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名家言总说

伍非百

一、什么是“古名家言”？

班固《汉书·艺文志》分中国古代学术为九家，而“名家”占其一。什么是“名家”？就是专门研究与这个“名”有关联的学术问题，如名法、名理、名言、名辩、名分、名守、形名、正名等学问的皆是。而在当时最流行、最显著的是“名法”、“名理”、“名辩”三派。“名法”是研究“形名法术”之学的，这一派应用在政治上就是申不害一流的“术家”，应用到法律上就是商鞅一流的“法家”。他们都注重“循名责实”、“综核名实”的法术。后世称为“刑名”的，实则“形名学”之末流，不过“刑名”二字内涵比“形名”更窄了。另一派叫“名理”，是研究所谓“极微要眇”之理论的，如辩论“天地之终始，形风雨雷霆之故”，“万物之所以生恶起”及“时、所”、“宇宙”、“有穷、无穷”、“至大、至小”、“坚白”、“无厚”、“影不动”、“指不至”、“火不热”等问题。这一派是中国最早的自然科学理论家，在春秋末年至战国初、中期，曾流行过一时。不过当时都当作“戏论”，因为无法实验，有些人认为有趣，有些人斥为无益，到秦汉统一时就亡绝了。晋人清谈乃其余风，故晋人有时称善清谈者为善谈“名理”。又一派是“名辩”，乃研究“名”、“辞”、“说”、“辩”四者之原理和应用的，详言之，就是研究“正名”、“析辞”、“立说”、“明辩”的规律和有关的问题。有时亦涉及思维和存在的问题。这派以惠施、公孙龙为代表，班固《艺文志》所列的“名家”，大约以属于此派者居多。这派在当时最盛，差不多各家都有人研究它，如儒家的孔子和孟、荀、墨家的墨子和南方墨者，都极深研，或有专著。不过他们别有专长，没有归入“名家”。

二、为什么“名家”与“形名家”乃异名而同实之称？

“名”之称盖始于尹文，其后司马谈、班固因之，世遂以好微妙之言，持无穷之辩者，谓之“名家”，实非古谊。考“名家”最著者邓析，而刘向称“析好形名”，是邓析乃“形名家”也。其次则惠施、公孙龙，而鲁胜谓“施、龙皆以正形名显于世”，是施、龙亦“形名家”也。苏秦谓“形名之家皆曰白马非马”，夫白马非马乃当时辩者之说，而苏秦以属之“形名家”，是当时辩者之徒亦“形名家”也。夫如是，则“形名”与“名”，乃古今称谓之殊，非于“形名家”外别有所谓“名家”。盖“形名”之变而为“名”，犹“法术”之变而为“法”，皆由繁以入简，非有他义。世人不察，疑“名家”外，别有“形名家”，误矣。

《庄子·天道》曰：“故书曰‘有形有名’。形名者古人有之，而非所以先也。”又曰：“‘五变而形名’可举，九变而‘赏罚’可言也。”何谓九变五变？曰：“古之明大道者，先明天而道德次之，道德已明而仁义次之，仁义已明而分守次之，分守已明而形名次之，形名已明而因任次之，因任已明而原省次之，原省已明而是非次之，是非已明而赏罚次之。赏罚已明而愚智处宜，贵贱履位，贤不肖袭情，必分其能，必由其名。”所谓分守、因任、原省、是非，皆形名家所有事。由是而见诸政治，则为商鞅、申不害之综核参同。由是而见诸语言，则为惠施、公孙龙之坚白同异。这两派所业不同，声称异号，而其旨则出于一，皆所谓“形名家”也。是故邓析、商鞅、申不害、惠施、公孙龙、韩非，史籍皆以“好形名”称之，其故可深长思之也。

三、“名家”何故托始于邓析？

“名家”之学，始于邓析，成于别墨，盛于庄周、惠施、公孙龙及荀卿，前后历二百年，蔚然成而大观，在先秦诸子学术中放一异彩，与印度的“因明”，希腊的“逻辑”，鼎立为三。其时代亦略相当。邓析著书最早，惜不传。墨子辩经与亚里斯多德之逻辑范畴、命题、分析等同时，或尚早数十年。考诸子之学，盛于战国，而其源皆出于春秋之世。其间以儒、墨、名、法、道五家最为显学。儒之孔子、墨之墨翟、法之管仲、名之邓析、道之老聃，皆后世所盛称者。仲尼明周公之术，墨翟修孔子之教，故儒墨盛于鲁。齐表东海，太公用霸，故管仲之法兴。老聃为柱下史，多识成败，又仕宗周，故明南之术。这四家之兴起，都各有他们的时地、政治、文化背景。而邓析始创“形名”于郑，其原因安在？盖与郑国“铸刑书”一事有关。因为“形名”与“刑法”是相待而生的伴侣。周家方隆盛时，各秉周礼；是用“礼治”。及其衰也，“礼”失而“法”代兴；改用“法治”。先是管子治齐，著书明法，颇有“形名”之言。其后郑人子产“铸刑书”。“刑书”者，今所谓“成文法”。科条章明，著之文字，与众共守。未有“刑书”时，当官者以意断事，上无成例可援，下亦无所据以责难辨覈。“形名”兴，上可据“刑书”以断狱，而有考核情实、引用条文之事；下可据“刑书”以致讼，而有解释条文、分析事实之争。于是而“辩”生。由在上者之“辩”，操形效名，遂为申、韩形名一派。由在下之“辩”，正名析辞，遂为施、龙形名一派。斯二者，皆起于“铸刑书”之后。

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由此言之，则“刑罚”与“名”之关系甚大。当子产铸刑书时，晋叔向贻书谏之曰：“吾闻治事以义，不闻以法。民知争端矣，将弃礼义而争于书，刀锥之末皆竞争之。乱狱滋丰，贿赂并行，终子之世，郑其败乎！”盖言“刑书”为争器也。叔向认为既有成文之法，则有名例之比。他曲解固执，将文字之一点一划，皆以为争端（按刀锥指刑书文字之点划言，后人作微末之利弊，是非），从而断定郑国从兹多狱。寥寥数语，于“形名”出于“刑书”之故，曲道无遗。

四、形名学之流衍

形名之为学，“以形察名，以名察形”，其术实通于百家。自郑人邓析倡其学，流风被于三晋（韩、赵、魏），其后商鞅、申不害皆好之，遂成“法、术”二家。其流入东方者，与正名之儒、谈说之墨相摩荡，遂成“儒墨之辩”。其流入于南方者，与道家之有名、无名及墨家之辩者相结合，遂为“杨墨之辩”。至是交光互映，前波后荡，在齐则有邹衍、慎到，在宋则有儿说，在赵则有毛公、公孙龙、荀卿，在魏则有惠施、季真，在楚则有庄周、桓团，在韩则有韩非，皆有所取资于“形名家”。综其要旨，可别为六：

1．君操其名，臣效其形。形名参同，赏罚乃生。若韩非、申不害之所谓“术”者，这是一派。

2．言者名也，事者形也。言与事合，名与形应。若商鞅之所谓“法”者，这是一派。

3．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正名顺言，使万物群伦各当其名，各守其分，不相惑乱。若尹文所谓“名分”“名守”者，这是一派。

4．别殊类使不相害，序异端使不相乱。秩然有序，范然有型。名足以指实，辞足以见极。若墨翟、邹衍、荀卿之所谓“正名”“析辞”“立说”“名辩”者，这是一派。

5．游心于坚白异同之言，窜句于畸偶不仵之辞。上智之所难知，人事之所不用。耗精冥索，穷年于“心”“物”“力”之推求。若邓析、别墨、惠施、季真、公孙龙之相与辩者，这是一派。

6．以不辩为大辩，以不言为至言。刳心于滑疑之耀，著语于是非之表。若慎到、庄周所谓“齐物”者，这是一派。

以上六派，大别之，归于“政治”“语言”，而总其极于“形名”。自“形名”之称，一变而为“名家”。后世专以属之好辩之徒，且专以属之辩，且专以属之辩“坚白”“无厚”之言者，甚非“形名家”之古谊。

五、现存的“古名家言”有些什么篇籍

班固《艺文志》所列“名家”书籍，共七家，计三十六篇，到现在仅存三家，其中《尹文子》杂，《邓析子》伪，只有《公孙龙子》五篇而已。这些书所以散亡，理论太专门，太艰深难懂，是其一因。东晋鲁胜说：“自邓析至秦时，名家者，世有篇籍，率颇难知，后学莫复传习，至于今五百余岁，遂亡绝。”但是，最大的原因，还是政治上的关系。因为名家综核名实，观察太精密，议论太锋锐，虚则虚，实则实，真真伪伪，丝毫不容假借。专制皇帝最怕他们明辨是非，揭露本质，动摇民心。一批所谓正统的学者，也怕他们甚于洪水猛兽。专制皇帝用牢狱、捕快、刀锯、鼎镬对待他们，而所谓正统学者在辩论真理方面，敌他们不过，就利用帝王的权威，以刑罚禁锢把这派思想扼杀。因此，名家书籍，亡绝得最早最速了。

名家书籍全部亡绝了吗？曰：是又不尽然。直接的专门的名家篇籍，诚多亡绝；间接的兼业的名家篇籍，尚有流传存在者。如《墨子》书中的《经上下》《说上下》《大取》《小取》，《庄子》书中的《齐物论》，《荀子》书中的《正名篇》，都是“名家者流”的专著。不过以前的学者，都把它当作墨家、道家、儒家的著作看待，而不把它认为名家的遗说而加以解释和发挥。因此似亡绝而又不是亡绝。鲁胜在他的《墨辩注叙》里说：“墨子著书，作《辩经》，以立名本，惠施、公孙龙祖述其学，以正形名显于世。”又说：“《墨辩》有上下《经》，《经》各有《说》，凡四篇，与其书众篇连第，故独存。”可见《经上下》、《说上下》，四篇原属名家篇籍，其得以保存至今日者，全靠它与《墨子》书众篇连在一起，故得不亡。假若单行，如邓析、惠施、黄公之书，也就可能在秦汉时就亡绝了。《经》《说》四篇因连第《墨子》书而存，《齐物篇》一篇因连第《庄子》书而存，《正名》一篇因连第《荀子》书而存，皆系同一理由。现时存在的“古名家言”有：

1．《墨子·经、说上下》四篇

2．《墨子·大、小取》二篇

3．《尹文子》二篇（杂）

4．《公孙龙子》六篇

5．《庄子·齐物论》一篇

6．《荀子·正名》一篇

7．其他短章单句散见诸子书中者

8．《邓析子》二篇（伪）

六、如何研读古名家篇籍

上述仅存之“古名家言”篇籍，大抵编简残缺，字句脱讹，文义艰深难懂，非先经一番整理校释之功，不易研读。兹将上列各书大意，简说如次：

1．《墨子·经、说上下》四篇：这是先秦诸子书中最艰懂的篇籍，也是二千年来从未经人篡改，保存古代哲人辩者逸说较多的一部书。它用极精简的文字，极有系统的组织，将邓析至墨子时代所有“名家”相訾相应之说，及名家与各家对诤的问题、术语、原理、原则都一一加以审核、标志。此书为墨子自著抑或墨家鉅子亲承师说所著，今尚不能确定。但它是墨家经典著作，则毫无疑义。墨家前期有“从事”“谈辩”“说书”三派，其后发展为邓陵、相里、相夫三墨。在《庄子》成书的时候，已经肯定为“墨经”，故《庄子》称：“相里勤之弟子五侯之徒，南方之墨者苦获、已齿、邓陵子之属，俱颂《墨经》，而倍谲不同，相谓‘别墨’。以坚白同异之辩相訾，以觭偶不仵之辞相应。以巨子为圣人，皆愿为之尸，冀得为其后世，至今不绝。”曰“俱诵”、曰“相訾、相应”、“皆愿”，可见其为三墨共同尊奉之书。《墨子》中《兼爱》《非攻》《节用》《尚同》等篇，皆上、中、下三篇大同小异的文字，独此四篇为一贯而有组织之文，有《经》有《说》，都无异词。若非三墨尚未分派以前的作品，何能如是整齐书一？且尚有一点足以反证《墨经》为墨子晚年作品，而非墨子死后“后期名家”惠施、公孙龙等时代逐渐完成之书，因为后期名家巨子公孙龙以“白马非马论”擅名于时，而《墨经》中并无一字提到“白马非马论”。即使推到公孙龙以前的惠施、儿说、庄周、孟轲以及苏秦所称的“形名之家”，都谈到“白马非马”，而《墨经》无论《经说》倒未提及，可见这四篇成书时代尚早于苏秦、庄周、惠施、儿说、孟轲诸人。至于这四篇书最初的名称，据《晋书》鲁胜《墨辩注叙》，当名《辩经》。“墨辩”二字，乃墨子《辩经》四字之简称。内容大部分是属于“名辩”的，包括古代名家所专门研究的名、辞、说、辩四者的原理和应用。另一部分则是辩“名理”的，即古代学者对自然现象所发明的力、光、数、形的抽象理论，和一些关于知识论、宇宙论（时、空）的朴素见解。还有一部分则是周、秦诸子各家学派所争辩的问题和论式。其文体条理密察精简，既便记忆，亦便思考。《经上》为“正名”之文，有类界说定义，《经下》为“立说”之文，有类纲要原则。虽寥寥短章，各不满百，而一时代之名辩要义，大率在是。

唯是研读《墨经》之难，有为一般古籍所不具者如：

（1）它的古本原理是离章断句，后来改为两行旁读，后又改旁为直。数经变更，章句错综难寻。

（2）古本《经说》单行，晋人鲁胜引说就经，两本并存；后人又离《经》还《说》，以致《经》《说》混淆，或有《经》无《说》，或有《说》无《经》，或《经》《说》互无，交相错综。因此在研读时，往往因一二字句之出入，需经年累月考订。甚至至今还不能定。

2．《墨子》中《大取》《小取》二篇：《大取》《小取》原为《墨子》众篇之一，与《经说上下》四篇互相发明。因为它自成篇，故也可各自为解。《小取》专讲名辩、方术，文章整齐，条理密察，是“古名家言”中最易懂的一篇。《大取》最为难懂，比《经上下》还要深奥。它是用自己所发明的辩证方术，论证自己所主张的兼爱学说。脱句错字特别多，又没有各家学说可资比证，所以甚费爬梳。

《大取》《小取》，皆《墨辩》之余论。《大取》言“兼爱之道”，以墨家之辩术，证成墨家之教义，所重在“道”，其所取者大，故曰《大取》。《小取》明辩说之术，以《辩经》之要旨，组成说辩之论文，所重在“术”，其所取者小，故曰《小取》。“取”字的本义，在《墨子》书里已自有说明。《经上》：“法，取同观同。”又曰：“法，取此择彼，明故观宜。”又曰：“去取俱能之，是两知之。”大抵皆实施辩证之义，徒知其名而不能取，犹不知也。《经下》曰：“知其所不知，说在下名取。”《贵义》篇中述其义曰：“非以其名也，以其取也。”所以“取”义为“见诸实践施行”，这是“取”字的正诂。

3．《公孙龙子》五篇：公孙龙子之书，处处与墨子《辩经》为论敌，这是中国古代名家两大论宗。不懂《公孙龙子》，就不能读《墨经》，不懂《墨经》，也无法了解《公孙龙子》。所以研究这两家的书，应当相辅而行，才会相悦以解。故余著《墨辩解故》时，于《公孙龙子》已有校勘互证，到《墨辩解故》脱稿，《公孙龙子发微》初稿，也就大体完成。《公孙龙子》书，《汉书·艺文志》里说是“十四篇”。现仅存六篇，除《迹府》是后人结集外，实只五篇。扬雄说它“诡辞数万以为法”，可见公孙龙是讲“办法论”的。他和惠施一派的“辩者”，都是从“历物之意”入手。历物之意就是分析物理。

4．《庄子·齐物论》一篇：《齐物论》是一篇有名的文章，唐人就有“熟读《南华》第二篇”之句。历代注者不下数百家，但多是用释道两家教义解释。因校释名墨古籍，发现《齐物论》中全是用名墨两家术语，而破诘百家之说，也多是从“名辩学术”攻入，才恍然于《庄子》书中所谓“儒墨之辩”、“杨墨之辩”，都是针对他们的“名辩”而言，并非泛论一般学术思想。如《齐物论》之“非指”“非马”，是针对《公孙龙子》的“白马”“指物”而发。“我与若辩”“吴谁使正之”中“辩”“正”二义，是针对《墨经》的“辩胜当”“正无非”之论而发。“彼是说”是兼破《公孙龙子》、《墨辩》两家的“彼此可，彼此不可，彼此亦可”之论而发。其他“未始有物”、“未始有始”、“未始有无”、“知止其所不知”，则总破惠施等一切辩者之“知识论”“宇宙观”等。因此，可以看出《齐物论》是与《公孙龙子》、墨子《辩经》彼此对立，互为论敌之名家学说。不通一家，则不能通两家，不通两家，亦无通一家以至三家之循环论战。

5．《荀子·正名》：荀子是战国末年最后的一个大师。《史记》说他“三为祭酒”，“年五十始来游学于齐”，“齐尚修列大夫之缺”，“最为老师”。他的书对于各家都有总结性的批评，虽然他的见解偏重儒术，但他对于各家各派的长短，都能分别去取。这一点在他的《非十二子》和《解蔽》篇里，表现得很明确。对于“名家”当然也不例外。《正名》篇是他吸收“名家”各派的长处而弃其短，取其所明而解其所蔽，可以说是一篇名辩学者经过多年的讨论后简明总结。在篇首提出“后王之成名”，“刑名从商，爵名从周，文名从礼，散名之在万物者，则从诸夏之成俗曲期”。这等于是为后代“审定名词”，订几条审定的标准。篇中论“所缘有名”与“制名之枢要”，则取诸《墨辩》。“所缘以同异”及“异状同所”诸例，则取诸《公孙龙子》。“名无固宜”，“约定俗成”，则取之于《齐物论》“寓诸庸”之旨。三点都是承继《墨辩》《公孙龙子》《庄子》三家之辩的精华。反面所提出的“三惑”，则是指惠施、邓析、公孙龙及其他辩者在不同程度上的错误之例。而他最大的成就，是把从邓析、孔子以来发展的由正名而析辩而立说而明辩的过程，明白清楚地指出为“名”、“辞”、“说”、“辩”四级，使我们从学术思想上，知道由孔子的“正名”发展墨子《辩经》，及再由墨家之“辩”，回到荀子之“正名”，是一脉相承，回还往复的。这篇书是战国名家发展到最高阶段的结论，从此也就变质为儒家专有的“正名”学派，而不再是百家争鸣的“名家”“辩者”了。

以上所举古名家言篇籍，有正、有反、有合。墨子《辩经》（《大小取》附），正也。《公孙龙子》，反也。庄周《齐物论》、荀子《正名》，合也。《齐物论》为破坏性的合，《正名》为建设性的合。《齐物论》后流为魏、晋间之清谈名理，《正名》本儒家正统学说，其后流为“春秋学”之“正名分”，董仲舒之“深察名号”。其蔽极于汉季之标榜“名节”，魏、晋初之夸饰“名教”束缚思想逾深。刘劭《人物志》及《士採》《士纬》等书，俱列入名家，而“古代名家学”遂亡。

其他《尹文子》杂，《邓析子》伪，兹不具述。

1962年12月

作者简介：伍非百（1890—1965），本名伍程骥，四川蓬安人。1928年，任南京中央大学教授。抗日战争爆发后，除一度担任过四川大学、华西大学教授外，他集中主要精力，创办了南充西山书院和川北文学院。1949年后，兼任川北大学（今西华师范大学前身）校务委员会副主任委员。1953年任四川省图书馆馆长，1965年去世。伍非百素好诸子之学，尤喜墨家、名家，著有《墨子解故》《中国古名家言》《东维子文集校注》《铁崖古乐府校注》等。梁启超、廖季平、谢无量等对其“墨子研究”评价很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