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的生卒年

雪芹的生年，到现在还没有人确切知道，但对于他的卒年，却有许多说法。胡适在1922年得到敦诚（1733—1791）的《四松堂集》的一个抄本，他在集中找到敦诚一首挽曹雪芹诗，系年甲申（1764），原诗如下：

诗中“四十年华”一语，意义含糊，可以解成“年只四十”，也可说是“四十几岁”，胡适以为四十不必是整数，雪芹卒时大概是四十五或不足此数。[2]1928年他又在脂残本中发现一条评语说：“壬午除夕（1763年2月12日），书未成，芹为泪尽而逝。”末有“甲午（1774）八月泪笔”字样。于是胡适改变他的旧说，把雪芹卒年定为“壬午除夕”，并假定雪芹“死时年四十五，生时大概在康熙五十六年（1717）”[3]。胡适定此生年，使雪芹在南京住至12岁左右，能见其父曹頫在织造任内时曹家盛况。有些人同意他所定的雪芹卒年，但对其所定生年，则多表怀疑。[4]

解放以来，雪芹友人的一些集子陆续影印刊本，其中有敦敏（1728—1796以后）、敦诚兄弟的诗文集。二人为英王阿济格后裔，与雪芹交往甚密。敦敏在癸未（1763）有一首五律，题为“小诗代简寄曹雪芹”，是约他在“上巳前三日，相劳醉碧茵”。其时为1763年4月12日。[5]集中另一诗，题为“河干集饮题壁，兼吊雪芹”，可定为甲申（1764）。据此二诗，及上述敦诚吊雪芹诗，周汝昌先生断定雪芹卒于癸未（1764年2月1日）而非壬午除夕。脂砚之批写于甲午（1774）八月，已在雪芹卒后十年多。卒于“除夕”，当然容易记得，也不会错，但以干支纪年上推，便不简单，容易致误。脂砚显然算错了一年。周氏所定雪芹卒年[6]是正确的。我们还须记得，脂砚此时已80多岁，记忆力大概也不太好了。

当1928年胡适把雪芹卒年从甲申移到“壬午除夕”，他也见到敦诚的诗与脂评不符。但他解释道：“敦诚的挽诗作于一年以后，故编在甲申年，怪不得诗中有‘絮酒生刍上旧坰’的话了。”[7]他把末了“旧坰”二字，视为当然等于“旧墓”。胡适平生痛恨律诗，常把律诗和“八股、小脚、鸦片”相提并论，而敦诚的诗却偏偏是七律，因此他没有去弄懂这句诗的意义。

我们先看这末句二字。“旧”字当然毫无疑义，但“坰”决不能解为“坟墓”。它只有一个意义，即《尔雅》“释地”所释：“林外谓之坰。”《鲁颂·駉》“在坰之野”正是此义。“旧坰”只能说是“郊外那个老地方”。因为雪芹住在郊外，死在郊外。如果他恰好也葬在那里，并不能证明他的“墓”和那块地方一样“旧”。[8]

这句诗的关键在“絮酒”“生刍”两个典故。二语俱见《后汉书》卷五十三《徐穉传》。李贤注《后汉书》引谢承（后汉）书说：

本传正文说：

及（郭）林宗有母忧，穉往吊之，置生刍一束于庐前而去。众怪，不知其故。林宗曰：“此必南州高士徐孺子也。诗不云乎：‘生刍一束’，‘其人如玉’？我无德以堪之。”

再从诗中第三句自注，我们知道敦诚在甲申（1764）写这挽诗的数月前，雪芹还活着。后因他儿子夭折，才“感伤成疾”。怎么“数月前”才得病的雪芹，在“一年余”以前已经死了？胡适这种“病在数月前，死在一年前”的方法，恐怕连爱因斯坦也算不明白！由敦诚这条自注，更可断定雪芹卒时绝在癸未除夕。从雪芹得疾到他卒后埋葬，敦诚写此挽诗，为时总共不过数月。假使他的病绵延了数月之久，则此诗竟是甲申新春所作，去雪芹之死可能不过几天。[9]

敦诚这首挽诗很重要，其中还包含一些消息，向来很少人注意到。即如第六句：“鹿车荷锸葬刘伶”，似未有人正确了解其原意。刘伶是晋代善饮的诗人，常携一壶酒，乘鹿车到处游历，令其仆“荷锸”相随，对他说：“死便埋我。”[10]刘伶与雪芹有许多相像的品格：二人都反对儒家哲学，厌恶官僚生活，都有爱好道家自由生活的倾向，坚决反抗他们所处时代中传统的、不合理的封建社会制度，特别是所谓礼教。二人都爱喝酒，反对庸俗思想，他们的诗文在其时代中都很突出。敦诚这联诗中上句“牛鬼遗文悲李贺”指雪芹，下句则指他自己，在这里他记录了一件事实：

跟在鹿车后面扛着锹，（我）葬了一个“刘伶”。

这是说，埋葬这位善饮的诗人（雪芹）的，正是这首挽歌的作者（敦诚）。当然，他不必扛着锹去挖土。他是生活比较优裕的宗室，又是很能了解和敬爱雪芹的好友。雪芹病时无力延医，已使他深感“竟负君”之痛[11]，雪芹死后只剩下一个寡妇，葬费比医药费大，更是问题。他在挽诗中用刘伶命仆“荷锸”的典故，乃自谦为雪芹之仆。盖雪芹身后萧条，由敦诚、敦敏兄弟营葬[12]，他不欲明言其事，但也要在诗中表示他与雪芹是生死之交，恰好雪芹也以嗜酒知名，刘伶的典故用在这儿正合适。胡适得到《四松堂集》的抄本最早，首先看到此诗，却对此句熟视无睹，不著一语。周氏在讨论雪芹卒年时引此句，接着说“则雪芹之逝，可能为除夕纵酒狂饮而猝亡”[13]，也无根据。敦诚明明说他因子殇而伤感成疾，病中无医而卒。周氏因诗中说到刘伶，遂有此联想，但谁知道刘伶死于哪一天，是否“狂饮而猝亡”？

雪芹的卒年考定以后，他的生年可以从他的年龄而定。但除非我们把敦诚的“四十年华”认定为40岁，否则似无法知道他卒时究竟是几岁。周氏对于曹氏家世，曾费极大劳力，铺陈有关材料，[14]但他论到雪芹年龄，则只能把敦诚诗句从字面呆看，认定雪芹卒时“年四十岁”[15]，并逆推其生年为雍正二年（1724）。[16]应该指出，在诗中表示数字，夸张或少说实为修辞上常有之事，原不足怪，而律诗由于平仄字数的限制，尤难正确表达数字——因为诗究竟不是数学方程式。[17]在以雪芹比李贺（年28）那一句中，敦诚在着重表示雪芹死时很年轻，所以如果他把雪芹年龄说得小些，也可理解。但他并未故意把雪芹年龄说小，因“四十年华”可指40多岁。[18]如果我们接受周氏所定雪芹生年，则其难解的成分将较可信的成分更多。

第一，我们知道在甲戌（1754）以前，脂砚第一次评《石头记》时，作者已在“楔子”中说，他“于悼红轩中披阅十载，增删五次”。[19]如依周氏所订生年，则雪芹开始写此书时，尚在20岁以前。[20]这在极聪慧早熟的作家，虽非全不可能，但极不平常。尤其是像《红楼梦》这样的著作，作者若非博极群书，对古典文学有深厚的修养，很难写出如此伟大成熟的作品。二十上下的青年，可以写出感情丰富、文字俊美的诗词，但要20岁以前就如此饱学，即使能“一目十行”，毕竟还受时间上的相当限制。

第三，第十三回秦可卿死时警告王熙凤，说到那句“树倒猢狲散”的俗语，[24]此段眉端朱批说：“‘树倒猢狲散’之语，全（今）犹在耳，屈指卅五年矣。哀哉！伤哉！宁不痛杀！”秦氏此语是曹家的“典故”，因为这是曹寅爱说的“口头禅”，是他西堂中的座客常常听到的。施瑮的《隋村先生遗集》卷六，页16有《病中杂赋》，其第八首末二句云：“廿年树倒西堂闭，不待西州[25]泪万行。”自注云：“曹楝亭公时拈佛语对座客云：‘树倒猢狲散。’今忆斯言，车轮腹转。以瑮受公知最深也。楝亭，西堂，皆署中斋名。”[26]曹寅这句“口头禅”后来竟成谶语！雍正五年（1727）曹頫免职，“树倒”，次年被抄家，“猢狲散”了。但雪芹当然不可能从他祖父那儿听到这话（曹寅死时他还没有生），一定是后来别人相传此话，他才听到的。脂砚也曾听到别人转述此话，而且他知道雪芹也听到此话；因为这条批语，不是写给不知道曹家这个典故的“读者诸公”看，而是给熟悉这个典故的作者及其亲友看的。这条朱笔眉批，壬午年（1762）所写，[27]依此上推“三十五年”为雍正五年（1727），即曹氏被抄家的上一年，实即前几个月。如依周氏说雪芹生于雍正二年（1724），则脂砚所记“三十五年前”（即1727）时雪芹才三岁，如何会懂得其中的意义？即使假定此批写于丁亥年（1767），即脂京本中所有朱批的最后一年，雪芹也只八九岁，仍不可能了解这句深于世故，竟成恶谶的禅语。今按曹家抄没虽在雍正六年（1728），但曹頫免织造任，则在上年（1727）冬。[28]是年三月，曹家的至亲苏州织造李煦因胤禩事再下诏狱。[29]而曹家与胤禟有来往。胤禩、胤禟都因与雍正（胤禛）争过皇位，为其死敌。可见曹頫被免职的诏书到时，曹家已知大祸将临，马上要像曹寅常说的“树倒猢狲散”了。脂砚、雪芹和别人悚然听到这句禅宗的谶语，当在雍正五年（1727），与壬午年（1762）脂评所谓“屈指卅五年矣”完全符合。此时雪芹当已10岁以上，才能深知此语所含的惨痛意义。

因此，不论从书中作者的自白“披阅十载”（从1754年以前上推），或从脂砚的批语推算，雪芹的生年绝不可能是雍正二年（1724）。如果除此以外，再没有关于他生年的材料，我们也许只好就此搁起这个问题。幸而雪芹的另一朋友张宜泉的《春柳堂诗稿》重印以后，提供了一些新的证据。张宜泉也是汉军旗人，集中有四诗与雪芹有关：

①《怀曹芹溪》（页21）
②《和曹雪芹西郊信步憩废寺原韵》（页46）
③《题芹溪居士》（页47）
④《伤芹溪居士》（同上）

在③题下自注云：“姓曹，名霑，字孟阮，号芹溪居士，其人工诗善画。”在④题下注云：“其人素性放达，好饮，又善诗画，年未五旬而卒。”据后一条注，上述种种疑难都得到了解答。虽然我们仍未知雪芹的确切年龄，但如假定他卒时是48岁或49岁——即他生于康熙五十四或五十五年（1715或1716），当不甚远。当他父亲曹頫于雍正五年冬被免督理江南织造之职，次年（1728）被抄家籍产时，他是十二三岁（旧算十三四岁）。此后曹氏家族中的许多人，包括脂砚和雪芹，都移住北京。

这个推定的雪芹生年，和敦敏在乾隆辛巳（1761）的七律《赠芹圃》大致相符。此诗亦见于铁保编的《熙朝雅颂集》，其中第三联云：

燕市狂歌悲遇合，秦淮残梦忆繁华。[30]

在敦敏早年的抄本《懋斋诗钞》中，“狂歌”作“哭歌”，“残梦”作“风月”。雪芹在南京时尚只十三四岁，“风月”二字当然不妥，所以在后来的集子中改成“残梦”。但如依周氏之说，雪芹生于1724年，他离开南京时只有4岁多，如何能记得“繁华残梦”，或欣赏“秦淮风月”？作为雪芹密切的诗友，敦敏不会连雪芹的年龄，他几岁到北京，都不知道。

此外，我们还可以从他另一诗友的集子中找到同样的证据。满洲诗人明义是乾隆的侍卫明琳、明瑞（？——1768）诸人的兄弟，他的姑母是乾隆的第一个皇后。他的《绿烟琐窗集》中，有《题红楼梦》七绝二十首，题下注云：

曹子雪芹，出所撰《红楼梦》一部，备记风月繁华之盛。盖其先人为江宁织府。其所谓大观园者，即今随园故址。惜其书未传，世鲜知者。余见其抄本焉。（页107）

这条注文的重要性有两层：①作者同时人确定小说背景是南京织造府的花园[31]，虽然在小说中，作者给读者的印象是故事背景在北京。很可惜，由于把作者的生年弄错了，周氏费了许多冤枉时间，苦心考订大观园在北京的什么地方。[32]

②雪芹在南京住到一定年龄，可以使他后来记得当时的繁华盛况。这就是说，他不可能生于1724年，在4岁时便离开了南京。

照我们所推定，雪芹应生于康熙五十四年（1715）或五十五年（1716），则上引脂砚的两条批语中所指发生于20年前及35年前之事，均若合符节，如此则“以合欢花酿酒”在雍正十二年（1734），其时雪芹为19或18岁。他和脂砚听到“树倒猢狲散”之语，即曹頫免职那一年，他是12岁或11岁，在一个早慧的孩子，很能了解这一个生动的比喻的含义——尤其是次年即发生抄家的大变故，以及此后族人散走，家景萧条的景况，在他以后的生活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更使他记住这句不祥的谶语。

乾隆在1735年即位后，雍正和他的诸兄弟及其僚友之间的仇恨自然停止。曹家一度起复[33]，曹頫起官为内务府员外郎[34]，雪芹此时为20岁或19岁，其爱情经验，大概在此时或略后才有。在小说中，作者把这些爱情故事，融合在他所创造的主角的生活中，把这些生活配置于繁华的南京时代，因此熟悉他的朋友，常在赠诗中把“风月”“繁华”和“秦淮旧梦”相提并论。他在北京的生活虽然穷苦，但精神很好。回忆中在南京的少年时代，即所谓金陵甄（真）家，和他在北京的困苦生活成为明显的对比，激发他写成这部伟大的人间悲剧。他开始写作，大致在29或28岁，即乾隆九年（1744）[35]，而前八十回的稿子，则在1754年（甲戌）已大体完成。在下章中，我们对于他的生年是1715年或1716年这个问题，将作进一步探求。

[1]原诗不见于影印刊本《四松堂集》。胡适引自其所得抄本。吴恩裕《有关曹雪芹八种》页5引此诗，列入《四松堂诗抄》。又在《鹪鹩庵杂诗》页17，另有挽雪芹二首，一首即此诗，而第一、三、四、七、八各句均有差异。第二首云：“开箧犹存冰雪文，故交零落散如云。三年下第曾怜我，一病无医竟负君……”原诗在集中页53。

[2]《考证》，页84。

[3]《文存》三集，页569～570。

[4]如《清代名人传略》（英文）页737，即以雪芹卒于1763年2月12日，但无生年。

[5]原诗见《懋斋诗钞》，页92，“上巳”为旧历三月三日。是诗周汝昌定为癸未（《新证》，页167），今按其说可信。

[6]《新证》，页168。

[7]《文存》三集，页570。

[8]参见《讨论集》二集，页186。王瑶先生在其文中提到曾次亮先生曾同样地指出“‘坰’字只当‘郊野’讲，并没有‘坟墓’的意思”。注明曾氏之文原载1954年4月26日《光明日报》。但王氏未言曾文中对雪芹卒年作何结论。曾氏原文未见。（在《红楼梦探源外编》，页61，作者提及曾氏以天文及气象学证据，证明懋斋诗确作于癸未。——编者注）

[9]此文写后见吴恩裕先生《四松堂集外诗辑跋》引敦诚原诗初稿异文，第二句为“晓风昨日拂铭旌”。吴氏据此说：“可见敦诚的挽诗是雪芹癸未除夕死后过了年甲申送葬时所作，距雪芹死期是极近的了。那么，流传的挽曹雪芹诗在《四松堂诗抄》中标明是甲申年第一首诗，决不是无理由的。”（《八种》，页31）其说与我所考不谋而合。

[10]《刘伶传》，见《晋书》卷四十九。

[11]《八种》所引敦诚挽诗之二。

[12]敦诚在此诗第二句提出一个没有回答的问题：“哀旌一片阿谁铭？”下联即说他子死妻寡。其实回答即在“鹿车”一句。因铭哀旌正是葬礼的一部分，谁为他营葬，即为他铭哀旌。此挽诗可做雪芹丧葬的史料。

[13]《新证》，页436。

[14]《新证》，第六章“史料编年”，页206～457。

[15]《新证》，页434～435。

[16]《新证》，页416。

[17]在讨论雪芹生卒年一章（《新证》第五章，页167～203）中，周汝昌说：“假如雪芹真个活了45岁，敦诚为什么不写成‘四五年华付杳冥’而非作‘四十’不可呢？事实上，不但‘四五’，除去‘四三’平仄不调外，从‘四一’到‘四九’，敦诚都可以写，而他单单要写‘四十’，足见不是无故。这是不能推诿为‘举成数而言之’的。”他没有想到在中国旧诗词中，两个数字并列在一起，并不是十进的排列，上数代表“十”位，下数代表“个”位；而是上下二数相乘。例如《紫钗记》第四出说“二八年华”“三五婵娟”是说“十六”或“十五”岁，绝不是28岁或35岁，“三五明月夜”是说“十五”晚上，绝不可能指某月的“三十五日”。如果敦诚说“四五年华”那只能算20岁，不能如周氏希望，指45岁。如欲表示几十几，则“十”字不可少。例如段成式诗：“三十六鳞充使时，数番犹得裹相思。”宋元宪用同一典故，却说“私书一纸离怀苦，望断波中六六鳞”。清人用此者，如黄叔琳送孙文博诗云：“可能裁得相思锦，六六红鳞寄莫迟。”可说“三十六”，也可说“六六”，但不可说“三六”，因为“三六”便成“十八”，不是“三十六”。相传宋江在李师师家所填《念奴娇》有“六六雁行连八九，只待金鸡消息”之句，以六六加八九，合成108人。

[18]清初学者似有把死者年龄说得小些的风气，例如敦诚卒时年五十八，但纪昀在《四松堂集》序中说他“甫五旬余而奄化”。

[19]第一回，故事前文，各本皆同。

[20]《新证》，页426谓“雪芹始草《红楼》”在1745年。按以甲戌（1754）上推10年为1744，若生于1724，则1744为20岁。

[21]影京本，页878，参看《红楼探源》页141。

[22]1754年以后各期脂评中间相隔年数如下：1754—1756—1759—1762—1765—1767—…—1774。参看《红楼探源》第五章表3。

[23]周汝昌以小说逐回比附想象中的雪芹平生事迹，致有此表。见《新证》，页182，页189。

[24]影京本，页274。

[25]《晋书·谢安传》记谢安死后羊昙醉后误经西州门（安病舆所经）而恸哭的故事。

[26]《新证》，页393引。

[27]脂京本第十二回至十五回的朱笔眉批，大多数有“壬午”年月，其无年月者，年代较早，即己卯（1759）所写。

[28]《永宪录》续编，页390，中华书局1959年版。

[29]《永宪录》续编，页352。

[30]见《考证》，页32引，与《懋斋诗钞》五、七句稍异。此诗在《懋斋诗钞》中眉端批“选抄”二字，可见异文乃选时所改。按《懋斋诗抄》为残抄本，吴恩裕云：“《熙朝雅颂集》收了敦敏将近三十首诗（二十九首？二十九首半？），其中竟有二十五首是《懋斋诗钞》中没有的。”（《八种》，页50）可见敦敏另有全部诗集；《懋斋诗钞》所存，殆不及四分之一。比较《懋斋诗钞》及《熙朝雅颂集》两本文字，自以经过修改的后者为佳。如上举一联改后，文义与平仄均较妥善。诗中用“燕市狂歌”以荆轲、高渐离比雪芹。末联云：“新愁旧恨知多少，一醉酕醄白眼斜。”用阮籍故事，可见雪芹愤世嫉俗的情绪。胡适在作《考证》时早见此诗，却说“《红楼梦》只是老老实实描写一个‘坐吃山空’，‘树倒猢狲散’的自然趋势……是一部自然主义的杰作”。

[31]参看《红楼探源》中《“大观园”的原址》一文。

[32]《新证》，页145～157。

[33]见雍正十三年九月初三日（1735年10月18日）乾隆的丝织诰命，为周汝昌在旧燕大图书馆中发现。《新证》，页422～423引全文。

[34]此由脂评证实，见影残本总页28上，《辑评》，页66，在正文“赐了这政老爷一个主事之衔……现已升了员外郎了”下评云：“嫡真实事，非妄拥（拟）也。”参见《新证》页424。

[35]此点著者以后有修正，认为曹雪芹写作始于1741年。见《残本脂评石头记的底本及其年代》，参《红楼探源》页548。——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