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发展的“黄金时代”

城市发展的“黄金时代”

彼得·霍尔在其《城市文明》一书中，研究了跨时2　500年（从公元前500年的古希腊雅典到19世纪的巴黎等）中的二十多个城市，发现这些城市在演化过程中都有一个很关键的10～20年的时间。在这个时间里，城市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处于经济和社会变迁中的大量新事物不断涌现，融合并形成一种新的社会。彼得·霍尔把这个时间称为城市发展的“黄金时代”。在城市的演变中找到并推动这个关键时间非常重要，在我们身边就不乏这种例子：清朝末年状元张謇从1895年开办大生纱厂起到1920年，在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有纲领地做成南通城市规划建设；上海浦东自1990年开始至今不到20年时间，已经基本上由原来的农村地区变成一个崭新的城市，为世界所瞩目；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深圳、昆山等一大批城市中。

中国的城市发展眼下正如火如荼，可以说企业、市民、政府分别构成了影响城市演进的三股力量。

企业选址和经营主要考虑成本因素。我们已知，在运输成本占总成本较大比重情况下，其分别由资源导向和市场导向决定；而在运输成本只占总成本一小部分时，则取决于地方投入品导向，这涉及当地的公共服务和舒适度。因此，无论是区位和交通设施，还是其他要素和投资环境的状况，都会影响企业用脚投票。在企业追求扩张、追求利润的过程中，城市这个“积累的摇篮、富裕的地方”急速地成长了。但是今天中国不少城市，同时呈现出一种让人迷惑的独特性：城市化的进程，在速度上、在规模上、在气势上也许都可诩为世界第一；而众多城市的杂乱面貌和几乎不讲逻辑性的风格与样式的拼合症状，可能也是无以复加的了。不妨看看我们所熟悉的不少大城市，几乎都在成为哈佛大学库哈斯教授所描述的那种“通属城市”（generic　city）：一切“通属”，兼容并有，无都市计划可言，计划了也没有用，因为发展太快，没有历史的自觉，“过去”在我们的心目中越变越小。这种通属城市的马路只供行车，摩天大楼遍地都是，互相也没有什么结构关系，而行人被高架通道引入迷津（犹如在游乐场）；无所谓地方特色，保存少许地方文物（或者是仿造）只是为了供旅游之需，这种城市最常见的生活标志就是机场和酒店。

而普通市民，乍看起来无权无势，其实他们构成了地方的文化环境和活力，体现着所居住城市的性格，是一座城市传统的和长远的力量所在。你若想发展文化创意产业，只有靠这个城市的人群的时尚生活给你灵感。

企业与居民在某种程度上差不多是单一目标者，他们单个的目的往往在于提高利润和增加收入，擅长从自己平时的出行、交往或者运输、交易环节来评价环境，而不是用综合的观点来关心城市的多目标性的较量与平衡。

因此解决市场失灵问题应该是政府的责任。至于地方政府，由于分权体制而承担了过去由国家政府承担的义务，转而面临越来越大的增加公共服务的压力，这就使得许多城市政府在角色与决策中实现了惊人转变，从管理主义变成“企业家主义”。这种企业家式的态度把城市看做一种产品，需要在市场上售卖，而对交易的重视要求城市进行重建，以便吸引外地乃至全球的投资者。加上政绩考核体制的推压，地方政府成了强势的利益主体，它把城市的开发作为一项重要的工作来抓，无论出于就业、税收、GDP增长、社会稳定或别的什么动机，都必须这么做。一般来说，重大事件和开发活动总能够吸引媒体以及人们的关注。北京奥运会和上海世博会可以看做是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合力运作重大活动的案例。因此，从政府的角度讲，这样的动力是不竭而且强劲的。观察一下现在各地房地产市场的状况，地方政府恐怕心里就不太愿意房价跌下来。在我国，土地是国有的，而农民的土地或者说“集体土地”用于开发，是最容易被征收的。另外如果老百姓买了产权房，土地使用期是70年，商业用房40年，这之后呢？当然还是国家的，中国的土地制度很早就决定了不可能让个人将私有土地永远传下去，政府先天就是最大的土地所有者，并且通过城市化，一切资产的价值最后都附加在土地价值上，属于国家所有。

地方政府之间会为了增长而展开竞争。蒂伯特模型（Tiebout，1956）反映了地方公共品供给的竞争效应。蒂伯特认为，在一个“社区”内，企业或居民长期内都可以用脚投票，因而可以指导公共投资在公共设施、基础设施和公共消费方面的配置。换言之，通过企业迁址和移民到提供最佳公共品集合的社区，消费者可以正确地显示他们对这些公共品的偏好。地方政府通过向土地（财产）等征税，用于当地公共设施的提供，以此来吸引其他地方的企业和居民向其迁移。地方政府或许会选择公共品政策的某一特定方面，来影响迁进或迁出的社会经济构成，从而影响其企业和居民的规模与结构，随之而来的，是改变其税收基础。一旦若干地方政府同时实行这种方法时，它们将卷入非合作博弈的竞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