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典戏曲小说民间文艺的研究

张银燕^[1]

叶德均（1911—1956），我国著名学者。虽英年早逝，但在民俗学、古典戏曲、小说、民间文学等方面留下的珍贵著述，至今仍有重要的文献参考价值。作为民俗学家，叶德均坚持中国文化的主体性，同时，以跨学科的理论视野，运用民俗学方法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多维、立体的观照。学术实践中，除了目录学、考据、训诂、校勘、钩沉等传统治学方法外，也运用了西方的历史进化观念、人类学派神话理论以及比较研究法，用以探求中国古典戏曲、小说、民间文学的发展历史、类别来源、母题演化等一系列问题，较之前人突破和创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领域和方法，形成独特的理论视角。但遗憾的是，由于历史原因，很长一段时间，叶先生学术成就几乎被湮没不彰，未能引起学界足够的关注。本文拟从叶德均如何运用西方民俗学观点、方法进行学术研究的角度，对其学术思想做管窥一斑的探析，以弥补缺憾。

一、民俗学方法运用的学术背景

1911年，叶先生出生于江苏淮安一个盐商兼地主家庭，家设私塾，自幼接受严格的旧式教育，熟读四书五经，熟谙校勘、考据、钩沉等中国传统治学方法。但在与家中的长工、佃户等劳动人民接触过程中，也对民间文艺产生了特别的兴趣。

叶德均青少年时代，正值新文化运动高举“科学与民主”的大旗，反帝反封建爱国主义运动开展得如火如荼的时期。发轫于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夜的民俗学，一定意义上说成为新的思想文化体系的象征物，在它所蕴含的“民主与科学”精神的感召下，大批学者眼光向下，开始关注中下层人民的文化，纷纷涉足民俗学的领域。如文学家鲁迅、茅盾、老舍、周作人，历史学家顾颉刚、夏增佑，人类学家林惠祥、黄石等，他们希望在对民间文化的挖掘中重新认识民族文化，让民俗学成为创新文化，启迪民智的工具。受此影响，1925年起，叶德均在淮安中学读书期间，即开始投入民俗学活动，搜集民间文艺。并且，1927年，与知名学者娄子匡、钱南扬、周振鹤、谢云声等成为第一批中山大学民俗学会会员。其所编的《淮安歌谣》于1929年出版，成为当时中山大学民俗学会出版的代表民俗学研究最高理论成果的36种丛书之一。

1930年，叶德均入读复旦大学中国文学系，在恩师——中国民俗学运动的先锋、俗文学研究的泰斗赵景深先生的言传身教下，开始系统研究西方民俗学，并且他将目光转向了中国古典戏曲、小说、民间文艺等传统学术研究中极少涉及的领域。

20世纪30年代起，叶德均成为了中国民俗学界最为活跃的学者之一，发表了一系列对于民俗学科初创时期有建设性意义的好文章。如《中国民俗学书目》《民俗学的意义及其变迁》《民俗学之史之意义》《民俗学之史之发展》《民俗学研究的过去及现在》等，就民俗学的研究对象、范围、意义、方法等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反映了他逐步扩大的民俗学视野，也体现出他对民俗学科如何结合中国国情来运用和发展的思考。这一时期，他开始将自己的学术观点运用于实践，在中国古典戏曲、小说、民间文艺的研究方法上，除了传统的目录学、训诂、校勘、钩沉等，也开始融入西方民俗学观念，用来爬梳、辩证神话传说流传中的勘误，或剖析形象概念的演化过程，逐步凸显出独特的文化视角。

二、民俗学方法运用的学术实践

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引入西方的民俗学方法，是叶德均经过中西文化的对比，确立了揭示传统文化内在特征，吸收西方思潮的重要角度，这对他的学术研究影响深远。略分析如下。

（一）比较研究法的运用

（二）历史进化论

如在探讨南戏源流问题的《明代南戏五大腔调及其支流》中，叶德均首先考证了明代南戏五大声腔，即温州腔、海盐腔、余姚腔、弋阳腔、昆山腔的源流，指出明代南戏的五大腔调都是明代及明代以前的劳动人民创造的。温州、海盐二腔是由明代以前的歌曲、戏曲发展变化而来，余姚、弋阳、昆山三腔出自昆山人的创造。在论述中，叶氏贯穿了历史进化论的观念，注重五大腔调在各个历史时期形成、发展和演变的过程。如他认为南戏萌芽于北宋的宣和间，南渡时开始盛行，到绍熙间已较为成熟。从南宋绍兴初年到庆元元年60多年间，南戏在温州产生和发展，流传到临安（今杭州）以后，得到更大的发展。到了咸淳四五年间，连知识分子也开始采取这种流行于民间的新形式编撰戏文了。元代南戏虽不能与北杂剧抗衡，但始终不失为南方地方戏。宋元时，唱法还较为简单、朴素，到明初洪武间，才开始有变化。到了明代中叶成化、弘治间，南戏开始兴盛起来，压倒北杂剧，形成了五大腔调。然后又论述了五大腔调的兴衰演变、五大唱腔的支流及各种滚唱腔的戏曲。叶德均运用了历史进化论的观点，依史实的先后次序排列，研究南戏在每个历史时期的概况，由萌芽到发展成熟，论述了南戏的变化演进。又如《无支祈传说考》，无支祈的传说散见于历朝历代古籍文献中，近代则在鲁迅先生《稗边小缀》，黄芝岗《中国的水神》中有记载，但两书对于传说的后来情形颇少注意，或只侧重于比勘，资料有不少遗漏。叶德均按历史演化进程，从唐宋元明清历代古籍中收集、整理关于无支祈的传说，并辩证流传勘误，补充近代版本记载之不足与遗漏。此外，还分析了故事内容、无支祈形象演变的历史和地理的，或文化心理、价值观念的因素，如文中提到无支祈传说到了清代，较之宋元明，变化甚多，叶德均认为原因大约是金元之间，淮河被黄河夺去它的出路，后来黄河虽又北徙，而淮河的故道仍然淤塞不通，导致淮河泛滥，水灾时常发生。对于历代文献中，也有记载无支祈为水怪的问题，叶德均认为水怪之说应起于后人，因为后人认为猴形神是不合于他们理解的怪诞东西，因此就把它从神的地位降到妖怪之列，这也是由人类理智发展而生不合理之感的结果。另外，“猴形神”的起源又是图腾崇拜的遗迹。叶德均在论述中，也充分体现了民俗传承性、变异性的特点。

（三）民俗与民间文艺的相互印证

《水浒传》是我国四大古典名著之一，成为现在的样式历经四五百年，经过许多“书会先生”和民间文士以及书坊主人之手，许多次的增补、修订、删减而成。由此，叶德均先生提出一个问题，“既然是历经补订，照道理说应该是离本来面目越趋越远，但是事实上却并不尽然。故事虽有不少的牵合、增补的显然痕迹，但其中的风习、事物、语言、习惯还保存宋元人的本来面目”。在《水浒传与宋元风习》中，叶德均从古籍文献中寻找民俗资料印证《水浒传》中的宋元风习、事物来具体说明书中许多地方并不是明代人所能“向壁虚造”的。例如，说到《水浒传》中共有三处描写灯市，一为宋江在清风镇所见；二为记北京大名府灯市；三是记宋江、柴进、戴宗、燕青等人在东京所见的灯市。叶德均从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六“元宵条”记汴京元宵，吴自牧《梦粱录》、耐得翁《都城纪胜》、西湖老人《繁胜录》、周密《武林旧事》等古籍文献中所描写的灯市习俗，印证《水浒传》中所描述的“跳鲍老”“舞鲍老”“收灯”等灯市习俗确实符合宋元时的风习。对于《水浒传》中酒库（酒楼）的描述，叶德均认为，乍看之下，书中的酒库装饰、陈设、器皿等，好像夸大了，和后世酒楼朴素的情形不同，因此疑心小说中所描绘的未必实有其事。然而，对照了《梦华录》《武林旧事》等宋人杂记，上述的怀疑也就不攻自破了，《水浒传》中酒库的描述，不仅不夸张，较之宋时酒库的铺张奢华，风俗繁复，反而还形容不够。对小说中描述的燕青会“拆白道字”“顶真绩麻”，叶德均也进行了考证，认为这也是妓女、元代子弟们最喜欢玩的文字游戏，如在《西厢记》中，红娘说张生“俏”，不说“俏”，而是说“人边有个肖”就是拆白道字。“顶真绩麻”是曲子次句头两个字要和前一句末一二字相同，如元人的小桃红曲。宋元之际，这些游戏流行于瓦肆勾栏间，燕青是市井子弟出身，所以说他长于此道，也是符合事实的。此外，“锦体”（文身）、“圆社”（踢球）等几类《水浒传》中描绘的宋元民俗事象，叶德均都一一加以求证，最后认为，《水浒传》是宋元说话人就当时真实的事物来叙述的。叶德均用民俗资料证实了小说中的宋元风习描绘是有根据的。同时说明，通过今本《水浒传》，我们也约略可见宋元时的社会习俗。

（四）民俗学视角下的语言研究

《释常卖》一文中，叶德均对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中所记载的“霍四究说三分，尹常卖五代史”中“常卖”的词义进行了考证。近人著作中常把“卖”当作“卖唱”“叫卖”的“卖”，如赵景深先生就曾将上述两句话解释为“说三分：霍四究讲史；卖五代史，尹常讲史”。为此，叶德均运用了文献中的民俗材料考证“常卖”的词义，如赵彦卫《云麓漫抄》卷七说到“方言以细微物博易于乡市中曰常卖”，由此认为，“常卖”是宋人习用的方言，指街市叫卖零星实物者，“尹常卖”是他曾经的职业称谓。《释砌》中，同样运用民俗学的视角，对“砌”字的含义做了解释，指出“砌”之一辞，乃瓦肆勾栏所习用，即所谓市语者也。宋元的俳优及说话人，其作场有所谓“诨砌”“使砌”“点砌”者；其技艺有名为“打砌”“诸杂砌”者；又有辑而成书名“古今砌话”者。在《赵氏孤儿记》第一句中有“咏月披云，诗曲赋得趣偏得，惯诨砌科乔，这般学识”，叶德均认为此皆伶人上场自述之词，所述者又为行家之语，“诨”为“打诨”之意，所述诙谐调侃为伶人所必备之技。又引刘昌诗《芦蒲笔记》卷三“街市戏侃，有打砌、打调之类”，指出“砌”和“诨”皆指诙谐调侃的言行。接着又从古籍中查证，说明“使砌”“点砌”“打砌”均为打诨调侃之意，为演剧者技艺之一。“诸杂砌”指调笑的院本，照此看，“古今砌话”就是“古今笑话”。在《释砌》里，叶德均运用了古籍文献中的民俗事象描述来印证戏曲行话中“砌”的含义，将语言现象放置于它所产生的社会生活背景中考察，也是叶德均民俗学思想方法论的体现。

另外，叶德均先生治学严谨，在《曲目钩沉录》中，他对《贞淑秀拜月述衷肠》《胡学究醉闹湖心亭》《金钏记》《珊瑚记》《刘公子赏牡丹亭记》《碧莲会》等散见于各古籍中，历史上长期流传于民间的明清戏曲曲目进行了整理、分类、补充、校勘，涉及曲目上百种。凡例中，叶德均对这些曲目做了说明：“所录诸目，以亲见之书为主，偶亦有未曾寓目者：其一为转录他书，如苏子瞻春梦记、群芳宴等数则，其二为友人录示者，如一笑回春得自戴望舒先生……”可见，叶德均对于每个曲目的考证均是认真仔细、有根据的，并非凭空而为。

遗憾的是，叶德均先生1956年含冤去世，现存遗著除《戏曲小说丛考》以及20世纪30～50年代初期登载于相关文艺报刊的文章外，其余著作如《俗文学论集》，考订小说、弹词的《鱼衣集》和《明代戏曲家史料》等，均在动荡离乱的生活中散佚。但是，我们仍然可以从叶先生所存著述中看到，老一辈的民俗学者为民俗学科中国化、本土化所做出的探索和努力。五四新文化运动带来的西方文化思潮，在先人那里并没有变成呆板的理论模式，成为民族文化发展的桎梏，而是成为那一代知识分子重新发现中国文化的深厚价值并进行深入挖掘的崭新而有力的工具。这种学术实践精神，无疑也是后人推进中国民俗学科发展的不竭动力。

【注释】

[1]作者简介：张银燕，中国民俗学会会员，云南省教育出版社副编审。