让学生依次朗读下去，一直到下课。学生们摸出了这个规律，谁愿意朗读，就坐到前排，否则往后坐。有人偶尔提出一个问题，他断喝一声:‘查字典去!’这一声狮子吼有大威力，从此天下太平，宇域宁静，相安无事。”

叶公超上课爱迟到，有时晚到十几分钟。有的学生等得不耐烦了，夹包就走，遇到这种场面，叶公超就笑着说:“我上课来得不慢，你们走得更快。”叶公超在课堂上喜怒无常，似乎还摆出一副师道尊严的架势。课下他对学生很随便，在街上有时学生向他打招呼，他似没看见;有时学生没看见他，他反而在马路上大喊“密斯特，密斯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